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毕节故事 | 那些年毕节人是怎样过年的

转眼2018年的春节就要来到了，进入腊月二十三，超市、水果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现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鸡鸭鱼肉也不是什么稀罕物，用老百姓的话说现在的日子天天都是过年。

过年了，在外地工作的、打工的千里迢迢往家赶，为的是那份亲情，友情和乡情。现在的毕节人过年形式多种多样，花样百出。有邀请亲朋好友出去旅游过年的；有在海南那些热带地方有房产的，举家去领略异地年味的；

现在预订年夜饭的人逐渐多起来了，生活节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大年三十没有必要忙忙碌碌去准备年夜饭，年夜饭还必须提前一二个月去预订，亲朋好友在一起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反正在馆子包厢大厅里面吃，热热闹闹快快活活，吃了拍拍屁股走人，不用收拾碗筷杯盘。

然后聚在一起打麻将、斗地主、吹牛皮和看电视。还有的因为馆子坐不下了或觉得家里气氛好，就在附近馆子预订年夜饭，到时候抬到家里吃，这样更温馨自由，浓浓的家庭聚会，不受外面时间地点的限制，任意吃喝玩乐。

但是大部分毕节人还是自己动手操办年夜饭，反正现在食材食料应有尽有，市场还有成品，半成品出售，稍微加工就可以了，还有喜欢自己选购食材，细烹慢炖，轻炒重蒸，过年了好好大显身手，犒劳犒劳自己。现在是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了，与四五十年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

六十年代，斗私批修，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文化革命热情高涨，讲过年过春节是享乐主义，小资情调，封，资，修全部砸烂。七十年代，文化革命接近尾声，国民经济在崩溃的边缘中慢慢地恢复，生活水平低下，物资供应匮乏，老百姓斗怨倦了、斗怕了，也慢慢地注重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了，中国进入了票证时代。

那些年一到过年，天气特别冷，低矮的房檐都结起厚厚的冰凌，一年到头了，有些家庭准备置办衣服、被褥和窗帘。每个城市居民一年的布票一丈五尺七，指定在百货大楼凭票购买，花色品种很少，只有灯草绒、卡其布、蓝布、花布和劳动布。

选好买好以后，扶老携幼到裁缝店请师傅量身定做，许多的孩子一年到头，也没得穿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尽是大哥大姐穿不了，才下放老二老三，洗了补，补了洗，补巴摞补巴的，大哥大姐穿的是父母亲脱下来的。

天冷了，总希望有一双暖和的鞋子，当时商店里面有布鞋、棉鞋、反帮皮鞋和黑色皮鞋，成年人穿的黑色皮鞋，一双要20—30元钱，约为父母一个月的工资。童鞋也有，价钱不少，好像不结实。我们几兄弟穿的是母亲纳的鞋，鞋底配轮胎底，用布壳做鞋帮塞进棉花，缝好叫“抱母鸡鞋″，不好看，但是很结实，很暖和，脚不冷，身上就更加温和了。

生活用水是必不可少的，毕节人在倒天河取水的地方不少，双井寺、水井坡、猫猫城水井、北门口涵洞都能维持居民的生活用水，后来自来水公司在每个街道设立了供水点，一个低矮的小砖房，里面一个票箱，一张小板凳，一个闸阀开关，供水员坐小板凳上，收取钱票，操纵闸阀，发行的有水票，8厘钱一挑水，你拿一分钱去，他补你2厘钱的水票。有些孩子挑不起一挑或者水桶小，算半挑，先讲好，8厘钱挑两次。

我在家里排行小，身体单薄，挑水尽是两个哥哥辛苦，记得有一年过年，家里等水用，大哥挑水半天不见回来，母亲着急了跑去一看，原来他和插队挑水的人打架，水桶都打烂。

快过年了，家家户户水缸必须装满，洗衣服，洗菜做饭，打扫卫生，都离不开水。那时候没有洗衣粉，用的是肥皂、土缄和皂角，肥皂是凭户口供应的，一个季度才一条，半条就是现在洗衣皂那么大，肥皂是贵阳生产，模压的肥皂上面印有‘贵阳’两个正楷大字。

有些家用的是卤水，就是做豆花豆腐烧开的水，有去污能力，洗过的衣物有一股豆香味。有些家把凡是拿得动的，需要洗刷的衣服被褥，甚至桌椅板凳搬到倒天河边去洗刷，我们家爱去南关桥下洗衣服，手冻的红红的，在寒风中拿起捶衣裳棒，在河边一块平整石头上面捶打衣服，感觉手都是麻木的，时常呵热气到手上取暖，稍不留心，捶衣裳棒或者衣服就顺水而去。回家免不了一顿责骂。

不少人家把红萝卜、白萝卜、白菜、青菜、灰腌豆腐也拿到河里来洗头道，甚至觉得水干净，拿回去直接食用的。那时河水清澈见底，可以看得见河底的鹅卵石、沙虫和蚂蟥。后来，自来水公司在每个龙门院坝，安装了自来水，一二十家人公用一个水表水龙头，每家人平摊水费，用水条件在逐步改善了。

猪肉凭票供应，在食品公司供应点购买，当时全城只有五六个猪肉供应点。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半斤肉，肉分三等，一等卖一块多钱，二三等也就八九角，猪脚属于等外级，卖五六角。

逢年过节，家家都是用平时积攒的肉票多买一点，熬成猪油放好，做汤做菜。那时候要是哪家熬油炒肉，伴随铁锅铲的响声，肉的香味特别诱人，整个院坝都闻得到。有时候猪肉供应充足了点，年底政府就多给每户居民点，加上平时积攒下来的肉票，过年就会有二三十斤肉了，也算是过一个肥年。

记得有一年过年头一二天，大哥与他同学约好，傍晚早早的吃了饭，穿厚实一点，带上小凳去新街供应点排队，以便第二天能够买上肉。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按上班时间带上肉票和钱，把大哥换回来，按排队次序把肉买了回来。据大哥讲排队的人很多，他和同学是数着谁打哈欠最多，才熬到天亮。

过年集市也有活鸡出售，那时候毕节居民，大部分都喂养一二只过年鸡，平时喂残汤剩饭、烂菜、苞谷壳、米糠之类的东西，还别说，自家喂的鸡就是香。

酸菜是毕节人特有的、历史悠久的主要食物，老毕节人都会卤酸菜，把青菜或白菜用开水汆过加酸本保温发酵成酸菜，配上荆豆小豆巴山豆汤，既开胃又提神，易保存而食用，这是毕节人吃菜主食。那时候的蔬菜公司负责全城蔬菜供应，政府指定附近几个公社栽种供应，统购统销。

桂花村，五里坪，天河村是最好的蔬菜源地。蔬菜品种不多，姜葱蒜苗，白菜青菜莲花白菠菜，茄子南瓜西红柿。还经常缺货，去晚了，尽是烂菜脚子。集市上也有零星蔬菜，那是农民自留地的，挑来换一点盐巴钱，时常受市管会限制。但是随着农村逐渐放开，集市蔬菜日益丰富，蔬菜公司日渐萧条。

当时政府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每条街自办豆腐厂，供应豆腐豆花，居民凭购粮证领取豆腐票，半斤一斤的票面。我最爱去三街半边街买豆花，小锅小桶一提进去，走过泥泞，穿过一大堆柴火，踏进烟熏火燎的豆腐坊，把家什往大灶台一放，排好队，买上一二斤豆花回家，一家人就着油海椒，美美的吃上一顿，豆花香卤水甜，不像现在有些豆花还加什么消泡剂之类的东西，味道就变了。

粮食是国家之重，没有粮食国家就不安宁。要养活七八亿人口的确不容易，居民的粮食是定量供应，没有工作的成年居民，一个月27.5斤，工作的按工作强度进行定量，像搬运工定量为45斤，记得我八几年参加工作时定量43斤，还是全家粮食定量最高的。

粮食定了量，还必须按照比例分配，细粮百分之30，粗粮百分之60和面粉百分之10，年岁欠收，细粮粘米晚米比例下调，粗粮包谷高粱比例上升，还时常搭配粮食代用品。米价1.38元一斤，面粉1.64 ，苞谷7到8角。

米买回来可以直接食用，苞谷高粱还要加工磨细，人工推磨既慢又费力，只得出几分钱一斤用电磨加工，苞谷多打几道筛出壳才能食用，壳壳可以喂养猪鸡，而面粉加工成面条，或者做包子和馒头。

粮食局在每一条街道都设立粮店，城市居民凭购粮证按规定购买。一般年关才有糯米供应，没有糯米粉卖，勤劳的毕节人大都自己会做，想吃汤圆得自己加工，把米浸泡几小时后凉干，用石碓加工舂细磕绒。

当时没有电磨加工，好在每条街都有几架石碓，跟主人讲定，约好时间，泡好米排队，长长又沉重的碓杆，有脸盆大两尺深的石碓，利用杠杆，一头一两个成年人一踩一放，碓杆头撞击石碓，将米舂细。有几回我们家排队到深夜，一觉醒来，父母亲和哥哥已经把雪白的糯米粉加工回来了。听哥哥讲舂碓把脚都舂软了。

毕节人过年喜欢做甜酒，糯米的，苞谷的还有高粱的，我家做的是糯米甜酒，父亲做酒很拿手，香醇可口，酒糟不棉不沙，泡米上笼蒸熟、摊凉、和曲装罐、保温发酵、出酒，都是他一手操作，做酒的时候父亲很忌讳，不准我们乱说话，做年酒预示来年家运的幸福吉祥。

父亲总是在蒸熟摊凉的时候，给我们兄弟姊妹一人一碗亮晶晶，香喷喷又热乎乎的糯米饭，任我们拌上厚厚的白糖，美美的吃上一顿，第二天嘴巴都是甜的。

甜酒经过三四天的发酵就可以了，不能再保温了，这时候，舀上一瓢甜酒糟加水一煮，满屋清清酒香味，打上一两个鸡蛋，或者加入糯米粉团的疙瘩，甜而不腻略带一点酸味和酒的香味。要是再加上一碗用热水冲好的炒面，就更加惬意了。

说到炒面，也是毕节人过年时候的一道美食，主要原料是苞谷、高粱、天星米、黄豆小麦等等，没有一定的比例，看各家的口味搭配，只是把这些食材炒熟好了，混合在一起，去打面房电磨而成。那时候只要经过打面坊，闻到刚刚打出来的炒面香味扑鼻，就知道快过年了。

记得有一年过年天冻路滑，我哥背起炒好的粮食去打炒面，结果滑倒在老法院门口，粮食倾囊而出，虽然尽力捧装回来，免不了一顿责打，母亲花几天的时间漂洗晾干炒制一番，又拿去打成炒面，那一年炒面的口味就差了点。

过年了，糖烟酒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由糖烟酒公司统一凭购粮证供应，烟一个季度供应一条半条，烟是贵阳烟厂生产的朝阳桥和蓝雁，两种烟是搭配供应的，朝阳桥一角八分钱一包，蓝雁一角三分钱一包，不抽烟的家庭留着待客或送人，抽烟的远远不够。

父亲是不抽烟的，却喜欢喝酒，供应的那几斤不够喝，有时用烟去换酒喝，还时常去三板桥良种场，去购买里面酿的白酒。白糖一年到头供应很少，居民们都是买一种做工粗劣的叫瓦儿糖的红砂糖食用，或者购买糖精，糖精跟味精一样的颗粒，放几粒在开水中就化出了甜味，多放了就泛苦了，糖精的甜味没有白糖纯正。

毕节人都是把白糖留着过年做汤圆的糖芯，糖芯是由白糖、猪油、花生米、芝麻、核桃、橘皮等混合而成。作为糯米粉包成的汤圆芯子，这是毕节有名的美食。有一年父母借几个购粮证买了一二十斤白糖下乡拜年，每家才送一斤半斤白糖，那湾子的人家都兴高采烈的。

那时毕节居民的生活用煤主要靠垭关煤矿、灵峰寺以及附近小煤窑出产，人背马驼的运输，或者一大家人或几家人联合用板板车拖运来，做饭取暖全靠它。经常是热天少用，冷天多用，烧柴火代替。

我们这一发的孩子大人，绝大部分都捡过残煤炭补贴家用，拿起撮箕，挑箕在机关单位大食堂厂矿的灰堆里，去刨捡没有烧完的残剩煤渣，簸一簸灰垢，用河水冲涮干净，乌黑的煤炭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烂木材、烂木枋只要是能够发火的都在必捡之列。即便是后来政府成立煤建公司供应煤炭，捡残煤炭的大军还是有增无减。

煤建公司分别在双井寺，桂花桥，清毕路设立煤场供应居民生活用煤。当时让人羡慕的还是运输公司驾驶员，他们利用出差可以携带煤炭回家，大单位可以联系运输部门解决职工用煤困难，大部分购买进城的马车、板车、马驼的煤炭，直到后来许多单位有车拖煤了，大方等地的煤炭也开采，居民用煤的困境得到缓解。

那时候过年最怕停电，黑麻麻无声无息没有节日气氛，由于电力不足，停电是经常的事情，家家都必备煤油灯应急使用。供电所优先保证政府部门大院，大单位厂矿用电以后，才顾及到居民，居民区经常是白天停电晚上才恢复供应。

一二十家人共用一个电表，保险丝经常烧坏，电线经常脱落，每户人家按用灯的瓦数收费，由一家或每家轮流收费。家家都用15瓦的灯泡，又昏又黄，电力不足的时候，钨丝烧的红红的，像没有睡醒的样子。

一到过年那天，家家户户忙忙碌碌准备年夜饭了，仿佛一年的辛劳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称点水果糖、花生、瓜米、葵花，炸好的酥肉粑、豆腐条，各种各样的食物，碗碗盘盘钵钵的装好，热腾腾香喷喷的，杯杯碟碟摆好。

父母把我们这些在外面疯够了玩够了的孩子唤回家，傍晚时分，一家人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围着八仙桌坐在一起，给爷爷奶奶或公公婆婆磕头拜年，给父母磕头拜年，我们便领到期盼已久的压岁钱，一元二元的，最低几角的，我们兄弟姊妹每个人都得到几块钱。

面对着满桌好吃的，大快朵颐，一家人欢声笑语，欢天喜地吃着喝着闹着，父母欣慰的由着我们，有时还参加我们划剪刀帕子、猜谜语、猜单双、猜有无和打牌游戏，那场景现在想起来多么甜蜜和温馨。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更别说电脑手机了，只有一个小喇叭，还是县广播站安装的，播放新闻、歌曲、曲艺和通知，晚上八点就关机了，经常是线路不好，听不清楚，有时呜呜呀呀几声几气烦死了，干脆关了。

吃完年夜饭，已经是八九点钟，外面冷飕飕黑魆魆的，不如围着火炉热闹游戏，最后睡意带着兴奋上床睡觉，期待明天高高兴兴地上大街、逛商店、看稀奇、看热闹、买玩具、吃小吃，放放心心无拘无束痛痛快快玩过了年。

大年初一一觉醒来，母亲已经包好汤圆在等待我们了，枕头边放好的是新衣服，至少是洗的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好衣服吃了汤圆，揣上压岁钱，欢呼雀跃跟随两个哥哥逛街去了。

首先直接赶到百货大楼等开门，那里有个玩具柜，里面的玩具，现在看来和二元店卖的玩具差不多，但当时是毕节城最好的玩具。百货大楼一开门，玩具柜前人头涌动，争相排队选购，我哥排在第三个，给我买了一把黑铁皮打纸花的小枪。

出来一看，南关桥上游玩的人多了，卖东西的人不少，用玻璃吹制的兵兵砰、转转花、拨浪鼓，各种形状的泥哨子，各种颜色的气球和气球哨子。

吃的有麻糖，高粱饴，花生沾，糖糕，印合粑，热黄粑，魔芋豆腐，炒米糖。街上不时有京剧团、川剧团出来展示表演，踩高跷，大花脸，文臣武将，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锣钵镲鼓敲得是有板有眼。

后来和两个哥哥去老工会门口看小人书，那里几家人摆摊子，几大架小人书，自己选看，一分钱看一本二本，听他们给我讲说唐西游封神三国，看到天快黑了，把书一还，意犹未尽的回家了。回到家里一看，父母早已把饭菜准备好等我们开饭。

这是我们一小家人过年的故事，相信当时绝大多数毕节人也是这样过年的，和今天比起来当时的物质生活还很匮乏，生活水平温饱都没有完全解决，但是那些年，过年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有说不尽的温馨和甜蜜，是不是困难时期想过年吃好的穿好的，现在天天过年了有吃有穿，就反而觉得乏味了呢，百思不得其解。（图/网络）

编辑 / 李   茜

编审 / 秦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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