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专访 | 苏伯民代表：文物保护需要科技与人才双驱动
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深耕文物科技保护领域多年，深知科技与人才在文物保护中发挥的支撑作用。
今年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收官之年，履职五年来，苏伯民立足文博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围绕文物科技保护、专业人才培养、文物学科设立等连续提交建议，切实为文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蓄力。
今年也是苏伯民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第30个年头，30年来，苏伯民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在一线从事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虽已是敦煌研究院院长，他仍谦称自己是“一个壁画保护工作者”。
建院78年以来，面对我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等领域的重大需求和前沿问题，敦煌研究院开展了系统深入的创新研究，构建了我国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的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关键技术，制定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21项，研发了我国首个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和不可移动文物多场耦合足尺模拟实验室，率先开展了基于风险管理的文物预防性保护研究和体系构建，打造了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团队。
一项项成果，一个个突破，敦煌研究院在发展中依靠科技、培养人才，又在科技与人才的聚力下发展壮大。
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到，在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中布局科技考古和保护等方向。这让苏伯民很高兴，“说明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已将组建文物保护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上日程。”
今年两会期间，苏伯民告诉记者，他将再次提交“关于支持敦煌研究院组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议”，建议科技部依托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等文博单位和高校，组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将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辐射丝绸之路，汇聚与吸纳文化遗产领域顶尖人才，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石窟寺、壁画和土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科学认知和逆向重构传统材料与工艺，研究丝路多元文化融合汇聚轨迹与发展衍化过程，科学揭示多因素作用下的文物全生命周期演化与损伤规律，构建基于传统材料与工艺的保护技术体系，架构基于时空概念的文化遗产数据库数字化信息平台，形成文化遗产价值展示的理论体系与展现模式，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交流，全方位展示丝路文化遗产精髓。最终建成“一带一路”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遗产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国家科技平台。”苏伯民说。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离不开专业人才，怎样能够为文博事业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专业人才，也一直是苏伯民关注的。
再次提交的“关于认定文物科学与保护技术为独立学科的建议”表明了苏伯民对专业人才的渴求。
苏伯民注意到，文物科学与保护技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与技术体系中已经具有较为明确的定位，英国、美国称之为“保护科学”，日本、韩国称之为“文化财保存科学”，欧盟在“科技发展第七框架计划（FP7）”中，将文物置于作为欧洲统一的文化基础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实施，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的力度前所未有。
苏伯民认为，文物科学与保护技术就其应用特点来说，包含两类人才的培养模式，一是文物保护科学家，一般设置学科背景为自然科学和工学的硕士和博士，主要目标是培养能够寻找、发现并解决文物保护领域科学问题的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包括文物的材质分析及工艺复原、病害机理研究、保护方法和材料研发等；另一类为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养目标是具备某类文物保护的基础理论知识，重点训练某类文物病害的特殊修复技艺。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研究和修复经费投入的逐年增多，国内相继有70多所学校设立了文物保护或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苏伯民说，“但这些专业往往是挂靠在历史、考古、美术或材料等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不具备独立性，缺乏统一的学科培养模式。学生虽然学的是文物保护，但毕业证和学位证上会被授予历史学、考古学或其他学科的学位，在就业和人才归类等方面常常被外界混淆，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
为此，苏伯民建议国家教育部门将文物科学与保护技术认定为独立学科，在高等院校设立相应的院系，编写出版统一的教材，制定统一规范的培养方案，有针对性地培养我国高水平文物保护研究和修复人才，为文物事业发展注入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