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鹤 孙红雪│数字经济是否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

本文刊发于《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10月

作者简介：

朱金鹤，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红雪，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测度城市经济韧性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效应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经济能激发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调动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赋能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并且，数字经济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邻市的经济韧性，其总效应显著为正。城市特质也会影响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程度。应围绕推进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激发人才潜力、调动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及赋能创新活力，发挥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

关键词：数字经济  城市经济韧性  中介效应

基金项目：兵团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兵团高排放产业碳排放的效应测度、影响因素及低碳发展路径研究”（编号：19YB13）。

一、引  言

　　经济韧性是维持国家竞争优势的必要保证，亦是抵御外来风险从而避免经济硬着陆的关键所在。回顾1997年金融风暴、2008年次贷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等历次外部冲击的应对经验，强大的经济韧性无疑是中国能够从容应对多变环境的重要原因。因此，增强经济韧性既是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主动权的立足点，更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是实现城市经济效益增长及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面对世界大变局，数字经济的兴起促使全国各地吹响了打造数字都市的号角，为培育城市经济发展新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在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新引擎稳定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也存在着数字鸿沟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在逆势中实现规模与结构双重突破，扮演着经济稳定器角色。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继续扩大，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规模分别占数字经济比重的20%和80%，各地逐渐形成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已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生力军和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将社会资本快速拓展为新资源，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等问题逐渐引起广泛关注，而数字经济的利益分配不均等化将导致城市间两极分化现象。因此，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国家治理效率和经济韧性，以数字经济的影响力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已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学界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研究尺度及其影响城市综合能力的相关研究成果日趋丰富。首先，学界广泛认可的数字经济定义由《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所提出，即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推动力的经济活动。其次，数字经济的研究尺度从省级（丛屹和俞伯阳，2020）到市域（韩璐等，2021）逐渐被细化。再次，有关数字经济与互联网发展如何影响城市综合能力的研究逐渐成熟，如有学者探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赵涛等，2020）、实体经济（姜松和孙玉鑫，2020）等的影响。理论研究上，李晓华（2019）总结归纳了数字经济的典型新特征，包括颠覆性创新的涌现、快速成长、赢家通吃及蒲公英效应等；陈岩和陈平（2021）概述了数字全球化发展趋势并认为数字经济能够加速数字人才要素的双向流动。现有文献虽丰富了有关数字经济研究内容，但仍存在待拓展的研究空间，缺乏数字经济对有关城市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影响的研究。

　　学界有关城市经济韧性的内涵、测度方法、理论与实证研究也不断丰富。在内涵和定义上，Gong等（2017）、Kitsos等（2019）、徐圆和张林玲（2019）等皆认可由Martin等（2015）提出的城市经济韧性四个维度，即抵御力、恢复力、再组织力及更新力，多数学者将其定义为城市在有效应对外部扰动冲击后，通过重新配置仍能实现经济复苏，并创造经济新发展路径的能力（孙久文和孙翔宇，2017；朱金鹤和孙红雪，2020）。在测度方法上，尚未形成较统一的方法，各学者根据研究侧重点进行了多种测度法的设计，包括单双核心变量法、指标体系法、回归估计法等。在研究尺度上，涉及县域、市域、特定区域等。在理论研究上，孙久文和孙翔宇（2017）以2010年为界分为起步阶段与探索阶段来厘清其概念与维度。在实证研究上，有学者从产业多样化（徐圆和邓胡艳，2020）、经济集聚（赵春燕和王世平，2021）等方面讨论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综合来看，以往研究对数字经济和城市经济韧性的关注较少，虽有荆林波（2021）对数字经济与韧性城市的经济建设进行了理论探析，但有关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却较为匮乏，尚需提供一个统一框架来回答以下问题并提供相关实证检验：数字经济能否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若结论得到证实，其内在机制如何？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有何空间溢出特征？不同城市特质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哪些异质性表现？纵观已有文献，缺乏能够回答上述问题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对2011-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测度城市经济韧性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首先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直接影响，并选取历史数据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甄选表示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及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的指标作为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机制；而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探索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特征；最后探讨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异质性表现。从而丰富当前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韧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城市经济韧性的核心内涵包括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创新与转型能力三个维度（丁建军等，2020），数字经济作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新引擎，直接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三维韧性能力，间接通过新人才资源、新经济部门及新创新产出层面作用于城市经济韧性，影响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经济韧性发展，即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具有重要影响。纵观现有文献，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激发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调动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赋能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在空间上亦会对周边城市数字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的高渗透属性及其规模与结构的跃升，有效降低了跨时空信息交易成本及生产要素供需失衡等突出矛盾，带动了经济总量增长，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构建坚实经济与结构基础。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与结构跃升是增强经济体的抵抗力与经济复苏力的重要条件。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张构筑了经济韧性增长的关键支撑，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重塑生产力是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抓手。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来增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生产及统筹调整，既能带动经济效益增长，又为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构建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要素资源重组能力及运行效率，来增强经济体的适应力及创新转型力。新消费变革与新业态发展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必要手段。数字经济以知识技术溢出、生产要素重置等方式加快信息交互与概念传播，以提升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及经济体的供给能力（赵涛等，2020）。数字经济以深化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融合为导向，从而促进新技术与新模式的创新构造，既利于传统产业智能化生产与服务化延伸，又益于创新型思维碰撞，从而有利于创业活动发展，由此创造发展新优势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荆林波，2021）。基于此，提出假说1。

　　假说1：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

　　2.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路径机制

　　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数字经济会对新人才资源发展、新经济部门发展、新创新产出发展产生作用，并通过这三条路径间接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其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1）新人才资源发展的潜力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推动了数字化教育行业领域发展，为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优质环境；亦能带动潜在新人口红利主动涌入城市，激发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其一，教育培养是提升人才资源的重要路径。数字化技术应用可增加高等教育领域资源获取的机会和可得性，为加快数字化教育转型、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供重要保障，从而推动人才资源发展。其二，数字经济发展使城市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大幅提升（陈岩和张平，2021）。数字化发展加速城市信息流动、市场开放透明，使新兴经济体应运而生，所提供丰富的培训、就业机会和晋升机会能吸引更多潜在的优质人力资本涌入城市（丛屹和俞伯阳，2020；韩璐等，2021）。

　　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通过储备人力资源冗余和稳住市场消费内需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其一，荆林波（2021）认为城市受剧烈冲击时其基础建设遭受破害，为维持城市的正常功能必然急需大量的物资人力开展补救措施，而优质人力资源冗余更利于形成高度有序的资源运行模式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通过增强城市抵御与恢复力、自我调节及创造力，进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其二，徐圆和邓胡艳（2020）提到城市经济体在受到外部冲击后，潜在的高素质人力资源通过较强的消费能力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通过稳住市场内需为城市赢得战略回旋余地，以起到经济体减震器的作用。同时，丰裕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城市在适应性调整期开展创新活动和发展新产业，故持续性动态结构调整是提升经济韧性的关键（徐圆和张林玲，2019）。

　　（2）新经济部门发展的动力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是引领新经济部门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提升产业链完整度和资源高效率配置来调动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徐圆和张林玲（2019）提到新经济部门对降低要素供求双方的搜寻成本的要求较高，而数字经济因其技术优势确保新经济部门数据的互通，体现出对新经济部门的产业形态的技术重塑作用，以推动数字化生产促进生产性服务部门凝聚并衍生为完整产业链。同时，以数字技术重塑全球价值链能够降低产业交易成本和提升区域知识密集度，这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产生更强的吸收能力，深刻影响新经济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生产管理模式和发展轨迹（陈岩和张平，2021）。因此，释放数字技术红利对新经济部门发展起到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数字经济引领的新范式让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等已成为新经济部门发展的基点。

　　以技术突破和消费需求为基础的新经济部门，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要素集聚的方式使得经济韧性增强。高新科技等创新型新经济部门具紧密度及多样性，其产业韧性是决定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首先，新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徐圆和张林玲，2019），既能重新配置资源以应对多变环境维持竞争优势，又能将迅速生产和吸收的科创成果对其他行业辐射技术红利，以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拉动生产力复苏和提升经济韧性。其次，由新经济部门吸引的高认知的劳动力资本所产生的高投入—高产出的收入效应对城市抵御外部冲击起到主要作用。再次，新经济部门能为城市带来优质生产要素，也能降低交易成本。

　　（3）新创新产出发展的活力效应。数字经济通过激发颠覆性创新产出和新旧动能转换为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赋能。传统产业技术的战略刚性对技术变革稍显迟钝，其领先地位一旦建立则初创企业难以跨越，但在数字经济引领下，新企业潜藏着换道超车的机遇，所激发的颠覆性创新往往从市场或新出现的需求起步，为城市创新产出活力赋能。其一，新企业在创新发展中能够另辟蹊径壮大其规模，从而促进城市创新产出水平（李晓华，2019）。传统领先产业也面临着新挑战以求突破，为企图赢家通吃而鼓励内部创业来带动紧密联系的中小企业孵化与衍生，发挥其蒲公英效应来播种创新型种子，加快实现创新技术转化以提升新价值产出发展。其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增加新型专利的经济价值经久不衰的可能性（韩璐等，2021）。数字经济所创造的宽松环境为专利创新带来了市场与价值，而新替代的颠覆性创新技术对专利价值产生重要影响。

　　赋能城市的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以适应外在冲击变化，通过产业结构性调整开辟出新发展路径和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创造出新比较优势，继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其一，经济韧性内涵包括恢复稳定的平衡状态以及为适应外在冲击而开辟新发展路径，而创新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意义在于能够在冲击后促进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适应性调整。其二，Martin等（2015）、徐圆和邓胡艳（2020）在经济韧性循环模型中发现，外部冲击导致城市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和资源释放，创新能力强的城市利用技术溢出形成新比较优势。故创新产出是经济体适应外部冲击的关键要素，使城市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寻找新机遇，成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发力点，从而引领城市进入新一轮增长路径。

　　基于上述三种中介效应理论分析，提出假说2。

　　假说2：数字经济通过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效应、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效应、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效应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间接起到正向作用。

　　3.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因其快捷性与直接性而被视为信息在时空上传递的“高速公路”，增强了要素空间关联的广度与深度。已有研究支持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结论，发现互联网经济或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赵涛等，2020）等均有空间溢出效应。由此看出，数字经济对有关城市发展质量及经济韧性的影响也许的确在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故提出假说3。

　　假说3：数字经济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邻近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1.实证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旨在考察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检验研究假说1。参考赵涛等（2020）的研究，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城市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即城市经济韧性（UER），并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绝对变化量与相邻年份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乘积作为代理因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cresi）；DIGE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Z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表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δ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若回归系数α₁显著为正，则证明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2）中介机制模型。旨在探讨数字经济对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验证研究假说2。本文对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及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是否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机制进行检验。其中，N是中介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一致。以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NTR）、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NTS）和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NDI）为中介变量。若回归系数β₁、γ₁和γ₂均显著为正，则证明中介变量在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　　（3）空间计量模型。旨在探索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外溢效应，验证研究假说3。在模型（1）中引入数字经济、城市经济韧性及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　　其中，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保持一致。为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参考赵涛等（2020）的研究，采用邻接距离、地理距离、经济地理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回归。Φ₁和Φ_c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系数。

　　（4）双重差分模型。为更稳健地评估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将“宽带中国”试点当作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是否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参考赵涛等（2020）的研究，以政策在城市间实施的时间差异来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控制城市与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

　　其中，BCS表示城市是否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名单，若城市i在t年入选，则在t年及之后，BCS赋值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一致。若回归系数α₁显著为正，则证明“宽带中国”试点能够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2.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市经济韧性（UER）。借鉴相关研究，将城市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分为抵抗与恢复力、适应与调整力、创新与转型力三个维度，见表1。为消除指标的量纲与性质的影响，对正负向指标按（6）（7）式进行标准化。参考朱金鹤和孙红雪（2020）的方法，根据客观赋权法采用改进后的熵值法进行权重计算。

其中，X_ij为j指标下样本i的值，Z_ij为标准化后的值，maxX_ij、minX_ij分别为j指标下样本指标最大值与最小值。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借鉴赵涛等（2020）的研究，从数字金融普惠发展、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数、互联网产出及互联网用户水平5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见表1，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指标数据标准化后进行降维处理，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2020），其余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中介变量。○1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NTR）。借鉴徐圆和邓胡艳（2020）、赵春燕和王世平（2021）的研究，以每万人高校在校大学生数衡量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经济体中高素质人才群体，也是未来新一批人才资源。该指标值越大即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越强，其较高的消费能力为城市在受到冲击后释放更强大的内需及为城市重建储备人力资源的冗余，从而稳住波动以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丁建军等，2020）。○2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NES）。借鉴徐圆和张林玲（2019）的研究，以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服务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创新型新经济部门，其所包含的先导产业的市场潜力、综合效应在城市抵御外来冲击后，能在调整更迭期中为城市经济复苏带来动力。○3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NDI）。借鉴赵涛等（2020）、韩璐等（2021）的研究，选用《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中城市专利平均价值指数为基础，参考马连福等（2015）的做法，以历年指数平均增长幅度作为2017-2018年度预测指数来衡量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数值越大表示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越强。

　　（4）控制变量。为了更全面地探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设置四个控制变量。城市经济密度（ECOD），借鉴徐圆和邓胡艳（2020）的研究，用地区生产总值与城市土地面积的比率表示。城市创业活力（ENTRE），借鉴徐圆和邓胡艳（2020）的研究，用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数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表示。城市经济开放度（OPEN），借鉴赵春燕和王世平（2021）的研究，用实际外商投资额的对数值表示。城市优惠政策（NEDZ），用城市是否建有国家级经开区来衡量城市有无享有优惠政策，若已建有，则NEDZ=1，反之为0。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四、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

　　（略）

五、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中介机制检验

　　（略）

六、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

　　（略）

七、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异质性表现

　　（略）

八、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增强中国经济韧性提供了有力支撑，是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及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为视角，识别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动力来源，通过2011-2018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效应与内在机制。从直接影响来看，数字经济是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新引擎”，该结论在采取“宽带中国”政策冲击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从内在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激发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调动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赋能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这三种中介效应均是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内在机制，其中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效应是最主要机制。从空间效应来看，数字经济和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自相关性，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邻近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其总效应显著为正。从城市异质性来看，地理区位、行政等级、城市规模、资源禀赋等城市特质会影响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程度。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创造数字经济的中国方案，实现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一是推进数字经济行动方案，夯实基础网络服务能力。以新一代移动通讯技术与各领域深度融合，形成数实结合的经济体系，攻克薄弱领域的数字智能科技短板，以摆脱对核心技术的严重进口依赖，让持续的科技创新为数字经济蓄能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二是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补齐各市互联网发展短板。发挥城市要素禀赋优势、城市特色比较优势促进城市间数字经济产业流动，以弥补数字化发展较为欠缺的城市在互联网产业融合、基础投入及技术开发等方面的不足。

　　第二，重视数字化教育的转型，激发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一是围绕数字中国战略实施和国家人才振兴需要，推动形成政府引导、教育行业规范、社会培训参与的数字化教育体系，建立激励监督机制和优质数字资源共享机制，将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人才培训等相结合以提升数字化教育的渗透率和触网率，储备充分的人力资源。二是加速构建多维智能网络，将引进和培养技术人才作为促进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韧性的抓手，创造人才红利以稳住市场消费内需，加速提升城市转型与创新力。

　　第三，优先发展高附加值新经济部门，着力打造产业链延伸新亮点。一是大力发展专业化与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优先发展高附加值新经济部门，迈入内部经济结构优化的“快车道”从而增强经济韧性。二是企业应从市场距离、产业链安全性等角度考虑自身的空间定位，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分离式集聚，加深数字化知识和技术的紧密连接，以促进数字经济凝聚和产业链延伸，调动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从而缓解外部冲击力。

　　第四，实施产出端创新激励政策，保护创新产出者产权利益。一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快速转变，管理部门应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措施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将产出端创新激励政策作为明确的市场导向，发挥城市创新锦标赛的积极作用。二要加强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市场品牌的保护，持续的创新产出能够促成品牌的诞生，强有力的保护机制能够制约企业间的“山寨”行为，建立严厉打击“山寨”行为机制，让创新者愿意保持恒心，为建立和维护市场品牌持续输出。

　　第五，倡导城市数字政策多管齐下，鼓励地区发展特色数字产业。一是注重数字经济发展均衡性，依据城市固有属性来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计划，并调整城市数字产业结构布局，着力打造国家数字经济特色产业示范区以提升特色资源优势竞争力，从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二是城市管理人员应依据城市固有属性，合理制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并适当调整城市数字产业结构布局，着力打造国家数字经济特色产业示范区。

 责任编辑：侯祥鹏

　　为适应微信阅读，内容有所删减，原文见《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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