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天竺的大唐神人——王玄策

很早就在网上看到过大唐神人王玄策在古印度“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故事，但是我却一直对王玄策所知甚少，隐约中觉得他应该就是网上画像那般身披金甲，手持长戟，骑着高头大马的威猛武将的模样。然而，前一阵写《古代中国对印度的影响》一文时，我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专家论文，发现其中有不少都与王玄策密切相关，进而惊讶地发现立下如此旷古奇功的盖世英雄居然只是大唐帝国一名官职卑微的小小文官，而他的功绩还远不止于此。只不过更加奇怪的是，本应青云直上的王玄策却几乎消失在史书中，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他的生辰和籍贯，要不是对大唐历史充满敬意的日本人出版了关于王玄策的漫画书，恐怕今天知道王玄策的人会更少。于是我决定从有限的历史资料和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出发，勾勒一下真实的王玄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功勋卓著却仕途不顺？难道他真的和唐太宗李世民之死有关吗？

万字长文预警，不喜中印历史文化者慎入。

梵华说印度

第105期

威震天竺的大唐神人——王玄策

王玄策是中国人比较陌生的历史人物，其知名度远不能与王玄策同一时代的玄奘大师相比，也远逊于西汉时期凿通西域的张骞，古籍中鲜有他的记载，正史中更无他的传记，但是王玄策的丰功伟绩却丝毫不逊于玄奘和张骞，其所著《中天竺国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映成辉，其开拓的唐蕃-蕃尼古道掀起了中国与南亚地区各国官方往来的小高潮，同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促进了汉地与西域诸国的往来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更何况王玄策出使天竺突遇戒日帝国发生叛乱，在使团遭劫、自身被俘的逆境中能够沉着冷静，从容脱险，并向吐蕃和泥婆罗借兵杀回天竺平定叛乱，最后将自立为国王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改变了印度的历史轨迹，这绝对是中印历史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天动地之举。虽然中国人很少知道王玄策，但是研究印度历史或中印交往史的国外专家却必须知道王玄策。民国时期北大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称“外国的汉学家无人不知（王玄策）”（引自《王玄策事辑》，冯承钧，1932年），这就充分说明了王玄策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于王玄策的日本漫画书《天竺热风录》封面包装局部，对王玄策的崇敬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 图源：watanabetakaki

1

大唐威天竺，一人灭一国

王玄策一生最高光的事迹莫过于平定古印度（此时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已经完成，玄奘正式将 “天竺”译为“印度”，不过这里的印度为地理名词，同今日印度共和国这个国家概念不同）阿罗那顺的叛乱，这便是社交媒体上被中国网友所津津乐道的“一人灭一国”的故事。

印度古代称为“身毒”，早在张骞凿通西域之时，汉武帝就已经知晓“身毒国”位于汉地的西南方向，但是直到隋炀帝之时也未能建立起汉地王朝与天竺王国的官方联系。《史记》卷一百一十六之西南夷列传记载“于是天子（汉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馀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记载“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不至为恨。”

估计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未曾料到，历史上率先实现中印官方往来的这份荣耀竟然如天上掉馅饼一般落在他的头上，一个私自偷渡国境前往天竺取经的唐朝和尚玄奘竟然说服了天竺戒日帝国（Harsha’s Empire）的国王戒日王（Harsha Vardhana，也被称为“尸罗逸多”，梵语为Śīlāditya）派遣使者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到达长安上书大唐，唐太宗喜从天降，“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派遣云骑尉梁怀璥为使臣前往天竺抚慰），开启了中华唐王朝与天竺诸王国之间的官方往来。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任命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出使印度。这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也是其第一次以正使的身份出使印度。正是在这一次出使中，王玄策创造了不可思议的“一人灭一国”的不朽功勋。

《旧唐书》中王玄策俘阿罗那顺的记载 | 图源：国家图书馆，制图：梵华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记载：

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禦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馀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馀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馀头匹。

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

根据上述史书记载，王玄策到达戒日帝国之时，戒日王已经驾崩，大臣阿罗那顺篡夺王位自立为王，并发兵半途拦击中国使团，王玄策和蒋师仁被俘。然而，王玄策没有坐以待毙，越狱后星夜逃往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再走吐蕃。此时，文成公主已经于公元641年下嫁吐蕃王松赞干布，吐蕃与大唐关系正处于蜜月之期，于是王玄策从吐蕃借到1200人精锐，又从泥婆罗国得到7000多人援军，杀向中天竺，与阿罗那顺连战三日，大败叛军。叛军被斩首的有三千多人，逃跑淹死的也有将近一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逃，却被蒋师仁擒获，同时还俘虏阿罗那顺部下及家眷超过一万两千人，获得战利品牛马三万多头/匹，取得了完胜，极大地震撼并威慑了天竺地区的各个王国，树立了大唐帝国在天竺的威信，为唐王朝与印度各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阿罗那顺被押解至长安。唐太宗龙颜大悦，昔日汉武之憾、隋炀之恨，在李唐之初朝廷不费一钱一粮便已功成，而仅仅数年之后，大唐更是不动一兵一卒便能平定天竺之乱，俘虏天竺之君，立大唐国威于天竺五印之地，如此文治武功，当可告慰宗庙之中的列祖列宗，如此贞观之治，必能青史留名。

唐太宗昭陵，立“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做为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阿罗那顺便是其中之一 | 图源：网络

社交媒体中盛赞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说法其实并非完全妥帖，大唐帝国的强盛实力才是王玄策印度成功平叛背后的根本因素，这便是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吧。但是王玄策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在逆境中力挽狂澜，这同他个人过硬的心理素质、出色的应变能力、杰出的外交才能、惊人的军事才干是密不可分的。《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记载“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即《大唐西域记》中的迦摩缕波国，故都位于今印度阿萨姆邦高哈蒂）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章求拔国（约包含今尼泊尔东、锡金，不丹西）王发兵赴之破贼有功”。这说明王玄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因为王玄策为大唐使臣，有大唐帝国实力的背书，因而能够召集“多国联军”讨伐逆臣阿罗那顺，另一方面也同天竺诸多与大唐友好王国的鼎立支持密不可分，而这正是源于公元643-646年间王玄策作为副使第一次出使印度、周游天竺诸国期间与天竺诸多国王结下的深厚友谊。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阿罗那顺篡夺王位，失德在先，截杀大唐使团，寡义在后，自然为各国所不齿，于是乎王玄策师出有名，一呼百应，正义之王师所向披靡，阿罗那顺焉能不败？

有时候我想想也很好笑，阿罗那顺绝对算是印度历史上最倒霉的国王了。隐忍多年终于逮着机会篡夺了王位，本想改朝换代好好过把帝王瘾，谁知道他脑子中哪根筋不对，偏偏要截杀大唐帝国的使团，结果千秋大梦还没爽够就被锤醒，异国他乡阶下囚的苦酒倒是喝了后半辈子。我寻么着当时阿罗那顺应该是想杀鸡给猴看，给与戒日王交好的邻国和旧臣一个警示，心想就算你大唐帝国再牛逼，也不至于跨过千山万水来打我吧？谁承想王玄策这个大唐帝国区区从六品上的“右卫率府长史”（即太子护卫部队中的小参谋）芝麻小官竟然不按套路出牌，不但能够成功越狱而逃，而且居然能够就地召唤出一支讨伐大军来，还杀得阿罗那顺溃不成军，连自己都被俘虏并被押送至大唐长安，从此远离故土客死异乡，在印度的历史上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阿罗那顺用自己惨痛的教训生动地给天竺诸国上了一课，“犯大唐者虽远必诛”，原来我阿罗那顺才是那只“鸡”，王玄策才是杀鸡给猴看的人！大唐的一个使臣都那么厉害，那大唐的军队该有多强悍啊！

总而言之，王玄策领导吐蕃、泥婆罗、以及天竺多国共同平定阿罗那顺叛乱这一史实，是中国与南亚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充分展现了唐朝初年中国和天竺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画面，这也改变了印度历史发展的轨迹，奠定了此后数百年间中印友好发展的基础，意义十分重大。

2

张骞通西域，玄策走蕃尼

除了平定印度阿罗那顺叛乱之外，王玄策的另外一项伟业则是开通了大唐经吐蕃（今西藏）和泥婆罗（今尼泊尔）前往印度的陆上通道（下图红色路线），大大缩短了大唐与天竺之间的陆上交通距离。

唐代前往天竺路线图 | 底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唐代交通图，制图：梵华

在此之前，从中国前往印度有三条通道：

第一条通道是沿着丝绸之路经今日中国新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进入印度，这便是玄奘往返印度的路线，即上图深蓝色路线。

第二条通道是从中国西南的古滇缅贸易通道进入印度，即上图绿色路线。这条路线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时代（中国战国时期），印度的古文献《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政事论》中就记载了中国丝绸；张骞出使西域到达大夏之时，也在当地看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蜀布和邛（qióng）竹杖，而当地商人称是从身毒国（古印度）买来，这些都说明了中印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古滇缅贸易通道。只不过这条贸易通道山高林密，水流湍急，瘴气很重，猛兽较多，因此并不安全，没有形成像丝绸之路一样常态化的固定贸易通道。当年汉武帝未能打通西南通向身毒的通道，唐初玄奘返程时也曾考虑过这条通道但未能成行，都是因为这条道路艰险无比，并不可靠。

第三条通道是海上贸易通道，即上图浅蓝色路线。东晋时期，赴印求法第一人法显大师（参见：梵华说印度(18)：一带一路的先行者——法显大师）大致就是通过这条通道（法显沿海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到达马六甲海峡）回到中国。不过唐朝初年之时，大唐并无远洋航海的经验，若走海路需要搭乘外国商船多次中转，多有不便，而且大唐使团从长安出发，若前往广州走海路出使印度，总路程并不比丝绸之路近，且不可控的风险更多，也不是理想的选择。

唐蕃古道-蕃尼古道路线图 |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从地理方位角度看，既然西南古滇缅通道险塞难行，那么从长安出发跨越青藏高原到达印度显然是另外一种路程较短的选择。古人虽也知晓这个道理，但是苦于雪山高原人迹罕至，唐蕃之间往来也很少，因此这条通道只在理论上存在，汉地无人曾走通此道。

转机出现在唐初。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大唐与吐蕃结成姻亲之好，客观上促成了大唐与吐蕃之间的唐蕃古道的形成，而两年前的公元639年，泥婆罗国（今尼泊尔）的公主赤尊公主布里库蒂（Bhrikuti Devi）嫁给松赞干布到达逻些城（今拉萨），说明蕃尼古道也已经存在，那么沿唐蕃古道和蕃尼古道，应该就能实现跨越青藏高原直抵天竺的设想。因此，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出使天竺，就选择了从长安沿唐蕃古道和蕃尼古道前往印度（路线图中红色路线），探索这条新的通道，而李义表和王玄策也不辱使命，最终成功于当年十二月成功抵达天竺戒日帝国。此后王玄策作为正使两次出使天竺，也皆是从唐蕃古道-蕃尼古道前往印度，说明这条新唐竺路线已经成熟。相比于丝绸之路，这条唐蕃-蕃尼古道极大地缩短了大唐与天竺之间的交通路程，这条新路线也就成为当时中印人员往来的主要通道。

不过，虽然史书中有一些关于王玄策经吐蕃和泥婆罗往返天竺的间接证据，但是却缺乏直接证明王玄策出使天竺走的是唐蕃-蕃尼古道的文字记录，因此还有不少人对这条唐竺通道存疑。幸运的是，1990年《大唐天竺使之铭》（下图“使之铭”错写为“使出铭”是因为早期考古专家将篆书“之”字误认为“出”字所致，现已公认应为“之”字）在西藏吉隆县被偶然发现，才第一次以历史文物的铁证，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王玄策出使印度的确是从唐蕃-蕃尼古道往返印度。

大唐天竺使之铭位置图 |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1990年5月，在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的文物普查工作中，一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霍巍、李永宪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尼玛、张惠清组成的文物普查队来到了吉隆县。在这里的一次野外调查中，宗嘎乡乡长罗桑请求普查队同县里说个情，不要因为修水渠而把一块刻满汉字的“神石”炸掉。这个情况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于是第二天一大早考察队就来到了“神石”之处。当考察队员擦去神石表面虔诚的藏民涂抹的厚厚的一层酥油后，赫然看到“大唐天竺使”，“行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等汉字，从而确定这是王玄策途径蕃尼古道之时留下的题刻！

大唐天竺使之铭崖刻局部 |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大唐天竺使之铭发现之时，已经缺失了不少文字。多年以来，经过霍巍、林梅村、郭声波、廖祖桂等专家学者的辨识和研究，根据唐代骈（pián）文的对仗、平仄、韵律等规律，现已基本确定原刻除标题“大唐天竺使之铭”篆书外，为从左到右共24列，每列19个字格。我综合各位专家的研究成果将《大唐天竺使之铭》按照现代汉语从上至下的书写习惯以及简化字的方式整理如下。其中确定的文字以粗体字显示，缺失的文字以“□”表示，由专家推断出、我也比较认同的缺失文字以浅色小号字体显示。

整理及制图：梵华

3

玄奘与玄策，西国志合璧

王玄策因“一人灭一国”的传奇而被很多网友所熟知，然而绝大部分网友并不知晓的是王玄策不仅“能武”，而且也“能文”，其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亦居功至伟。

玄奘大师根据唐太宗的要求而撰写的《大唐西域记》的历史地位自不必多说，世界闻名，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赞誉道“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玄奘）是唯一的亮光”，就是因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中世纪印度历史的独特贡献。无独有偶，王玄策根据其在天竺多年的游历也写了一部著作《中天竺行记》，共有十卷，另有图册三卷，详细地记录了其在中天竺的游历和见闻，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只可惜王玄策官职卑微，名望远不及玄奘大师，因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传承至今，而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早在唐宋之际就已经失传，甚为可惜！

聊以慰藉的是，在《法苑珠林》、《历代名画记》、《旧唐书》、《新唐书》、《释迦方志》等古籍中依然可以看到《中天竺行记》的只言片语，使得王玄策的这一伟业不至于完全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记载：“依奘师行传、王玄策传、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非无灵异。敕令文学士等总集详撰，勒成六十卷，号为西国志，图画四十卷，合成一百卷。”这部《西国志》也称为《西域志》，是唐高宗麟德三年（公元666年），由大唐官方根据皇帝诏令而召集百官修订的，详细的记录了包括天竺各国在内的西域地区的地理国情，是一部重要的官方历史文献。不过，同王玄策《中天竺行记》一样遗憾的是，《西国志》也已经失传，我们只能在《法苑珠林》、《旧唐书》、《新唐书》、《全唐文》、《释迦方志》等古籍中见到援引《西国志》的部分内容。

王玄策作为大唐的官方使者，三次（也有专家称四次，但是还未获得一致认同）出使天竺及周边地区，在天竺多国游历多年，除了游览佛教圣迹之外，也自然肩负着调研当地的官方任务。《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于大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撰成，《中天竺行记》是王玄策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第三次出使印度期间写成，因此，王玄策必然读过《大唐西域记》，他的《中天竺行记》肯定不会赘述《大唐西域记》中已有的记载，反而会更加突出《大唐西域记》所未能提及的部分，这同我们在其他典籍中窥豹一斑所看到的《中天竺行记》的片段特征是相符的。大唐官方重点编修的《西域志》，同时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玄策的《中天竺行记》为参考，也正说明了两个行记侧重不同，各有特色，珠联璧合，相映成辉。

4

文明的使者，文化的传人

王玄策代表大唐帝国三次出使天竺地区，不仅成功地推动了唐王朝与天竺诸国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印度的石蜜制糖法得以传入中国，中国的《道德经》、造纸术、花生（花生有多个原产地，考古及文献记录证实公元前中国就已经种植花生）和荔枝的栽培方法也传入印度，形成了中印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往来的小高潮，而且王玄策在这一过程中也参观了天竺诸多佛教圣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录，对后世影响也颇多。虽然王玄策记录其在印所见所闻的《中天竺行记》早已失传，我们对其贡献还所知甚少，但是即便是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听到和看到王玄策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

敦煌莫高窟盛唐第103窟维摩诘经变画像 | 图源：网络

佛教寺庙中的“方丈”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佛教词汇了，该词便与王玄策有关。王玄策在天竺的时候，曾参观佛教历史中有名的大居士维摩诘（梵语：Vimalakīrti，汉也译为“净名”）的故宅。唐代的《释迦方志》记载“寺东北四里许塔。是净名故宅基尚多灵神。其舍叠砖。传云积石。即说法现疾处也。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此后，唐代禅宗著名的百丈禅师根据王玄策在印度的见闻在其编著的《百丈清规》中针对禅宗设立方丈制度，称“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号曰长老，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提等之谓也。即为化主，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从此，方丈成为佛教寺庙中的专有名词（需注意的是，方丈与住持是寺庙中完全不同的两个职位，每个佛寺都有住持，但是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寺庙才有方丈）。

日本奈良药师寺中国宝“佛足石”源于王玄策拓本 | 图源：奈良药师寺官网

日本奈良的药师寺是日本著名的佛寺，这里是日本法相宗的祖庭，而法相宗正是玄奘大师所创立的佛门宗派。药师寺中镇寺之宝有二，其一为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来源参见：玄奘舍利的惊天传奇），其二便是公元七世纪的“佛足印”。根据奈良药师寺“佛足印”图案附近的铭文“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苑中轉法輪處因見跡得轉寫搭是第一本”和“日本使人黃文本實向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轉”，可以知晓该“佛足印”图案是唐代日本遣唐使从长安普光寺拓得，而普光寺的“佛足印”则是王玄策出使天竺时自鹿野苑拓得。玄奘与玄策这两位唐初与印度结缘的杰出历史人物，以这种奇妙的方式相会在日本奈良药师寺，真是不可思议的千年佛缘。

日本漫画《天竺热风录》不同版本封面 | 制图：梵华

相较于在中国的默默无闻，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事迹居然在日本被改编成历史漫画书！日本著名漫画家田中芳树先生用了整整二十年去收集王玄策相关的资料、构思及写稿，最终绘成了六册漫画书《天竺热风录》，于2004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加印，可见颇受日本读者喜爱。令我比较佩服的是，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关于王玄策的配图基本上都是唐代武将身披战甲，手持大刀或长戟的威武形象，这其实同王玄策“长史”的官职（即现代军队中的“参谋”一职），是不匹配的，田中芳树笔下的王玄策形象才更符合他“朝散大夫行左骁卫长史”这个文官的史实。

此外，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有不少壁画、文献、佛像同王玄策密切相关，史书也记载王玄策在印度期间也多次留下碑文题刻，天竺的戏法（魔术与杂技）传入中国也有王玄策一份功劳，等等……。可见王玄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亦不容小觑。

5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可叹

王玄策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他作为大唐帝国一个微不足道的六品小吏，赶上了大唐帝国与天竺诸国建立官方联系、互派使者友好往来的历史机遇，并以其出色的个人能力把握住了机遇，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得以青史留名。

然而，王玄策在官场上的运气似乎不怎么好。他在第二次出访天竺期间立下平定阿罗那顺叛乱之大功，唐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悦，嘉奖王玄策连升三级。然而无奈王玄策的起点太低，当时只是“从六品上”的“右卫率府长史”小官，就算连跨“正六品下”和“正六品上”两级，也只能升到“从五品下”这一级别，而且加封的只是“朝散大夫”文散官的虚职，实职并未提拔。用今天咱们国家的公务员的职务职级概念来类比，这相当于在王玄策正处级职务上的基础上待遇连升三级（跨一级调研员和二级巡视员），加封了一个“一级巡视员”（正厅级）的职级，而正处级的职务并没有改变。

要说太宗给王玄策待遇连升三级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此后唐高宗初期后不久，王玄策奉命第三次出使天竺考察数年，此后著成《中天竺行记》并被收入国家编修的《西国志》，应该也算不辱使命，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仕途上小进一步应该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唐代的史书并无王玄策的列传，《旧唐书》、《唐会要》、《新唐书》等史书中王玄策的头衔都止步于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说明王玄策此后仕途并未获得进步。

更奇怪的是，今甘肃永靖炳灵寺发现了54号佛龛疑似王玄策捐刻的佛像，其题记为“大唐永隆二年闰七月八日陇右道巡察使行殿中侍御史王玄□（该字模糊不清）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二菩萨。” 阎文儒先生研究认为该题记中唯一模糊不清的字应该为“策”。若此为真，那么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此时距离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俘获阿罗那顺有33年之久，王玄策应该至少是六十岁以上的老者，而此时其实职为“殿中侍御史”，据我所查唐代官职表，该职务仅仅是一个正七品上的芝麻小官。也就是说，王玄策在唐高宗时期的32年仕途期间，不但没有升官，最后反而还被贬官了！

▼下图请横屏观看

炳灵寺石窟，54号窟疑为王玄策捐刻 | 图源：汽车之家

这就让我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唐高宗这么不喜欢王玄策呢？于是我遍查有限的史料，似乎发现了一些端倪，其中的根源，恐怕还是要归咎于王玄策自身。

一方面，唐太宗李世民之死，可能与王玄策偏听偏信印度人有关。公元648年年底，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擒获阿罗那顺回到长安之时，也带回了一名“自称二百岁”的印度术士那罗延娑婆寐（梵语：Nārāyaṇasvāmin），自称有长生不老之仙方，即《新唐书》中记载的畔茶法水（梵语：Phāṇṭaka）。此时唐太宗身体有恙，于是很重视这个天竺术士，在金飚门内为其设馆制延年的“神药”。太宗是否服了畔茶法水？史书中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我估计李世民肯定是吃了。服后效果如何？史书中也不好意思明说，反正我们都知道大约半年后，也就是公元649年7月10日，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刚刚50岁就因“暴疾”驾崩了。

当然，李世民吃的“仙丹”不止那罗延娑婆寐所炼的畔茶法水，李世民的真实死因是否与畔茶法水有直接关联更是无从查起，但是世间多认为唐太宗的死因为服用“仙丹”导致药物中毒所致，因此即使印度术士辩称“无辜”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至少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是完全不相信的，而王玄策对那罗延娑婆寐魔怔般地深信不疑，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唐高宗李治对王玄策的信任危机。

史书《册府元龟》卷四十六记载了唐高宗与王玄策之间的一则往事，可见问题之所在：

《册府元龟》卷四十六唐高宗与王玄策相关内容 | 图源：国家图书馆，制图：梵华

从这段文献记载来看，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后，显然对印度术士那罗延娑婆寐是非常不信任的，于是让他回印度去了。谁知道数年之后的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这个印度婆罗门那罗延娑婆寐去而又返，又来到了长安准备继续忽悠高宗。高宗当然懒得理他，于是决定再次让他返回天竺。这时，王玄策全然不顾畔茶法水无效、太宗驾崩的事实，依然对那罗延娑婆寐深信不疑，居然看不出圣上的心意，唐突地为那罗延娑婆寐上书保奏，称“印度术士告诉我一定能够成功合成长生不老之药，现在放他走恐怕就太可惜了。”

李治总算还比较清醒，对侍臣说，其大意是：“我看这个印度婆罗门面相暴戾，做事急躁，他所说的断食三日服药之法对人摧残之极，我觉得很不靠谱。而且史书中哪里有记载长生不老之术？当年秦始皇和汉武帝劳民伤财想获得长生不老之药，不也一无所获吗？要是真有长生不老之人，当今哪里能够找到？”

朝中重臣李勣也附议，大意是：“这个印度婆罗门的长生不老之术没有得到检验，是真是假谁知道？之前太宗试过其药，没有效果，所以将让他回去了。现在他又跑回来，他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自己都不能长生不老，他怎会长生不老之仙术？王玄策简直是胡说八道！幸好皇上圣明，臣等十分高兴。”

可见，唐高宗李治和开国功臣李勣都对王玄策偏听偏信印度术士，不经检验就冒昧带回婆罗门那罗延娑婆寐深感不满，而且太宗之死是否与印度术士有关还犹未可知，现在王玄策居然鬼迷心窍还继续相信一个自己都无法长生不老的印度术士的鬼话，并为其说情。可想而知，高宗李治和重臣李勣对王玄策的印象肯定好不到哪去。更倒霉的是，这个印度术士那罗延娑婆寐后来居然就死在了长安，这不更妥妥地打了王玄策的脸，高宗和大臣们显然都会觉得王玄策这人不靠谱，这必然影响王玄策的仕途。

印度术士吹嘘自己高寿以凸显自己有能耐的现象古已有之，屡见不鲜，即便是今天也是如此，不少印度人深信不疑，甚至2022年印度总统还给一个自称125岁的瑜伽士授勋。看视频，这个术士真的有125岁吗？唐高宗和李勣都不信印度术士能有200岁，我也不信印度国家颁奖的瑜伽士能有125岁。

另一方面王玄策在唐高宗佛教政策上与高宗意见向左，更是自毁前程。早期佛教进入中国后，相关的规章制度都还很不健全。比如，僧人遇到其父母或者朝廷的高官甚至天子，到底应该谁向谁磕头？这在唐高宗初年的时候依然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唐高宗虽然也崇佛，但是唐朝李家毕竟是奉老子李聃为祖先，道教自然也就是地位更尊崇一些，不可能把外来的佛教捧得太高，这才有此前唐太宗发布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再加上中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于是唐高宗于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发布了《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诏》，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四月再下《令僧道致拜父母诏》，这引起了佛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玄策也上奏《议沙门不应拜俗状》，用其在印度的所见所闻来反驳唐高宗的政策，站到了大唐皇帝的对立面。同年六月，唐高宗迫于形势压力，被迫废除《令僧道致拜父母诏》。虽然从表面上看，王玄策所在的佛教势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唐高宗的心里肯定是愤恨难平的，王玄策在唐高宗的心里肯定更加没地位，仕途就更加没指望了。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南洞王玄策捐刻题记拓本 | 图源：李玉昆

从今天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炳灵寺石窟残存的王玄策捐资修建的佛像来看，数次出使天竺的王玄策已经成为一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其对天竺人民的感情和对佛教的热情都是发自肺腑的。不过，王玄策的这种情绪已经影响到了他的主观判断，导致其工作出现致命漏洞，不仅轻信印度术士的忽悠，未加甄别就轻易推荐给天子试药，且在用药失败后仍然浑然不觉，轻率地用自己的政治前途为骗子担保，结果导致其在朝廷失宠，而且王玄策不顾唐竺两地国情不同，生搬硬套印度社会宗教习俗，上书谏言应效仿天竺“法不礼天”，这无疑就是主张将佛教的地位置于大唐王权之上，与唐高宗的想法完全是南辕北辙，从而断送了自己在朝廷的前程。

可叹王玄策，成也天竺，败也天竺！

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王玄策的是非成败对今天中国对印工作依然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

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伟业充分说明，只有国家的强大才能做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且要做到这点，离不开友好国家和朋友的支持。因此，当今我们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发展好我们的祖国。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广交朋友，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将同样热爱和平的友好人士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针对像阿罗那顺那样顽固势力的挑衅要坚决予以回击，这样才能维护中印友好的大局，就像王玄策一战威五印，奠定了大唐与天竺各国数百年友好传统一般。

王玄策仕途没落的教训则充分说明，中国人在同印度人打交道之时，需要头脑冷静，谨慎行事。王玄策的遭遇其实在今天去印度打拼的中国人中依旧司空见惯，几乎每个在印深耕的中国人都曾碰到口若悬河、自吹自擂的印度大忽悠，各种教训不可谓不惨重，我本人也多次深受其害，感慨良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人都不可靠，印度靠谱的人也不少，但是这些诚实守信、重义轻利的有德之士比例的确不高，刚去印度的中国人基本不太可能碰到，是否能够遇到并深交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依我同印度人近二十年打交道的经验，目前我对初次见面的陌生印度人的话一般姑且先只信十分之一，待日后更进一步交往之后再酌情调整信任度，这样基本上就能避免王玄策那样被骗的悲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能有“一人灭一国”这样的伟业为后人所铭记，王玄策的人生其实已无憾，什么功名利禄，皆是过往云烟。

或许，王玄策余生的洒脱，便是看破了红尘，淡泊了名利，参透了佛家“色即是空”的深义了吧！

梵华

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

支持梵华创作

请帮忙“点赞”和“在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