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现代经济探讨》2022年第9期
作者简介：李诚，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考察2009-2020年RCEP框架下的中国商品出口特征，借助CMS模型分解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构建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并剖析其提升前景。研究显示，中国商品在RCEP域内的出口增长韧性高于域外，产品集中度与市场多样性同步提升；规模需求效应对出口增长的主导作用减弱而供给效应增强，竞争力对需求调整的滞后性阻碍了出口增长，上述结论在产品域和国别域分解中依然成立；中国在从需求驱动型向竞争力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中暴露出结构优化缓慢、内外部市场联动缺失、供需契合度低下等问题；中国对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老五国”以及资本品、中间品的出口竞争力较乐观，能源品和消费品则面临瓶颈。中国应系统研判RCEP税则、培养多元竞争优势等以促进中国商品的高水平“走出去”。关键词：RCEP 出口增长模式 CMS模型 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低碳绿色发展的‘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研究”（编号：19AJY001）；陕西自贸试验区校地合作项目“陕西自贸区对标RCEP等国际贸易规则，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政策研究”（编号：HJDY2021-206）
一、引 言 近年来，区域性经贸组织逐渐取代WTO多边谈判，成为各经济体参与贸易合作的主要途径。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CEP）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已提交核准书的国家正式生效，域内90%以上的商品实现了零关税。2021年11月23日，商务部在《“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强调了“加强细分市场研究，深化与发达经济体贸易合作，积极拓展与亚、非、拉美等新兴市场贸易”等重点任务。RCEP其他成员在经济体量、要素禀赋、与华贸易渊源及产业互补等方面特征迥异，2009-2020年RCEP区域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年均市场提供指数为24.52%，高于美国的17.77%和欧盟（包含英国）的17.15%，且呈逐年增长趋势。一方面，在“逆全球化”思潮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叠加形势下，RCEP生效有利于对冲中美贸易摩擦、拓展外部需求渠道以促进中国出口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份额可能遭受域内他国相似产品的竞争性挤压，加剧了贸易前景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增长模式及结构性促增因素如何演变？出口增长的动力源泉是适应性的需求扩张还是竞争力的提升？哪类产品的出口前景向好？解答上述问题，对后RCEP时期提升“外循环”潜能、促进中国商品高水平“走出去”以及贸易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文献大致包含三支脉络。其一，在RCEP经济效应的研究中，施锦芳和赵雪婷（2022）认为关税减让力度与范围的扩大为促进亚太贸易一体化、构建后疫情时代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合作框架与制度基础；陈凤兰和陈爱贞（2021）、张恪渝和周玲玲（2021）发现RCEP内部已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关联，中国虽凭借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关联效应成为最大“链主”，但处于相对下游位置，协议生效将对中国实际GDP、居民福利及进出口等产生积极影响；此外，RCEP还是推进长三角开放型经济纵深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应积极利用RCEP推动后疫情时代中国产业链的发展延伸（顾欣和韦柳馨，2022）。其二，在出口驱动因素的CMS分解中，王玉荣和吴刚（2018）研究发现整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是中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增长的动力源泉，但其促增效果存在阶段性差异；类似的研究还包括澳洲天然气的出口、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农产品出口（Liu等，2020；葛明和高远东，2021）等，均通过分解贸易额以确定不同时期内出口波动的结构性引致因素。其三，在对RCEP框架下中国出口前景的分析中，学者发现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的出口潜力大于进口且存在国别差异，加强成员间经济密度、减少市场分割对出口效率的提升大有裨益（王俊和王青松，2021；王勇和黎鹏，2021）。 梳理可知，现有文献缺乏对RCEP背景下中国出口特质及驱动因素的比较，更未剖析各类产品在细分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基于此，本文以2009-2020年商品出口数据为考察对象，采用CMS模型解构了RCEP域内、外部需求下的出口驱动因素，并构造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预测了后RCEP时期中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前景。二、数据说明、出口特征与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产品分类 本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研究区间为2009-2020年，研究对象包括中国与其他14个RCEP成员，即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10国。 综合现有研究对贸易品的划分（裴长洪，2013；陈继勇等，2017），本文采用SITC Rev.4标准下的2分位贸易数据，将SITC0-1视作资源密集型初级品，SITC2-4视作能源密集型初级品，SITC5视作中间品，SITC6和SITC8视作劳动密集型消费品，SITC7视作资本品。 2.RCEP背景下中国商品出口特征演变 （1）出口规模呈阶段性波动，增速走弱但韧性较强。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规模以2014年和2016年为节点呈现“升-降-升”的阶段性波动特征。2009年以来，为缓解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外部需求冲击，中国将出口市场逐渐转向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此期间，中国-东盟FTA生效、中日韩经贸一体化谈判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等也加快了“走出去”步伐，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规模从2009年28.06百亿美元持续增至2014年56.57百亿美元，短短5年间扩大了1倍以上。2014-2016年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规模暂时逆转后又稳步复苏，并于2020年触顶。从出口增速来看，中国经历了自2010年最高值27.56%收缩下降、后于2016年波动起伏的增长态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具有较强韧性，在2019-2020年依然保持了4.50%的增长率。从中国对RCEP成员以外的商品出口增速来看，除2010年中国对RCEP出口始终高于对其余经济体的出口增速，2014-2016年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3.98%，绝对值小于同期对RCEP以外-5.77%的出口降幅，且2019年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保持了6.03%的增长率，但对其余经济体却下降了1.81%，作为中国“稳外贸”的关键依托，RCEP不仅成为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市场引擎，也是避免出口剧烈下滑的缓冲器。 （2）产品结构较为稳定，集中度小幅提升。资本品与消费品各占据出口总额的40%左右，中间品从第一阶段7.12%增加到第三阶段8.09%，能源品和资源品的出口规模较小，尤其是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呈微幅下滑趋势。从增速上看，2009-2014年五大类产品的年均增速均高于10%，中间品和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出口增速分别高达19.05%和17.95%；2015-2016年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急速萎靡，除了资源品勉强维持2.20%的正增长率外，其余产品的出口均有下滑，尤以能源密集型产品-8.36%的降速最为显著；2017年以来中国对RCEP商品出口额复增，但比第一阶段年均增速萎靡，降幅分别为74.69%、9.73%、54.75%、32.79%和65.52%。从中国对RCEP的产品出口集中度来看，三个阶段分别为5.31、5.35、5.50，总体呈集中趋势。SITC05蔬果、SITC33石油、SITC75办公用机器及数据设备、SITC77其他电力机械设备等产品的内部比重较高且保持增长态势，而以SITC67钢铁与SITC84服饰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出口比重却逐渐下降。
（3）东盟与日韩地位逆转，市场多样性趋显。2009-2014年中国对日本、韩国商品出口占比分别为31.33%和18.39%，总和高于东盟的41.95%，但9.38%和13.69%的出口增速却远低于东盟的20.83%，甚至落后于市场占比较小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15-2016年中国对日本、韩国商品出口增长率的下跌幅度高于东盟，对东盟市场的出口占比升至49.35%，超过了同期日韩两国总和。2017-2020年商品出口市场继续从日、韩向东盟倾斜，中国对东盟10国的年均出口比重在RCEP中已超过50%，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基本保持稳定。从RCEP框架下中国商品出口的市场集中度来看，市场HHI指数从第一阶段33.66逐渐下降至第三阶段26.11，这是因为在从日韩向东盟的市场转移过程中，中国出口目标的多样化程度逐渐加深。进一步分析东盟内部的市场差异，发现中国对越南、泰国、菲律宾的出口占比显著上升，而在2015-2016年出口下降期，中国依然维持了对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的正向增长。此外，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加入东盟的国家（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中国对其商品出口增速在增长期内均高于5个创始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成为拉动中国商品出口增长的新源泉。 3.研究设计 （略）三、CMS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略）四、RCEP框架下中国商品综合出口竞争力前景剖析 上文分析表明，RCEP框架下中国商品出口正从需求驱动型的适应性规模扩张模式向竞争力驱动型的高质量增长模式转变，且在不同国家及产品间存在差异，提升竞争力成为出口增长模式优化和贸易可持续的决定性因素。下面具体剖析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及提升前景。 1.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整体变化趋势 中国对日本、韩国的出口竞争力指数平均介于0.1~0.4，高于新西兰0~0.2的区间，且均呈现先波动下降后又震荡上升的走势，2016-2020年中国商品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在日、韩、新3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23%、23.02%和20.26%，提升势头向好。相比之下，中国对澳大利亚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的波动性最强，从2009年0.18增至2014年0.76后又急速下降，其在2016-2020年增长率仅为-7.05%，对澳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潜力亟待恢复。 中国对作为初始成员的东盟“老五国”和“新五国”的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变动趋势存在差异。对于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盟“老五国”，中国商品的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从2009年波动下降后又于2014年逐渐上升，除新加坡外，其余四国指数介于0.1~0.4，略低于日、韩但高于新西兰；2015-2020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分别增长了20.48%、21.94%、22.74%、23.73%，呈低速增长趋势，对新加坡的增长率则高达36.80%，但在2019年达到峰值0.81后于2020年再次逆转，提升前景并不明朗。 对于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新五国”，中国对其商品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的波动趋势与“老五国”相似，除文莱外均在2014年出现指数最低值，差异之处在于“新五国”指数的波动幅度以及国家之间的分化程度更为显著，尤其是在2015年以后，越南和缅甸的平均指数介于0.6~0.8，处于相对领先状态，但均在2020年出现下降，老挝和柬埔寨则介于0.4~0.6，文莱几乎在0.2左右徘徊不前，均未能对中国商品出口形成稳定契合的竞争力培养机制。 2.基于波士顿矩阵法的交叉前景分析 五大类产品在14国形成了70组可判定的竞争力提升前景，其中“前景光明”类包括20组，“前景可期”类共24组，“前景瓶颈”类共11组，“前景黯淡”类共15组。分产品来看，资本品和中间品竞争力提升“前景光明”的国家数量最多，且中间品仅存在1个“前景黯淡”的出口目的国，能源品和消费品“前景黯淡”的国家数量较多。分国家来看，中国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缅甸各类产品出口均不存在“前景黯淡”的情形，而对韩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老挝、柬埔寨均有两类产品的出口“前景黯淡”。 进一步分析可知，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资源丰裕型国家，中国的资源品和能源品对其并不具备较强的出口优势，但能源品的竞争力指数在澳大利亚的增长率为14.09%，未来对澳大利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前景较为“可期”；同理，日本与韩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颇具竞争力，故中国在该产品上对其出口前景稍显“黯淡”，而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多为“前景可期”。文莱、老挝、柬埔寨等东盟“新五国”对初级品的市场需求能力有限，中国对其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空间基本属于“前景瓶颈”或“前景黯淡”型。中间品除菲律宾和文莱以外，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均为“前景光明”或“前景可期”，尤其在新加坡和韩国的增长率高达16.92%和14.51%。消费品因其竞争力指数的增长率普遍较低而多处于“前景瓶颈”状态，其中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低至-18.10%和-8.89%，仅有的“前景光明”型是需求规模极小的文莱，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空间亟待拓展。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2009-2020年RCEP框架下中国商品的出口特质，借助CMS模型分解了出口增长的动力源泉及其异质性，预测了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前景。研究发现：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RCEP域内商品出口在“升-降-升”的规模趋势中具有比对RCEP域外出口更强的增长韧性，产品集中度与市场多样性显著提高，对越南等东盟“新五国”的出口增速近年普遍高于日、韩等传统目的国。第二，适应性需求规模扩张是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这一特征在越南、韩国、日本等国以及资源品、消费品中表现突出；整体供给效应矫正了需求萎靡的负向贡献，但供给份额的增加并未集中在需求规模较大的产品种类，且该现象发生于新加坡以外的所有成员国；二阶效应中，供给份额与需求结构调整方向的背离阻碍了出口增长，尤以对澳大利亚和能源品的出口较为严重。第三，动态视角下，中国正从需求驱动型向竞争力驱动型的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贸易结构优化缓慢、内外部市场联动缺失、供需调整效率低下等问题。第四，中国对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老五国”以及资本品、中间品综合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前景向好，消费品与能源品不甚乐观。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牢牢把握协议生效契机，系统研判关税承诺安排，持续优化出口市场布局，提升中国对其他成员的出口辐射能力，提高RCEP成员对中国能源品、消费品的吸纳能力；其次，正视出口动力转换事实，培育多元动态叠加优势，建立贸易反馈、贸易预警等机制，提高产品区域竞争力与国别需求的契合度，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CPTPP、USMCA的有效对接与联动；再次，注重出口促增因素的国别特色，加快推进高水平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积极扩展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贸易合作领域，重点巩固与越南及东盟“老五国”的竞争力优势，深入挖掘东盟“新五国”的市场潜力，适当照顾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最后，增进与RCEP成员国的政治互信与人文交流，推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领域合作建设，建立多层次的贸易沟通渠道与对话机制。
[责任编辑：侯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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