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鼓手在阳台上架起鼓，给邻居们带来了一场空中演出。
后来网友辨认出，这位仁兄是来自美国的鼓手查尔斯·福德旭，很多人以电影名《爆裂鼓手》作为这一幕的配文。
Sir想起的却是马世芳在《听说》里提到的一个小细节。周璇唱片的手风琴演奏者居然名叫杜甫，这其实是一个法国人。
当时的上海已经有很多外国音乐家前来发展，为早期华语流行音乐带来新的元素。
Sir的上海朋友说，已经懒得去想什么时候能解封了，也差不多忘了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老辈的上海人不提起上海倒也罢了，一提起“迪昔辰光格上海呀”（那时候的上海啊），好比撬破了芝麻门，珠光宝气就此冲出来，十里洋场城开不夜，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直使小辈的上海人憾叹无缘亲预其盛。
因为你没见过，但却被传说、老建筑和老一辈人的眼色暗示——
侯孝贤的《海上花》，故事背景发生19世纪中期，因太平天国战事，大量群众从富庶的江浙一带涌入上海租界。那个时候的上海，见识过了最初的洋，但也甩不掉沉重的旧。窗户用的是西洋教堂的彩色装饰玻璃，墙上挂着巴洛克风格的椭圆形壁镜，桌上摆着一个用玻璃罩子罩着的西洋钟表。1911年后，上海从清末迈向民国时期，封建旧社会的落后习气进一步撇除。上海成了一个可以和纽约媲美的国际化都市，上海人也就此走入全盛的上海滩摩登时代。中国的现代性，东方的西洋化，这就是上海新时期的“海派文化”。张爱玲的散文里就曾提到，当时的太太小姐们无聊时的消遣活动就是上戏院看电影。30年代，上海放映的电影总数中有85%的电影是好莱坞片。当时，有两部好莱坞巨作最受上海人欢迎，一部是《魂断蓝桥》，一部是《出水芙蓉》。据1946年统计，上海舞厅有100多处，正式注册登记的舞女全市有3300多人。而这其中，还衍生出了一个独属于上海的人群：老克勒。
他们通常从国外留学归来，见过世面，土洋结合，在外国的公司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外企白领。老克勒举手投足间流露着绅士的气息，热衷西方的爵士乐，疯狂地收集爵士乐的老唱片，喜欢喝咖啡、吃西餐。他们走路笔直、穿花格子的衬衫、衣服一定要送到洗染店去洗、裤子上的两条熨线是一定要有的、皮鞋一丝不苟擦得非常亮。他们再穷，也会保持一种绅士的风度和生活状态。
电影《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曾奉献过闷骚的“神来一笔”。逼仄混乱的阁楼，衣服和书在窗边堆得满满，却丝毫不影响他半弯着腰，整理西装，对镜梳油头。《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撵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住所可以狭窄陈旧、钱包可以空空，但生活的品味不能将就。这是出自旅居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小说《魔都》，“魔”字，既有日式的迷幻，又有中文语境里的邪恶混乱。三十年代，上海形势复杂，变幻动荡，鱼龙混杂，权力与金钱陷入无限扩张争夺。但上海就连黑帮都有腔调，与香港古惑仔完全是两种路线“人设”。这位“上海教父”据说还是出了名的“优雅绅士”，体格清瘦，着一身旧式长袍，像个谦谦君子，逢人必行礼问候。电影开头陆先生和“工贼”谈判这一幕，就是浓浓的“上海味”。甚至提前备上一个手镯当礼物，想借此交个朋友，保住局面。赵宝刚饰演的工贼，就是不守规矩，睁着眼睛说瞎话，还以自己的太太、母亲发誓。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几乎就是上海电影圈的嫁接移植。
上海人也是最早学习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出现了胡蝶、阮玲玉、周璇等第一批国产明星。1933年元旦，《明星日报》创刊即发起“电影皇后”选举，经过两个月时间角逐，明星公司胡蝶以21334票遥遥领先，当选为民国第一届“电影皇后”。
天一公司的陈玉梅、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分别获得二三名。早在1926年，郑正秋就宣称，“ 中国之上海，犹如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 ”。实际上早在43年前赵丹和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就有过一次热烈奔放的激吻镜头。在他们眼里，自己不过是“客”，香港则为“临时旅地”。老实说 ，第一天来到香港 ，我说：‘“嗤 ！整个乡下地方 ，又小又落后 ，同上海没得比。”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住在有“小上海”之称的北角，和其他刚来港的上海人一样 ， 都抱着这样的心态：自己是过客，始终会回上海。大家不会留下来，所以没想过要学广东话，没想过要买房 。
王家卫1958年于上海出生，5岁时跟着家人移居到了香港。他就曾形容过自己的父母到了香港后，饮食、服装、社交依然保持上海人的作派。我小时候看见的父母，他们基本上都是离开上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习惯还是旧的上海，所以那个空间让你感觉是唯一的空间，是一个借来的空间，不是实在的，它活在以前。
《阿飞正传》里，王家卫就曾借咪咪的视角展现过旭仔养母的房间：花纹砖、红色瓷质咖啡杯具、罩着蕾丝花边的沙发、素净中格外显眼的大红灯罩……《花样年华》第一句台词，就是给潘迪华饰演的孙太太：
她所说的“烤子鱼”又称凤尾鱼 ，是上海人餐桌上的一道经典的时令美食。每年五六月份，一筐筐凤尾鱼运上崇明岛，上海人的餐桌必有这道最合时节的食材。一句话便可看出，孙太太虽然搬到香港多年，但在食物的讲究上依旧保持了上海人的习惯。孙太太的家，从家具款式，到镜子的摆放，甚至直接是张叔平依据自己的家布置的。
当年，上海旗袍师傅大批南下后，一举改变了香港的穿衣风潮。原先，香港女子穿的多是中式短打套裙或者全西式时装，后来，“海派旗袍”兴起，吸收了西式女装的收腰、套装概念，凸显线条又复古时髦。八九十年代，香港影坛甚至自发刮起了一股“上海怀旧风潮”。光是1984年，就有许鞍华的《倾城之恋》、徐克的《上海之夜》和梁普智的《等待黎明》三部电影相继上映。
王家卫之外，关锦鹏也是另一上海情结的经典代表人物，《红玫瑰与白玫瑰》《阮玲玉》《长恨歌》都是设定在上海的回忆故事。虽不至于成上海现象，但上海人的到一新环境的反应和习性竟也出奇“默契”。
比如我们看戏，孙悟空会连翻3个桌子，他就会说上海的可以翻5个桌子；吃黄鱼，他会说上海的黄鱼才不是这个味道，这个太腥……
每次吃饭点菜，他总是习惯跟小孩解释，“这家的蹄筋都是皮，不要点”，“六个客人吃这条鱼太大了”……
如今看来，倒是要多谢这份“恋物”的“自恋”，否则，那些年的香港哪能产出这么多有腔调的电影。只要记得，你就会比别人更快辨认出，光应该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前的二十余年，上海跟随这全国“统一化”地改造了。别的地方，父母教育孩子总是“你们这代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当年多辛苦多辛苦”。
《长恨歌》里，主角王琦瑶50几岁了，看着80年代装扮的女儿，一脸无感和嫌弃。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时兴花裙子、烫头、汽水、自由恋爱……这些，王琦瑶已经看过百倍不止——老娘当年可是花魁。很长时间里，上海的过去在国产影视剧中是不被展示的。
1995年，创下42.62%超高收视率的现象级电视剧《孽债》，镜头开始从风光无限的上海滩转至弄堂。东方明珠塔的现代底下，弄堂里还在倒马桶、刷痰盂，共用公共厨房，狭窄的过道上挂满了衣裤和被子，马路上不乏赤膊骑车的中年男人。影视剧里的上海人，通常以精明算计和自私、虚荣作为特色。潘虹饰演的范莉，水盛到一半，改换邻居的水管偷偷接水省水费。小陶虹扮演的金芳精明、骄傲又拜金，一张嘴就是“你们这些乡下人”。三儿子阿荣傲慢、刻薄，又怕老婆，母亲过世后，最有钱的他反而第一时间张罗着商量房子的问题。2000年的《鬼子来了》。
八婶子和马大三讲价，从“借一还七”抬高到“借一还八”。
2005年的《装修》。
巩汉林饰演的9楼房主，跟黄大锤争论40元和80元的锤子买卖。
但你就不会将他们归咎于某个地方人的势利，因为这太乡土，太广泛，太“打成一片”了。你凭什么连势利，都势利得那么精致，比我们高出一个段位？当社会仍处于一种默认的集体规范时，上海人已经因为特殊的历史，提前预习了国际思维。
现在，出去朋友间用餐AA制，“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欠人情”，成了越来越被年轻人认可的观念。可是小男人他们看重老婆，做家务，负责烧菜，不也是今天女孩子择偶的加分项吗？
所谓的“小”的污名，可能也只是过去那个大男子主义的氛围中，一个不合时宜的异端罢了。不如心平气和一点，承认差异，可以欣赏他们的姿态，也可以调侃他们的姿态。李小姐脚踩一万多Jimmy Choo，其实离婚后和女儿借住在昏暗陈旧的老洋房，有一个整日抱怨的母亲，和一间摆满杂物的陋室。但不过一会，大家打起了火烟，开始吃夜宵、聊八卦、分享护肤品……除了归功于美剧编剧贡献的经典段子和台词外，剧中主角呈现出来的生活氛围，让当时的年轻人心向往之——谁不羡慕楼下拐角即酒吧、隔三差五在家开party的都市合租生活。那是十几年前，“内卷”还不是网络热词，“打工人”和“资本家”还不是年轻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题，“躺平”也没有号召力。《爱情公寓》里的乌托邦，现代、新潮，更具体一点，它设定的就是上海——能随时随地碰到合租的外国人（关谷），有不是严肃保守的博士（胡一菲），上司英文名代替中文（Lisa）......剧中的演员陈赫、娄艺潇、王传君、金世佳……全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或在读的学生，他们的表演自然而然参照了这个城市的氛围。上海绝对是包揽民国剧的大户，《情深深雨濛濛》《像雾像雨又像风》《叛逆者》《无心法师》《半生缘》《司藤》......爱情、玄幻、谍战题材多样。民国时期的上海，如同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一方面，外国殖民者、流氓、地痞、妓女、暴发户、作家聚集在同一座城市；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银行、电车......夜夜歌舞升平，四方土语与洋文交织。以前，年轻人纷纷奔赴北上广，聊的都是赚钱，做的都是发财梦。
上海的讲究、精致、没有集体观念，在奋斗的浪潮中格格不入。后来，996失败，大家还没看到职场的尽头，就被内卷压榨得无力反击，钱永远是给老板和房东赚去。社会的甜头没尝到半点，社恐早已倒在职场各种既定的规则里。这才后知后觉地回味起，上海这座城那股理所当然、物美价廉的浪漫——
约几个朋友凑一起，吃完饭看欧洲文艺电影《爱情神话》；钱不用花多少，怎么着都比24小时替公司拼死拼活卖命强。再看上海无处不在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女性主义......一时说不上来，是向往还是嫉妒。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
哪天真的杀进“菜市场”，恐怕还要靠这群能说会道、桀骜不驯的上海人不服从地说一些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