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明 赵景峰│创新模式选择、技术环境支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者简介:
王长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赵景峰,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 言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期,面临疫情下的冲击、开放中的博弈与发展中的困境,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强调“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随着国家一系列创新政策的实施,中国R&D经费内部支出由2001年的0.23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1.97万亿元,增长了8.51倍。而与此相反,代表供给结构质量的高技术产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增长缓慢,且在统计期内由2003年的最高点21.72%下降至2018年的20.65%。对比两组数据发现,创新投入的不断增加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那么,后疫情时代,如何更好地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持续的技术进步有效弥补“供给缺口”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是高技术产业成长的两条路径(储德银和张同斌,2013),既有文献多从二者关系角度研究创新模式选择对经济的影响,进而刻画了经济增长的理论源泉。这些文献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 Keller (2001) 认为国际技术扩散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贡献高达90%。李光泗和沈坤荣(2011)研究发现相比于技术引进,自主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更大,而易先忠等(2007)则发现自主创新对中国技术进步无显著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对经济的影响存在互补关系,Braga和Willmore(1991)基于巴西数据研究表明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均对企业产出具有促进作用,且二者存在稳定的互补关系。Jong和Charles(1993)通过对美、德等十国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二者的互补关系随着本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逐渐减弱。尽管这些文献为探讨创新模式选择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不能很好地解释新时期中国创新驱动与供给结构升级关系的全面视角:在创新投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供给结构升级却未能表现出相应态势。只有通过选择适宜的创新模式,弥补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的“供给缺口”,才能真正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目前为止,学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大致沿着以下4个思路展开: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依据,主要包括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冯俏彬和贾康,201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谢富胜等,20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福前,2017);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张志明和蔡之兵,2016)、制度结构(贾康和苏京春,2016;)、分配结构(刘伟和蔡志洲,2017)等;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因,主要包括供需结构失衡论(方福前,2021)、制度改革滞后论(王赫奕和王义保,2018)、产能过剩论(周密和刘丙镰,2017)等;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主要包括强调供需管理(洪银兴,2016)、突出创新作用(周荣荣和李佳,2019)、政府体制建设(徐长生,2020)等。需要指出的是,已有文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多偏重政策解读而缺乏实证支撑,鲜有文献考察创新模式选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及创新驱动与技术环境协调发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内生技术进步模型,从创新模式选择视角探讨了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和低技术产业模仿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差异化影响;第二,区别于现有文献仅关注二者关系的静态视角分析,本文在静态分析基础上更深入地从动态视角讨论了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影响;第三,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基础上引入技术环境变量,探讨了创新驱动与技术环境融合发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第四,分别以创新和技术环境作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创新驱动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创新模式与技术环境的匹配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在Romer(1990)与Barro和Sala-I-Martin(1997)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一个包括技术领先者和技术跟随者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旨在考察技术跟随者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模仿创新能力在均衡条件下对本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假说1:技术跟随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受本国与技术领先国的技术水平差距影响,随着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跟随国与领先国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模仿创新对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率的贡献逐渐减小,继续追求模仿创新将导致产业结构逆高级化;相反,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率的提升越来越依赖本国自主创新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将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假说2: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依赖于地方技术环境,随着跟随国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模仿创新对本国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率的贡献越来越小,此时完善地方技术环境将提升产出增长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略)
四、实证分析
(略)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内生技术进步模型从理论层面研究了与技术环境相匹配的创新模式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了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和低技术产业模仿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然后,基于2001-2018年省份面板数据,从经验层面分析了创新模式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并考察了技术环境在创新模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存在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理论与经验分析表明:第一,随着技术位置前移,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低技术产业模仿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显著影响,且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呈明显的阻碍作用。第二,技术环境在创新模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技术环境与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可以更好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创新模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呈三段式持续增强趋势,低技术产业模仿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呈倒“U”型关系,边际贡献递减。第四,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明显的技术市场发育门槛效应,自主创新的作用随技术市场发育更加有效,模仿创新的效应只有在技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凸显。基于上述结论,为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一是平衡好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不遗余力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自主创新作为引领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时,鼓励自主创新并不是要摒弃模仿创新,模仿创新与技术环境匹配仍具有边际利益增量,因此,未来有必要延续模仿创新政策,推动形成“技术引进—吸收改良—再创新”的良性发展模式,通过二者的协调互动、互相推进,促进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二是优化技术环境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要素,各地区应着力制定符合区域内科技人才成长的高质量培养和引进制度,为增强创新活力奠定人才基础。同时,要大力营造高效的技术环境,依据区域内技术进步阶段提供匹配的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及技术市场发展支撑,以增强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边际贡献及驱动效应。三是制定适宜的梯度分层技术进步战略。各地区应客观认识各自在创新路径上所处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地设计梯度分层的技术进步战略。针对技术基础较强的地区,政府要弱化模仿创新支持力度,转而强化技术环境建设,助推自主创新更早地跨越门槛条件,从而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技术基础薄弱的地区,政府要在注重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适当地鼓励模仿创新,通过技术购买或技术改造释放模仿创新的边际红利,以最大化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作用。
[责任编辑:李 慧]
为适应微信阅读,内容有所删减,原文见《现代经济探讨》2022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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