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经济学鉴赏之三：不良资产照妖镜（下）
梵华荐语
前一阵美国硅谷银行和欧洲瑞信银行的危机影响很大，而本文中三个典型印度银行的弊案亦是惊天大案，凸显印度银行业深层次的危机。
四、印度银行业不堪的历史
（一）银行弊案是历史缩影
印度知名经济题材博客主（mostlyeconomics.wordpress.com）、艾哈迈达巴德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Amol Agrawal在其题为《Banking Crises: An Indian History/银行业危机：印度历史》的文章如是调侃：“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危机之后，印度银行业备受称赞。有些人士说， 我国的银行家没有犯上所谓 ‘西方欺诈行为’，而是兢兢业业执行基本业务。”（来源：铸币报，2018 年 2 月 26 日）。
《银行业危机》非常精辟地讲述了印度银行业自1860年代以来经历的多场银行倒闭、欺诈等大大小小危机。并指出1867年导致孟买管辖区银行（Presidency Bank of Bombay）倒闭的银行欺诈刑事脉络与150年后、刚在2018年引爆的旁遮普国家银行（Punjab National Bank，简称为PNB）欺诈刑事案如出一辙。换言之：“银行欺诈和银行危机一直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印度金融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印度历史上充斥着多起私营银行和公家银行业倒闭事件。”
按照《银行业危机》的统计：
◆ 1913年至1934年之间，印度境内近350家银行倒闭；
◆ 1935年至1947年之间，近900 家银行倒闭；
◆ 1947年至1969年之间，共有665家银行倒闭。这一段期间，1951年印度共有566家银行、其中474 家不具备被纳入印度央行第二列表；1967 年印度共有91家银行、其中20家不具备被纳入印度央行第二列表（笔者注：印度央行第二列表银行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必须拥有50 万卢比资本金）。
早在1967年，印度政府已经出台所谓“social control/社会管控”，严格要求银行配合国家经济发展需求发放贷款。英迪拉·甘地政府在1969年把14家存款大于50亿卢比的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1980 年又把另外 6 家存款大于200 亿卢比的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一举把印度银行业推进高度国有化阶段。后国有化，所谓‘社会管控’要求除了延伸到外资银行，也具体化为严格规定40%的银行贷款必须面向所谓“重点领域”发放（来源：《群魔乱斗：印度银行业的大悲剧》）。
《银行业危机》把所谓‘社会管控’称为“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义务（笔者注：“金融包容性”的内涵也包括要求银行在乡区广设支点、为乡区提供信贷）。英迪拉·甘地政府在1980年出台了‘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IRDP/综合乡区开发计划), 号称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计划，银行按所谓‘社会管控/金融包容性’要求在该计划之下向乡区居民提供补贴性质信贷。截至1989年，该计划之下信贷偿还率低于10%、违约借贷者高达250 万人（来源：《群魔乱斗》）。因此，《银行业危机》认为印度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早在 1980 年代已经萌芽。
1994年印度央行开始发放新的银行执照（共10家）。2000年以来除了印度央行发放额外的新银行执照（2000年代2家、2014年又新增2家）以外，印度银行业也迎来一波私营化改制发展，也相应迎来又一波欺诈舞弊而导致的重组或倒闭。概括而言，自从孟买管辖区银行在1867年倒闭以来，即使在立法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增强的情况下，印度银行业的危机和欺诈刑事案件依然此起彼伏，而且这一历史“传统”还在进行时中，绝非《银行业危机》所调侃的印度无知人士口中“兢兢业业的印度银行家”自我感觉良好的神话。
（二）银行弊案案例鉴赏
◆ 鉴赏案例一：旁遮普国家银行（Punjab National Bank）弊案
旁遮普国家银行弊案只不过是印度银行业历史上多起国有银行欺诈刑事案之一，该弊案的亮点是操纵银行电脑系统、篡改银行交易记录掩盖犯罪行为的“新颖”手法（来源：《群魔乱斗》），涉案金额高达1100亿印度卢比（约合17.7亿美元）。此外，涉嫌主犯之一名为尼拉夫·莫迪（Nirav Modi）这一事实也为该弊案增添了八卦成分。但事实是此莫迪非彼莫迪也，钻石商人尼拉夫·莫迪与卖茶小商贩出生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两人之间非亲也无故；当下尼拉夫·莫迪依然潜逃在印度境外。（笔者注：国大党公子哥儿拉胡尔·甘地在 2023 年3 月 23 日被法院宣判贬损莫迪姓氏诽谤罪名成立，其中便记有拉胡尔·甘地公开影射纳伦德拉·莫迪和尼拉夫·莫迪是同伙的这一笔八卦）。
◆ 鉴赏案例二：ICICI银行弊案
ICICI银行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广场分行 | 图源：tennews.in
ICICI银行前身为1994年与世界银行合资创立的国有项目融资机构，2001年重组改制变成私营银行。此后私营化ICICI 银行出现弊案——该银行明星总裁Chanda Kochhar自2009年上任以来便涉嫌通过其夫婿勾结利益相关方进行不法利益交易、换取该银行向Videocon集团发起人发放贷款，2016年被曝光时逃过一劫、至2018年再次被曝光才被立案侦查（来源：《群魔乱斗》）。
◆ 鉴赏案例三：Yes 银行弊案
Yes银行是2004年创立的私营银行。该银行在2000年代投资与信贷热潮中以激进的竞争手段争取业务、高风险放贷而迅速做大，做大过程中该银行总裁Rana Kapoor涉嫌违背治理规定非法放行信贷，包括放行数笔徇私贷款、中饱私囊。Yes银行一方面高风险和违法放贷、另一方面准备金提取严重不足的曝光堪称印度央行整顿银行不良资产政策行动下点燃的最大爆点之一，该银行的结局是2020 年3月印度国家银行在莫迪政府指示下被收购重组（来源：《群魔乱斗》）。
有意思的是，Rana Kapoor（上图红圈）也和莫迪在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同框 | 图源：莫迪推特
（三）其它内容鉴赏点评
《银行业危机》和《群魔乱斗》一致指出，包括ICICI银行以及Yes银行在内的弊案戳破了私营化可以创造正面激励并铲除银行欺诈这一似是而非的叙事。印度许多所谓自由主义经济人士鼓吹银行私营化是万灵丹，但莫迪政府对之采取摸棱两可的立场，其任内多个私营银行弊案浮上水面、相应对于银行私营化效应的质疑，应该是其重要考量之一。笔者大胆猜测，莫迪政府应对一系列银行弊案危机时动用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指示两家公家银行并入旁遮普国家银行、指示印度人寿保险公司收购并拯救印度工业发展银行、指示印度国家银行收购并重组Yes银行。这一系列过程中莫迪或许对银行的“社会管控/金融包容性”义务有所领悟——印度政府有权力支配国有化银行、后者有义务配合——并从中发现了所谓自由主义经济人士大肆鼓吹私营化有忽悠之嫌，也是莫迪政府重要考量之一。
此外，《银行业危机》也指出：“印度央行不能仅用【银行雇员违法行为和内部控制失败所产生的运作风险】说辞来免除自身应付责任，因为印度央行定期对银行进行核查，在核查过程中理应解决所查出的风险。”
针对印度央行自身或许涉嫌渎职这一质疑，拉詹在其2018年9月上书印度国会预算委员会的公开意见书中如是辩护：“监管机构不能取代银行的商业决策，也不能对其进行微观管理、或在银行做出这些决策时对其进行调查。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监管机构充其量只能在银行出现不良贷款行为时发出警告、并要求银行拨备足够的风险缓冲。【如果时间重来，监管机构可以改进的方面包括】印度央行可能应该在银行业出现热潮的早期便开始对贷款质量提出更多危险信号……我们或许不应该同意采取forbearance/宽限处理方式……我们应该更早启动新的不良资产清理工具，并推动更迅速地制定《破产法》；如果在那样的情境下，我们本可以更早地开始资产质量审查流程……最后，印度央行应更加果断地对不合规的银行实施处罚。”不得不说，拉詹毕竟当过官，官腔的辩护说辞做得滴水不漏，这或许也与拉詹有意识性地保护自己免受嫌疑渎职的指责、甚至刑事调查有关。
五、学术性第三视角探索
（一）报告和作者简介
一份题为《The Roller Coaster Ride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in Indian Banking/印度银行业不良资产过山车之旅》的学术性报告在2022年1月面世，为外界进一步厘清不良资产问题贡献了另一有价值的视角。以下概括引述该报告要点并鉴赏点评，从中观察所谓学术性第三视角与曾经的莫迪政府内部人士（即阿苏哥和拉詹）的第一视角之间的差异——以及时间的沉淀可能带来的理解分析和叙事变化。
首先简单了解《印度银行业不良资产过山车之旅》报告的作者背景：
⚫ 领衔作者Rakesh Mohan是社会经济进步中心（Centr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简称为CSEP）总裁，曾出任印度瓦杰帕伊政府第十一任首席经济顾问（2001年至2002年），之后又担任印度央行副行长（2002年至2009年，其中2004年10月至2005年6月短暂卸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Rakesh Mohan为官任期横跨瓦杰帕伊和辛格两朝政府，社会经济进步中心智库在人事上“海纳/‘平衡”辛格前朝卸任高官，例如蒙哥（Montek Singh Ahluwalia）；以及亲莫迪政府人士，例如：迪哥（Bibek Debroy）的长期合作伙伴 Laveesh Bhandari）。
Rakesh Mohan | 图源：CSEP
⚫ 另一位作者Partha Ray则是一名经济学者、印度国家银行管理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Bank Management，简称为NIBM）院长。该学院是由印度央行和银行业界合办的机构。
Partha Ray | 图源：NIBM推特
（二）报告内容鉴赏点评
根据《印度银行业不良资产过山车之旅》报告所阐述，1990年代印度金融改革以来，不良资产可以按规模比例升降趋势分为三个阶段（图3-7），其中所谓“双报表困局”发生在第二阶段（从辛格朝代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开始、延续到莫迪朝代第一届中后期）：
《印度银行业不良资产过山车之旅》报告认为针对第二阶段的不良资产滋生与所“双报表困局”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流于阿苏哥首创官方叙事所体现的简单化、片面化。例如：该报告指出首创官方叙事忽略了经济增长与不良资产拨备之间存在逆向关系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即2003-2008 年期间不良资产比例下降符合基本经济规律。该报告认为，造成不良资产在该阶段不断产生并蔓延为患的原因有五点，而且相当细腻地梳理个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1）监管机构采取宽限处理举措；
（2）后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大宗商品价格骤降；
（3）企业债务不断累积，最终伴随商业周期下行导致‘双报表困局’；
（4）银行业出现贪污舞弊以及企业治理违规操作；
（5）公共政策大肆推动基础设施领域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公共-私营合作模式，最终导致煤矿区块开采许可证被取消、电信频谱拍卖舞弊等问题。
总的来说，阿苏哥和拉詹的叙事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印度银行业不良资产过山车之旅》报告总结的五点原因，其中拉詹的叙事更为全面展现这五点原因。
关于第一点所谓‘宽限处理举措’（图3-8），该报告强调主要是指：“监管机构从全局出发，考量到维持银行业界的整体稳定的重要性、以及金融业的复杂因果联系，在观察到经济增长和信贷不足或许埋有隐患的情况下刻意选择‘不通过吹响裁判的尖锐哨声’而扰乱市场”明显体现与拉詹的叙事保持一致，而并非《银行业危机》提出的相对简单粗暴叙事：“监管机构清楚意识到过度发放贷款现象时而发生，尤其是出现公家银行向可疑债权人发贷情况，但却对所涉及的危险采取噤声处理。”
图 3-8：针对不良资产监管的宽限处理举措以及时间线| 图源：《印度银行业不良资产过山车之旅》（2022 年 1 月），汉化：GTKH
关于第三点，该报告指出‘双报表困局’叙事中所谓“2000年代中期出现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热潮”一说其实错过了非食品信贷（即泛指所有商业信贷）增长率从2005-06财政年开始便持续下滑这一事实，非食品信贷绝对值持续增长实际上是基于贷款基础规模效应所致（图3-9）。在大环境（第一、二点）条件下，结合内部弱点（第四、五点）提供生成并蔓延契机，方才酿成“双报表困局”，这个叙事才贴近不良资产背后真实事态发展脉络（笔者注：非食品信贷指向除外 Food Corporation of India，FCI/印度食品企业的信贷，即泛指所有商业信贷）。
（三）其它内容鉴赏点评
《印度银行业不良资产过山车之旅》报告也触及一系列其它相关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或许是在拉詹和其继任者乌尔吉特·帕特尔（Urjit Patel）相继离任后，莫迪政府质疑两人领导下的印度央行非但没有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反而导致问题加剧。例如：《2020-21财政年印度经济调查》指出：“资产质量审查无法揭露银行账目中所有隐藏的不良资产，导致资本要求被低估。这导致第二轮的贷款扭曲，从而加剧原本严峻的局势。”
就这个敏感议题，该报告两位作者显然深谙官场之道、给出了和稀泥式结论，但却也暴露了他们接收到来自莫迪政府威慑的痕迹：“监管宽限举措在不良资产的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这就引出一个重要问题：不良资产的增加有几成是由于新的拖欠贷款所致、又有几成是由于既定的不良资产被挖掘披露（之前被监管宽限所掩盖）。但尽管如此，资产质量审查和及时纠正措施良性组合毋庸置疑对于新的信贷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从而为既定的不良资产问题起到火上浇油效应。”（笔者注：质疑/否决资产质量审查剑指拉詹、质疑/否决及时纠正措施则是剑指帕特尔。）
本系列第二篇《品牌营销》已经提及莫迪政府和印度央行‘对簿公堂’争议事件，本篇补充梳理争议细节，以便厘清莫迪政府与帕特尔之间的恩怨：事缘印度央行 2018 年2 月 12 日推出的及时纠正措施，措施之一指示贷款者针对大额压力账户（200 亿卢比 以上）在 180 天宽限期内执行解决方案，否则采取违约权力向破产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电力行业商会在入禀安拉阿巴德高等法庭寻求宽限但在2018年8月被判败诉后旋即又以违宪为由入禀印度最高法院。印度最高法院在2019年3月裁定搁置及时纠正措施，并搁置了针对至少70 家电力、糖、纺织、和航运业借款违约企业进行中的破产程序。印度央行被迫在2019年6月重新发布修订版及时纠正措施令。诉讼过程中莫迪政府援引首阶段诉讼期间安拉阿巴德高庭‘建议政府引用央行法案第7（1）条款以公共利益为由指示央行配合一事“要求（威胁）”印度央行对电力企业和微-小-中型企 业给予宽限、启用央行资金提供流动性等配合举措，印度央行和莫迪政府两方围绕央行独立运作权力的争议浮上台面。争议事件愈演愈烈，终于在帕特尔 2018 年 12 月 10日引用私人原因请求辞职获得莫迪政府批准而化解危机（来源：《群魔乱斗》；铸币报，2018 年 11 月 1 日）。
解决不良资产问题进入尾声之际莫迪政府表现出“兔死狗烹”手段这一现象，也凸显了拉詹选择以公开形式发表辩护说辞的前瞻性。拉詹当官成就乍地本篇不评价，但辩护来看其官场之道倒是掌握的挺娴熟。以下截取其的2018年9月意见书部分说辞加以鉴赏：
（1） “【承认和解决不良资产】不是‘外来’的解决方案，而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合理解决方案……清理不良资产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整顿启动以后】信贷放缓归因于公家银行资产负债表负担过重、日益趋避风险。相对于私营银行，公家银行对增加业务量方面的趋避也体现在它们存款增长的迅速放缓趋势。”拉詹驳斥所谓“外来”解决方案的说辞，大概率也反映针对性回应莫迪核心圈子人士如古哥（Swaminathan Gurumurthy）攻击拉詹毕业于国外、不谙印度国情（见：《莫迪政府右倾结合左拐怪象：解码玛萨拉味资本主义宣言》）。
（2）拉詹还大胆反守为攻，揭露莫迪政府未按初衷落实整顿举措：“【资产质量审查结束后，不良资产仍在继续增加】的现象是因为整顿举措初衷——大量不良贷款被披露，银行将在政府的帮助下进行必要的手术式修复，以使延宕项目重回正轨——在实际落实上出现落差。”拉詹有恃无恐大胆反击显然言之有物；印度知名财经记者Puja Mehra在其著作中引述匿名莫迪政府官员：“每次上层要求官员列出应该采取的改革时，经济事务和金融服务部都会列出不良资产问题，但都被政治上层刷掉。上层多次‘教育’下属官员：私有化亏损的国有银行想都别想、投入大量税款进行银行资本重组等于政治自杀。”（来源：Puja Mehra（2019）著《The Lost Decade (2008-18)：How India's Growth Story Devolved into Growth Without a Story/失去的十年(2008-18)：印度的增长故事如何退化成没有故事的增长/失去的十年(2008-18) 》）。
（3）此外，拉詹加大攻击力度，大胆叫板莫迪政府的其它政策执行短板可能正在酝酿下一场不良资产危机：“MUDRA贷款和Kisan 信用卡虽然受欢迎，但政府必须更仔细地审核潜在的信用风险。印度中小微企业和小型产业银行（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Smal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Bank of India，简称为SIDBI）运营的 Credit Guarantee Scheme for MSME，CGTMSE/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计划是个不断膨胀的或有负债，有紧急审核的必要。”（笔者注：Kisan信用卡面向农民，资助短期财务需求和特定信贷要求。MUDRA 贷款支持金融中间商向从事制造、加工、贸易、或服务业等非食品的创收微型企业提供小额信贷/贷款，额度上限设在100 万卢比。莫迪得以通过 Kisan信用卡和MUDRA贷款等计划争取选票，理应感激英迪拉·甘地把‘社会管控’义务引入银行业；或许这是历史给莫迪开的一个玩笑，但或许这也加深了莫迪的领悟、塑造莫迪经济学应对私营化国有银行游说的谋略。但商业银行提供 Kisan 信用卡和 MUDRA 贷款等的意愿是看在莫迪政府提供担保/资金的面子上，因此是否会重演1980年代综合乡区开发计划的剧本、埋下不良资产危机的种子，值得进一步关注。）
六、整体鉴赏点评
莫迪上台后迅速出手整顿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堪称莫迪经济学打出的第一记重拳。整顿行动执行过程中，莫迪的内心算计显然因应事态进展而发生变化，而印度央行显然未能完全揣摩莫迪内心算计的变化。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莫迪即使机关算尽大概率也始料未能预见的衍生效应。此外，莫迪在整顿过程中对外似乎刻意展现“憋着更宏大的棋局、时机未成熟故暂时按兵不动”的形象反而“意外”暴露了莫迪缺乏雷厉风行领导风格的真实一面（见本系列第一篇：《前世今生》）。
2015年8月，莫迪政府确实如市场原先预期宣布向公家银行注入7千亿卢比资金，但是规定资金分批次横跨四年时间注入。分批次多年注入资金的稀释效果犹如杯水车薪，高达70%的资金注入往往用于弥补银行损失，而无法用于资助银行发放具有利润潜能的信贷，造成银行与借贷者双输的局面。2015年10月经资产质量审查披露不良资产之后，莫迪政府没有按行动初衷迅速进一步提供资金协助银行进行资本重组，而是拖延至 2017年10月才再度出手，宣布向国有银行分批次多年注入 1.35 万亿卢比资金（来源：《失去的十年(2008-18)》）。无怪乎莫迪坚定支持者贾哥（R Jagannathan）即使在专访中听到了莫迪的亲口辩护，毅然坚持“未能及早解决银行危机”是莫迪经济学需要被批评的首要弱点/短板（见本系列第二篇：《品牌营销》）。
从2015年10月到2017年10月在这两年期间，莫迪政府除了创造所谓“双报表困局”叙事引导媒体界和学术界进行一波论战，中间还在2016年9月操纵印度央行行长人事变动，非莫迪嫡系的拉詹未按先例获的续聘连任央行行长一职、时任副行长帕特尔擢升行长取而代之。更在2016年11月8日突击性推出demonetization/废钞令，或许决策背后是莫迪算计着奇招出击，将包括银行系统欺诈犯罪集团与政治黑金一网打尽；但事态进展显示废钞令非但没能有效解决黑金问题，反而引致悬而未决的不良资产问题向非银行金融公司（Non-Banking Financial Companies，NBFC）领域外溢并最终导致该领域系统性崩溃。这些事态进展大概率超乎莫迪的算计 (笔者注：贾哥等莫迪坚定支持者否认非银行金融公司系统性崩溃与废钞令有关，本篇先按下不表)。
截至2017年初“双报表困局”叙事出台，莫迪政府一直努力对外展现掌握一切的姿态，对照瑞信《债券屋》报告系列早在2012年便公开点出银行不良资产危机信号，一方面明示莫迪旨在引导市场信心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暗示莫迪或许有碍于脸面、执意维护其政府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然而，莫迪迟滞了三年后方转向承认不良资产问题有所失控、原有应对举措无法持续，实质上或许拖延了不良资产的整顿步伐；莫迪在资产质量审查后在提供政府资金进行资本重组问题上拖泥带水，有扩大化不良资产问题之虞。这一系列事态进展或许能够勾画出原始版本‘双报表困 局’叙事中对于不良资产相对片面化、避重就轻的淡化处理，以及五年后修正版本引入甩锅辛格前朝叙事背后的莫迪经济学手段的运作。
这边厢，阿苏哥或许通过在莫迪政府任内耳熏目染故深谙莫迪经济学套路，早已加码、在2019年12月创造所谓‘Four Balance Sheet Challenge/四资产负债表挑战’ 叙事：“印度现在正面临‘四资产负债表挑战’——最初的两个领域【即被第一波危机吞没的银行和基础设施企业】，加上非银行金融公司和房地产企业——并因此陷入不利的利率增长动态，其中风险规避导致利率高企、增长压抑，并滋生更多的避险倾向。” 这一部分本篇先按下不表。
整体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整顿过程比较深层次且影响长远的效应该是拉詹和帕特尔领导下的印度央行与莫迪政府关系紧张恶化，并以两人先后离任避免关系破裂而阶段性化解危机。“印度央行行长和政府之间就如何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以及如何改革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初始只是一个不良资产问题、而且主要局限于公家银行范畴的问题，现在已经恶化为监管机构和政府之间的争斗……印度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平衡等式被打乱了……其长期后果目前尚不明朗。”(来源：A.K. Bhattacharya（2019）著《The Rise of Goliath: Twelve Disruption that Changed India/巨人崛起: 12 项改变印度的巨大转变》，参见：印度经济改革历史叙事探讨：修正叙事与公认叙事的碰撞)。
根据最新印度官方叙事，莫迪以救世主形象下场出手处理辛格朝代遗留的烂摊子、把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收割为莫迪经济学政绩（见：《莫迪新任经济幕僚首秀：修正经济改革历史叙事》）。针对不良资产问题现状的最新印度官方叙事概括引述见于本篇附件 3-3。
总的来说，通过本篇深度剖析，数年下来莫迪领导不良资产问题整顿过程实际展现的领导魄力与莫迪品牌营销对外宣扬的“王者”风范有一定的落差，莫迪经济学叙事过度美化事实的操作痕迹也显而易见，个中还间杂或许因应政治斗争需求的修正、甚至还有“兔死狗烹”之嫌疑，因此必须谨慎采信印度官方叙事。
深度剖析莫迪经济学将在下一篇继续。
GTKH
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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