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的克利斯朵夫
有的朋友，犹如厨房砧板，不能无也不必多。
----木心《素履之往》
夏日卓午，我凭窗闲眺，席德进在阳光下走来，渐近，视线相接，彼此点了点头……他脸上有一种舛异的神色——四十年前，杭州艺专学生宿舍。清晰如昨。
一九四七年，暑假。艺专学子多半是外地赴杭的寄宿生，走了几个，等于全部留校。我是上海美专来的，杭州有家，不住——喜欢朋友，三三两两构成星座，游泳、爬山、打牙祭，闹些闹不大的纯洁笑话。
全都笨拙，没有见过一个精灵俏皮的人。对艺术、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史……严肃得愣头愣脑。
也许，还是在“美育代宗教”的观念笼罩中。艺术家的生活模式？中国史上的参考过时而废。从欧罗巴的传记、小说、电影中借鉴，不期然而然要取十九世纪巴黎的那些公案轶事，作我们行为的蓝本。
时空的差异像恶作剧，使我们的摹仿极不如意，畏于成拙而未敢轻易弄巧——当年个个傻，没有一个自觉其傻。而今想来仍然不可思议，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何善也善得愚，恶亦恶得蠢。
时代的原因：我们是童年还未过完就遭遇世界大战，反常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忽然胜利，少年也告结束，我们没有惨绿过，没有见习于上届的青春，他们的嘉年华中只有硝烟血迹。
至此，他们已入中年，我们则二十岁上下，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
艺专美专的学生中有抱负的几个，都一上来便以大艺术家自居——要么生来就是，要么至死也不可能是，这样就把自己列入前者，岂能不从早到晚踌躇满志，落拓伤怀，一切闷在心里，其实心里也没有多少“一切”。
我在艺专，凡从美专转学来的，算是老同学，艺专学生，算是新同学，问问老的新的，谁画得好、最好？都说席德进。还有谁呢？说不上了，或者莫衷一是了。
艺专傍山临湖，山是“孤山”，湖是“平湖秋月”一带。早先有音乐系，设在与“平湖秋月”相连的长榭的“罗苑”，成排的琴室，水面风来，仙乐飘飘，那是三十年代的西湖韵事。
轮到我辈，只剩礼堂台角的那架立式的“莫扎特”，练琴者一个接一个，宛如岗哨换班，交替之际，不免要攀谈几句。
席德进中等身材，宽肩方脸，发式童花，即是短短地散盖在额上，像个小沙弥，他知道我不把他放在眼里，我知道他认为我不在话下。
白球衫白短裤白麂皮快靴，我这一身白必然惹他生气。
他的毛蓝土布短衫草绿军裤橡胶鞋，也不符我审美准则。各自有所畏惧，摸不清对方到底有多少分量。
当时都没有分量。谈贝多芬，谈肖邦。最大的难事是要年轻人承认浅薄。
那时的杭州已不是天堂，那时夏天的艺专是天堂。
女生朴素极了，不一定是穷，是不会打扮，又想要点什么花招吸引人，就弄成个放浪不拘，衣裙零乱首如飞蓬，在白堤的万千柳丝中扬长而过，本地人称她们为“艺专的疯婆儿”。
男生多数是真穷，穷学生夏天有福了，赤膊、泳裤、木拖鞋、一顶大草帽，节奏分明地来，节奏分明地去。若论遮阳眼镜、金项链、手表，梦里也没有。
唯独姓曾的四川娃子不知怎地拥有一个铁质的小十架，用细麻绳挂在脖子上，十架垂落于两块胸肌间，晃动不已，到处令人羡慕，众男生只能从大处着眼着手，练好全身肌肉。
有外号叫“阿波罗”的，也有叫“大卫”的，最壮硕的那个李黑蛮叫“暴风雨”。
暑假，食堂照常开伙，四川人占优势，天天吃辣，一辣，就没有话说。女生进餐厅时还要叫：
“辣椒有没有哎？”
叫得最凶的是汪婉瑾，即后来被误定为席德进的女情人的。
晚餐后，常有音乐，可敬可怜的。热心而好事者，把私人的留声机从宿舍搬到餐厅来，像是庄严“布道”。没有海报也没有节目单，当然是古典音乐，多数是浪漫主义的标题音乐。
灯光昏暗，人头黑簇簇地显得听众很多，各自摆出认为最舒坦最优美的姿势。已经揩抹过的桌子们散着辣和腥的秽气，肃静，音乐进行着……蚊蚋扰人，唱片又要翻面了。
席德进一开始就唯美主义，邓肯自传，王尔德狱中记，陶林格莱的画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家如蛾扑火地爱美，必须受折磨受苦，百般奋斗，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欲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欲制服，几次三番地死而复活，终于成功，一成功就不会失败了——伟人传记都如此波澜壮阔地写着，同学中的佼佼者大抵这样自我期许，席德进是这样，“阿波罗”“大卫”是这样，“暴风雨”总也是这样，胸肌间有小十架晃动不已的那个，正走着罗丹的路。
那天近午，席德进在顶射的阳光中走过窗下，颜面苍白，严峻，平静，只能称之为圣洁的气象，整个面部呈现一种不发亮的光——从未见他如此，因而讶然：他刚做完了什么事？什么事能留下这样的神色？目光接触之后，都没有交谈的意向，他折入寝室去了。
我继续寻思，席德进有此超乎常情的神色，那么以前我对他的认知是肤浅的，如果，刚才的印象，是他的主要“层面”，他担当得了吗？我疑虑，漠然地不安，这是有所殉的牺牲者的表情，人的最后的表情。
一九八一年，在上海得席德进的讣闻，蓦然浮现那个四十年前艺专宿舍窗口的印象，席德进死后，脸上是否重现这表情神色……
若说无缘，却是在艺专时由相猜忌而转为相敬悦，一谈数小时。若说有缘，一九四八年为时势浪潮所冲散，彼此不明下落。
若说毕竟无缘，某日在台南的旧货摊的唱片堆前，有人牵制我的臂肘，我怒而回视——“席德进！”
他笑呀说呀，一点也想不到我会在岛上，我也以为岛上有个本地的席德进。他在嘉义中学当教员。
“你呢？”
“写生哪，整个跑遍了，住在麻豆，糖厂子弟学校宿舍。”
商量停当，在旧货摊的账柜上草一短简，告之麻豆的同居者，我去嘉义暂住，余后详。
贝多芬的交响乐，从NO.1—NO.9，一个金指环作交换，老板还找我不少钱。旧式的唱片多沉重，二人分提。至今我仍留恋那种精装的硬封套的圣物，那种重量的象征性。
嘉义风物，已忆不起。嘉义中学，树绿，路灰黄，模模糊糊。只记得那寝室，很小，床是竹制的，在我们浙江，叫竹榻，为我又搬了一只来，他的靠墙，我的临窗，还有一小桌，一板凳。
画件不多，倚在壁角，显得次要，而室内也无主要的东西。
那年代，我们毫不在乎身外之物，不以寒伧为可耻，因为从书本上看到，胸怀大志，都这样。
吃食也不知讲究，学生时代似乎还没有长味蕾，无论如何想不到后来会变成美食烹调高手。
然而那一阵子席德进每晚预告翌日菜单，回锅肉、连锅汤、麻婆豆腐、怪味鸡，二人在厨房乱转乱煮，现在想来，全是辞不达意的四川料理，拙劣极了，快乐极了。
当时我们的画也同样拙劣而快乐。他拿出阿里山的风景写生，我无言。
“你说说看呢，怎么样？”
“这是阿里山？”
“是啊，上个月写生的。”
“这哪里是阿里山。”
“是什么呢？”
“什么也不是。”
“那也没关系。”
“是没关系。塞尚的普罗旺斯也不是普罗旺斯。”
“只要是画！”
“这还不是。”
他又翻出一叠人像，铅笔钢笔速写的。
“这些是你的学生？”
“是。”
“是学生而已。”
他从箧子里取一帧精致的肖像。
“这呢？”
“是谁？”
“克利斯朵夫！”
我仔细端详，他兴奋起来。
“这个克利斯朵夫很漂亮，好莱坞出身。像你自己。”
好莱坞？他难受。像他？他惊喜：
“你说我像他？”
“像。”
“怎么会像呢？”
“把不理想的都变为理想的了。”
他侧首一笑了之，彼此心里并不了之，他陷入沉思。我的意见是：他把自己渴望具有的容貌，一一诉之于克利斯朵夫的脸，越画得雄媚俊逸就越显得画者本身难与比拟，艺术的可能反证现实的不可能——这种苦楚我熟悉。画家终其一生，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绝望，极少例外。
当时上海美专和杭州艺专在素描上的共性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为泉源，歧异则在于私淑宗师，美专倾向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艺专倾向波提切利，拉斐尔。而印象主义呢，美专尊塞尚，艺专尊凡•高。
再下来，则美专偏爱毕加索，艺专偏爱马蒂斯——我想，似乎是两座城市的地域特征的关系，似乎是两位校长的脾气关系，似乎是两方教授的癖好关系。
一个学校等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其群体潜意识，学生们是身在其中不明底细的。我既然感到了滑稽，就要脱出这种群体潜意识，所以，对艺专的校风、画风，无异己感，既忠荩于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塞尚、毕加索……又投入波提切利、拉斐尔、凡•高、马蒂斯……
出现了“新派画”，也像“印象派”这个名称由“负”转“正”那样，“新派画”，原是正统的写实的门户中人、挖苦非正统的不写实的作品，信手拈来的一个贬义词。
后来，摩登学子就干脆自命“新派画家”。
四十年代美专艺专的新派，只新在校门国门之内，烽烟弥漫了八年，两校都好不容易从闭塞的内地徙回原址，世界艺坛已是什么局面谁也弄不清。
席德进肯下苦功，宿舍楼梯转弯处，得一小阁，架块板亮个灯，灯泡上罩张锡纸，便是独立的私人工作室，但没有门，人来人往，都看见他在练线条，大家又羡慕了，放轻脚步以示尊敬，“席德进在修道！”整个艺专，年轻人都还很老实，少数别有用心者，别有一种愚蠢而已。
美专也是，浑浑噩噩，几许自以为先知先觉的，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浑浑噩噩。
一般单纯爱艺术的男生女生，只知画画，看画，也看别的文学书，此外就是通俗流
行的恋和失恋。
行到楼梯转弯处，我不免靠近看看——席德进在白纸上重复重复地勾勒一张女脸，偶尔是男的了，忽又是女的，头像，胸像，半身，全身，再头，胸……造型近乎毕加索的新古典希腊风，掺进若干马蒂斯的野兽味，笔尖綷縩有声。
“这样，有什么好处？”
“心里要什么线，手上就来什么线！”
“从偶然到必然？”
“对，要必然。”
“必然就好么？”
“好！”他手不停，目不旁视。
“我说偶然好。”
他停笔看了我一眼。
“你不练？”
“不想。”
“练的好，林先生的功力就这样深，要什么线什么形，稳拿！”
“你画吧，不打扰。”
我始终不以为凭某一项基本功能成气候，各项基本功综合起来也仍是“基本”而已。这种必然的线必然的形，如果没有观念上特别繁富的渊薮，会流于概念化、表面性。
后来在席德进的人物画上，一直可以看到他所执意追求的线和形。当年借五烛光电灯练就的少林功夫，得失难言，得中有失，失中也不能说一无所得。“箭无虚发”是高明的，鲁宾斯坦的钢琴演奏“一半音符掉在地上”也许更高明。
但性格即是命运。
在嘉义的一段日子，他常要去授课，我独自在窗前阅书，睡着了，醒来，索性躺到竹榻上去。
附近走走，用不完的时光，常想如何一次用完它。我们的青年期，时代充满谬误，我们自身充满谬误。所谓“纯艺术”，纯到了对社会对生活只用哲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接触，热衷理论、忽略经验（经验也还没有来，正在来……）注定要从自我架空的状况中摔落。
当年艺专美专的几许骄子，都是西方浪漫主义回光返照中的蜉蝣。浪漫主义狂飚运动早已过去，东方却还凭借迟迟射来的余辉，蜉蝣们上下其舞。
我们吃辣菜、喝酒，走在大王椰子树下，到野地去模拟邓肯的舞蹈，自然的背景乃是蓝天白云海鸥回翔，而时代的背景已是暴风骤雨不容旁观——两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即使在最浅显的道理上，也无从分晓何以史籍所载的任何朝代，都有艺术家进退取舍的余地，唯独我们身逢的时代是不可能有一个旁观者的。
我们又正处于那种尴尬的年龄，所有的伎俩是假装“老练”，对任何人都矜持不懈，结果便是无救地“稚拙”。
一是生性倨傲，耿介而容易钟情。
二是童年和少年的忧伤并不能算作现世生活的阅历，对整个世界还懵懵懂懂。
三是迈步入世，一脚踩在中国近代史的最拗搅的章节上。
当时精明强干的中年知识分子，饱经风霜足智多谋的老年知识分子，尚且恓恓惶惶，慌于抉择人生道路，何况我辈毛羽未全的艺术小信徒。
如就当时所知的已经成型的人物而言，其中最卓荦者，也不过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遗腹子，“五四”后，这种迟到的西方思潮很快就分趋两派：极权的、社会的。
民主的，个人的。论争既起，形成两大阵营，而现实的繁复动荡，人性的幽邃多变，总是使任何一种信仰终于显得是少数主有者的刚愎自用。
中国没有顺序的“人的觉醒”“启蒙运动”，缺了前提的“浪漫主义”必然是浮面的骚乱，历时半个世纪的浩大实验，人，还是有待觉醒，蒙，亦不知怎样才启。西方文化的衰落是世界范畴的精神的凋疲，有规律、有模式；东方文化不在这个大规律大模式中。
两千年西方文化史章节分明得使旁观者逐页称奇。
本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向往大同学说，从理性上道德上解释并追求那个只讲究动机而无能推测效果的新乌托邦。
知识界的拔萃者都明白，西方的既成社会体制结构，不可能再产生“奇迹”，个人主义毕竟成不了信仰，世界亟应被拯救，拯救世界的无疑唯有靠信仰而不能倚仗别的。
所以认为旧的信仰已成暮霭，新的信仰现了曙光。从“浪漫主义”到“新信仰”，西方有近百年的思考期，是故“新信仰”不是“浪漫主义”的直接后继，两者的间隔内涵，足够使他们即使失落“新信仰”也不致整体崩溃。
他们仍能重温欧罗巴的人文传统而再探索下去。
本世纪的四十五十年代，“新信仰”的水已经落了些，石已经出了些，西方不再把基督精神与大同学说掺和解答，理想主义虽然在公众场合面不改色，私下则俯视双脚踏在梦幻中，其实倒是已经醒了。
我与席德进在嘉义中学的树荫下草地上即兴舞蹈的时日，除了亚热带蓝天白云的自然背景，全然无知还有一个略如上述的时代背景——但是，果若当时有人为我们剀切透辟地殷勤讲演，我们就听得进、听得懂么。
一九四八年底，杭州上海的亲友催我速归，于是匆匆整装，从麻豆直奔基隆，在“华生轮”舱中安顿好后，船主却说要待阴历元旦后才能起航——这就可以登岸去与席德进话别。
他以为我又像上次那样纯粹云游，旋即明白来意，黯然而泫然了。
寒假，他终日与我相伴，行将长别，话题多而琐碎，仍是三句不离艺术，从未涉及家庭、亲属。津津乐道的是高脱弗列舅舅、奥里维、葛拉齐亚……二次大战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已无读者，而四十年代的美专艺专学生，奉此小说为圣经。
“打开窗户吧，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窗户”在亚洲，“气息”在欧洲，时差是一百年四百年，这种本是裨人清醒的“英雄的气息”，反而弄得我们喝醉了酒似的，将艺术的人物倾在生活中，而把现实所遇者纳入艺术里。
我们的青春年华是这样结结巴巴耗完的。
如果说“痛苦”“灾难”使人早慧早熟，那么我们在二十岁以前所受过的那些折磨，大概算不上“痛苦”“灾难”，所以迟迟不慧不熟。我来嘉义“话别”，其实是希望他与我同回浙江，他则说来说去还是要我留下来，然后想法子一起到巴黎，六天过去，坚持不下，第七天夜晚，喝了酒之后，无可奈何中定局：我走我的，他留他的，但“巴黎重见”的信念一致不变，心情倒又豁朗起来。
“汪婉瑾，记得吗？”他问得太突然，我停了一会才答：
“很耀眼的。心地蛮善良。”
“喜欢她的人不少。”
“李擎亚追不着，向我请教。”
他一笑：
“你出了什么主意？”
“我说：第一，先要赢得她的尊敬。”
“你知道她爱谁？”
“不是和翁祖亮在一起吗。”
“她爱我！”
“那她同时爱两个人？”
“翁祖亮是后来的事，起先是爱我。”
“闹翻了？”
“我们一直很好，像兄妹，兄妹以上，就不成。”
“为什么？”
“我试着爱她，不行，实在不行。”
“怎么啦？”
“我爱的是刘式桓。”
刘式桓，那个老弹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的“大卫”，整个暑假不穿上衣，脸俊气，头发蓬松，一流身材，走起路来就容易显得潇洒，天津口音夹点四川腔，嗓音微微沙哑，性格单纯柔和。
那时的学生差不多全是这样，不这样的必是坏蛋。
听到我对刘式桓的好评，他十分高兴，而且得意：
“我们好过，好得相当深！”
“汪婉瑾呢？”
“我曾经吻她，一点感觉也没有。”
“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不爱么，爱不起来就爱不起来！”
“她呢，怨恨你？”
“不怨，翁祖亮，是我的意思。”
“什么意思？”
“后来我最爱的，真正爱的是翁祖亮，我教他画，天才，真是有天才，进步好快。”
在我的印象中翁祖亮是个颇高的小孩，极平凡。而席德进许为“理想的美”，陶林格莱。
“后来我决定走了，让他和汪婉瑾在一起，我两边都完了心愿。”
我反问道：
“张雪帆，记得吗？”
“你怎么想起他来？”
“你写给他的信，他给我看了。”
“真的？”
“那天他愁眉苦脸地来找我，说落在困境之中，希望我能解他的危，便拿出这封信……”
“你们是好朋友？”
“一般。他说你待他确实是真心，很感激你，但不可能做到像你对他那样地回报你——我拒阅你给他的信，张雪帆便把信的内容讲出来，要我代他回复。”
“噢，现在才明白了，应得谢你，治好了我的热病。”
张雪帆是我上海美专同学，那年暑假他想转学杭州艺专，考插班生未被录取，与席德进是四川同乡。
我说：
“那时候你和我还不能算认识，我对张雪帆是了解的。你为他而病，说，如果他不再来杭州，你的病就难好。我从旁看，认为不值得，徒然自己受苦——给他拟了信稿，他连抄一遍都懒怠，就此寄出，就此若无其事了。”
席德进说：
“原来这样……我也要告诉你，当时，一是使我断念，振作起来。二是……信还留着的……”
他要去开箱，我阻止。
“再看一遍么。”
“是你和他的事。过去了。”
他呆立在箱子前，使我感到还该说些什么：
“你以后，以后你的一生，将充满痛苦。”
“我也不是不知道……但，你说，就没有人会爱我？”
“有的。很难有人像你爱他那样地爱你。”
“你呢？你的命运？”
“我没有命运。”
“奇怪，你不谈自己，杭州认识，台南重逢，这次再见，你从来就只谈艺术？除了你的姓名，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这个自己还不像自己，何必谈它。”
“你很奇怪。我也没有问，是我自私？”
“你在艺专的好名声中，有一风评是：自私。我时常听到。”
“我也知道。”
“你没有找到认为值得为之慷慨的人，你便自重自卫，有时自重自卫得过了分，别人就说是自私，而你对那种人就更看不起，他们就更觉得你傲慢吝啬。”
他欲言，又止。
我也有一种难以辨别的感应，当时隐隐知觉，自忖说不确切，就沉默了——现在或许能表达出来：席德进是殉情者，但无情可殉，故殉了别的。
这种夜谭，往往持续到深宵。纪德曾以美即尔克的名义，一再启迪奈带奈霭：是爱，而非同情。
席德进和我都是纪德的书的耽读者，而在这种夜谭中，我所能做到的付出的无疑只限于同情，有时连同情也显得勉强，流于理性的涵容。
我想，纪德本人，除非他把什么都摈拒（他做不到），否则，能收受的，也仅是较为精致的同情而已。
这种现世生活的悲惨性质，使我向来习惯于自己的湮没。
能作个旁观者，一切哀乐恩怨的旁观者，已是万幸的了。后来在生活道路上的颠沛流离，都是由于作不了旁观者。
所以回想那段嘉义话别的日子，我们当时还是很逸乐的，一夜一夜地静聆席德进回顾往事，我随机插入品评，即使取笑挖苦，他亦不以为忤。白天，他常被学生手拉手地邀请去参与他们的新春家宴。
每次总是先传来跫声和喧笑，门一开，泥娃娃似的七个八个连着倒进来，席老师喜欢他们，穿起他唯一的土西装，众爱徒便簇拥而去。
虽然也邀请我，我的婉谢总是成功的。但现在竟记不起独自怎样解决午餐或晚餐。却清晰地看见自己在窗前的小桌上写信，明天我要回基隆了，所谓“巴黎再见”，何年何月。
我该留些什么给席德进，断断续续地写，想像到我走之后，他读它们时的心情，便越写越激奋，也越不安起来……
晚上他回来，面有酡颜，在学生家喝了酒，可能喝了好几家，陶陶然话绪不断，又要听那个圆舞曲，一再说这是他最喜爱的。
我认为它很普通，柴可夫斯基也难得写这种小品，薄俗，甚至轻佻（是管弦乐，已忘了作品第几号），我当时是勉强聆着，暗中诧异，为什么席德进特别欣赏这支曲子——考虑那写完了的信，该如何……
“明天，明天晚上我走了。”
他停掉留声机。
“上海我不会久住，杭州你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翁祖亮他们，我也管不着，不忘记我就好，和汪婉瑾结婚，就结婚吧。我自己会写信的。
你代我关心关心他们，可能的话。”
“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安娜•卡列尼娜》！”
“到上海就给你寄。”
“最后一夜了……”
“我也觉得巴黎渺茫。”
“会不会从此见不着了？”
“见是见得着的，你总要回四川，我也没有游过峨眉。”
翌日，他要为我饯行，我没有情绪合作烹调，认为煮点米粉之类就可以，结果还是折中为“红油抄手”，四川的辣馄饨。
“为什么你们叫抄手，不过总比馄饨好，浙江人是混混沌沌。”
“你说些杭州话给我听？”
我便胡乱自问自答了一番，他笑道：
“好像又在官巷口、延龄路上：杭州呀，也许一生中，要算在西湖边的那些日子最无忧无虑了！”
我因为接着就要重续湖畔生涯，所以没有特殊的感喟。
离别，走的那个因为忙于应付新遭遇，接纳新印象，不及多想，而送别的那个，仍在原地，明显感到少一个人了，所以处处触发冷寂的酸楚——我经识了无数次“送别”后才认为送别者更凄凉。
中午吃了馄饨，真是混混沌沌，天色转黑后，都不想晚餐，他怕我路上饿，买了些糕饼塞在背包里，使我想起从前在故乡要到外省去投考中学时的情景。
手上还有一只指环，不会再买唱片了，我说：
“并不是表示感情，你留着，万一急需钱用，就把它变卖了。”
“那一样，你在路上，可能发生什么事，好拿它对付。”
“至多三天就到上海，有人来接的。”
“不是平常了，上海没人接你怎么办呢。”
他知道我与华生轮船主是讲定到上海再偿付路费的。
现在回想不起何以那天要挨到黄昏才走，许是候一班夜间才经过嘉义的快车。也记不起怎样到的港口，怎样通知华生轮放舢板接我到船上，都茫然得好像没有经历过。
然而分明记得趁席德进不在寝室的某一刻，将前几天断续写成的信，放在他枕上，再将被子盖好。
当我背起小包，那些简陋的竹木家具忽然十分亲切。
走过通向车站的路上还是谈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总是领前一步，我看见的是他的背影。
似乎艺专的学生好多是这样走路的，两脚作外八字，双腿不靠紧，臀部就左右摆动——他何以不发觉这种步姿的伧俗？
对他说明？我没有这份勇气，交浅言深还深不到这个层次——已经太深了，深在那封留置于他枕上的信中……
“席德进，我忘了东西，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
小包卸在他脚边，跑步。
揭被抽出那信，对折，塞进后裤袋，以更快的速度奔回。
“找到了？”
“找到了。”
又继续谈我们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舅舅、母亲……不是自己的舅舅母亲，是小说中的……忽然想到也许他在自比克利斯朵夫之余将我喻为奥里维，那就全然误会了——收回信，是应该的。
临上火车，握手苦苦地笑，还是那句话：“巴黎再见！”好在巴黎总是耐心等待我们的。
回到华生轮的舱中，第一动作便是掏出裤袋里的信，阅后想撕掉，转念也许若干年后，能寄给席德进。
杭州，为筹办绘画研究社忙了好久之后，才有余暇去艺专，汪婉瑾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快两个月。”
“席德进在信上说：朋友走了，他哭了一夜，那是谁啊？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说是一起过年的？”
“我在基隆港口，船上过年。”
“那个朋友会是谁呢？”
我相信汪婉瑾并非佯装，席德进确是只说“朋友走了”。我们都这样，话在诗意中，认为一着实便俗（这种营造诗意的嗜好，是我们青年时期的恶习。
艺术，似乎必定要先对我们有害，害得好苦，而后一点一点有益了，过程非常悭涩）。
我离嘉义，席德进哭，除非是由于我的赋归，他驰思老家，怀念西湖的情人朋友，才流泪失眠。对于我，那真是“除了姓名，还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汪婉瑾的话刺痛我，一瞬间，剧烈懊悔没有把那信留下。
四十年后，才在笔记本上写道：
“友谊的深度，是两个人的自身的深度的表现，浅薄者的友谊，是无深度可言的。”
我们年轻时所能认知而信奉的，只到西塞罗的里程：“唯有好人之间才会产生友谊。”而今看出这种古典的智慧是宏观的、太憨厚了，无非反证着“坏人之间不存在友谊的可能”而已。
好人，如果是浅薄者呢，常见的所谓好人，倒真是浅薄者居多。
四十年前的我们，至多是竭力摹拟书本上的具有深度的人——我的“信”，他的“哭”，都是摹拟，结果是见其浅不见其深。
年龄即是宿命。
从此，没有消息。
一九四九年夏遇见过刘式桓，一身蓝灰细布的制服粒粒纽子扣紧，浙江某小城的中学教师，形容憔悴头发短而稀疏，“大卫”“莫扎特”等等的概念消失得无影无踪。问及“阿波罗”“暴风雨”，他也不明下落。
后来，听说翁祖亮和汪婉瑾结了婚。
后来杭州艺专迁到西湖的另一边，涌金门外，原址则改作农业展览馆，每次经过，克制不住地眺望那个本来陈列美术品的厅堂，屋顶是希腊神殿破风的格调，所以分外显得寂寞。
一九八一年廖未林从美国到上海，很快传开：席德进已是著名台湾的大画家，上海的艺专校友奔走相告，席德进的画集、照片也见到了。
廖未林说，席德进渴望得到老同学老朋友的讯息——是时候了，三十年来风霜雪雨，使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何况席德进正在病中，什么病？廖说，胰脏功能不佳，最近好了些，会康复的。
当时我正主持着一项工程，烦重而紧迫，每夜入静后喝杯浓茶，与席德进笔谈，也就写长了——矜持、做作既去，语流便畅澈无碍，连嘉义话别留信，又收回，又懊悔的往事，缕呈细节，以博一笑。
也初评了他的画集，尤其是近期的水彩风景，那是“席德进”的了……当我转为剖析自己怎样脱出罗曼罗兰的轨迹，而质疑他为何还走在“克利斯朵夫”的路上时，牵涉愈广，泛滥而不能停蓄，但我决意写完这封超长的信，有时写到曦色明窗，还是兴致勃勃……
廖未林经杭州、北京，折回上海，第二天就要飞返纽约，这时才阴沉地告诉我，席德进患的是癌症，危在旦夕。
我想，想了又想，说：
“我的信写了一半，这次不能请你转交了，以后再说。”
以后，就是因为已没有“以后”，这样的信只废了——在他的记忆中，我是个“除了姓名，什么也还不知道”的朋友，这样的“思前想后”的长信，对于精力充沛远景在望的人读来可能是快慰的，所以就完全不堪付之已濒弥留的席德进。
廖未林匆匆赶程，是否鉴于席德进病情恶化，急需将大陆亲友的心意在他死前传到。一路拍了许多照片，杭州艺专旧址，宿舍门口的那张尤其有“人生如梦”之感。
同学一个一个全老了，但都能辨认得出，有的拍了全家的，那就连主角也迷糊在整个的陌生里——它们能安抚席德进。
我只宜悄然引退。
信、赠物、照片，都没有交出，就像我“以后”还可以把一切向席德进说清楚似的。
我常常看到人们要做“这样的”一件事，结果做成了“那样的”一件事，他们以为做好了，因为，已经做了么。他们习惯于把“做了”看作是“做好了”，不分别“这样”“那样”。
当时是夏。
我犹存幻想。
秋，幻想绝灭——我本企望奇迹，癌症中有自行好转或为特殊药物治愈的例子。
噩耗传至已是八月杪，沪地同学没有形式上的追悼。吉讯与凶讯相隔仅两个月，等于连接着传来，大陆的同学亲友，刚开始分享了他艺术上的成就，幸乐的心情旋即沦为哀伤。
也有人写了文章登在刊物上，看了之后觉得未必是吊丧，倒近乎凑热闹。
办公室的窗外，秋初的草坪绿色未减，尽处是池塘，再后的林间是每日散步的曲径，黄叶衬着午后明艳的蓝天——与我同辈的朋友已消亡了几个，结局都是始料所不及，亦可说还不及料，骤尔故世。
记忆中，仍是年轻的音容笑貌，都没有病相老态？青春原来是这样存在着的，常说的“中年人”“老年人”，内心其实是青春的。
或说青春在形体上呈现得很短，在内心却留存得很长。
“青春”和“生命”是同义词。如果内心也枯朽了，那么活着的形体是个假象。
席德进夭折在他最青春最有为的生命阶段上。从带回来的照片看，他有了一份从前所没有的美感，由于消瘦使脸的轮廓显出刚性，而且他宜于这种丰厚的发型，他从前画的克利斯朵夫像便是这种发型——如果对他说，后期的席德进比前期的席德进美得多了，他必定会反驳而狂喜——是这样的人。
连日来午膳过后，沿池塘踱入林间，席德进的近殇，引悼十多年以还的诸位亡友……当初各奔前程得失沉浮已不必厚非，三十余载音讯全杳也已不足为憾，只待重逢的一夕目击而笑，细数风霜沉着痛快，人生至乐可谓无过于此，就像我们之所以苦苦执著性命，为的便是换取如斯的酬赏——讵料一个一个相继永逝，而且没有一个堪称安详瞑目，他们的生命都是被攫夺遭摧毁的，其中亦有败德而自取灭亡者，我也原谅，着眼于畴昔贤美的一面。
早岁从书本上看到哥德、福楼拜迟暮独兀的荒寂，那时我年轻，隐隐感到怆凉的况味，而今亲尝备受，才识得每代人都要从头衔恤体会过来，然后过去。
人生三十仅只是试立，五十，庶几正立，六十能不惑也还未见得。
所值的时代，动辄颠倒乾坤斯文扫地，史学文学哲学一概垂头莫对。要在这样吊诡的乱世苟全性命，曲折离奇地获取个人的成熟，真是唯有靠天假以年了。
“成功之路，往往看一个人是否知道要多久才能成功。”孟德斯鸠这一珍贵的高见，席德进是明白的，所以临终的他，万分不甘心……
自来美国，有关席德进生前故后的资料，都一一看了——那么，他真是一直径自走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路。罗曼罗兰在其小说的终局，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象征性十分粗浅，不妨权且引作比喻，席德进是有望渡河，突然折倒在岸边。
虽则什么不直接等于智慧，长寿者未必超凡入圣，但说“死亡是一种美”的是高龄硕果的毕卡索。
评析席德进的艺术，是我渴欲畅言的心愿，如果全面成文，那是“祭文”，不是“论文”，我只在乎对他一倾积愫。
他从前向我吐露的是情的隐私，而今我想款罄的是理的诤讼，面对面谈，谓之坦率，单方撰文而公之于众，我就不知读者为谁了。
死，使“情的隐私”朗净以成人生的暖意润感，而“理的诤讼”，却正因生死之隔，只好适可而止，所以我讳避了这类题旨。自己闷郁着就是了。
生离，死别，使我们无缘共事艺术的探讨。
克利斯朵夫的路，已是乏人回顾的陈迹，所以席德进是孤苦的，惶惑的。
所以“渡河”之喻，哀叹是双重的：一是年命，二是器识。
死者，沉睡在青色的宫殿里，当世上有人怀思时，眼睑徐徐而启……怀思淡去，眼睑又闭合了——梅特林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八六年，席德进逝世五周年
席德进《埔里牛眠山》
本文收录于1999年台湾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同情中断录》，此书共收录木心十篇散文，皆为悼文。原书木心有序云：“'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以示我希望有所“完成”的个人和时代的出现，这是一个额外的残剩心愿，挥之不去，草此芜文，时美东风雪，一九九三年岁云暮矣。 "此文后收录于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莎墓园日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