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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兴无·书话文脉 | 阮元与镇江人的书

徐兴无 江苏文脉 2023-10-11


徐兴无

书|话|文|脉


2022年7月,江苏文脉大讲堂启动,以市民讲座的形式传播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成果,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广泛欢迎。2023年,江苏文脉大讲堂系列讲座将继续开展。与此同时,在报纸与江苏文脉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介绍江苏有史以来的典籍著作及其背后的人与事。栏首个系列,邀请《江苏文库》精华编主编、南京大学教授徐兴无开设《书话文脉》。



徐兴无

《江苏文库》精华编主编、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国古代文学。


阮元是清代的大学者、封疆吏、帝王师。他和镇江人的三本书的故事,堪称江苏文脉的传奇。这里有沧桑的等待,有机缘的凑泊,也有世事的遭逢。正是依靠像他这般持守的人,千年文脉才得以如缕不绝。


清人梁章钜(1775-1849)《楹联续话》卷三《佳话》记阮元(1764-1849)书写楹联鼓励镇江盐商包氏出资刊刻宋元《镇江志》之事:
镇江有某鹾商,欲求阮芸台师书楹帖,师未许也,而某商愈欲得之。师令人语之曰:“我有两部旧书,应归镇江人刊行。如肯成此美事,必书楹帖以报之。”某商首肯。师即日以七字联句奖之云:“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跋云:“嘉庆间,余得宋嘉定、元至顺《镇江府志》两部,皆《四库》未收之书。曾经进呈,得蒙恩鉴,因以底本贮之焦山书藏。三十余年,无过而问者。岁辛丑,丹徒包怡庄学兄请付枣梨。镇江之书,归镇江人珍护,甚善。不意归田老眼,尚见此书之成,乃知书之行世,及刊书之人,迟早皆有福命焉。因喜而记之。节性斋老人阮元撰并书,时年七十有八。”此书近已刻成一部,其一部亦已开雕矣。
梁氏所记趣闻轶事,不见清人张鉴等所编阮元年谱《雷塘庵主弟子记》。南宋嘉定和元至顺年间修撰的《镇江志》是中国古代方志珍本秘籍,阮元《校刻宋元镇江志序》(《揅经室再集》二集卷二)称两书为乾隆六十年宣城张焘所赠,嘉庆间进呈内府时校录两份副本,一份藏于阮元家中的文选楼,另一份藏于嘉庆十八年(1814)他在镇江创建的“焦山书藏”藏书楼(见《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四),“以待有志者刊之。”阮元曾分别为两《志》作《提要》,收入其《四库未收书提要》,道光二年(1822)编入阮元《揅经室外集》卷一。丹徒盐商包氏刊刻之时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2),次年完工,距阮元校录两《志》已达三十载。南宋嘉定至清道光朝虽六百多年,然阮元《嘉定镇江志提要》曰:“镇江自六朝以后,递为重地,南渡以前之遗文坠典,如唐孙处元《图经》《祥符图经》《润州集类》《京口集》之类,世无传本,籍此以存厓略,零圭碎壁,尤可宝惜。”故以其中保存唐代地志文献而言,足当千年。刊刻之时,阮元又命门人刘文淇、刘毓崧父子“重加校正”,“详考全书体例及所征引各书,正其讹误,作为《校勘记》四卷附刻于后”,并代其撰写《校刻宋元镇江志序》,今此《序》并刘氏《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序》皆收于刘氏《青溪旧屋集》卷五。刘氏《校勘记序》记载阮元特命刘氏校勘不必因为自己《揅经室集》所收二《志》的《提要》文字在前,就“有所牵就,总期实事求是,不为凿空之谈。”其鼓励后学严谨治学,纠正前人谬误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丹徒包氏刊本宋元《镇江志》书影

此则楹联佳话传播甚广,但其中深意尚可推考。阮元强调“镇江之书,归镇江人珍护”,并刻意向镇江盐商摹资刻书,一则表达了他倡导地方有责任保护传播地方文献的主张,一则对当时镇江富人不热心刻书事业心存不满。此可旁证于他与镇江学人柳兴恩的轶事。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教授(1888-1982)藏《阮芸台致汪喜孫函》一纸(《南京大学藏名人手迹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中有云:

丹徒柳公《谷梁》学甚好,上冬过江来送此稿,看约有五、六本书。元为作《序》,大旨以为善于经,近于孔。现在柳公在扬已刻其前卷,大约刻资难集耳。镇江人钱甚多,而不肯助人刻书,此亦命也,即书亦有命也。
陈中凡教授藏《阮芸台致汪喜孙函》

丹徒柳公即柳兴恩(1795—1880),字宾叔,号润江,道光十二年举人,生平见《清史稿·儒林传》等,著有《春秋谷梁大义述》,极为阮元称道,亲为作《镇江柳孝廉春秋谷梁传学序》,并延柳氏馆于家中。阮元在《序》中感慨自己编纂《皇清经解》一千五百卷,唯独未能收集清代有关《春秋谷梁传》的研究著作,“道光十六年,始闻有镇江柳氏学《谷梁》之事。二十年夏,柳氏兴恩挟其书渡江来,始得读之,余甚惜见之之晚也。亟望礼堂写定,授之梓人,与海内学者共之,是余老年之一快也。兴恩为余门生之门生,贫而好学,镇江实学敦行之士也。”(《揅经室再续集》一集卷一,按《皇清经解续编》本删去“兴恩”以下文字)。柳氏所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八“道光二十年庚子”亦载阮元对自己的知遇之事:“八月,公自订《揅经室再续集》,以《谷梁传学序》冠其首……丁未岁(道光二十七年),公延兴恩馆于家,为诸孙及外孙授经。”阮元得睹柳氏著作,阮《序》云在“二十年夏”,《致汪喜孙函》则云在“上冬”,此当是记忆有误差,但皆当在道光二十年,是年阮元七十七岁。恰恰在道光二十一年,柳氏的著作在扬州已刊刻前卷,但刻资筹集困难,难以为继。所以阮元既感叹“镇江人钱甚多,而不肯助人刻书”,又欣慰地看到镇江人终肯捐资刊刻“镇江之书”,可谓悲喜交集。

江苏文库·方志编·府县志第101-102册 《至顺镇江志》目录页

柳兴恩于元至顺《镇江志》的整理亦有贡献。阮元在《校刻宋元镇江府志序》中特别表彰了柳氏的考据之功:“至顺《志》则不知出于谁手,适丹徒柳宾叔孝廉兴恩以书来告,谓检《镇江府志成化旧序》,知至顺《志》为俞希鲁所作。余按俞氏乃元末遗老,为金华宋濂所推,若非详撰此《志》,乌知俞氏之学精密若是?则刻书洵有功于古人也。

现代国学大师、南京大学史学奠基人柳诒徵先生(1880-1956)《我的自述》云:“我有一族祖宾叔公(柳兴恩),是我父亲的业师。他的年龄八十六岁,我生的第二年他才去世。”(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据武黎嵩《柳兴恩与谷梁大义述》(《古籍研究》2012年第1期)一文考证,现存柳氏《谷梁大义述》只不过是其所撰百卷本《谷梁春秋通义》的长编大纲,在其生前的道光年间仅刻成一卷,现藏国家图书馆(按,此当即是阮元所云“在扬已刻其前卷”者),光绪间又有重刻,而百卷本《谷梁春秋通义》则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镇江之兵火。直至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镇江学者陈庆年(1862-1929)整理柳氏《谷梁大义述》遗稿为三十卷,次年刻入江阴南菁书院本《皇清经解续编》之中,此时柳氏已去世七年。世运遭遇如此,岂非“书亦有命”耶?

江苏文库·方志编·府县志第101册
《嘉定镇江志》
[宋]卢宪 纂
凤凰出版社
2021年01月

编辑 | 王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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