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55 社会学新周刊|离异后女儿不再是父亲的“小棉袄”?父母分离将加剧亲子联系的性别差异,父亲与女儿的联系疏远最明显
数字时代父母分离后
代际联系的性别不平等
10.1111/jomf.13037
IF 2.7,SSCI JCR Q1,中科院1区,社会学Top
研究领域:
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代际关系
编辑语:
许多人可能认为同性相斥,在家庭关系中存在父女-母子这样的异性代际关系亲和性。近年来盛行的一种互联网潮流甚至将女儿奉为父亲唯一的“小棉袄”。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大部分研究更支持同性代际关系的亲和性,而且由于父亲一般更少投入时间精力进行亲子交流,父亲与子女的亲密程度本就低于母亲与子女的亲密程度,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母女、母子、父子、父女关系中,父女关系是相对最疏远的。今日推文进一步发现,父母离异/分居会使父亲和女儿的亲子联系疏远得异常明显,而父亲与儿子关系的疏远则相对较弱。离异/分居将加深家庭内部的代际联系性别鸿沟。文章较为新颖的部分是对不同亲子联系方式的讨论,数字化联系尽管可以减少亲子联系的性别差距,但却存在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关系累积问题,如果面对面交流不足,数字化联系也将难以实践。而这些亲子交流的性别差异将对后续的育儿、养老产生深远影响,疏远父亲的女儿可能得到更少育儿支持,而疏远女儿的父亲也可能成为家庭中最孤独无助的老人。
摘要: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关注父母和子女的性别以及联系类型,来分析完整家庭和非完整家庭中父母与成年子女的联系频率。
背景情况:父母离异增加了亲子关系中的性别差异,与离异母亲相比,离异父亲与成年子女的联系频率较低。我们研究了父母离异后亲子联系的父母差距是否会因亲子性别不匹配和联系类型(即面对面、电话或数字型——比如通过视频通话)而有所不同。
研究方法:我们利用家庭和社会对象调查(the Family and Social Subjects survey)中的意大利家庭数据,研究了 6770 名年龄在 30-55 岁之间的成年子女(11041 个亲子对)的亲子联系频率。我们对完整家庭和非完整家庭(18 岁前父母离异)中受访者与亲生父母频繁联系的概率进行了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结果:与母亲相比,父亲相对更少与子女联系,而且这种父母联系的性别差异在女儿中比在儿子中更大。相对于数字联系的减少来说,父亲在面对面联系和电话联系方面的减少更明显。而且在离异时如果女儿年龄较小,成年后父亲与女儿的联系频率将减少得更多。当父亲比母亲提供的面对面联系更少时,父母在电话联系和数字联系上的性别差异也会更大。
结论:我们通过聚焦于母女关系的中心地位以及子女对同性别父母的忠诚度来解释这些发现。我们还认为,不同类型的联系强化了父母之间的性别差异,并可能导致年老父母的“强”家庭关系和“弱”家庭关系出现极化。
关键词:老龄化、离婚、家庭互动、性别、代际关系、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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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父母分离现象及其后果】现代社会中,父母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家庭不稳定性的增加改变了代际之间家庭关系的亲密度和强度,对家庭凝聚力和性别不平等产生了潜在影响。例如,父母在子女童年时离异会减少父母的育儿参与,并影响成年后的亲子关系,包括关系质量降低、联系频率减少以及支持性交流减少等。这些影响具有强烈的性别化特征,与离异母亲相比,离异父亲与成年子女的联系和支持性交流更少。
-【性别组合研究的空白】然而,人们不太了解父母之间的这些亲子联系性别差异是否会因子女性别和联系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已有的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且集中在美国和荷兰等国,在这些国家,离婚扩散更早而且更广泛。在家庭模式更传统的国家情况可能不同。
-【数字联系的兴起】近年来,随着视频通话、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等数字通信的普及,代际联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数字联系可以降低联系强度和侵入性,这可能有助于离异父母与成年子女保持联系,避免激烈争吵,并减少时间和精力耗费。但并不清楚数字联系对不同性别的亲子组合的重要性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问题】父母分居/离异后,父母与子女的联系频率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因子女性别和联系方式的不同而变化。
**理论依据:**
-【亲子情感亲密度与社会学习理论】:由于母亲往往负责传递孝道义务和帮助女儿社会化,这种强烈的情感亲密使得母女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最有韧性的关系。同时,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父母在育儿陪伴和指导性别化行为上往往具有同性别的亲和倾向。分居后父亲的育儿参与往往下降得更多,对女儿养育参与的减少尤为明显。因此文章假设,在非完整家庭中,父母与儿子联系时的性别差异小于与女儿联系时的性别差异(性别失配假设)。
- 【数字团结】:由于父亲通常在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上投入较少,数字通信这种低侵入性的联系方式所提供的情感安全可能对非监护父母(通常是父亲)特别有益,也即能够使分离造成的联系减少不那么突出。因此文章假设,在非完整家庭中,与其他类型的联系相比,父亲和母亲在亲子联系上的性别差异对于数字联系而言较小(数字联系假设)。
-【数字补偿与数字积累】:远程通信可能替代面对面交流,对于与母亲面对面交流更多而与父亲面对面交流更少的子女来说,数字联系的作用可能更大。因此,文章假设,在非完整家庭中,当父亲经历比母亲更低频率的面对面亲子联系时,电话和数字联系的性别差距会缩小(补偿假设)。但亲子关系中的偏爱习惯可能会强化母分居后亲子联系的性别差异,如果面对面接触比较少,可能数字联系也会跟着减少。因此文章假设,当父亲经历比母亲更低频率的面对面亲子联系时,电话和数字联系的性别差距也会扩大(积累假设)
-【意大利家庭的同住时间情境】:本研究观测时间处于意大利婚姻法改革之前,也即样本中的大部分离异家庭的子女都依据法律随母亲居住。所以解除婚姻关系时的子女年龄能够显示出父亲与子女同住时间的状况,由于同住时间可用于培养亲子感情,所以这也可能会影响父母分离后父亲与子女关系的团结程度。因此文章假设,子女与父母分离时的年龄越大,父亲与母亲在联系频率上的差距越小(子女年龄假设)。
**研究方法:**
- 【数据】:使用意大利“家庭、社会对象和生命周期”( Families, Social Subjects and life cycle,FSS)调查数据,研究了6770名30-55岁、没有与父母同住、但至少有父母一方健在的成年子女(11,041对亲子对)的亲子联系频率。研究剔除了仍与父母至少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子女(1672 人),以及缺少联系频率或其他相关变量信息的子女(28 人),以及父母在 17 岁后分居的子女(N = 283),从而将重点放在访谈前至少 12 年发生的父母分居情况,而且还排除了有移民背景的儿童和/或父母。
- 【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
- (因变量)联系频率Contact frequency:涉及三类联系类型,面对面、电话和数字互动,每种互动都被编码为虚拟变量,经常联系(包括 “一周几次 ”和 “每天”)和不经常联系(包括 “从不”、“一年几次”、“一个月几次 ”和 “一周一次”)。
- (自变量)父母分居Contact frequency:基于问题“父母是否由于分居或离婚而没有再生活在一起”生成是否父母分开的虚拟变量。
- (关键变量)性别(不)匹配gender (mis-)match:基于父母和子女性别的交互项生成,父辈和子辈同性别则为性别匹配,异性别则为性别失配。
- (关键变量)分居时间the timing of parental separation:基于父母分居时间的回答生成在子女0-7岁时分居和在子女8-17岁时分居两类情况的虚拟变量。
- 控制变量:父母特征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大专、高中和高中以下)、丧偶、日常活动有一种或多种限制,以及子女 14 岁时的就业状况(工作与不工作)。子女特征包括年龄、兄弟姐妹数量(0-3 岁以上)和居住地区(北部、中部、南部)、以及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地理距离(距离母亲和父亲家小于 1 千米、1-16 千米、16-50 千米和 50 千米以上)。
**理论意义:**
- 结果验证了性别失配假设、数字联系假设、数字累积假设,并发现了时间差异。
- 本文对理解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离异日益扩散、数字化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
- 父母分居加剧了亲子联系中的性别不平等,分居的老年父亲面临更大的家庭疏远风险。父母离异与越来越多的老年父亲不经常与子女联系有关,这可能会导致家庭互动频繁的有伴侣的父亲跟很少或根本不与成年子女联系的离异父亲之间的两极分化。成年女儿与分居父亲的联系较少,这可能意味着她们比儿子更难与分居父亲保持联系。这反过来又会增加父母在晚年生活中获得情感和实际支持的机会方面的性别差异,因为女儿通常会承担家庭和照顾责任。
- 在子女方面,父亲参与的性别差异可能不仅与幼儿期的发展有关,还与成年过渡期获得经济支持的机会以及父母在育儿方面给予的支持有关。
- 虽然这些不平等现象在数字联系中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因为数字联系不需要在关系中进行大量投入就能提供联系机会,但远程联系的形式似乎加强而不是弥补了离异父亲在互动中的劣势。事实上,与父亲相比,优先与离异母亲联系的成年子女往往也很少与父亲通电话或进行数字联系。这种模式有可能加剧家庭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两极分化。
**研究不足:**
- 样本限制,尤其是年长父母与子女的数字联系数据较少,可能影响对补偿和累积效应的分析。
- 变量测量不一定准确,研究使用了父母分居时的年龄作为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时长的指标,这不是直接的测量。
- 使用横截面数据,无法排除由于残留混淆因素(如分离前的亲子冲突)导致的偏误。
**未来研究展望:**
-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发现更高的数字通信率,这可能有助于父母补偿因分离而失去的面对面联系。
- 需要进一步研究政策变化对分离后家庭生活安排、父母与成年子女联系状况以及双方福祉的影响。
Abstract
Objective
The goal of this brief report is to analyze parent-adult child contact frequency in intact and non-intact families by focusing on parent and child gender and the type of contact.
Background
Parental separation increas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ith separated fathers having less frequent contact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compared to separated mothers. We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father–mother gap in post-separation contact varies according to parent–child gender mismatch and the type of contact, that is, face-to-face, phone, or digital (e.g., via video calls).
Method
We use data on Italian families from the Family and Social Subjects survey to examine parent–child contact frequency among 6770 adult children aged 30–55 (11,041 parent–child dyads). We estimate random and fixed effects models on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frequent contact with biological parents in intact and non-intact families (parental separation before age 18).
Results
Fathers' reduced contact frequency compared to mother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with daughters, more pronounced in face-to-face and phone contact than in digital contact, and greater among younger daughters at the time of separati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hone and digital contact are larger for fathers who have also less frequent face-to-face contact compared to mothers.
Conclusion
We interpret these findings by focusing on the centrality of mother–daughter ties and the loyalty that children have with the same-gender parent. We also suggest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contact reinforce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parents and may lead to a polarization of older parents with “strong” and “weak” family ties.
KEYWORDS
aging, divorce, family interaction, gende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主要信息源:
期刊主页;Google学术搜索快讯;
Stork;Researcher;
CNKI个人中心推荐
编辑兴趣领域:
社会分层;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
教育社会学/青少年发展;
健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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