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ⅪNⅦ | 不存在中间状态(内有书影推荐)

五月写作组 木棉浪潮 2022-06-06




本次推荐(可跳到第三部分 孤注一掷 阅读):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肯·洛奇《土地与自由》

《九月的某四天》(O Que É Isso,Companheiro)


关键概念:中间状态(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无产阶级专政,信仰的维持,自由和危险


例子:社民党改良体系,苏联的官僚和工人“互不侵犯",红军政委,民主恋物癖(51%选票再革命),西班牙内战,MR8的革命者




1.
主体的形成

处在“真正的中间状态”的人们总是会害怕极端状态。以灾难为例,人们在灾难远远没有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对灾难发生忧心忡忡。但是,大祸临头之际人们却认为灾难绝不会发生。这里面便隐藏着拉康式主体般的“浅显”奥秘:主体的诞生总是太早或者太晚,太早意味着灾难似乎遥不可及却突如其来,太晚则意味着灾难的必然发生,只是它不如人们预料,总是姗姗来迟。

我们在此探讨的主体并不是灾难,当然也不是所谓的一般人或普通人。但是,所有人都会经历这一主体诞生之可怖:一个从母亲子宫里面钻出来的血淋淋的东西,而且在父亲剪掉它与母亲的连接(脐带)之后,它才能成为人。现代(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的)的真正主体——无产阶级(Proletarian)就是这种总是太早又太晚出生的东西。无产阶级不直接等同于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在中国和其他落后世界(亚非拉)的革命当中,这些无产阶级甚至并不以工人为主力,因为这些地区仍然是处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之间,那里的革命主力还是农民。

就像对子一样,在(相对而言)太晚出生的农村无产阶级之前,还有产于俄国行将就木的旧制度的无产阶级,换言之,它只是崩溃的产物,是一个从母体里硬生生挤出来的血腥肉团,革命所诞生的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总有人用俄国的革命条件不成熟,社会物质基础不发达来解释十月革命的早产,这些人其实和保守主义者的理解殊途同归:革命一定要带来的一种充足的享乐,否则就不要革命。同样的,他们对于灭法和末日的理解还不如无神论者(他们却都是基督教(或分支)的虔诚教徒),简单来说,这些人以为法律的崩溃是恶魔把他们依靠的良善基础打破,却从来不察觉善中之恶——灭法不是真的有谁把法律摧毁了,而是法律自身的内在崩坏,要维持法律,就必须存在着超越法律的人——那就是作为现代的在地神灵的主权者,它的死亡带来的就是这种血腥的生命。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并不伟大:它只是符合现实、直接面对总体性(当然也是社会性),却不等同于蝇营狗苟的保守或改良主义,而是“反对现状的运动”,它所提倡的社会革命只是让当下状态的必然崩溃来得更早一些。

但是,我还是要重申一点:咱们这里可没有先苦后甜的戏码。另一个十月革命的参照物:斯巴达克斯派的起义就是来得太晚的,也因为时机和条件的不够而失败了。但是我们这里不采取那些责备“十月革命带来的幸福不够”的立场,也不采取“他们不学成功的我们就会失败”的革命成功学。而是在德国、俄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好像突然消失了——他们处在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的状态。在社民党体系之下,大量工人晋升为中产,工人委员会变成产业委员会(一种劳资和谐机构),老板对自己的威胁似乎不见了(当然在魏玛的“法西斯主义激进化”那里会“重现”);而在真实社会主义的体系之下,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解只剩下“反无产化”:为了防止工人再来一次内部革命,即要求已形成的国家和工厂企业的官僚释放更多权力,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于是让工人们享受和其他贫穷地区不一样的福利,而工人一方面生活改善,一方面也缺乏挑战官僚的动力,便陷入这种绝对的中间状态。这里面便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法术:在我们的体制之下可以把非人的无产者变成有人性的类有产者,正如现代的麻醉和剖腹产技术也解决了生孩子的血腥难题:把出生的暴力给人性化,变成无害无痛的非暴力(但它仍是一种暴力),而具有创造性的暴力则被纳入禁忌之中。由此可见,鼓励生育和禁止堕胎是一块的,月经和卫生巾变为禁忌和污秽代名词以及女人回家等措施也是同理。

这里我们需要一种普遍的否定,即艰苦总是如影随形。过去的革命者(或者是协助者)都是把艰难的准备放在前头,这当然是对的,革命向来不是一件很cool的事情,而是要完全接受匮乏和荒谬的事情:从最有切身体会的社会不公,到面对国家乃至其他团体的监控和威胁。但是,革命带来的崩溃和破坏却使得社会千疮百孔,如果抱有先苦后甜的观念,那就只能回到享乐主义乃至大众保守主义(“革命以前还剩下些东西呢”)。仔细想一想,抱着比正常人享受更多的观念去革命难道不是淫秽的吗?诸如“进城之后每人一个女学生”,一些革命者参加革命后为了保住官职而不问世事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不是拒绝快乐而去做苦行僧般的修行,而是面对如此残酷而残忍的环境,没有信念的人是撑不住的,正因如此,这种对于非中间状态的信仰的维持需要一个中介,这和很多人的“无产阶级优势论”不同,这些人以为无产阶级天生就是有革命性的,是有优势的,却完全忽视了在资本主义下的有形或无形的控制,没有中介和整合,工人、农民或者流浪者只能是一盘散沙的无产者而无法成为一个阶级。所以无产阶级从来都不是可以量化的——它是分散的,它的粘合剂就是阶级意志的表达——党。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那种议会政党,而是一种直接或间接的下渗,是维持革命士气,坚持原则和信念的“人”。在看起来血腥却又不算那么血腥的俄国内战中,红军的政委就扮演了这个角色,当然它的维持也来自外-在(existence),只有工人队伍愿意听它的,那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因此众多研究者认为俄国内战就是政治仗,无论红军白军都没有资源打下去了,最后打的则是政治和心理鼓动。白军各队伍和干涉军无以为继,其中大量士兵根本不愿意继续打仗而被红军策反,从此就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逐步生成。


2.
专政作为手段

如上述所言,我们并不会因为暴力或者不合法就放弃关于革命的任何的叙事和策略以及它最后诞生的行动。只是我们还要再想一想——到底是选择父亲,还是没有父亲担保的更糟。由于各种因素,唯物主义的物被庸俗的直接当做诸如生产力或者效率的东西,但是,唯物主义所带来的客观性并不在于可观测的现状,而是一种紧迫性,正是最为紧迫的未来才带来某个客观的、唯物的视域:革命带来的唯物主义都是破坏的,也是很多人根本无法承受却被迫面对的,但是这最后主体的诞生确实一种主动的承担——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对于过去保皇党、工业党和技术崇拜的幻象的摧毁。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对民主的恋物癖——即对于议会51%的多数选票迷信,在安全的议会和政党体制里面稳坐钓鱼台,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于这种反对——面对这种懦弱的对于过去的法的服从,只有无产阶级垄断权力才能确保革命继续下去,这里的民主并不直接等于专制或独裁,甚至应该这么说,难道存在着没有专政的民主吗?这一点很多自由主义者都不如“纳粹法学家”施密特看得通透,无产阶级的专,即保证权力归于本阶级(苏维埃和其他代表团体),这只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对立面罢了资本主义里面政治经济权力归于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对于剥削者财产和政治权的没收和压制。当然,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紧迫而不得已的举动——这里面仍然是存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否则最后得到的就是中后期苏联那样的不是资本主义却胜似资本主义的另类制度(也有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有些人只要稍微看到一点专制、暴力或者没收之类的东西就立刻回到民主体制的怀抱。为了不要更糟的东西,那我便选择不太糟的父亲那里。也有人指责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阶级屠杀,与“资产阶级专政”无异,这里明显还是对于某种黄金年代或者正常国家的哀悼(很多当代左派也如此哀悼苏联),如果说真的存在阶级屠杀,那么岂不是早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就开始了?在殖民地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巨大的阶级/种族隔离,难道就是纯洁而无血污的吗?当然,我不是在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同态复仇,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那种依靠法律和暴力机关维持的中间状态——它应该是无目的的手段,它通向的是它自己也无从得知的未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无目的的手段并不是一种神秘主义,而是不事先设定目标,所有的事情都只是手段——阶级的构成和团结看似是为了一个“建立阶级”的目标,但是这不过是通往无阶级社会的手段,无阶级社会也并不是某种乌托邦,在那里还有诸多矛盾,只是在那里会得到解决——无阶级社会也是承认和解决矛盾的手段,由此可见这一手段是不断延伸的,即一个接着一个,从这里指向下一点。这和国家的强迫症(以稳定或者安全为小客体,不断地重复回环到这个核心,根本无法达到未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谈到的革命肯定是广义的,这不仅是临门一脚,而是每一刻的准备,以及革命后的第二天——在那一瞬间结束之后,革命还会再来一次,革命所诞生的这种维持不同个体的关系,就是这种爱,然而这里还是存在诸多缺陷和不满——爱总是带着恨的,所以这就引发了“第二次革命”,也是爱的不断劳作。


3.
孤注一掷

西班牙内战无疑是这一爱的劳作的体现——西班牙的共和成果被法西斯所掠夺,而且这也是十月革命(不管好坏)的延展:和政府军妥协,只要求打赢战争而不求革命的西班牙共产党(第三国际的老伎俩),以及要求战争与革命齐驱马统工党(POUM)。奥威尔的争议之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就记录了战争当中的艰辛:根本没有这么多武器,甚至连生活物资都极其短缺,没法洗澡,每天只能喝一杯水或咖啡,在这里的战争(还不存在直接推翻政权的革命)就是如此穷困窘迫的,民兵和国际志愿战士最大的敌人不是和他们对峙的法西斯军队,而是如此艰苦难熬的环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和爱


工人阶级民兵队是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队伍,他们大多持有相近的政治观点,这个庞大的队伍将整个国家的革命情绪如洪流一般一股脑儿涌入到了一个地方。或许有些偶然,我将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团体中,这是西欧唯一一个政治信仰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远远胜过对敌人的反抗的地方。在阿拉贡这个地方,在数万人中间,除了少数的其他社会阶层,大多数人都出身于工人阶级,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不分彼此地坚持着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一种完全理想的平等理论,甚至在实践中也近乎完美,以至于令人有种在提前感受社会主义社会的感觉——在这里到处弥漫着社会主义精神的思想氛围。许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唯利是图、压榨钱财、惧怕老板……都已不复存在。



对民兵的指责成了一个流行话题,于是,训练不力、武器紧缺的责任也便被无端地归咎于民兵制度中的平等原则上。事实上,任何一支刚刚草草组建的民兵队伍都不可能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原因并非在于军官们被称为“同志”,而是因为这样组织的队伍本就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体。事实上,民主“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通常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在一支工人阶级武装的队伍中,纪律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本阶级的忠诚的基础上的。而一支从资产阶级中征募的队伍,其纪律则是建立在对强权制度的恐惧的基础上的。(取代民兵的人民军是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常规军队中泛滥的恃强凌弱和辱骂的行为,在民兵队伍中是一刻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队伍中依然保留着普通的纪律处罚,但也只用于对极其严重的过失的处罚中。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他不会立即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的态度对他进行劝导。

以至于后来战争结束,人们立刻回到日常生活,而且法西斯主义的人道面孔也十分能糊弄人,这时候已经很难再发动革命了,当然这里说到底还是苏联和第三国际傀儡(西共)的配合,他们的国际纵队立刻背后给了马统工党和CNT(无政府主义者)一枪。奥威尔也因此感慨工人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工人阶级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至于报纸上说,这是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也纯属无稽之谈。即便是有了英国和法国的先例,但凡稍有理智的人也不会相信,在战后如此分崩离析、元气大伤的西班牙还会有什么民主,此时的西班牙只能实行专政,而且显然工人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意味着整个西班牙会渐渐趋向于法西斯主义,当然,这种法西斯主义会被蒙上一层更伪善的面纱,因为这是在西班牙,比起在德国和意大利,这里的法西斯主义要来得更人道、更温和一些。战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接受更加无限专制的佛朗哥的统治,要么使国家走向分裂——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或是走向疆域的分裂,或是走向经济层次的分裂。

奥威尔明显更认同马统工党的革命理念,也发现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在当地农民中扎根之深,不过他后面陷入了“胜利主义”,也可能是一种牢骚:
 
至此,人们也许已经明白我为什么更赞同共产党而不是马统工党。因为共产党有明确可行的政策。从常识的角度看,这种只考虑眼前几个月的政策明显更实用。而可以确切地说,马统工党日复一日的政策和宣传简直糟透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民大众。而且在我看来,更至关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者是在真正地与战争周旋,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却什么都没做,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共产党人员骤增、势力壮大,一方面是吸引了反对革命分子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所有人看来他们是唯一会赢得这场战争的政党。有了苏联提供的武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为主要力量成功地守卫了马德里,使他们成为了西班牙的英雄。曾经有人这样说,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每一架苏联飞机都是对共产党最好的宣传。在我看来,马统工党的纯粹革命主义,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对赢得战争没有任何意义。毕竟,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肯·洛奇的电影《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也反映了对当时战争以及政府军/西共攻击民兵的情况,主人公看清了西共和苏联的真面目,最后决定撕毁自己的党员证,和高度官僚化、与资产阶级媾和的共产党决裂。拉美也有各种革命题材的片子也有如此桥段,《九月的某四天》(O Que É Isso,Companheiro)则体现了在巴西的军政府独裁之下,革命组织MR8的行动和革命者的心路历程。革命新丁们要放弃过去的名字,各自以代号相称,空降的指挥者(类似于政委)要求每个人“心狠手辣”,否则“杀掉第一个犹豫的人”,这对于那些小确幸小清新来说,确实是一种创伤——他们从没有想过这么做,也因此他们只能是个体而不是主体。现代主体革命,就在于它的疯狂——从恐怖的世界之夜中沉入真实,直接面对创伤性内核(大他者不存在),这样才能达成一个非中间状态是“不正常”主体。片中的革命青年有带着书生气的男生,有想家的女孩,他们根本就不是职业的(当然没有谁是天生职业的),甚至很幼稚,但是他们一旦进入到绑架美国大使的行动,他们就被迫接受“职业化”,抛开世俗的眼光和道德伦理,必须隐藏自己,滴水不漏才能完成任务,也避免被政府抓住。如果被抓住,只能寄望于同志再一次行动,逼迫政府放走被捕的人。
关于自由的哲学也是关于危险的哲学,霍布斯恐惧原初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以要求利维坦来维持秩序。但是他们这么做确实陷入一个“相对自由”的怪圈:如果假设了自由是不完全的,最后只能得到完全的不自由,例外状态的不断“深化改革”就体现了这点。因此我们追求的哲学是投入完全自由,这也意味着投入完全的风险当中,换言之,这里不存在中间状态。当然,我不鼓励大家牺牲,只是牺牲总是存在,而真要投身革命的人,首先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起码看看我推荐的书籍和电影吧)。
革命必定是充斥暴力的,也是血腥的。我们从这里便可以明白全即是无(all is nothing)的潜台词就是孤注一掷(all in or nothing),我们确实进行着一场本来没有筹码的赌博——筹码就是我们自己的未来,这未来当然是谁也无法担保的,也是只有自己才能担保,并且自己授权:革命需要条件和机会,需要人力物力,但是并不需要正当因为革命本身就是不正当的,正当性只能塑造于革命之中。当然,是否会变成像苏联那样的悖论产物,谁也不知道,只有试过才能知道。十月革命的试验品是苏联,未来的革命也会有未来的试验,然而到时候必定不是以苏联的名字再现了。

  • 作者:Shaw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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