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现代经济探讨》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徐虹，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行发，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外源式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自主发展和空间控制权，乡村旅游社区面临居民参与缺失、传统文化解构、乡村治理失序等多重困境，而新内源性发展聚焦本地资源利用、居民参与、地方认同等，与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契合性和适配性。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卡拉村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等剖析案例地新内源性发展路径和机制，研究发现：超地方发展理念推动了优势产业在地化发展，居民广泛参与并构建公平利益联结机制增进了居民社区认同，嵌入在乡村中的家训、家规和家风文化提升了乡村德治水平，外部市场联结推动了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乡村精英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多要素结合推动了乡村新内源性发展，研究拓展了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视角，为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洞见。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 新内源性发展 逻辑 困境 路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服务产品创新的顾客评价与影响效应研究”（编号：71672089）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发展摆在重要战略位置，乡村发展迈入重要机遇期。乡村旅游也在资金、土地等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各地乡村旅游发展势头旺盛，已经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突破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单向驱动乡村发展理念，也是对“两山理论”乡村振兴道路的科学论证与理论建构（陆林等，2019），在中国的减贫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潇玉和宋子千，2021）。乡村旅游作为就业门槛低、带动作用强、覆盖面广的绿色产业成为新的乡村振兴增长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政策文件都关注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因权力和利益的交织也使所在社区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如公地悲剧（孟凯等，2018）、居民权利和利益边缘化（Nunkoo等，2012）、乡村文化生态系统改变（徐冬等，2019）、“大修大建”粗放利用乡村资源（王淑曼等，2020）等。鉴于此，探索宏观视角如何发挥乡村旅游在引导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并实现居民可持续生计、生态环境有效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微观视角上化解乡村旅游场域内利益冲突并构建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重构乡村旅游地社会秩序和居民的社区认同等都需要从系统高度来重新审视乡村旅游在新时期发展的进路。以往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探索了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包括空间生产理论（朱晓翔和乔家君，2020）、共生理论（王庆生等，2019）、增权理论（郭华，2012）等，对乡村旅游产业与目的地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现有研究对乡村旅游社区内生发展的关注显得十分不足，而内生性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才有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研究特引入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剖析乡村旅游社区发展面临的多重困境并探索乡村旅游社区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并通过贵州黔东南州一个典型乡村旅游社区的案例解读，揭示乡村旅游社区新内源性发展的路径和内在机理。因此，研究对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价值。
传统外源式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发展路径，忽视了乡村发展的地方性和自主性，实则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模式（Atterton和Thompson，2010），外源式发展模式的逐利性造成了农村资源被外来资本掠夺，加剧了农村的衰落化程度（张文明和章志敏，2018）。内源性发展理论则是对外源式发展理念的改进，日本鹤见和子于1976年提出该理论，将其定义为“不同地区的人群及其集团按照其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要求，参照外来的知识、技能和制度自律地创造出来的”（鹤见和子和川天侃，1989）。1988年联合国对内源性发展的形式和价值取向等作了基本描述，“内源性发展由内部产生并为人民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马荟等（2020）综合国内外概念内涵，认为内源性发展强调地方参与，注重产业的在地化培育和经营；培育地方认同，注重体现本地人的意识，而非强势外部认同代替本地认同；注重地方资源和特色文化的保护性开发。内源性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导向型”的发展方式，一方面使乡村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将地方资源创造的价值再次分配给地方，真正实现发展过程、发展选择和发展收益等落实到本地（张环宙等，2007）。内源性发展在西方乡村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给乡村发展带来了一套全新的范式和世界观。但也有研究认为早期的内源性发展理论陷入了“桃花源”式的理想主义困境，乡村不借助外力纯粹地依靠自身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Ray，1998）。 学者Ray也因此正式提出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Ray，2001）。新内源性发展理论认同内源性发展所提出的要素，并对内生和外生理论进行了反思，强调内外部资源共同作用，将外部干预转化为内部发展和建设的动力，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王兰，2020），其理念要比国内学者提出的传统外部激发内生动力（闫丽娟和孔庆龙，2016）和内部激活内生动力（温铁军和董筱丹，2010）更具实践可行性。新内源性发展并不是对外部因素的对立和排斥，而是指乡村的发展要以内源性发展为根本，并借助外部资源的力量，但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内源性发展理论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发展具有较好的匹配性和适用性，可为中国探索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多重困境：外源式发展理念下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反思
乡村旅游社区现实发展中面临资金短缺、人才流失、地域限制、观念落后等问题，很难实现由本村出资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引入外来资本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成为许多乡村旅游地的发展路径选择。外来资本的逐利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自主选择权，入驻企业为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在开发的过程中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和当地资源为代价（冯娴慧和戴光全，2012），甚至忽视了当地居民的需求，出现利益失衡现象（唐献玲，2020）。当地政府为更好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外来企业的监管和约束上比较宽松，致使社区居民在乡村发展中失去话语权和空间主导权，更多是依附于外来资本求得微薄利益。由于村民组织涣散、资本缺乏、信息不对称等，在面临外来资本进入时，常常被边缘化（尤海涛，2014），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居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三者较为尖锐的冲突，社区居民逐渐失去对乡村发展的控制权和选择权，发展的红利也未能公平地普惠社区居民。 外来企业占据了当地优势的旅游资源，通过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等形式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但由于当地村民文化和技能水平低，以及企业对当地居民缺乏一定的社会信任，村民在景区多承担一些收入不高、话语权不强的职位角色，如景区的保安、保洁、售票员等。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和旅游项目策划等重要事件中却缺乏话语权，无法参与到本村未来发展的决策中去。以笔者持续追踪的山东省X村为例，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但外来开发商攫取了大部分利益，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层次较低，农家乐和民宿的经营者缺乏一定的技能，在服务意识和服务行为上仍然处于发展短板。此外，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所获收益并未比外出务工所获收益高，多数青年群体仍外出务工，村内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可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公平加剧了社区居民参与的缺失，参与机制不完善和参与通道不顺畅也导致乡村劳动力向城市外流，进一步削弱了乡村发展的后续动力。 传统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其文化价值决定着乡村的未来发展（沈费伟，2020）。乡村旅游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外来游客，外来文化也对传统文化和居民价值观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居民的文化认同和自信受到一定侵蚀；资本的短期逐利性可能会忽略当地传统文化的本源特征，随意改变村落的空间结构等，致使乡村资源的过度攫取与破坏（尤海涛，2014）。因此，受外来文化冲击和外来资本逐利行为驱使等因素的影响，传统乡村文化正受到人为破坏，乡村传统文化和文化遗存正在受到冲击，面临乡村文化景观消减、文化传承困难、内容异化、地位边缘化等困境（黄震方等，2015）。一些民族村寨的非遗表演等传统文化形态也在游客的冲击下逐渐商业化，经营者为迎合外来游客的需求，过度商业化的运营和表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虽然为非遗的传承带来一定有益影响，但是商业化表演的传统文化却与曾经镶嵌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造成文化的原真性逐渐丢失，村落传统文化存在被解构和异化的风险。 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激活了乡村的旅游资源，增加了居民收入，推动了乡村社区的脱贫致富，促进了居民思想开化等。但多地的乡村旅游发展并未能真正实现惠及社区的所有居民。由于居民个人社会资本、技能、资金等方面的差异，乡村旅游社区的精英群体凭借具有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旅游餐饮、旅游纪念品销售等参与形式获取了大部分经济利益，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由于自身话语权缺乏和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处于产业链的底端，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矛盾也不断显现。社区居民也因攀比而产生的嫉妒心理或者由于同类竞争而产生的恶意市场竞争行为加剧了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唐献玲，2020），进而导致社区居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相互信任。以笔者长期跟踪的山东省X村乡村旅游案例地来看，居民参与不畅和利益分配不公不仅不会增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集体凝聚力，反而会引发社区场域内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冲突。 随着现代化的冲击和城镇化的影响，维护传统乡土社会的道德、礼俗、伦理等因素不断消失，乡村社会秩序在不断发生解构的风险（沈费伟，2020），乡村旅游作为城镇化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打破了传统乡村封闭的格局，乡村依靠亲缘和地缘的治理模式发生变化（黄鑫等，2020），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推动了主客交往互动，逐渐改变了村落内长期存在的“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内外部关系网络（陈彪，2020）。游客、外来资本、外来商户的不断涌入，形成了乡村社区场域内多元利益主体共存和多重社会网络交织的局面，加速了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愈加复杂化。乡村的村规民约和家风祖训等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扰动下都有所弱化并出现断层，乡村的特色性和乡村性也在逐渐消失，乡村的权力结构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华章、周武忠2021）。上述乡村旅游社区的变化都给乡村治理体系带来了全新的风险挑战和时代命题。
传统的乡村发展模式主要基于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而新兴的内源性发展不排斥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更强调内生因素的作用（方劲，2018）。外源式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对乡村的文化、生态环境、价值观念等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关注乡村的组织、产业、文化、生态、人才五个方面的振兴，从系统角度来推动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完全依靠外源式推动一定程度上会失去乡村发展的自主性，难以确保农民真正受益，从而难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从政策层面的引入来看，2016年和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关注到乡村的内源性发展，强调激活农业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振兴中也强调确保农民主体地位，鼓励乡村发展产业链条长、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产业，把就业岗位更多留给农民，保护农民的利益，将发展的收益最大限度的保留在农村；在理论研究层面同样指出乡村振兴要实现乡村的在地化发展、提高乡村自主性，重建乡村活力（孙九霞等，2020）。可见，内源性发展与中国乡村振兴的匹配性逐渐得到共识，也有诸多学者将新内源性发展引入到乡村的理论研究中去，包括社会力量推动乡村新内源性发展（李怀瑞、邓国胜，2021 ）、贫困社区的新内源性发展（彭小兵、谭志恒，2018）等。新内源性发展理论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的理念不谋而合，与乡村产业兴旺、可持续生计等都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关联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1）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研究对象与乡村旅游社区相契合。内源性发展理论提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其被广泛运用到欧洲乡村的发展，后来内源性发展理论逐渐优化并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贫困乡村发展中去。当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繁重的任务在乡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也将贯穿乡村发展的始终。从区域整体来看，乡村仍然是发展较为薄弱的区域，发展缺乏内生性动力、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依然严峻、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治理体系仍需完善、产业融合发展亟待提高，但当下中国乡村的发展与战略选择仍然是在宏观政策的倾斜和资金推动下寻找未来的发展出路。对于许多偏远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社区来说，具有内生旅游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实现新内源性发展的基础条件，乡村旅游也成为区域脱贫攻坚重要的路径选择。虽然中国乡村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但绝对贫困摆脱后相对贫困仍然严重。在摆脱绝对贫困过程中由于内生发展能力不足需要依托外部力量和资源注入，而现在需要摆脱相对贫困，任务艰巨且范围广泛，需要从可持续生计实现角度，由外部扶贫到内部脱贫转变，由脱贫向振兴转变，研究对象由整合外部资源转为优化内部存量资源，提高乡村自主发展意愿和能力，促进社区发展内聚力和共生力。因此，发展需要营造乡村性和在地性，需要村民参与进来把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展现出来，需要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我成长的能力和机制，需要动态调整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单纯依托外来资本的乡村旅游开发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不利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实现。因此，乡村旅游社区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契合。 （2）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内容与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具有适配性。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强调地方提供内部资源，而乡村旅游地大多具有优质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尤其是嵌入在乡村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可更好转化为经济价值，良好的资源禀赋为区域的内源性发展提供了发展的资源基础条件；新内源性发展强调发展的目标是以解决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乡村旅游扶贫就是充分利用乡村优质的旅游资源在物质上实现人的脱贫致富、在精神上实现思想的开化，进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强调对本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而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并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强调居民的社区参与和发展获益，而乡村旅游社区发展目标就是实现居民的共同富裕等，新内源性发展强调内部和外部市场的互动，而乡村旅游就是“市人下乡”带动发展的乡村产业形态，内外部联系较为密切。因此，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内容与乡村旅游社区的发展具有较强适配性。 3.新内源性发展实现路径与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实践共振 单纯依靠外来资本会造成乡村发展失去自主性，居民参与缺失、社区认同感下降与乡村治理失序等问题，资本的短期逐利性也加剧了对乡村资源的过度利用，利益相关者冲突频发。以笔者长期跟踪观察的乡村旅游地山东省X村和陕西省袁家村为例，内外发展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效果。外来开发商通过资本优势控制了X村的优质旅游资源，掌握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决策权，而当地政府为更好的实现脱贫目标和地方财政税收，缺乏对企业的监管和行为约束。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程度并不高，主要从事一些保洁、保安等技能层次较低的工作，在收益上开发商也没有和村民分红，村民也无权入股，只有土地租金收入；其次，外来资本通过雄厚的资本优势在景区内建起特色民宿吸引了大量游客入住，村民开办的小型农家乐等基本处于亏损状态，致使开发商与村民矛盾激化。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该村的外源式发展模式导致发展权利从居民手中流失，发展收益没有惠及村民，村民与开发商的冲突此起彼伏，影响了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相比于X村，袁家村却通过新内源性发展探索出一条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好路子。袁家村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让村民当家作主，自主发展、自我发展，关注内生性能力建设，村民真正成为乡村发展路径选择的主人。村内发展的任何事宜都会摆到台面上由所有村民共同商议决定。凡是不符合村发展规划的、短期行为的、失去控制权的项目，都会被村民拒绝。村内实行股份制经营模式，农民通过多种形式入股并获益，通过成立农民合作社来维护农民的利益，在形成股权致富的广泛共识之后，乡村精英进一步细化了股权制度，目前人均年收入多达十万元，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过程中，确实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但是资本的趋利避害性常常追求短期利益，会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伤害，因此，袁家村没有把外来资本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新内源性发展，袁家村为中国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社区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经验探索。
中国乡村的发展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的现实困境，引入外来力量也成为乡村振兴的方式，而坚持新内源性发展的理念，可更好地调和发展自主性与发展权利缺失的矛盾，更好地将发展的收益保留在本地。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黔东南州丹寨县卡拉村案例，阐释乡村旅游社区新内源性发展的路径和内在机理等。 案例研究可以更好地探索过程和机制问题（Eisenhardt，1989），探讨乡村旅游社区内源性发展的路径和内在机理，实则属于发展过程的深度剖析。因此，选择单案例研究方法阐释其内源性发展的动态互动过程，可有效识别内源性发展的内在过程。研究选取长期关注的黔东南州丹寨县卡拉村为案例地，该案例具有新内源性发展的典型特征。首先，黔东南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区域并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后脱贫时代少数民族村寨产业发展选择和居民可持续生计是需关注的重点话题，该村非遗鸟笼制作保护传承较成功，少数民族文化浓厚，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迅速；其次，该村发展借助丹寨县万达旅游小镇等外部帮扶力量，实现了内外部资源的有效链接，推动了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逐渐兴起，吸引了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再次，该村鸟笼产业发展实现了村民的广泛参与，全村120户400余人参加鸟笼协会生产鸟笼，鸟笼年产量和销售量达12万余只，总产值年均750多万元，带动了村民的脱贫致富；最后，该村虽由不同姓氏家族组成，但村民相处和谐，矛盾冲突少，社区认同感较强。综上可见，该村不管是优势产业的在地化发展、还是居民的参与和社区认同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新内源性发展的理念。因此，剖析该村的新内源性发展路径与内在机理具有典型性。 卡拉村位于丹寨县龙泉镇，距县城3公里。凯羊高速从村子穿过，苗族占总人口的98%以上，有杨、吴、王等姓氏。村内90%以上的农户从事鸟笼加工生产，2007年被贵州省文化厅命名为“鸟笼编制艺术之乡”，是贵州省500个特色民族文化村寨和黔东南州100个民族文化村寨之一。2013年被评为“贵州最具魅力民族村寨”。2014年被国家民委、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2018年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村”。全村有120户400余人参加鸟笼协会生产鸟笼，鸟笼年产量和销售量达12万余只，总产值年均750多万元，净利润多达250万元。该村同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努力使鸟笼产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形成鸟笼—旅游—食品的发展格局，现全村农家乐共有22户，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48户168人，2016年出列，2019年实现全部清零，2019年人均纯收入9000元。 数据来源于2021年5月至6月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通过对卡拉村书记、村民、旅游餐饮经营者、餐饮服务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获取了该村新内源性发展的详细资料和数据，通过现场观察和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二手资料作为研究补充资料来提升研究的可信度。 （1）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为更好地了解该村发展状况，对村庄内和村庄外不同身份的群体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表1），并设计了不同的访谈提纲，且保证访谈内容与研究内容相一致。对受访者进行分类，本村受访者为村干部、农家乐经营者、服务员、鸟笼技艺传承人、普通村民等；村外受访者包含政府管理人员、导游等。身份不同的受访者，提出不同的访谈问题，如针对村支书的访谈主要侧重于村庄的产业发展状况、居民整体参与状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状况，对于农家乐服务员访谈问题主要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满意度和社区认同程度等，对于农家乐经营者的访谈内容主要为客流量和生意的收益情况，对非遗传承人的访谈内容主要为鸟笼非遗的经济效益和保护传承情况等，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都超过40分钟，获取了丰富的访谈资料。
（2）二手资料的获取。为更好的保证数据获取的完备性，团队在调研期间多次到卡拉村进行现场观察，观察该村的客流量状况、交通通达性、农家乐带动村民就业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深入体验该村农家乐特色菜品等。通过到该村外部万达旅游小镇的“鸟笼小院”观察游客对鸟笼产品的购买和非遗研学情况、深入传承人家中了解鸟笼制作的工艺情况、并通过丹寨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得了该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和非遗传承状况等资料，这些二手资料可更好地辅助佐证访谈资料的真实性等。 通过半结构化深入访谈和二手资料的分析，归纳提炼出该村新内源性发展的路径和内在过程机理，探索其背后隐含的可持续发展哲学与智慧。最后，梳理各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该区域新内源性发展的路径和机制框架图（图1）。 （1）超地方发展理念推动优势产业在地化发展。实现新内源性发展并不局限于本地，要有超地方发展理念，在发展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资源，通过内外部的联系互动才能突破地方发展的局限性。通过发展地方的特色产业和项目，激发本地的内源性发展潜力，构建与外部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卡拉村通过发展本村的鸟笼编织优势产业，并充分利用丹寨万达小镇提升自身产业知名度，产品还远销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以及欧美等地，加强了与外部的经济贸易往来。为更好地创新产品样式，除了普通鸟笼外，卡拉村还与本地其他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形成了集编制、雕刻、蜡染、刺绣、书法、绘画等艺术为一体的鸟笼精品，这种超地方的联系推动了产品销售和产品形式创新。“万达旅游小镇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机会，首先，辐射带动我们这边的农家乐发展，我们村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也在万达旅游小镇有自己的鸟笼小院来宣传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来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我们卡拉村，另外好多学生来我们这里来研学，也增加了我们的收入和知名度（KLC-M1）”，丹寨村的鸟笼产业发展实现了内外部的联系，通过非遗引入游客，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非遗+旅游的发展模式，这种内外部的联系推动了本村优势产业的在地化发展。 （2）居民广泛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增进社区认同。新内源性发展需要当地居民的广泛参与，居民的直接参与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居民参与中最大困难就在于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协调问题，构建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可促进居民的广泛参与并解决矛盾冲突。“我们村里的鸟笼生产组建了行业协会，有订单以后，就会把本村的农民组织起来制作，然后到时间去村民的家里收，收益是这样分配的，我们行业协会拿20%用于协会运转，70%的收益给村民分红，10%用于买竹子材料，我们村内没有什么矛盾冲突，因为利益分配都比较公平（KLC-M1）”。卡拉村的鸟笼产业发展实现了产业的在地化发展，村民的广泛参与带动了村民的本地就业，在利益机制的分配上实现了公平分配，带动了贫困户的脱贫，并且吸引了年轻人的返乡就业、创业。“我之前在浙江电子厂打工，现在村里游客多了，我就回来和朋友合伙开了这个农家乐，昨天刚开业，欢迎来照顾我们的生意啊（KLC-M5）”。“我之前是在外面打工的，现在回来和传承人王秋一起学习鸟笼制作这一块，现在对这个业务不是特别熟悉（KLC-M14）”。“我们在这里做服务员，每月两千多块钱吧，我们很早就不念书了，然后就去浙江打工，这几年村里发展旅游，就回来做服务员了，虽然挣得不多，但是可以照顾家庭，感觉发展比以前好太多了（KLC-M8）”。可见，卡拉村非遗+旅游的内源发展模式带动了乡村特色农家乐等业态的发展，提升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产业在地化发展带动了当地居民的就业和创业，更是吸引了部分年轻人回流创业和就业，改善了村庄的空心化现象，为后续的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力量。 （3）传统家训、家规、家风文化提升乡村德治水平。道德通过自身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塑造着乡村的伦理规范，维系着乡土社会的共同体精神，这种共同体精神蕴含着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诚信道德规范，可推动乡村的德治（陈松友和卢亮亮，2020）。卡拉村作为苗族村寨，有杨、吴、王等姓氏，每个姓氏的人家都有自己的家谱。“虽然我们村发展起来乡村旅游了，游客都往这边来，村里也都做起了农家乐，但是我们村内并没有什么矛盾冲突，我们也不会去欺骗游客，村民相处得十分和谐，大家都互帮互助，没有什么恶性竞争（KLC-M1）”。正如调研时王氏家训言“爱国家，睦邻里；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守祖规”，每个家族的家训都倡导邻里兄弟之间的关怀互助等，村落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卡拉村的每一位村民，游客的进入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文化传统。“我们之前这里很穷的，现在有游客来了，他们是我们的贵宾啊，有的地方做的斗鸡肉都是假的，我们这边都是真的，你骗人家一次，人家就不会再来了（KLC-M3）”。“去哪家吃斗鸡肉都一样，这边的店都不错，那些骗人的店早就关门了（KLC-M12）”。“之前村里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村规去处罚，但是发现总会引起一方的不满，我们就改变了方法，因为我们苗族喜欢唱歌，就把祖宗留下来的民间歌曲中的道理给他们讲，这种方式也让他们愿意接受，不会对我们村干部产生不满（KLC-M1）”。村内祖祖辈辈流传下的家训、家规和家风文化嵌入在村民日常游客接待、邻里相处之中，规范着村民的行为，村民遵循着乡村中的潜在规则，增进了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推动着乡村德治的发展。 （4）外部市场联结推动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话题，由于许多非遗项目缺乏创新性，未能与现代人生活需求有效对接，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传承后继无人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因此，非遗传承与保护在引入市场机制时，要让他们的工艺品成为谋生来源，市场机制会激励传承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左倩，2020）。卡拉村的鸟笼编制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村内传承人将其生产的手工艺品与外部市场有效对接，并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在外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实现了村民的广泛参与，村民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意识不断增强，通过鸟笼编织非遗技艺的学习和产品的销售，既实现了脱贫奔小康的目标, 同时也获得了可持续生计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增进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认同。“现在的鸟笼技艺传承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大家都愿意学，因为能产生经济效益啊，我也是非遗传承人，非遗的传承一定要与市场结合才能更好的活下来，现在我们村不仅做鸟笼，也做一些时尚的、与市场能够有效对接的产品。从我传承人的观点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市场才能有活路，只有产生经济效益才有人愿意去学它（KLC-M2）”。 （5）乡村精英发挥组织动员农民的重要带头作用。乡村精英是指村庄中具有较高影响力和威望，可为公共利益和共同目标发挥带头作用的人（苏海新、吴家庆，2014）。村庄的原子化状态使得村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合作，参与动员不足，影响了乡村的内生动力。小农户的单一家庭生产在对接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贫困社区内源性发展动力形成的基础条件在于基层自组织的建立，将农民从分散的状态组织起来，提升社区居民作为民主治理主体的参与力量并激发出正义行动（彭小兵和谭志恒等，2018）。在组织动员村民方面，乡村精英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乡村“熟人社会”中村民赋予他们的信任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我是村里的老主任和书记了，大家都比较信任我，谁家有困难我都会去帮助他们，之前由于村民的个体化经营，导致了鸟笼市场比较混乱，我们村委会就出面组织了行业协会，大家都要按照协会的规定来，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恶性竞争的问题了，正是由于大家的充分信任，我给大家把道理讲清楚以后，村民大部分都自愿加入到行业协会来，在村委会换届当中，我也全票当选（KLC-M1）”。乡村精英利用村民对他的信任和自己长久建立的威望可以更好的凝聚村民共同的力量来建立一些新型的组织，比如产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等，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整合了乡村分散的资源，可更好规范村民的经营行为，应对多变的市场。可见，乡村精英在组织村民力量和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重要带头作用。
本研究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引入到乡村旅游社区，分析了乡村旅游社区发展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契合性与匹配性，并通过一个典型少数民族村寨卡拉村来剖析乡村旅游社区新内源性发展的实现路径和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乡村旅游社区新内源性发展在内外部联系互动下识别优势资源，推动优势产业在地化发展，通过内生资源充分利用和外部市场的有效对接：乡村精英组织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去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居民收益增加，增进了居民的文化自信，提升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嵌入在乡村中的家训、家规、家风文化等推进了乡村的德治；居民广泛参与和地方认同也促进了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乡村优势产业的在地化发展和居民收益的增加也吸引劳动力回流返乡从业和创业，为乡村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本研究拓展了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视角，为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实现路径，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洞见。 第一，在平衡观中把握矛盾主要方面。关注乡村旅游社区内源性与外源性发展的平衡观，不是放弃外源资源力量的注入，而是抓住内源式作为重点和根本，将发展的选择权由本地决定、发展的过程由本地人控制，发展的收益最大限度保留在本地，进而实现服务自身特点的自我发展道路； 第二，在开发观中把握存量资源优化。不是像外源式发展那样大拆大建，毁掉乡村性的建设方式，而是深挖资源的内涵价值，就地利用原生态和在地化，保留地方文脉和特色，实现乡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如卡拉村通过发掘本地非遗等文化元素，实现非遗文化+旅游的特色发展模式，较少涉及土地流转等系列问题，而且可以实现居民的广泛参与。 第三，在权力观中把握居民主体性。乡村旅游社区开发者的多元性势必产生权力分配上的博弈，要关照到外来资本开发权力保护问题，但是在地化居民是资源所有者，拥有如何开发的决策权和参与权，这样便于处理好乡村旅游社区发展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关系，实现资源与权力的匹配性。 第四，在分配观中把握在地居民的获益性。乡村振兴也强调保护村民利益整体性不受损，社会主要矛盾要解决的就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乡村发展的红利要惠及居民，构建合理公平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利益共生体和利益捆绑机制，让当地居民愿意且热衷于参与到乡村发展中去，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可为当地发展贡献更为有效的发展智慧和哲学。发展最终利益要落在村民身上，才有内源性发展动力，可持续生计才能实现，才可以较好地解决因资本入驻乡村引发的多元矛盾冲突。 第五，在文化观中保留乡土性。乡村振兴中要重视保护和传承乡村之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家训文化、农耕文化、乡约民俗等，其镶嵌于乡村居民之间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在乡村熟人社会情景中可以更好地约束村民行为、重塑乡村秩序和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