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

邓小南

编者按：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微信版省略注释，引用请据原出处。

对于政治史的研究，国内学界本有深厚的学术积累。长期以来，朝代史的叙事框架基本是依循政治史的脉络建立的。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史通常注重与国家、权力、政策相关的重大问题，相对容易把握到不同时期的大体走势和贯通性线索。近些年来，学者的关注重心明显呈多元化趋势，政治史独尊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研究视界的拓展，有利于把历史原本丰富的内容还给历史；而与此同时，政治史议题的开拓、认识角度的创新、材料的挖掘、研究方式的调整，都成为学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挑战。

近年间，在与海外友人谈及大家关切的学术动向时，时常听到诸如“政治史的‘回归’”一类说法；国内也有学者正面讨论“重提政治史研究”的意义。对于“新”政治史的宣示与追问，更反映出学人普遍的殷切期待。以国内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为例，个人感觉，目前处于一个“再出发”的阶段。所谓“再出发”，不是说此前已经沉寂消歇，而只是感到，学界在摸索调整前行的方向，寻找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并且逐渐形成了新的起点与蓄势。

一

政治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历史上的政治关系及其外延形态，例如各类政治现象、政治体系、政治行为等。透过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不难观察到“政治”对于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特有意义。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史研究不可能长久退至“边缘”。在帝制时期，“集权政治”具有笼罩和弥漫的性质。尽管各个时代呈现特有的现象，存在特有的问题，掌控和抵拒的程度与方式各有不同；但纷繁的演变中，基本格局与延续的脉络大体清晰。从中央到基层，不容忽视的政治动员力、组织力，有延展，有扭曲，有消解，有变形，但仍然可以说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社会现实而言，“政治”并非上层统治者把持、享受的“专利”。即便在地方社会，村落、家族、阶层、群体，彼此之间或是各自内部，重要的关系变化不仅出自经济利益、文化认同，往往会与不同层面的政治环境、政治因素相关。政治力量、政治运作在社会生活中的持久影响力，决定了这一学科的深厚生命力。应该说，中国古代政治史——包括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任重道远。值得学人警惕的，倒是我们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其底蕴，是否能够呈现出如现实般鲜活的景象，揭示出其背后复杂因素的交织。

宋太祖赵匡胤

谈及一个历史时段的特征，人们心中经常会浮现出某些概括性的“关键词”。近来学人不再试图以“积贫积弱”，以“保守”或是“改革”、“封闭”或是“开放”来简单涵盖宋代历史，而注意到赵宋一朝存在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君主集权、忠君观念逐渐强化，而对于君权的限制因素也在增强；当时既有官僚构成与进言路径的相对开放、有士人理念的“思想解放”，又有稳定至上、顾虑弊端的戒惕内缩和总体倾向的因循镇重态势。就基本格局而言，既存在“以兵立国”的长期方略，又呈现着“崇文抑武”的明显偏倚；就政策目标而言，既有理性谨慎的选择，又有敷衍应对的颟顸；就制度设计而言，既有用心精致的诸般措置，又有叠床架屋的冗杂交集；就士大夫群体而言，既具涵养深厚的特质，又是无尽政争的源头与推力。凡此种种，激发着宋史学者的兴趣与关心。

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活力的议题。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往往成为引领学术持续进展的生长点。近些年来，在学者独创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累积渐进、往复讨论，产生出一些聚焦式的议题。“聚焦”与“拓宽”，本似一组对立面；而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实践来看，大概可以说，是视域的拓宽构成了聚焦的背景与前提，议题的聚焦则有效地牵动了讨论的深入。这些“聚焦”，通常主题突出而涵盖力强，能够启益发散而非偏狭拘隘。

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总体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制约着政治史研究的走势。上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说”， 将较长时段的纷繁脉络整合在一个带有高度涵括力、牵动力的框架之下，吸引各国学者展开了众多研究，倾注了极大心力，进而促使其从一种概念性框架转化为学界对话的平台。唐宋史研究者跨越朝代的思考逐渐增多，对于唐宋时期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关注，引出了一系列话题。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

在宋代法制史研究中，学者提出的“动态的法律文化”说，是议题“聚焦”与“发散”的典型之一。所谓“动态的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相关的部门、群体集合产生的文化效应。法律文化不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单方面缔造的，而是立法者、司法者、守法者和犯法者集体参与形成的；它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可能影响传统文化。天一阁珍藏明抄本北宋《天圣令》的发现，使一些珍贵唐宋令典重见天日，为研究社会变迁及唐制向宋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这一发现受到中日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唐宋史家的正面对话，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影响。

宋代政令文书的研究，近年间有明显的进展。学者致力于把握制度运作的实态，将承载情报与指令的官方文书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其形成与流转之过程；并进而以文书为线索，探究从两宋到明清的君臣沟通方式及政治体制运行方式之演化。研究中，不仅依靠传统文献的细致解读，也通过文书、石刻、图像等实物材料的广泛搜讨，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推进，为今后的相关研究贡献出成功的范例。

聚焦式议题的产生，通常与时代的历史特性密切关联。赵宋王朝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其理念思考、其内政措置，始终在外部压力之下展开。海内外学界从思想文化视角出发，对于“中国”意识凸显之历史背景的解析，对于“Middle Kingdom”抑或“Central Country”的讨论，对于“正统论”勃兴、春秋学繁盛的关注，对于“华夷之辨”语境的阐释，无不与当时总体的政治现实相关。

议题之所以可能聚焦，离不开学者的观察、体悟与集中讨论。个性化的观察，本可能朝向全景式的体悟；焦点的彼此启迪与碰撞，更能够导致开阔视域下的再聚焦。对于赵宋“国是”的关注，对于“祖宗家法”的讨论，对于士大夫政治的认识，都使我们对宋代的政治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二

不满呆板枯燥的材料，反感固守僵滞的议题，是青年学人厌倦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原因；生活重心的变化，也难免带来对传统学科的冷淡与疏离。随着富于活力的新课题、新领域的出现，兴趣的转移亦属自然。但与此同时，在政治史领域中，寻求新的研究点、拓宽研究面、获取“再认识”的努力，从来未曾停歇。

“再认识”，首先体现为鲜明的“问题”意识、敏锐的观察视角；这是学术刺激的产物，也是理论素养的体现。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的理论滋养、研究实践中的学科互动，促使政治史的研究者更加切实地考虑自己面对的问题。在近二三十年学术转向的过程中，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所发生的牵动作用显而易见。其影响所及，首先在于议题：区域社会、地方精英、婚姻家族、社会性别、国家祭祀、民间信仰、疾疫灾害、理念认同、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日渐活跃；更重要的是，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特有的视角及研究方式，也愈益发挥出引领与渗透的作用。

在政治史领域中，学者开始关注潜移默化、“日用而不知”的常态层面，关注日常政治生活的展开及其意义。既往的政治史研究，选题侧重于对权力结构（例如皇权与相权关系、中央与地方职权部门）、官僚制度、政治事件、派系政争、头面人物的研究；近些年来，学者的眼光逐渐移至政治过程、政治空间、政治文化、制度运作、典礼仪式等方面，注意一时期中政治主体的特质、政治思维的特有方式和政治行动的特殊风格。对于政治史的这种“再认识”与“再发现”，有效地拓展了政治史的研究空间。

新议题会导致新认识，许多既有的议题也需要“再认识”，这是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是一波波“新史学”活力再现的源泉。这或许也可以说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再认识”不倚仗流行的时新观念，而有赖于研究范式的转换，有赖于内在的思想力量。就学术取向而言，历史学者固然有侧重“科学”或“艺术”的不同，有侧重微观与宏观的不同，但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实证基础。材料的再发掘、再解读，思维方式的调整，对于“常识”“定论”的再审视，是“再认识”的核心内容。在我们面对的议题中，即便是宋代政治体制中关键核心的方面，也存有太多的待发之覆。对于所谓“君主独裁”、“专制政体”，迄今仍在讨论之中。北宋初年的制度设置，长期被关注的是相权削弱，这通常被解释为“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权”。而更加贴近史实的研究则指出，从二府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这一过程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宋初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这种研究取向，不再局限于君相权力大小之判断，而更加着眼于史实本身的发展逻辑，着眼于晚唐五代以来的历史活动，着眼于过程、关系与行为的实际结果。

本文作者

以往我们较多注意的，是“刚性”有形的制度、事件、人物；而最近的制度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在这种思路导引下，对于政令载体、运行路径、递接程序等问题的关心便成为自然，海峡两岸相继出现了聚焦于文书传布与信息渠道的研究项目。在事件与人物评价方面，二分法的简单定性逐渐淡出，非此即彼的叙述模式也有了明显改观；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事件原委、人物行为本身展开，进而关注其背后的政治氛围、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关注其文化意义，从而使讨论空间得以拓宽，纵深有所延展。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包容面更充分、角度更多元、分析更合理、解释力更强、写作更活泼的政治史研究。这一切的出发点或许始于其关注点：研究者瞩目的不仅包括“非常”，也包括“正常”，包括“日常”；不仅注意突出更革，也注意曲折迂回或是平缓演进；不仅研究政治活动及活动者本身，也研究与其密切相关的政治生态环境；不仅梳理铺叙，更重视过程与路径，重视层次、分殊、过渡与衔接。

对于政治史的整体认识，通常不是经由若干个案叠加的方式取得。政治体系作为“诸关系网络之总和”，正像宏大建筑并非砖石的堆积。我们不能不特别致意于“硬件”之间的纠合交汇部，对于制度的协调组合方式、事件的内在交错关联、人物的多重关系脉络，对于将各类因素联结融通、使其得以发挥效力的无形而潜在之氛围、机制、网络，进行细致而“到位”的研究。

三

回顾这些年来的政治史研究，我们会观察到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向：一是集中从事政治史研究的学人圈在缩小，博士生该方向论文选题的比重有所下降；二是在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主宰的学界，政治史特有的观察角度跟从学术的逻辑，渗透入非传统政治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说到底，“政治”渗透于一切权力关系与秩序格局之中，“权力”、“权威”、“合法性”、“秩序”等等，一直是政治史的核心议题。如今不仅国家、政府、政策等内容包括在政治史的范畴之内，传统政治史视野之外的人类早期社会、各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文化传播、民间信仰、艺术创作、地方社会、经济生活、宗族秩序乃至性别关系研究，都引入了“政治”特别是形形色色的权力秩序分析视角。这种异军突起式的自“边缘”崛兴而朝向“中心”的逼近研究，与其说侵蚀了政治史的领地，不如说在实质层面充实、扩大了政治史的影响。

假若我们不对学科门类的定义纠缠太过，而是跟从研究议题的内在需求，跟从历史轨迹和学术发展本身的逻辑，那么，政治史研究走向“开放”，有明确核心而无隔断边界，显然是值得肯定、值得推动的进程。材料、议题、认识与研究取径的丰富多样，密集而非空泛的相互问难砥砺，是持久创造力的保证。

政治史研究所面对的材料、议题、研究方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流动的。如何有效结合“材料”与“问题”，是对研究者基本能力的考验。宋史领域一方面欠缺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系的新史料发现；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也嫌不足。近些年来，学界试图驾驭的材料面明显拓宽，对于各类现存材料的再研读、再组织、再阐释，更成为促使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在议题方面，不仅注意冰山一角，也会注意洋面之下，注意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的互动以及相互塑就的综合过程。

《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正》书影

在研究关注点变化的同时，近些年来，聚合研究力量、培养研究队伍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遍及海内外、各种类型的宋代史料读书班（例如《宋史·选举志》、《天圣令》、《名公书判清明集》、《朝野类要》、《事林广记》、官箴书以及石刻史料研读班等）、研究论著研讨班、青年学人论文精进班，以严谨扎实的态度，有效地训练熏陶着青年学人。不仅培养善于智取的“轻骑兵”，也锻炼能够正面攻坚作战的“集团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不再限于访问考察、会议发言，也开始创造机会，从激活想法到研究过程都纳入讨论的氛围当中，让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真正直面彼此，使交流得以深入到实质层面。2008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宋史研究会第13届年会，采用了专题论坛这一全新形式，从主题酝酿提出，到集中评议切磋，调动了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了会议的学术品质。

就“再出发”的条件而言，工具书编纂、古籍整理、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尤其是网络电子资源的迅猛发展，为学人提供了以前不可想象的方便，改变了阅读与搜讨材料的方式，当然也随之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挑战。学术机构的评鉴体系、研究经费的资助方式，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而在贯彻“奖勤罚惰”意旨的同时，也使精深大气而有持久生命力、深厚影响力的成就难得出现。历史学需要学人冷静沉潜而不适于剋日计功，“工程”式、“团队”式的集中投入，在带来突出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实质性的长远建设，对此我们需要清醒而保持警惕。

从以上情形来看，对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有理由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再出发”并非奏效于一时，要想“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需要一代代学人坚持不懈的合力推进。群体致力的目标并非单一的研究结论，研究范式及研究过程本身亦应是“建设”的重要对象。经由对学术传统的反思、观念与方法的检讨琢磨，希望激发出具备发展潜力的话题；在辩驳切磋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富有牵动力的研究课题乃至学术方向。在此过程中，催生出聚焦面向不同、研究方式多样、组合层次不一的对话群体，形成国际性的政治史学术网络。

作者《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