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Shawn Chan
有少量劇透，但只是很少的劇情，而且劇情很容易猜，看了也無所謂。
這種困境一一英雄（對暴政的反抗）與恐怖之下的受害者之間的鴻溝一一的最終事例，或許可見諸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這種受害者，並不是最後認清共產主義只是意識型態的海市蜃樓，並瞭解到意識型態理想之外的簡單倫理生活的實存性一一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沒有辦法倒退回一種簡單的倫理生活，因為他已經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將之拋棄了。這個困境說明了，雖然那偉大的斯大林主義審判秀下的受害者〔從布哈林（Bukharin） 到史蘭斯基 （Slansky） 〕的命運是可怕得難以形容，但我們卻找不到其中真正的悲劇面向一一也就是說，他們不是悲劇英雄，而是更可怕但又更滑稽的東西：他們喪失了尊嚴，那能夠將悲劇面向賦予自己生命的尊嚴。
因此，安蒂崗妮無法成為反抗斯大林主義權力的模範：如果我們這樣子來使用安蒂崗妮，那麼我們就等於把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化約為另一種版本的暴政。安蒂崗妮仍然指向了大對體的慾望（要完成象徵性的儀式，並適當地安葬她的哥哥） ，來反對暴君的（偽）律法一一而這恰恰是斯大林主義的審判秀中所缺乏的。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在羞辱受害者時，一併剝奪了那個能夠將崇高之美賦予受害者的面向：受害者超出了某個門檻，他「失去了尊嚴」，並被降格為一個失去珍貴寶藏的純粹主體，他變得「匱乏」，而無法重新安排它的生命敘事。
——齊澤克，《神經質主體》
我們可以隨處找到女性題材影視中安提戈涅的母題，它的模板就是：一個穩健而不失專斷的主人（克瑞翁），一個未能完全死去（埋葬）的（男）親屬，還有女主角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是，如果我們把安提戈涅簡單地定義為「反暴政」，或者是維護家屬（她自己也是認為自己代表了律法），那可能還是沒能抓到重點，或許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安提戈涅還是不夠「壞」。
1.
就像上面引用所說，如果把安提戈涅當做一個失去保護的人，要去保護她，那就等於重新指向大他者（即大對體，the Other）的慾望，即讓大他者為你擔保，而可以給你正常化的享樂，也是碎片化的享樂。這就是為什麼剩餘這個概念并不等於反抗——這種碎片的、些許的享樂就是讓你無限延續慾望（所謂的「人的慾望是無窮的」），這樣的拖延能讓你避免面對匱乏，這就是強迫症：一種男性避免匱乏的症狀。所以說，對安提戈涅，也是對赤裸生命的解讀決不能陷入一種定義——即把非人的東西重新定義為人——正常人，普通人，或者其他什麼樣的符合規範的人。雖然朱迪斯·巴特勒的具體政治立場與一般的自由左派無異（喬姆斯基亦然），但是她對赤裸生命的解讀卻一針見血：赤裸生命（她解讀為precarious life）是不能被定義的，一旦確認了赤裸生命是什麼，那麼赤裸生命的厄運就被「普遍化」——所有人都將會因此而面臨這一命運。所以說，因為赤裸生命受難，就想著用某種規範化、合理化的人，這還是掉進了生命政治：為了生命，既可以無限度地保存生命，也可以為某種別人而犧牲。這種犧牲並不是一種「值得」的犧牲，本雅明對於純粹生命（mere life）的解讀恰好不是要保護它，而是它的暴力就是沒有什麼可犧牲了——神聖暴力是少於無的暴力，是在寂靜處的爆發。我們只需要舉一個例子就能明白，生命政治的附屬——人權的呼籲不也是這樣嗎？現代所有的人權實際上都在主權框架之內，人權政治恰好是一邊保護、又一邊製造赤裸生命的過程：不斷地製造戰爭和其他災難，卻要求人們捐錢或者日行一善來改變——這裡唯一的改變就是不變。因此，上面圖片的淫穢之處：先有xx再有xx的階段論，還有和諧共贏的幻象，確實是典型的男性性。所以，革命者不是英雄，而是「地底泥」，是一個失去生活、被生活拋棄的人，是一個比普通人更低級的「人」。唯有佇立了這樣的思想，才能逃脫普通人敘事——拒絕好日子主義的誘惑，拒絕所有對於未來美好的「田園狀態」的誘惑，向往好生活只是一種維穩工具（只是向往者不自覺），因為好生活不是從天而降的（從天而降的是繈褓，也是限制），而是有了權力關系，才決定生活好壞，這是瞬息萬變的。革命也從來不代表會帶來好生活，這不是先苦後甜的諾言，而困難總是如影隨形，所以革命者應該時刻有這樣的覺悟：ready to suffer。
2.
所以，我們看到齊澤克對於安提戈涅與斯大林主義受害者的解釋，也是在重複這一點：這些受害者不是不想成為正常人，而是無法成為正常人——它們的非人處境恰好是一種「本質」，這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肯定和否定的區別。在《旺達幻視》裡，旺達由於無法安葬自己的「丈夫」幻視而試圖在另一個地方去創建樂園——在那裡似乎所有都是真實的。然後神劍局的「老領導」要求強行攻克。我們都知道（其實一開始就猜到）這是旺達的幻想，或者說是「偽造」的地方。只是它以一種喜劇的方式出現，但是，喜劇總是有障礙和短路的，它一旦過於真實，反而會造成緊張，例如危險的滑稽動作出現在生活之中，你立馬就不覺得好笑。夢也是這樣的真實，夢是被禁止的內容的重現，但是它卻絲毫不是偽造的，而是一種真實——即無法恢復的創傷。弗洛伊德對此的解釋就是父親夢見死去的兒子遭到火焚燒，於是突然驚醒，發現安放兒子尸體的房間著火了。這裡夢境體現的真實，一方面是父親的悔意使得他夢見孩子，但是這說到底不是「真」的——它實際上是對真實的扭曲，實在界的詭秘也在於這種難以捉摸。因此，劇中的喜劇色彩恰好就是扭曲的——依靠各種跌跌撞撞的橋段來形成幽默效果。這種扭曲說到底是一種滑稽，它依靠一種短路——即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距離拉近來製造笑料，可這是不可持久的。在《城市之光》之中，卓別林飾演的流浪漢在餐館里誤以為絲帶是麵條，於是一直吸吮絲帶，直到富翁剪掉——這既是對母親的臍帶的暗喻——這難道不也是夢的臍點嗎？旺達製造的這個夢也會破滅——她所創造的真實的爆發恰恰和拉康所言的實在界一樣——最終完全不受控制。但是，這種失控不是變化，而是不變。只是人們習慣了和諧，就難以理解這種持久的動蕩。那種肯定生命的哲學觀之所以並不能導向某種激進立場，乃至淪落到生命政治裡面去，就在於生命不是肯定——其實也不需要肯定，因為生（living）本身就已經被死亡包圍了。不管是第一次死亡還是第二次死亡，人就是尷尬地處在兩次死亡之間。所以，比起唯一改變的就是不變的一種現存的秩序，只有否定性才是確定：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因此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什麼「精神是一塊骨頭」，因為在現存秩序，還是某些「反抗者」渴求的另一個世界裡面，它難道就是完美的嗎？每當設想完美的時候，我們也能想象出一種不完美的東西——精神不只是一塊骨頭，更準確來說，它就是一根魚刺！這根魚刺就是那個維持完美，也同樣代表不完美的東西。幻視本來就不是人，乃至它從頭到尾也是被當做工具（從拆開它的尸體來「研究」便可得知）。但是，旺達也「不是人」，就像安提戈涅在維護哥哥的安葬權的時候就已經是非人，她了解這一真相。可是，是不是還有一點事情沒有區分開來？安提戈涅的症狀是歇斯底裡的，即她要試探大他者的邊界，正是這種試探才有可能明白主體和大他者其實是空無的加倍，可是，相比已經死去的親屬，安提戈涅其實也只是無（nothing），她對克瑞翁的反叛的意圖，不只是埋葬哥哥，也是至少給我留下一個地方。這和左派憂鬱非常相似，而且必須指出的，女性癔症（歇斯底里）和憂鬱息息相關，我們在一些女性的左翼學者（不點名）那裡也經常可以看到，她們緬懷過去革命的成果，卻又是因為這些都已經湮滅，這種尚未得到卻已經失去的痛苦便延伸出另一種情緒，那就是和安提戈涅相似的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很多曾經參加革命的人，十月革命前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尤甚，他們被安上各種被捏造的罪名，而且他們也知道自己沒有做過，但是他們是這麼想的：雖然我沒做過，但是如果我認罪的話，還能保住革命（實則是維護蘇聯）——證明我仍然是忠於革命的。所以他們和安提戈涅以及左派憂鬱的共同點，都是「起碼給我留一塊地方」，然而這一塊地方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從劇中就可以看到了，旺達所建造的wonderland完全失控，她實則經歷了這種理性的詭計：喜悅和諧的地方背後總是隱藏著罪惡，而這裡便是死亡驅力的主場。死亡驅力從來不是意味著死亡，而是逃避死亡——也就是不朽，這種永生就是所有人都希望的圓滿享樂——也是淫穢享樂。因此，幻視其實比她更明白這個道理，與前現代的來生輪迴觀不一樣，死亡就是死亡，沒有別的什麼東西了。如果想著要死者復活，那就只剩下恐怖：劇中是控制鎮里的人而使得他們痛苦（享樂的奧義），各種恐怖片中被壓抑物的回歸則是不知時間、不知生死的嗜血僵尸。真正的和解是失敗——只有承認失敗才是合適的態度。這也是我們要拒絕將否定之否定當做「善」：否定之否定恰好意味著理性的詭計——所有的設想都會被扭曲，變形，這就是實在界的無機制的機制。因此，旺達和幻視的愛確實是放手，死亡總是會來臨的，但是，死亡就已經是新生，創傷並不代表治愈，而是意味著主體已經誕生：主體自身就是這麼個次品，它並沒有什麼可誇耀的。所以，新生不是讓死人復活，而是不存在歷史終結——因為每一個終點都是起點，也唯有終點才有重新開始的可能。3.
但是，愛的放手也得面對癔癥的考驗：這種放手是男性的強迫症式的，即天涯何處無芳草，永遠以下一個為「更好」的目標；還是另一種超越善的倫理態度？追求善，反而並不能看到惡，善恰好是帶著邪惡面具的，人的墮落就意味著一種不可言說卻無處不在的惡——根本之惡。這也是為什麼拉康對於弗洛伊德繼承更為有力，相比於榮格對於神話的原初狀態的「分類」，或者是庸俗的迎合社會的自我心理學，拉康以另一種方式說出了精神分析的危險：移情就是直接表達出理性的詭計——移情總是不成功的。穿越幻象不是簡單的拋棄幻象，而是說明人就是一個糟糕的東西：你得面對自己，你不是一個體面而理智的人，而是那個無法自控的東西（the Thing）。這就是父親或更糟——不要選擇父親的善，而是選擇根本之惡。一個完全獨立的東西，就是一個完全沒有保障的東西，這就是人的最恐怖之處——ta在穿越幻象之中能感覺到絕對的自由，也完全面對深淵，無處可逃。因此，我們還是要面臨法的問題。我們可以蹊蹺地發現一種特殊的「背叛並繼承」：一對是齊澤克和黑格爾，另一對是保羅和耶穌。在不少自由派怒斥的黑格爾的極權主義那裡，穿越幻象和行動的倫理恰好有兩種形象，而且正好對應上這些「善良的批評家」。優美靈魂就是看不慣世俗邪惡的人，但是他們發現自己並不能逃避邪惡，不敢為此承擔責任；而在判官那裡，他就像是一個完全被孤立的人，他為此完全明白自己的責任，並且為此裁決。現在反極權主義的人大部分都是優美靈魂，他們擅長批評暴力和反暴力的暴力，可是他們絕不願意弄髒自己的手，齊澤克的批判的最大價值就是重申世界之夜，只有在此之上才會有行動的出現，正如在少於無（less than nothing）的波呂涅克斯之上，才有了安提戈涅的無（nothing）之行動。而能夠改變世界的人就只有兩種「極端」：一是代表了存在的秩序，為了保證僵化而失靈的機器的保守主義者，他們依靠的是禁令。而另一種則是代表了事件的秩序，即廣義上的共產主義者：他們親自執行一切行為，不管到底是怎樣的後果，他們都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這不只是血腥和恐怖，還有專政。有些人看到dictatorship就立刻想到獨裁，專政不是獨裁專斷，但是，他確實不是「好東西」，因為這種激進立場就在於完全攤開一切矛盾和暴力。無產階級專政仍然有國家，有法律，仍然有一定的貨幣和市場。它不一定就是後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這種反戰爭的戰爭，沒有對資本主義的充分利用，實際上也沒有辦法過渡到後資本主義。我們不同於不敢承認自己維持的秩序是暴力的自由派，也不是只懂得禁令的保守主義者，而是我們不需要想象一個完美的社會——那些文化多元主義者的純潔社會，不就是在繼續保持鄰人的距離嗎？我們之所以還會承認專政，其實就在於我們要面對鄰人：它是面目可憎的，這樣的社會總是會失靈的。所以社會的「大眾」，實則是資產階級和服用純粹意識形態的中產總是把討薪工人視作法治之癌，這當然是非常「理性」的，因為他們擾亂了正常秩序，侵害了正常人，使社會無法運作（雖然它也是社會的一個齒輪）的那個阻礙，無論多麼同情窮人的人也不一定能面對這些「人」，當然也無法理解他們恐怖為什麼恰好是理性的。我們這裡的理性必須是回溯性的：不是有了理性，所以有些違背理性的「飛仔」，而是有了各種雜亂的東西（仍是世界之夜），最後才從非理性那裡得出理性。所以，暴力總是會以某種形態存在，那就唯有利用它。現在，對資本主義的嘲諷變成新的文化資本，而安提戈涅的歇斯底里也只能留下一片「自留地」，我們的唯一出路只有戲仿——那就是不要躲在邊緣處來做微觀抵抗，而就是要入侵所有的陰暗角落，不要害怕「奪權」，佔領，乃至直接把國家機器攢在手上。無產階級不只是可觀測的工人階級，而是它就是要代表一切，它是絕對的革命主體，它的專政也仍然保留各種資本主義的殘留，乃至使得律法乖張。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憲法」不是民法，也不是刑法，而是把暴力擺到桌上：明示階級矛盾，非此即彼，要懸置資產階級的權利來保衛無產階級，要對所有敵人（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宣戰，要利用資本主義來使其滅亡。因此，我們可以改寫列寧設想的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這裡不是某種先有xx後有xx的時間順序，而是類似於一分為二的分裂：第一階段是狹義的革命——實在界的激情，打破秩序的各種混亂和血腥；以及第二階段的建設，那就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愛，要從實在界再重塑新的象徵秩序——再象徵化，重新安排能指，衡量主體與他者的關係。那些不願意直接面對或者接管強權，也不敢面對或執行恐怖的，只能是優美靈魂。如果說在這裡有一個終點，那就是保羅對耶穌的「背叛」——不以律法稱義，恐怖政策、利用資本主義也只是權宜之計罷了，它的終點就是變成消失的中介——以律法來使得罪惡消亡，使正義伸張，只是這最後的審判並不懲罰，它只是清理罪名罷了，無產階級最後則是無階級社會，而它的中介作用恰好是不再需要它。這「第二階段」當然是更溫和而平衡的。不過，就像林哲元對於齊澤克的評價：齊澤克是一個「左傾」分子，然而，如此沉悶的時代正需要這樣的「牛虻」來刺激社會。所以現在我們應該更明白人到底是何等可怕，這樣才有可能看到鄰人——自己和鄰人並沒有區別，我們的平等之處就在於隨時成為非人的生命，除了重複主體對他者負責，還應該說明一點：不是這種平等不是「先富帶後富」，主體更強所以才幫助他者，而是我們都「衰到貼地」了。這裡便可以想到老版蜘蛛俠的一句名言：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仍然有種隱隱約約的生命哲學——我們的生命之所以是平等的，就是因為我能把你拉到和我一樣強大的水平，哈哈！但是，說句公道話，老版蜘蛛俠更能體現一種「下流社會」的生活，而沒有體現超級英雄的洋洋得意的心態，老版第三部更體現了蜘蛛俠自身的分裂。但是，在荷蘭弟版蜘蛛俠那裡，窮學生變成中產家庭的學霸，還有大公司老闆（鋼鐵俠）幫他改良裝備，為了幫助主人而和反對監管的美國隊長作戰。這就完全變味了，這難道不是讓蜘蛛俠變成working class hero嗎？相比之下，漫威裡的the real working class hero反而是美國隊長。說實在的，除了身體異常強壯，CA並沒有太強的能力，但是他是懂得團隊合作的，而且他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那個判官，不管情況多麼糟糕都要頂硬上，一力承擔。在他和旺達在任務中不小心造成平民傷亡之後，CA仍然拒絕國家監管——自由不是外在的，而是我為自己負責，哪怕造成災難，我也還是要堅持到底，帶領自己的隊友來抵制監管。至於鋼鐵俠則很符合硅谷式的新自由主義倫理：風趣體面，科技男，並且一邊為國家的戰爭補鍋，一邊為國家妥協。如此這般，明顯CA才是梭羅精神的繼承人，但是，梭羅和安提戈涅並無二致，在大他者給予的「自留地」面前，公民抗命之類的運動能發現創傷性內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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