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 | 北洋书单002
大家好，我是金醉。
6月17号，我发了篇招助理的文章。半个月来，我每天都看发来的邮件。很多人讲了自己的真实故事，小时候的经历，最近发生的事，或二十几年来的小传记。
很抱歉，实在太多，没法一一回复。但这份信任，让我很感动，谢谢每个发邮件的人。
很多时候，真实讲述更触动人。不是因为情节离奇，而是因为，“他人的经历”给了我理解世界的不同视角。
看魔宙故事的都知道，我和徐浪常提到，不要轻易下结论，事情不只一面。
道理很简单，为什么总唠叨，因为每个人都不经意会滑入自我中心的泥沼，包括我们。
何冰在节目里谈表演，说起以前的表演——让您演好人，您会了。让您演坏人，您会了。让您演个人，不会了。
我们对人和事的理解，常常也这样。从我出发，简单定义，这是种思维惰性。
很多人热衷站队，一言不合就树敌。微博论坛上，经常有非黑即白的激烈争论，动辄扬言弄死你全家。
以脑内上演的样板戏，来理解人和事，这种狭隘很搞笑，很危险。
昨天我和徐浪聊起前阵子分享的真实案件。他说，有时觉得很难重述，因为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极其复杂——相比之下，虚构故事简单多了。
我说那当然，但必须尽力去展现这种复杂。理解了这种多面和复杂，才能理解人性的宽度。
今天，和大家分享部两部片子和两本书，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除了介绍片子和书，也讲下背后的真实故事。
一件真实罪案，暴行的发生往往令人震惊，但那只是故事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事件发生后人们如何应对。
一个戏剧故事里，常常有好坏善恶的角色，但那是结果，为什么好，为什么坏，才更值得关注。
案件名称：鸡舍谋杀案
案发时间：1928年
案发地点：美国洛杉矶
1928年3月10日，美国洛杉矶发生了一件儿童失踪案：9岁的男孩沃尔特·柯林斯（Walter Collins）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丢了。
沃尔特的母亲克里斯汀·柯林斯（Christine Collins）是名接线员，发现儿子失踪后，她立即报警。
洛杉矶警察局展开大规模搜索，但毫无结果。
邻居贝克女士说，曾见到沃尔特在一辆车里，车上有两个“像外国人”的男人。
另一个目击者则称，在沃尔特失踪前几天，他曾遇到一个奇怪的男人问路，打听沃尔特家在哪。那人“像外国人”，一个女人和他一路。
城市安全事关重大，沃尔特失踪案很快成为社会焦点，引起全加利福尼亚州的媒体关注。
沃尔特·柯林斯失踪前的照片。
舆论和上级的压力不断，要求警方尽快破案。
负责案件的警官琼斯（J.J Jones），为此焦头烂额。他派了200名警察全城搜查，并派人在附近区域湖里打捞，却都毫无结果。
连续几个月过去，调查仍一无进展，洛杉矶警局名声一落千丈。
洛杉矶警务日报1928年3月16日的报道，距离沃尔特失踪已近一周。From L.A. Police Daily Bulletin dated March 16, 1928.
8月4号，失踪案发生已经5个月，琼斯警官找到克里斯汀，说孩子找到了，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城里。
至于为什么孩子会去了那儿，还没查出来。
很快，警方在火车站安排了一场隆重的母子团聚仪式，让克里斯汀公开迎接儿子，并请了多家媒体报道。
洛杉矶警局希望案件的破获，能让自己重树威信。
报纸对母子重逢时的报道。
诡异的是，克里斯汀来到火车站，见到警方送来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不是我的儿子。（I do not think that is my boy.）
她告诉琼斯警官，这不是她的儿子沃尔特，她拒绝接受这个陌生的男孩——虽然他确实长得有点像自己的儿子。
这让警方很难堪。
琼斯队长劝她，不妨把孩子先带回家，“先试着相处一阵”。
在警方压力和媒体的注视下，克里斯汀陷入混乱，稀里糊涂地答应下来。并且，按照警方的安排，跟“儿子”拍了张团聚的合影。
当时记者拍下的合影，从克里斯汀的表情，能看出她的尴尬。
带着“儿子”回家后，克里斯汀发现更多疑点，这孩子身体特征跟沃尔特差别太大——牙齿、身高都有明显不同。
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琼斯警官的说法：五个月的动荡生活，儿子发生了变化。
她质问男孩，男孩却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沃尔特。他叫她妈妈。
克里斯汀找到沃尔特的牙医和老师，为自己作证。她到警局找到琼斯，希望警方能继续追查，调查真相。
没想到，一个母亲合情合理的行为，却激怒了琼斯警官。他觉得这女人疯了——得了精神病。
负责沃尔特失踪案的琼斯警官。
按照所谓“12号规定”，琼斯下令把克里斯汀关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当时，警察遇到难缠的人，就判他违反“12号规定”，可以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也就是监禁。
在克里斯汀“得精神病”的期间，假沃尔特却坦白了。他说，自己叫比利·菲尔德，是伊利诺伊州人。
他在一家小餐馆吃饭时，老板说他长得像洛杉矶失踪的男孩。这让他发现了改变命运的好时机：冒充沃尔特，就能到洛杉矶。
比利·菲尔德说，到了洛杉矶，或许能去好莱坞演电影，还能见到自己的偶像——一个当时演了200多次西部牛仔的大帅哥。
比利·菲尔德当时写的供认书：I am not Walter Collins, my name is Billy Filed. I said I am Walter Collins, because I wanted to get into the movies in Hollywood.
根据当时的新闻记载，冒名顶替的沃尔特被送到洛杉矶前，伊利诺伊州方面曾寄来照片让克里斯汀确认。
因为寻子心切，再加上两个男孩确实有几分相似，克里斯汀当时曾认定，照片里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
沃尔特与阿瑟·哈金斯的照片对比，仔细分辨，两个男孩还是有不少差别。
直到比利·菲尔德承认自己是冒名顶替后，克里斯汀才从精神病院释放，一共“被精神病”了整整10天。
就在这10天里，洛杉矶连续又出了两件事：
距离科林斯家30英里的地方，一对兄弟走失了，分别是12岁和10岁。
西南部小城里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死者是个拉丁男孩。
由于案发地点相距甚远，警方并未将这两起案件跟沃尔特的失踪联系起来。但没过一个月，一起震惊全美的连环杀人案浮出水面。
9月份，警方接到一个加拿大女人的报案，说她弟弟被舅舅带到美国，可能遭到虐待，请求警方设法找到他，并遣送回国。
当警察找到这名15岁的少年，少年却突然神经崩溃，向警方交待了一件惊天的秘密——
他的舅舅高登·诺斯考特（Gordon Northcott）是个杀人狂，他自己曾被高登猥亵，并帮他杀了人。
高登·诺斯考特，当时的媒体称他是个“长相好看的年轻人”。Photo courtesy of UCLA Digital Photo Collection
高登和他母亲莎拉住在洛杉矶河滨县一间养鸡的农场里，两人曾拐骗至少20个男孩到农场。
高登对男孩施虐、强暴，母子俩再用杀鸡的斧头砍死男孩，用石灰销毁尸体，埋在地下。
警方在凶案发生的养鸡农场标注的埋尸地点。
这件案子曝光后，媒体称之为“鸡舍谋杀案”（Wineville Chicken Murders）。
没过多久，美国和加拿大警方联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抓获了高登母子，于11月底引渡回美国，押送到洛杉矶。
中间捂脸的，就是杀人狂高登，其余人是加拿大警察。Photo courtesy LAPL
在引渡回美国之前，高登对《温哥华太阳日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关于我，有很多流言，都是假的......有些人已经因为想象太多遭到了惩罚……我躲起来是为了我可怜的妈妈。我不能告诉她，人们都怎么说我的——这些流言会害死她。”
“报纸什么的，我都不让她看到，我想让她待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我独自去面对这些问题。”
高登称他母亲为“poor little mother”。正是这个可怜的母亲，在审讯中坦白，她亲手杀了沃尔特——克里斯汀找了8个多月的儿子。
然而，她却又在之后的审讯中翻供，称自己没杀沃尔特。
高登的母亲莎拉。Photo courtesy of LAPL
警方在高登农场里找到大约20名男孩的尸体，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最终，警方认定，失踪的两兄弟，以及那具无头尸体的凶手都是高登。
高登在鸡舍指认弃尸地点。
在后续的调查中，高登母子的身份得到了更具体的验证，他俩不但是母子，还是祖孙——高登是父亲和姐姐乱伦的结果。
鸡舍凶杀案破获同时，克里斯汀起诉了洛杉矶警局和琼斯警官。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免职，洛杉矶市长失去参选资格，并修改了精神病院收容的相关法案。
琼斯警官免职，法院判决他赔偿10800美元——但这笔钱最终也没支付，琼斯之后调岗，一直干到了退休。
1930年10月2日，高登被送上绞刑架，由于过度惊吓，身体瘫软，缩短了绳子勒脖子时间，导致他脖子没断，挣扎了11分钟才死。
高登绞刑前，曾让监狱通知克里斯汀，他想在死前告诉她杀死沃尔特的经过。等到克里斯汀到了监狱，高登却又矢口否认。
五年后，一名在鸡舍谋杀案中幸存的男孩回到洛杉矶，讲述了当年的逃亡过程。这又给了克里斯汀希望。
根据已经解密的资料，当年9月份，警方曾在高登家里找一只鞋子， 和柯林斯生前穿的鞋子是一双，鞋上还残留着孩子的血迹。
警方调查显示，两只鞋子不但尺码一样，鞋跟磨损的方式也很相似。
克里斯汀却始终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她坚信，儿子还在某个地方活着，并在余生的时间里都在寻找。
这件案子，改编过电视剧和广播很多次，我最喜欢的是2008年伊斯特伍德拍的电影《Changeling》，安吉丽娜·朱莉扮演女主角克里斯汀，中文名翻译为《换子疑云》。
《换子疑云》片长: 141 分钟 ，豆瓣评分：8.3，朱莉凭借突破性的表演，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影片剧情基本根据案情发展设置，但抹去了凶手高登的母亲，将他设定为独自一人。
从沃尔特失踪开始，电影高度还原了案件的前半段，并在克里斯汀这一角色上赋予了时代特征：一个即将觉醒的独立女性。
警方的无能和虚伪，在电影里摆在了明面上。铁证面前，琼斯警官坚持孩子没错，不走任何流程，就把克里斯汀送进精神病院。
这些戏份，展现的是一场无理强权的暴戾。
拒绝“假儿子”，在警察嘴里，可以变成“不愿承担做母亲的指责”。保持善意和理性，却无论如何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除此之外，导演设置了批判警方的教会，反抗强权的妓女，最终唤醒了克里斯汀的抗争意识——和女性觉醒。
把变态杀人案拍出这种主题，伊斯特伍德实在是太硬了。
变态杀人狂的恶，与暴戾强权的恶，哪个更吓人？囚禁在鸡舍中男孩面对刀斧，与关在精神病院里的女人面对权力，并无不同。
如果想更详细了解这案子里的杀人狂高登，以及他的乱伦家庭，可以去找两本书。
一本叫《Nothing Is Strange with You》，一本叫《The Road Out of Hell》，都是关于凶杀案的非虚构作品——不过我没看过，不好看别赖我。
事件名称：驱魔杀人
事发时间：1976年7月1日
事发地点：巴伐利亚
可能你和我一样，知道不少关于“驱魔”的电影。比如《驱魔人》、《驱魔者》、《最后一次驱魔》什么的。
尤其是1976年的《驱魔人》，是列入影史经典的恐怖片。恶魔附体后小女孩的身体变化，也成为经典的恐怖场景。
1976年电影《驱魔人》，改编自1971年出版同名小说，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而原小说，则改编自1949年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次真实灵异事件。
我看过几部讲驱魔的电影，包括前几年很火的两部《招魂》。这些都是灵异鬼神题材，是真的“魔”——反倒让我觉得不那么恐怖。
真正把我吓尿的是2005年的电影《驱魔》，美国导演斯科特·德瑞克森拍的。这导演最近还拍过《奇异博士》，不过我觉得，他的天份还是在惊悚片。
《驱魔》也改编自真实事件，只不过，这个事件的核心不在于魔鬼附体如何“灵异”，而在于宗教与科学的争议。
一个律师接到一桩官司：有个神父用“驱魔”的方式来治疗女孩的重病，因此耽误了科学的治疗。
得了怪病，是找巫师神婆，还是找医生——这是咱们特别理解的争议。
《驱魔》剧照。这部电影的美版长达122分钟，豆瓣当前评分7.5，最为称赞的是艾米莉的饰演者珍妮弗·卡朋特“附体式”的表演。她因此获得了 15届MTV电影奖最佳惊恐戏表演奖。
先来讲讲真实事件。
1968年，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16岁的女孩安妮（Anneliese Michel），突然有精神问题，在一次抽搐中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医生诊断她患有癫痫症和轻微忧郁症，她开始接受药物治疗，服用抗癫痫药大伦丁（苯妥英钠）。
病发前，16岁的安妮·米歇尔。
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妮的病情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20岁时，她开始产生幻觉。她说，自己祈祷时，常听到恶灵的警告：“她将在地狱中烧死”。
安妮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安妮从小也随父母信天主教。长期服药没用，她开始怀疑自己是恶魔附身了。
安妮父母认识一个老太太，也是个虔诚的教徒。她带着安妮去了意大利天主教堂朝圣。
朝圣归来，老太太得出结论：安妮一定是恶魔附身了。因为她在朝圣时，总会不自觉地避开耶稣像和十字架，还拒绝喝圣水。
并且，老太太发现安妮身上的气味“非常糟糕”（smelled hellishly bad）。
为了驱魔，安妮极其虔诚，每周两次去做弥撒，并睡地板赎罪——后来，她因此得了严重的肺炎。
安妮和家人的合影。
上了大学，安妮情况更加严重，她恐惧所有“圣物”——十字架、耶稣像、圣水等。有时还会学狗叫，吃虫子，甚至舔舐自己的排泄物。
1973年夏天，安妮的父母去找驱魔士和祭司帮助，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天主教的驱魔仪式十分复杂，必须先由天主教的总会认定和批准。
驱魔没获得批准，安妮又开始吃药，这次换成了痛痉宁（卡马西平），也是一种抗癫痫的药物。
1975年，安妮和父母遇到了一名叫恩斯特的教士，他认为安妮的症状“不像癫痫”——实际上，他根本没见过安妮犯病的时候。
1975年9月，维尔茨堡的主教核准了安妮恶魔附身的事实，并下令由恩斯特和另外一名神父，一起为安妮举行“重大驱魔”的仪式。
怎么驱魔？
不了解的看起来，整个过程就是折腾。摇晃，扭曲折磨附体者，造成身体的痛苦，并辅以大喊大叫，手持圣物诵念经文。（网上有驱魔仪式的实拍，有兴趣的可以看）
驱魔仪式上的安妮，身体遭受各种折磨，以驱赶邪魔。
据记载，恶魔附身的安妮力气巨大，经常需要三到四个人才能将她控制住，有时甚至必须把她绑到床上。
最终，恩斯特在安妮身上发现了6个恶魔：撒旦路西法、出卖耶稣的犹大、暴君尼禄、希特勒、该隐和一位被除名的神父。
从1975年9月到1976年7月，安妮每周都要进行一到两次驱魔仪式。
在这段时间，安妮的情况时好时坏。有时，可以回到学校上课和陪着家人做弥撒，但由于她只肯睡在地上，肺炎越来越严重。
因为长期无法进食，她骨瘦如柴，体重只剩下三十多公斤。
驱魔期间，被6个“恶魔”折磨的安妮。
1976年6月30日，驱魔仪式的最后一天，安妮高烧不退，精疲力尽，她已经无法自己站起来，她语无伦次的祷告。
她搂住母亲的肩膀说了句：“妈妈，我害怕”，便躺在了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第二天中午，安妮死了，器官功能衰竭。
两位驱魔神父再也无计可施，主动通知当局安妮的死讯。
法医解剖了安妮的尸体，诊断其病症为颞叶癫痫。
实施驱魔仪式的是两位神职人员，与安妮的父母，被指控为过失杀人罪。
安妮的父母和驱魔神父在法庭上。
一个教会核准执行的驱魔仪式失败了，驱魔士还被判定有罪，并可能遭受牢狱之灾，这种事儿在当地从没发生过。
在教会的施压下，两名神父立刻被保释。
讽刺的是，安妮死后，德国教会推翻了之前的认定，宣称安妮从没有被恶魔附体过。
2005年，电影《驱魔》上映，故事主角艾米莉的原型就是安妮。
凌晨三点，19岁女大学生艾米莉一反常态的从睡梦中惊醒，她的身体变得僵硬, 极大的重量压在她的胸口, 使她麻痹不能说话。
接下来更恐怖，她变得双眼发黑，身体扭曲，不时发出低吼。
凌晨三点，西方人称之为“witching hour”的黑暗时刻，这是一天中阴气最重，最容易撞鬼的时刻，是人类能量最低，医院死亡率最高的时刻。
她无法控制自己，痛苦得生不如死，去找医生治疗，却毫无起色。无奈之下，艾米莉的家人请求教会驱魔。
影片结尾处，圣母曾给过艾米莉一次选择的机会，要不然跟着走，让圣母带你解脱（好死），要不然就回你的肉体继续遭受折磨（赖活着），艾米莉选择了后者，她选择继续与痛苦作斗争，完成自我救赎。
科学与神学的碰撞，道德与法律的抉择，是这部电影贯穿始终的主旨。
英国作家康拉德写过一本小说，叫《在西方目光下》，里头有句话：“将邪恶归结于超自然的因素是没有必要的，人类自身就足以实施每一种恶行。”
2005年，《驱魔》上映时，有媒体采访安妮的母亲，她说，自己没有后悔，是上帝命令她赶走附在女儿身上的恶魔。
如果真的有恶魔，他在哪呢？
最后，我介绍个作家，和他的两本书。在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确实能感觉到：恶魔无处不在，正看着你呢。
意大利犹太人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是个化学家。1944年，他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德国人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重要的身份：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这个身份让他后半生成了作家，从1948年起，到1987年自杀，他留下了大量小说和散文。
他曾说：“要不是集中营的那段经历，我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作家。”
这话不假。
从2013年起，国内出版了他的5本书，分别是：《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再度觉醒》，《这是不是个人》，《若非此时，何时？》与《周期表》。
普里莫·莱维坐在他的书房里。我喜欢他的台灯和打字机。
我重点推荐一下《再度觉醒》和《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前者是他1965年写的回忆录，后者是他生前最后一本书。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结尾这样写道——
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句子很长，但值得细读。
莱维担心是，讲述过去变得越来越难，这个时代有一种“不被倾听的危险。”
无法倾听过去和他人的生活，对人性的理解便会日益狭隘。
那么，我们能从过去中倾听什么呢？
不是对苦难的简单重述，也不是懊恼、悲伤、凄惨。这些往往是事后的情绪宣泄和立场表达。
而应该是更理性的反思：到底真相是什么？只是简单的坏人残害好人吗？
与电影小说里的戏剧冲突比，真正的集中营生活或许不一样。
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曾写过一首诗，讲集中营的恐怖：
在板房的沉默中，
在夏季周日的静寂中，
燕群尖厉的号叫。
莫非这竟是
人类仅存的言语？
二战结束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电影和小说，往往展现集中营的暴行，但真实的集中营，更多时候是一种绝望的平静，司空见惯的死亡，漫无时日的无聊重复。
所谓身虽在，心已死。
莱维写道：
“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
真正的历史见证人，属于被淹没的人。
尝试去靠近和理解被淹没的人，正是理解历史需要的态度。
▲
我曾跟一个懂表演的朋友聊天。他说，最基础的，是去设想如果“你是那个剧中人”，会如何反应。
这是种共情能力，或叫同理心。
但有时，这种“代入”思考会引起误解。
周庸有钱，但不像一般有钱人爱买房。他不理解为什么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要死命挣钱，就为买房子。
他说，要是我，我就把钱留着买原版手办啊。
他的意思是，如果“周庸”有闲钱，就会买手办。
很多人都习惯这种假设，但这不是共情，而是以我观物，自我中心。
后来，周庸说：如果“周庸”不是富二代，而是个小地方长大的北漂，可能也会拼命挣钱买房子。
聊天也好，讲故事也好，设身处地非常难。因为，你要敢于扔掉自我。
卡佛有篇很短的小说，我非常喜欢，名字叫《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故事几乎没什么情节，但细致入微，击中生活里最核心的东西。
雷蒙德·卡佛，1938—1988，我很喜欢的美国作家，短篇小说写得很好看。
这几年看了很多真实事件的资料，越发觉得讲故事太难。
每当我去定义一个角色时，就必然流于某些符号，离真实越来越远。
于是，我就想去了解更多真实的事件和人，看最初始的粗糙素材，任由各种立场见解交织成团。
我宁愿懵逼地感受人和世界的复杂，也不想狭隘粗暴地下结论。
这种感觉，就像我爱的美剧《冰血暴》，在那个设定为“true story”的世界里，充满了意外、执拗和非理性——无法解释。
这人简直太蠢了。这人简直太坏了。这故事简直太荒诞了。
没错，可荒诞不正是这世界最真实的本质吗？
美剧《冰血暴》是脱胎于1996年科恩兄弟电影《冰血暴》（Fargo）的犯罪剧集，如今第三季已经完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美剧，也推荐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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