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速览】纳扎尔拜·叶尔肯：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在政治学中，英文“state”常被翻译为“国家”，而国家的概念经常被定义为一个机构、领土单位、历史实体或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因此“国家”一词也频繁与“政府”混淆，但准确地讲，“政府”是“国家”的一部分。对于国家职能有诸多讨论，从狭义角度来看，国家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机构，也可被视为广义上的政府机关，属于公共事务区块，其组成部分包含政府机构、官僚体系、法庭、军队与警察等。不仅如此，国家也有地理上的限制，约束其权威的范围——领土。由此可见，国家不仅是一个连续性的共同体，也是法治核心之所在。相比较而言，政府则可能是临时性的、更换频繁的，其体制是可以改变的。[1]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享有特定的国际权利与义务，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当代国际体系的概念，即每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和内部事务拥有主权，排除所有外部势力的侵扰，不干涉别国内政，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法中均为平等。而1933年由美洲19国签署的《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将人民、土地、政府及外交能力定为国家所应具备的四个条件或是承认所需的四项标准。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以国家建构为题，聚焦国家体制，探讨如何稳固或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体制。福山所采用的“国家建构”是源自美国的一种自外而造的制度形式，与欧洲的“国家建构”形成对比，后者（欧洲）强调国家是由共同文化与历史凝聚起来的政治实体，[2]旨在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宗教和社会差异的共同体。[3]
福山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典范，其国家职权受到宪法的规范，即有限政府，美国政府在宪法规范下具有足够的执行能力，进而实践国家的目标。[4]国家公正执行法律的能力等同于国家职能强度，又可称之为国家能力或国家效能。福山强调，要考虑的核心是，制定并实行政策与法律，透过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反贪污与反贿赂，来确保政府体制透明化。[5]
冷战结束后，受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影响，多数国家迈向了转型道路。但在民主化转型进程中，部分国家却始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治理体制。当国家在其管辖领土内无法有效统治时，陷入内部混乱的局面就难以避免，“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一词因此问世。失败国家是指无力控制其领土与人民，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的交往，在其领土范围内不具备垄断合法暴力的权力，以及不能为人民提供适当生活物资的国家。[6]由于失败国家缺乏治理能力，使得国家更加容易成为跨国恐怖主义进攻的对象和目标，也更容易成为滋养、助长跨国恐怖主义的温床。[7]
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6年）中，首次将失败国家列为国家威胁。失败国家具备以下标准：爆发内战且仍处于战争状态、公共债务比例恶化至临界点、恶性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长期暴力及种族清洗、执法机关无力履行职责、高幅度的新生儿及儿童死亡率、贪污腐败、国界不明、抗议示威频繁、政权频繁更替及动荡、缺乏军控能力、国民生产基础薄弱等。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区域各国民族国家建设深受全球化的影响，国家主权遭受冲击，传统民族主义同一体化发生碰撞。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宽广的进程，它受政治与经济的联合推动，除了建立国际新秩序外，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为持续保持其影响力，需要与全球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即非政府组织、区域和国际组织或协会，加强联系。
从克涅萨勒（Kenesary Khan）大起义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至今，哈萨克斯坦经历了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百年巨变。百余年间，草原民族辉煌顿失，黯然于世界舞台。而在经历了这一过程后，草原民族又如凤凰涅槃，华丽重塑，成功实现了现代民族的自我建构，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根据福山所言的强国论，另一方面则通过吸取国际上失败国家的惨痛教训，将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首先是制定强国战略目标，并且致力于提前完成此项任务。其次是在政经与社会领域克服发展过程当中的挑战和不平衡，完成社会平稳过渡与转型。[8]
由于现代“民族”观念奠基于启蒙时期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所以“民族”概念自提出伊始就具有全民性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背景，凸显了民众对于归属感、整体性、生活理想和所属共同体的追求。因此，本文以意识形态为切入点，提出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首先，从历史视角分析欧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所产生的双重影响，并从宪政入手剖析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的内涵演变及其所属地理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文化关系。其次，梳理归纳国家在民族建构过程中所奉行的战略和政策，阐述迁都作为战略之核心在民族内部整合与国家制度转型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再次，着重分析新民族国家制度框架下重构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其联盟动机与盟友选择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区域意识形态的结合、分化现状，尤其是各类意识形态对新欧亚主义的影响，为当代中亚研究及区域政经合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目前，在中国，有关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及其意识形态转型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学者大多从俄罗斯视角出发，以欧亚经济联盟为研究主轴，主要关注地缘政治博弈，重点分析包括欧亚主义在内的地区主要意识形态在区域一体化进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发展历程。张娜对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在探索与建设新型国家意识形态进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做了初步探讨，其研究以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为核心，初步分析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欧亚主义、语言、民族及宗教政策。其中，有关欧亚主义的探讨基本是围绕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所提出的“欧亚一体化”思想展开的。[9]陈树林的欧亚主义分析凸显了俄罗斯的文化特性，为深入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异质性民族文化“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这一问题，从文化哲学层面对欧亚主义框架下的俄罗斯文化模式进行了研究。[10]张建华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以欧亚主义的萨维茨基派学说为核心，探讨了当今欧亚经济联盟和“光明之路”的文化迁移与发展空间的演变，重点是欧亚主义中的图兰特征及区域地缘政治想象的实践。[11]李自国认为，俄罗斯“大欧洲”构想的失败、欧亚主义的确立，是大欧亚伙伴关系产生的思想基础，而欧亚经济联盟则是其物质基础。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在提出“欧亚经济一体化”时，考虑以区域经济集团为依托，在“再全球化”中占据主动地位。[12]封帅指出，欧亚本身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概念，无论是其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还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都没有定论。这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虽起源很早，但作为对空间的指涉意义，却是在冷战后才流行起来的。当学者们在谈论欧亚空间或欧亚秩序的时候，往往需要在空间外延方面保持一定的模糊性，以便使讨论能够顺利进行。但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客观上也削弱了论证的严密性。这种矛盾关系的存在，使很多研究者有意回避了对这一主题的论述。[13]
不难看出，中国的欧亚主义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具有明显地缘政治或经济特征的欧亚经济联盟或相关地缘战略，而非单一政治实体本身。其研究视角更多以俄罗斯为主，因此普遍忽视了独立30年来“欧亚主义”的区域本土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30年间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欧亚主义”的内涵与范围，根据中亚各国所属的地缘政治空间，已呈现出国家化趋势，并且与各国政府所倡导的其他区域意识形态相融合，进而演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不同于他国的新形态。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入“民族国家”的概念，以哈萨克斯坦为单一研究对象，以本土为主、以区域为辅的视角，分析不同时期的“国家”与“民族”双层关系的构建对接及其差别，并梳理“欧亚主义”作为国家核心意识形态之一，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被赋予的使命和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欧亚主义”与其他重要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结合与再分化。
欧亚主义（Eurasianism）是由十月革命后流亡于境外的俄国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政治思想及文化社会运动，其原则上虽承认俄国革命为必然，但始终拒绝接受源自西方的外来文化，坚持奉行俄罗斯所独有的历史发展道路，以此取代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欧亚主义思想浪潮在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可却又因俄国各地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开始衰弱，成员相继选择退出，导致思想运动丧失原有的完整性，而所遗留的概念，日后则成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根据，即古典欧亚主义（Classical Eurasianism）。[14]
沙俄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在与辛比尔斯克省省长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Михаил Магницкий）辩论鞑靼统治的意义时，其内容涉及了欧亚主义的起源。马格尼茨基认为，俄罗斯被鞑靼统治，不但具有拯救欧洲的意义，而且也发挥了维护基督信仰之纯洁的作用，因此欧亚主义是直接起源于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的。欧亚主义者在强调斯拉夫民族属性中所独有的价值的同时，斯拉夫主义者则往往忽视自身的“亚洲”因素。斯拉夫主义社会学家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Данилевский）和外交官康斯坦丁·列昂捷夫（КонстантинЛеонтьев）注重东正教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及国家制度之间的关联，[15]达尼列夫斯基反对欧洲文明的“单一中心论”（Monocentrism），提出“多中心论”（Polycentrism）。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基础自此得以奠定。[16]
根据欧亚主义所独有的“发展空间”（Developmental space）概念，俄国社会是时空的连续体（continuum），是其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受气候、水文、土壤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影响所带来的结果，其中包括森林和草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居民对此自然条件的依赖。与此同时，“发展空间”也同样影响民众的生活方式、心理、社会组织及国家制度，构建中立环境，接纳所有神祇，容纳各类文化，进而维护俄国宗教社会的完整与稳定。[17]俄罗斯在地理上之所以被称为“欧亚”（Eurasia），是因为其介于欧洲与亚洲以及东方和西方之间，既不同于欧洲，也与亚洲有所区别。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俄罗斯一方面深受欧洲文明影响，另一方面则同样受亚洲文明熏陶，最终汇聚形成俄罗斯特色的“欧亚文化”（Eurasian culture）。从民族视角出发，俄罗斯民族既不是典型的“欧洲人”（European），也不是“亚洲人”（Asian），而是相对中性的“欧亚人”（Eurasian）。[18]
不仅如此，史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特别强调俄罗斯文化中的突厥成分，并指出“突厥的成分已融入俄罗斯人的精神当中，[19]我们不是斯拉夫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特殊的人种类型”[20]。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俄罗斯与突厥的融合等同于欧亚人。[21]欧亚主义者一致认为，假如没有“鞑靼统治”（Tatarshina）就不会有俄罗斯，鞑靼统治是古代俄罗斯与团结于鞑靼蒙古帝国架构之下的“伟大草原”（Great steppe）之军事政治联盟。此联盟对俄罗斯而言不仅在财政和军事方面极为有利，而且在地缘政治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2]在文化方面，斯拉夫原则与突厥原则二者之间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关键在于双方可实现互补，[23]进而维持一个中性的关系，特别是对各方宗教信仰的容忍，这是源自蒙古统治时期的一大遗产。
20世纪60年代末，因受地缘政治局势所迫沉寂已久的欧亚主义运动在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的引领下再次活跃起来，其基础为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所创的欧亚论。古米廖夫在其著作《古代俄罗斯大草原》《欧亚节奏》和《民族起源与地球生物圈》中阐述道：欧亚大陆是俄罗斯民族之独有精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在此广阔草原长久共生的结果，其独有性创造出特有的欧亚文化与精神认同。古米廖夫的核心思想是激情（passionarity）与人种节奏（ethnic rhythms），并认为：“某一种族或人民常被团结于一个完整的超种族的宽广架构之下，其行为之激情的推演大致在同一地区或地点兴起，进而构成一个超种族且包含各类典型文化的政治结构。生活在此框架下的人民虽未必相同，但在精神、行为举止模式和历史命运方面却极为接近，俄罗斯历史沿此之道与周边民族一同构成了欧亚之大部。”[24]
苏联解体后，新欧亚主义思想呈现出多种派别，彼此分歧较大，尚未形成统一整体：
（1）以彼得·萨维茨基（Петр Савицкий）、格奥尔吉·韦尔纳茨基（ГеоргийВернадский）和特鲁别茨科伊理念基础为代表的大陆帝国民族思想，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指出俄罗斯是广大地理空间的轴心，建立欧亚社会主义帝国是其使命与任务，并认为俄罗斯改革派所主张的自由经济是大西洋主义的产物。
（2）与伊朗结盟建立大陆国家的思想，其代表成员认为突厥语民族和俄罗斯人以及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拥有睦邻友好的合作基础，经济和政治利益一致，因此该地区人民和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反对西方的功利主义政策。
（3）经济欧亚主义，即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所主张的加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间的经济合作。
“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概念最早由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4年3月28日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时提出，他提议将独联体既有合作机制提升至新的高度。时隔一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国签署条约建立关税同盟，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紧随其后加入。在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Astana）前夕，首任总统在1996年5月23日决定将位于阿克莫拉（Aqmola）市的原切利诺格勒土木工程学院与师范学院合并重组为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新大学的宗旨为创新且贯彻以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的欧亚思想与区域一体化。2011年11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签署协议，计划在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新欧亚统一经济空间的建立被视为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全面突破了原苏联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2014年5月29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约，正式成立欧亚经济联盟。[25]
哈萨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中央核心地段，是欧洲基督教拉丁-西里尔文化圈、中东伊斯兰教阿拉伯-波斯文化圈与东亚中原-汉字文化圈的交汇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哈萨克斯坦作为哈萨克汗国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继承者，其领土由东钦察草原（East Kipchaks Steppe）、七河（Jetisu）及河中（Transoxiana）地区组成。从现在的地理角度出发，该王朝北起托博尔河（Tobol），南至锡尔河（Syr Darya），西起阿特劳（Atyrau），东至阿勒泰（Altai）。其中钦察草原西起多瑙河（Danube），东至阿勒泰，北起托博尔河，南至咸海（Aral Sea）与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今哈萨克草原（Qazaq Steppe）与南俄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公元11-12世纪中叶，该地区是钦察汗国故地，因此而得名。[26]不仅如此，钦察草原还是金帐汗国的核心所在，而哈萨克汗国则是由统治金帐汗国的成吉思汗家族术赤系后裔所统领。对术赤系后裔而言，先祖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草原帝国是突厥帝国的延续，不仅世代沿袭可汗（Kagan）尊位与其制度，还以回鹘文为基础创立国文，并定都哈拉和林（Karakorum），即原回鹘汗国国都窝鲁朵八里（Ordu-Baliq）遗址处以东。[27]
现代哈萨克“国家”（State）与“国族”（Nation）概念，起源于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时期由哈萨克近代政治精英所构建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即阿拉什奥尔达（Alash Orda）。而哈萨克民族主义则形成于19世纪末反殖民运动时期的民主革命，成型于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象征意义。[28]回溯历史源头，分析概念本质，能够从根本上发现哈萨克“国家”与“国族”概念的多样性与一致性。
（一）哈萨克“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
19世纪下半叶以失败告终的克涅萨勒复辟运动，彻底改变了哈萨克政治精英的对外态度与观念。前朝遗老和政治新贵明确意识到殖民趋势不可逆转，并深知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制度与思想的严重落后，唯独教育与文化改革才能使哈萨克社会步入现代化，进而扭转劣势。在民族文化精髓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成为哈萨克各派政治精英的共识，扎吉德（Jadid）运动由此开始兴起。[29]
哈萨克民族复兴运动以新式教育为切入点，主张政教分离与教育普及，推动社会现代化和启蒙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心，形成利益共同体。19世纪的哈萨克乌勒套（Ulytau）三杰乔罕·瓦里汗诺夫（Shoqan Walikhanov）、易卜拉欣·阿尔丁萨林（Ybyrai Altynsarin）和阿拜·库南巴耶夫（Abai Qunanbaiuly），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奠定了哈萨克书面文学的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将基于伊斯兰的自由主义与俄罗斯、西欧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复兴哈萨克文化，史无前例地将科学精神提高至振兴民族的高度，被后人视为哈萨克民族复兴精神的先驱与领袖。哈萨克民族精神导师阿拜在其所撰写的著作中频繁使用“我的哈萨克”（My Qazaq），其含义等同于“我的民族”（My nationality）。[30]
在迈入20世纪之际，随着启蒙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地初级教育机构稳步增加，内部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哈萨克社会融入沙俄政治经济体制的步伐加快，追求平等的呼声和参与国家建设的能力逐渐增强，进而导致哈萨克精英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日益扩大。此时，被亚历山大·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用诗歌称为开向西方的窗户、让俄罗斯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帝都圣彼得堡，成了哈萨克新一代政治精英的摇篮。[31]
沙俄兵败对日战争后，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活跃于帝都圣彼得堡的哈萨克大学生组建各自的精英社团，相继提出了“积极向东学习日本，学取欧洲之精髓，拒绝向西学习土耳其，划清与布哈拉（Bukhara）等东方国家的界限，为创建新文化教育事业而奋斗”的主张。并且要求沙俄政府给予哈萨克文化政治之平等权益与自治，疏远东方、向西靠拢。此次革命在唤醒哈萨克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时，还将哈萨克精英各派观点立场汇聚于一体，与乌勒套三杰精神相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什思想（Alash idea）。[32]
十月革命爆发前夕，面对土崩瓦解的沙俄政权，哈萨克七州一区20多名代表齐聚奥伦堡，召开了史上第一届全哈萨克大会。会上哈萨克政治精英提议建立“阿拉什党”（Alash party），并且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阿拉什党党纲》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俄罗斯是共和制政体的、民主的、联邦制的法治国家，联邦共和国政府元首通过立宪会议和全国杜马定期选举产生。”而第二章第一条则规定：“哈萨克人（Qazaq）居住生存的所有州区作为整体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之一，享有地方自治权利。哈萨克自治国有权与邻国自由合并或撤出，并承认地方自治局。”党纲对国家体制与组织结构做出的阐释是：“阿拉什奥尔达是哈萨克人的民族国家政府，而哈萨克族作为国族具有高度自治权。”[33]
（二）苏维埃时期“社会主义民族”概念的提出
宪法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并且是国家认同构建过程当中的一大重要制度资源和载体。“社会主义民族”作为法律概念体现在1937年颁布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苏维埃宪法》）之中，其不仅为苏维埃国家建构及身份认同重建奠定了法律基础，而且还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苏维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该时期以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为核心价值观、以苏联为总体认同对象、以“苏联公民”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身份认同，在现代政治框架内打造出“苏维埃式宪法爱国主义”。研究分析《苏维埃宪法》各条文中的“社会主义民族”相关概念的含义及其中包含的国家意识，有助于理解苏维埃时期“民族国家”构建的依据。
自1920年赢得俄国内战之后，苏联中央政府对哈萨克斯坦地区原有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体制改革、民族国家划界、迁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并且确立苏维埃哈萨克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意识形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和制国家。因此，《苏维埃宪法》第一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苏维埃宪法》第二条则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由于推翻地主、资本家、巴依（Bai）和平定民族主义之反革命，以及解放深受俄罗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压迫的哈萨克人民的政权并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独特之处在于，这是宪法中唯一单独提及“哈萨克人”的条文，且具有地理、历史、文化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可是，条文中明确写出的是“哈萨克人民”（Qazaq people）而不是“哈萨克民族”（Qazaq nation）。所以，国家的政治基础是由“解放哈萨克人民的无产阶级群众”，即“社会主义民族”所构成。
最初由列宁提出、后来经斯大林继承和莫斯科中央主导的、长达12年的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工作最终以崭新的地缘政治版图告一段落，其影响波及至今。《苏维埃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由阿克纠宾斯克州、阿拉木图州、东哈萨克斯坦州、西哈萨克斯坦州、卡拉干达州、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组成。”“哈萨克斯坦”（Qazaqstan）作为共和国东南西北四州之共同州名不仅明确了哈萨克斯坦的疆域，还间接取代了原先的“哈萨克草原”（Qazaq Steppe）和“阿拉什奥尔达”等具有明显民族政治色彩的历史地理名词，进而淡化了哈萨克北方民族主义与南方泛民族主义倾向。
在构建身份认同方面，苏联中央决定以“国民认同”代替“国族认同”。《苏维埃宪法》第十八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都是苏联公民。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公民均享有与其同等的权利。”尽管苏联境内各民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不尽相同，但苏维埃政府以新制度为核心团结各方各界，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苏联公民”（Soviet people）。《苏维埃宪法》第一百〇一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这是确定不移的法律。因种族或者民族的关系而对公民权利作任何直接或间接限制，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公民特权以及凡宣传种族或者民族特殊化或者仇恨和歧视等行为，都受法律制裁。”苏联政府严禁境内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或沙文主义，通过保留、扩大地方民族在文化与法律领域的影响换取其忠诚和认同，以国体与政体为主的制度性创新解决民族矛盾与潜在的分离主义。保持地方民族身份的独立意识与全国公民身份的共同意识间的平衡，是长期构建“苏联公民”自我认同的关键所在。[34]
（三）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概念的重构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不得不应对各种挑战。存在近70年之久的苏联政治体系突然崩溃，导致长期并存的信仰大厦一同坍塌，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民族大熔炉”很可能成为危险的“火药桶”。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哈萨克斯坦选择宪政主义，开启了现代化与转型之路，多方面重建并凝聚社会，克服历史性挑战与不平衡，进而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通过全民公投产生的1995年版《哈萨克斯坦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在其开篇中宣称：“我们——由共同历史命运凝聚在一起的哈萨克斯坦人民（Qazaqstani Nation），在世代居住的哈萨克（Qazaq）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忠于自由、平等与和睦的理想，以热爱和平的公民社会自居，同时以在国际社会获得一席之地为愿望，肩负起我们在下一代和未来子孙面前应尽的责任，并以我们的主权之名通过此宪法。”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取代了苏维埃时期的“苏联公民”，在原苏联“制度认同”的基础之上建立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共同体，其核心纽带是各族裔间共同的历史、所属空间、利益与责任。而哈萨克族作为该国境内毋庸置疑的原住民之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主导地位通过法律得以明确和巩固，具有宪法地位，为构建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宪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等同于哈萨克斯坦。”“等同”是该条款的要义，即将具有政治实体及民族国家概念的新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历史地缘政治色彩浓厚的“哈萨克斯坦”等同、合并，彰显哈萨克斯坦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身份认同与政治遗产。《哈萨克词典》对“哈萨克斯坦”的解释为：（1）哈萨克共和国（Qazaq Republic）、哈萨克故土（The land of Qazaq）与哈萨克国（Qazaq country）；（2）位于欧亚大陆中央，自西向东绵延约3000公里，南北长约1700公里，地处温带中部至南部之间纬度区域的国家。而“哈萨克斯坦人”（Qazaqstani）则被解释为“哈萨克斯坦居民与哈萨克斯坦公民”。[35]
相比独立后的《宪法》，《苏维埃宪法》不仅没有规定哈萨克语为国语，而且还将其功能模糊地限制在司法和文化领域，导致哈萨克语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以本族为主的县村地区，造成其发展水平停留在农业阶段。因此，《宪法》第七条规定：（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语为哈萨克语；（2）在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中，俄语与哈萨克语同等正式使用；（3）国家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创造必要条件。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与城镇居民已高度俄罗斯化，俄语作为官方用语与族际交流语在政经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被视为哈萨克斯坦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而其他各族裔语言也同样被政府重视与保护，但与俄语的不同之处在于，族裔语言是维护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的“防水舱”。
《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世俗的、法制的和谐社会国家，其最高价值为人、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自由。”这表明，对哈萨克斯坦而言，最为宝贵且重要的是人，人类价值处于优先地位。《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共和国活动的基本原则为：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造福全民的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国家大事，其中包括全民公投或议会投票。”为在转型时期建设健全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坚持奉行“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方针，首先实现向市场经济的突破，其次为社会型国家奠定基础，重筑公共意识，建立且加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基础内涵。为凸显民族的特殊属性，“民族”一词升格且取代了原先的“国立”和“中央”，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愿望紧密相连。“民族”概念的内涵虽等同于“国家”，但其政治地位却高于“国家”。[36]
在经济制度方面，哈萨克斯坦实现了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型，《宪法》第六条第一款明确为其提供了保障：“哈萨克斯坦承认并平等保护国家和私人财产。”在政体方面，《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总统制。”总统身为国家元首，是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在国际上代表哈萨克斯坦的最高国家官员，是人民和国家统一、宪法不可动摇、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象征和保证。[37]
1997年10月20日，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总统令，宣布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迁至阿克莫拉市。1998年5月6日，根据总统令，阿克莫拉市更名为阿斯塔纳市。《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是阿斯塔纳。”自此，努尔苏丹（Nur-Sultan）[38]成为哈萨克斯坦独立自主的象征、民族辉煌的写照，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篇章。[39]
独立伊始，哈萨克斯坦作为年轻的主权国家，为维护行政区域的统一与政府架构中的民族特征，选择实行强有力的共和国总统制。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著作《哈萨克斯坦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战略》中指出：“民族不能没有国家，无国之族必将灭亡。而丧失民族性的国家将会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严格运用辩证思维看待该问题，不难发现其结果是残酷无情的。哈萨克族身为本国土著民族，通过法律平等原则将所有族裔的权益视为自身利益。此举不仅可振兴民族文化与语言，也可恢复世界哈萨克族间的精神文化联系，为其回归祖国创造先决条件。”
横跨欧亚大陆的哈萨克斯坦自古就是连接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舞台。因此，苏联时期属于中亚，当下位于欧亚两大洲之间的哈萨克斯坦作为连接东亚、太平洋与南亚次大陆的枢纽，将发挥自身特殊的战略作用。为重建哈萨克斯坦，首先要建立能够深化民主进程、凝聚多族裔社会及培养新一代政治人才和领袖的多党体制。与此同时，采取一切所需措施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其次是要建立能够维护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与主权的多边及其他形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进而确立其地缘政治地位。之后依据民主自由及人权保护原则，提高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声望，在全球政治体系中实现自我定位。最后是在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同时，有效发挥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政治优势。[40]
（一）《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
面对雅尔塔体系的瓦解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新生的哈萨克斯坦选择了“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线，在经历了短暂的激进休克疗法之后，最终决定效仿东南亚地区民族与宗教关系极为复杂、但经济一枝独秀的新加坡，“李光耀模式”自此落户哈萨克斯坦。伴随“灭火时期”的告终，呈现在哈萨克斯坦面前的是未来30年的民族国家何去何从。之所以是30年，主要是考虑到两大因素。首先，30年是一代人的关键成长期。其次，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备评估与发展替代能源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30年得以成型。1997年10月1日正式通过的《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规划分为四个阶段：1997年至2000年的准备阶段；2000年至2010年的第一阶段；2010年至2020年的第二阶段；2020年至2030年的第三阶段。战略优先为根据瓶颈原则逐一筛选、保留下来的七个方向。[41]
《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的发展规划包括七个主要方向：第一是民族安全，全面维护领土统一，为独立自主的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是内部政治的稳定及长治久安，维持且加强国家内政稳定与民族团结，为哈萨克斯坦在此后10年之内完成民族战略铺平道路；第三是通过吸引外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经济稳定且可持续快速发展；第四是提高全民素质及生活水平，提高全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生活、健康、教育及获取相关领域机会的水平，改善生态环境；第五是能源开采及利用，通过合理开发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推动石油与天然气的出口，以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六是发展基础设施，为国家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助一臂之力；第七是创建职业技术学校，组建符合当代标准且公平公正、一心为民的哈萨克斯坦公务员团体。[42]
毋庸置疑，民族安全是哈萨克斯坦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样也是定国安邦的重要基石。威胁哈萨克斯坦民族及国家安全的是激进主义、毒品走私、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俄国白银时代著名理论家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ВелимирХлебников）曾描述位于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里海为“基督、伊斯兰和佛之三角地带”，而当下这个被世界视为“金宝箱”的地带成了“角力中心”，进而演变为美国、俄罗斯、欧盟、土耳其、伊朗及海湾国家的利益争夺点。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的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地缘政治之交通要道（包括铁路、公路、航空及能源管道）将自身转变为“开放”地区。为实现该目标，对外，哈萨克斯坦一方面以双边合作为主与邻国划定边界，进而巩固疆土；另一方面，则以多边形式加入区域军事、政治与经济合作组织，加强自身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地位，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内，则以反渗透和反分裂为核心成立“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加快经济建设，提高国语地位及教育水平，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家及国族建构步伐。[43]
（二）《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
2012年12月14日，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独立21周年国庆大会上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已提前完成《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目标。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界，完成了国内经济空间的一体化进程。通过快速的宪法及政治改革建立了三权分立式的现代化国家管理体制，并且建成了新都阿斯塔纳，借此向世界展现了国力。在国族建构方面，哈萨克族人民的文化、语言及历史得以公正复原。公民和平与民族和谐已成为多元化哈萨克斯坦社会的主要价值，“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已成为欧亚大陆文化对话的独特模式，而哈萨克斯坦则正在演变为全球宗教信仰间的对话中心。
虽然如此，首任总统强调面对新一轮的全球挑战，《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已无法全面涵盖和应对，并且列出地区面临的10项主要挑战：（1）时代步伐加速；（2）全球人口失衡；（3）全球粮食安全危机；（4）水资源极端匮乏；（5）全球能源安全；（6）自然资源的枯竭；（7）第三次工业革命；（8）社会的不稳定；（9）文明及文化价值观危机；（10）新一轮国际动荡。与之前的《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相比，《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宣布地点不是议会，而是努尔苏丹歌剧院，听众也不再仅限于政府官员和议员，而是扩大至社会组织代表及主要宗教派别领袖。
《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发展规划包括七个主要方向：第一是经济务实主义，从经济合理性及长期利益出发，确立新的市场定位，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与有效的私营经济，刺激和鼓励出口；第二是支持推动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及企业，大力开发本国过境潜力，为民族国家安全与未来建造油气资源储备，实现大规模农业现代化，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领袖；第三是社会政策新原则，根据经济和预算增长情况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第四是知识与专业技能，为现代化教育和工作创造条件，力争成为高竞争力国家，培养高素质国民；第五是巩固国家体制并进一步发展民主，确立新的国家管理模式，完善国家规划和预测体系，强化国家机构研究制定各项规划的责任；第六是连贯和可预测的对外政策，推进国家利益，巩固地区和全球安全，平等参与各项国际进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七是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维护和巩固社会和谐，构建平等的公民责任共同体。
《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长期目标是进入世界前30发达国家行列，核心是构建“永恒之国”（Mangilik El），即延续阙特勤（Kul Tigin）精神，遵循暾欲谷（Tonyukuk）之道，实现民族振兴，光复草原辉煌。[44]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是一种凝聚万众的社会精神，所有哈萨克斯坦公民不分民族均拥有平等权利，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在反分裂与反渗透的同时进一步完成哈萨克族的自我整合与完善，继续巩固国语的地位，视其为国家精神核心，实现哈萨克文字拉丁化，普及三语教学（哈、俄、英），传承特色传统文化，注重知识分子阶层，实现民族精神复兴。[45]
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中，唯独哈萨克斯坦具有迁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地缘政治影响深远。第一次迁都始于1920年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际，哈萨克革命委员会宣布“解散阿拉什奥尔达西部政府法令”之后。得到特赦的前阿拉什奥尔达政府精英层均从东部塞米巴拉金斯克（Semey）市迁至贯通哈萨克斯坦南北的外咸海铁路（Trans- Aral Railway）北端起点奥伦堡市，并且召开政府例行会议，讨论保留奥伦堡之吉尔吉斯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地位及奥伦堡与图尔盖两州合并的问题。目的是通过合并，将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奥伦堡州哈萨克化，进而维护东西部统一。
第二次迁都始于1925年的苏联中亚社会主义民族及苏维埃国家划分工作，哈萨克新政府精英决定将国都由明显带有帝国色彩的奥伦堡迁至外咸海南端锡尔河（Syr Darya）下游中段的阿克梅切特（Aq-Mesit）市，将其改名为克孜勒奥尔达（Qyzyl Orda），即“红色奥尔达”。目的是统一新并入哈萨克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南部各州，淡化地方传统民族主义及泛民族主义思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地区人口及产业结构。[46]
第三次迁都始于1927年的图尔克斯坦-西伯利亚大铁路（Turkestan- Siberian Railway）建设如火如荼之际，第六届全哈萨克苏维埃大会批准了将国都从锡尔河流域的克孜勒奥尔达迁至七河流域土西铁路南端的阿拉木图，与吉尔吉斯自治州首府伏龙芝（Frunze）仅一山之隔，其政治象征大于实际意义，是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47]
20世纪20年代七年三轮的“C”字形迁都历程，导致哈萨克斯坦先后失去了西北的奥伦堡州和西南的卡拉卡尔帕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中断了与伏尔加河流域巴什基尔-鞑靼斯坦之间的联系，以及对阿姆河下游与咸海地区的控制权。政治中心的南迁还为北方大规模开荒创造了条件，进而导致大量东欧斯拉夫人及日耳曼族裔迁入北哈萨克斯坦地区，改变了当地原来的社会人口结构。1979年6月16日，移民至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伏尔加德意志人后裔因要求建立自治州而引发政治风波，史称切利诺格勒事件。时任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出面与克里姆林宫协调，才将此事平息。[48]
苏维埃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国都位于北纬45度线及50度线的周边四角，而且均紧靠边界。再加上，阿拉木图代表殖民时代且三面环山，位于地震带，不利于城市扩建。为避免重演丧失国土之厄运及分离主义的突起，重塑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史，实现哈萨克民族现代化及城市化，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7年决定迁都至北纬50度线哈萨克草原正中央的阿克莫拉市，并改名为阿斯塔纳（现名努尔苏丹），以根除隐患。开国元勋纳扎尔巴耶夫在其著作《在欧亚大陆的心脏》中指出：“努尔苏丹是哈萨克斯坦复兴的象征，同样也见证了多元文化的创造力，即同心筑梦创辉煌，而这就是一个独立民族对未来的信心。”[49]
《哈萨克斯坦民族百科全书》指出：“玉兹（Juz）作为哈萨克汗国的行政区划是由15-16世纪期间形成的部落氏族联合体所组成，即世居于七河、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及伊犁河流域的大玉兹十一部，横跨阿勒泰山与乌勒套山之间的哈萨克丘陵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中玉兹六部和叶德尔河、扎伊克河、额尔格斯河、图尔盖河、托博尔河流域的小玉兹三部。三大玉兹二十部是哈萨克汗国境内构建凝聚塞、匈奴、乌孙、康居、突厥、乃蛮、克烈、钦察、金帐、蓝帐及莫卧儿汗国的主体部落，拥有共同历史、语言、文化、信仰及血缘关系。”[50]
哈萨克人代代相传：“给予大玉兹马鞭，让其放牧；给予中玉兹纸笔，让其辩论；给予小玉兹长矛，让其抗敌。”[51]研读古老的传统分工不难看出，小玉兹负责军事，中玉兹负责政治，大玉兹负责经济。另一方面，这又代表着小玉兹敢于冲锋陷阵，中玉兹忠于文化传承，大玉兹善于精打细算。近代以来，哈萨克社会的重大变革均由中玉兹精英发起、组织和完成的。中玉兹精英提倡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另起炉灶”的发展原则，强调在不侵蚀哈萨克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由于以哈萨克中玉兹为主、小玉兹为辅的阿拉什党政治精英在俄国内战时曾长期与布尔什维克为敌，因此在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中被彻底根除。1964年勃列日涅夫推行干部民族化与本土化之后，出生于阿拉木图大玉兹厄斯特的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成功运用哈萨克玉兹部落纽带关系，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地方民族官僚体系，割据一方，为哈萨克基层精英踊跃参与苏维埃政治创造了条件，奠定了以大玉兹为核心的哈萨克地方行政体制，初步确立了当今哈萨克斯坦政治及经济精英的雏形。[52]
大玉兹恰甫拉西提部出生的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国家稳定的核心是族裔团结，哈萨克内部团结是重中之重，并且提出12条相关必要前提：（1）基因关系与共同祖先；（2）共同语言；（3）共同遗存价值观；（4）共同文化；（5）共同历史；（6）共同人种特征；（7）共同信仰；（8）共同统一领土；（9）共同统一国家；（10）共同经历；（11）共同空间；（12）共同领袖。《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延续民族精英化进程，培养新一代“黄金青年”是现阶段哈萨克三大玉兹的共识。
迁都阿斯塔纳可谓哈萨克政治精英之政治结构及权力平衡的重组，即大玉兹-中玉兹联盟。处于政权核心的大玉兹通过将国都迁至中玉兹腹地，一方面实现了资源的再分配，复兴了这片曾经被高度殖民化的地区，让中玉兹在可控范围内获利壮大，重归历史之地位。另一方面，中玉兹以此支持承认大玉兹在哈萨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全力配合，进而成为哈萨克官僚体系与教育领域的中枢支柱。
非主体族裔的大规模外迁、海外哈萨克人的回归以及本土哈萨克人口的自然增长等因素，使哈萨克斯坦南部锡尔河流域两州和西部四州，率先完成了民族结构单一化和地方精英本土化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之“欧洲西部-中国西部”高速公路及中欧铁路线均横跨以上地区，最终进入欧洲。[53]
独立至今，中亚政治版图呈现出的是包括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成员国的欧亚经济联盟、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的土库曼斯坦、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左右摇摆不定的塔吉克斯坦。此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中亚各国内部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不同的战略选择、各国之间和与其他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在战略制定、建立联盟与盟友选择方面，国家及其国族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
1991年12月8日，由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不仅使苏联的三大创始国脱离了苏联，还共同解散了苏联，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解散苏联则是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为首的政治势力为了完全掌握国家权力所能采取的唯一解决方案。叶利钦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维持俄罗斯经两个世纪才建立起来，却即将要失去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54]苏联此时已名存实亡，即将取代它的是由俄、乌、白共同建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而该联合体从建立之日起就宣布承认各国的独立与边界，并且将成员资格向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赞成协议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开放，而潜在成员国将拥有宣布中立和无核地位的权利。
新联合体刚刚成立之时，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并不欢迎由三个斯拉夫国家所建立的这个国际组织。就像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对联盟理论中的常规困境所做的分析一样，若一方组成联合体，必然会引起另一个对抗联盟的形成。[55]的确，面对三个斯拉夫国家建立的新联合体，时任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曾向其他中亚国家领导人提议，建立一个由中亚五国组成的联合体。[56]但最终五国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完全支持组建一个包括本国在内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而没有建立中亚国家联盟，原因是此时中亚各国的权力基础均处于弱势。
哈萨克斯坦加入独联体，不仅可以充当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与纽带，转型升级为欧亚大陆交通的核心枢纽，而且还可发挥区域安全的缓冲作用，遏制中东的宗教激进主义北上。所以对俄罗斯而言，中亚地区是本国所独有的地缘政治空间，直接影响其南部高加索与伏尔加地区的安全。保持对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与特殊地位，将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持续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是俄国中亚战略的重点。[57]美国则出于实现区域无核化与打压宗教激进主义的考虑，愿意让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扩充至中亚。与俄美两国不同，哈萨克斯坦加入独联体的动机要复杂得多，但其地缘战略与对外关系的核心议题与优先考虑始终是俄罗斯。独立之前，阿拉木图对莫斯科是从属和依附。独立之后，阿克奥尔达（Aq Orda）以及中亚国家虽极其渴望结束此种中心-边缘关系，但各国的现实国力表明，在短期内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可能，正所谓有心无力。
对于新生的哈萨克斯坦而言，其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独立与捍卫主权，在此过程中稳定与发展是关键，获得国际承认与继承苏联遗产是基础。选择加入由俄乌白倡导成立的、涵盖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区域性政治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借风使船。
独立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分界线变成了国界，新的国界因错综复杂且犬牙交错而纠纷不断，此前由莫斯科中央分配的自然资源变为各国不可或缺的争夺对象与增强国力的政治工具。和睦的民族关系，因信仰大厦的崩溃与新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一度紧张，坚不可摧的大后方一夜间变成了地缘政治的角斗前线，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纷纷抬头。随着原有分工体系的瓦解和出口市场的丧失，之前的相互供应变为彼此竞争，经济陷入瘫痪边缘，社会根基开始动摇，地区状况雪上加霜。
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分裂、极端势力、资源争夺、领土与边界纠纷，是中亚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20世纪9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状态。面对挑战，阿克奥尔达迫切需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军队，加强新生政权的有效控制力，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保护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军事威胁。但在着手组建本国军队之前，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是收编境内的原苏联部队。当时，共和国境内的原苏联部队依旧效忠于莫斯科中央，如同烫手的山芋。原苏联部队能否和平地被当地新政权收编？部队是否会忠诚于新独立的共和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莫斯科的态度及其与阿克奥尔达之间的关系。
民族关系方面，自苏联统治中亚开始，因历史、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差别，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族裔之间一直存在一定的鸿沟，苏联政府长期以来试图通过经济上的拉平政策与政治上的干部本土化缓和民族关系。但无形的公民阶级感让民族关系变得微妙复杂，从俄罗斯腹地移民而来、并且居住在城市里的外来新移民，因语言和教育上的优势，不仅在物质方面保持着优越的地位，而且“新移民”的特殊身份让他们能比其他人更早更快地分享从上而下的政治资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集中于农村地带的主体民族，他们难以获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资源。“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给苏联政府长期提倡且努力塑造的“苏联公民”身份认同制造出难以化解的矛盾。由于新身份是在俄语和“新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从上而下的方式传播，因此在干部本土化告一段落后，“苏联公民”身份认同与新建立的地方民族身份认同就发生了碰撞，结果是地方主体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得以强化。[58]在苏联末期，因政治局撤换时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造成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异常紧张。随着私有化的推进和各国独立倾向的明朗化，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崛起，进而导致新的民族关系与利益复杂化。[59]
宗教方面，哈萨克斯坦地处各文明的交汇点，长期以来各种文化与宗教并存，但从公元10世纪起伊斯兰教开始主宰中亚，直至苏联进行全面“文化统治”为止。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各国主体民族均信奉伊斯兰教，并且长期处于伊斯兰文化圈内，宗教对他们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南部四国。苏联的解体也意味着信仰大厦的崩塌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为了凝聚社会，旧有信仰此时得以光复，开始发挥作用，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继承着原有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但与此同时，境外宗教激进主义开始输入和渗透，导致极端主义的滋长与蔓延，严重威胁世俗社会的稳定，而由此出现的政教合一思想直接挑战世俗政权的合法性与国家领土完整。
领土划分与资源争夺方面，众所周知，中亚各共和国的划界是莫斯科中央通过行政方式人为制造的。在划界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到各地区民族的准确分布，反而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出发“任意改造”，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人居多的地区划分给了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人居住区分给了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人居住区分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人为的边境划界因苏联解体而演变为争端，并与水资源分配问题一同升格为区域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中亚境内最主要的两条河流——锡尔河与阿姆河分别发源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流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最终注入咸海。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为上游国家，水资源丰富，因绝大部分领土为山地，所以耕作土地有限。而下游三国对水资源需求量大，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与农业大国，对水资源尤为依赖。独立前，中亚地区水资源的分配是按照优势互补的模式来设计的，即上游国家的水利设施夏季开闸放水，保障下游国家的农业灌溉用水，作为回报，下游国家在冬季为上游国家提供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以满足其能源需求。
经济方面，在苏联的分工体系下，哈萨克斯坦被定位于原材料、能源产地和消费市场，而且当时的分工是在各共和国间、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的，因此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性超强，一旦失去俄罗斯市场或者不与之合作，国家经济将会在数周内全面崩溃。苏联还给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遗留了一份独特遗产——基础设施，如何有效加以利用是各国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中亚地区基础设施是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下以俄罗斯为中心、统一布局而建，并没有考虑到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区划问题。中亚各国一旦各自为政，曾经紧密的经济联系就会瓦解，而所有基础设施因大量跨境问题将产生极大费用，进而成为各国经济的沉重负担。因此，与俄罗斯保持紧密联系是必要的选择，这是保证经济稳定的基石。否则，经济一旦持续下滑，会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为获取资源，各国间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各民族关系因此会进一步恶化，并且导致冲突升级。[60]
哈萨克斯坦通过加入以俄罗斯联邦为主体的独联体、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以增强本国的硬实力来应对所面临的内外威胁。毫无疑问，军事力量、安全利益和外部威胁，是哈萨克斯坦最终选择加入各类欧亚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决定性因素。[61]客观而言，独联体、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发挥着增强成员国安全和推进它们在外部世界利益的功能，在中亚地区内部可以起到维护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均势和权力均衡的作用。[62]
综上所述，哈萨克斯坦因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长期以来作为区域核心走廊，是西方技术思想东输及东方权力理念西传的必经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各路政治力量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汇聚于此，时而和睦相处，时而相互对立。这一方面导致贯穿东亚与东欧的区域权力平衡不断遭受外部冲击与内部挑战，使哈萨克斯坦难以苟安于一隅。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根据区域政局形势，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及经济格局。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的终结，维持区域地缘空间统一的原信仰大厦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国工业体系之间相互“脱钩”与“断链”，引发地缘经济动荡，致使民心开始涣散、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持续枯竭激化了族际矛盾，导致社会根基日益脆弱。欧亚主义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被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政治精英所动用。该思想意识除了能最大限度地弥补突如其来的意识形态真空、安抚民心外，还可以延续、巩固原有的经济空间与生产体系。
欧亚主义能够迅速取代此前的意识形态并被各国精英和民众一致接受的关键，是其与生俱来的“明确性”与“模糊性”。前者的优势特征在于先欧后亚，即源于欧洲但并非欧洲的思想逻辑。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欧亚”概念对应的是“单一且统一的欧洲”，是带有东方色彩的“东欧”遭“西欧”拒之门外后的产物，其目的并非自立门户或分庭抗礼，而是证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融入欧洲。因此，对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各国精英而言，跻身“欧洲强国”是凝聚国族归属感与保持文化自觉的关键步伐。转型后的俄联邦重举沙俄时期以双头鹰为图案的三色旗，高调纪念彼得大帝的军功伟业和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其重返欧陆实现大国崛起的意图明显。同样，哈萨克斯坦在高举蓝天金日雄鹰旗的同时，宣称作为突厥第二帝国的缔造者，不仅遵循着暾欲谷之道，而且还继承了以此为基础的金帐汗国、白帐汗国与哈萨克汗国在东钦察草原地区的政治遗产，强调其国语在帝国成立伊始就是草原地区的族际语言，也是东地中海与黑海地区的主要商贸语言之一。与此同时，象征哈萨克斯坦独立强盛的“金人”，一方面寓意哈萨克斯坦作为雅利安发源地，其现居国族属直系后裔，而非异域移入之民；另一方面则寓意哈萨克斯坦文脉与西亚两河流域之美索不达米亚相连，可谓同源异流。需要明确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是构建两希文明的源头之一。由此可见，相较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自我欧洲认同是建立在以里海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及地缘文化历史观与考古研究基础之上的，并非只限于所属地理位置、现有地缘经济与人种意义上的欧洲。
后者的优势在于其自身的“非欧非亚”与“既欧既亚”的模糊性质，即无明确排他的理论框架与固定绝对的理论源头。其特征是，在为其他意识形态提供或保留发展土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谓求同存异。这对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精英与民众而言至关重要。首先，强调欧亚内陆地缘空间高度统一的“新欧亚联盟观”潜移默化地取代了具有基本一致地理空间的“原苏维埃联盟观”，填补了长期受俄罗斯文化教育熏陶但又因苏联解体而产生的心灵空虚，避免了整个官僚体系陷入无政府的瘫痪状态。其次，以古米廖夫学说为核心的哈萨克斯坦新欧亚主义，通过强化体制认同，为非主体民族提供了宪政与信仰自由的保障，进而塑造出有利于经济体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安全环境和必要条件，避免了人口大量流失和经济急剧衰退。最后，欧亚主义的多变特征为哈萨克斯坦新政治精英推动国家转型及相关改革大业提供了足够的拓展空间，使新型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可以完全根据本国政治精英的意愿，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逐步推进。独立伊始，欧亚主义作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政治精英们的共识，通过与其境内所属“丁”字形铁路交通网相结合，产生了地缘政治及经济效益，而该效益就是在原苏联地理空间内重构包括独联体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内的区域利益共同体的根基。对俄联邦而言，此地缘效益是展开大国博弈的基本盘。而对哈萨克斯坦来说，该地缘效益则是升格自身政治地位、开展国家体制转型与重构区域政治格局的力量源泉。
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在“丁”字形的欧亚主义思想基础上，将其延伸成多元化。以南北走向的哈萨克民族主义为中轴，并入了自西向东横跨里海的泛突厥主义与贯穿中亚河中地区的图兰主义，已构建出“王”字形的多元意识形态体系，其核心功能是既可相互联合，又可相互制衡，更关键的是可根据人口结构与国家利益的变化进行管控调整。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意识形态体系的目标，是构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需要确切说明的是，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核心是以阿拉什主义为主轴的民族主义，而构成阿拉什主义的两大支柱，分别是代表乌勒套精神的人文主义阿拜思想（Abay’s ideology）和民主资本主义的阿里汗（Alikhan Bukeikhanov）学说。前者强调族际和谐、文化和睦、求同存异与相互学习，后者坚持北方哈萨克-鞑靼-巴什基尔联盟。除此之外，阿拉什主义分支的思想流派也具有同样的建构影响力，发挥着意识形态对接的作用，如强调坚持南方哈萨克-鞑靼-乌兹别克联盟的右派泛突厥主义绍凯（Mustafa Shokay）学说以及秉持图兰主义的马格江（Magzhan Zhumabayev）学说。其中，马格江学说作为哈萨克斯坦南部图兰主义是以本土突厥主义的形式得以呈现，与泛突厥主义不同，其着重点是中亚两河流域间的一体化。哈萨克斯坦各派意识形态在快速发展之际，欧亚主义作为持续维系区域世俗化的保护伞，自始至终都发挥着压制泛伊斯兰主义与极端泛突厥主义膨胀的作用，是哈萨克斯坦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减压器”，其作用不可忽视。
以宪法为基础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是防止国内分裂与国外渗透，哈萨克精英继承阿拉什奥尔达时期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融入欧洲的欧亚思想与北方联盟选择。通过分析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以来的联盟选择可以发现，加入由俄罗斯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除了有助于增强本国应对冲突与侵略的能力之外，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参与独联体可以获得国际承认，进而巩固政权或使政权合法化。阿克奥尔达决策层权衡利弊得失，所做出的决定是建立在本国综合实力与所得超过所失的利益衡量基础之上的。
近来，哈萨克斯坦朝着深化区域内部合作的方向努力，首先是因为经过30年的独立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由此可以将战略眼光放得更远。其次是维护中亚区域战略均势与平衡，通过内部协商解决争端，对外保持一致，避免大国干预，此举也可以理解为“中亚是中亚国家的中亚”。最后是中亚各国决策者的观念变化，各国领导人意识到，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五国共同合作方能化解危机。需要指出的是，中亚各国所有的政策制定或调整，都是为了维护独立与主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希望摆脱依赖，实现全面自主，联盟选择不过是为了实现该目的所采取的策略。现阶段，身份认同在联合中亚各国上的影响不大，但在凝聚国内力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来的一系列重大政经变革，将进一步影响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国家建构。
首先，实施哈萨克字母拉丁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指出，要在2025年之前全面完成哈萨克文拉丁化的推广工作，实现拉丁化哈萨克文在各个领域的覆盖和使用。虽然这是在不动摇俄语法律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但对以俄语为母语的非主体民族而言依旧是个打击。改革导致政府机关、国有企业、服务及金融机构对国语的要求提升，其所属工作人员必须同时掌握至少两种语言和文字。这自然削弱了单一俄语族群的竞争能力，迫使其选择移民他国，而俄罗斯联邦正在推行的“同胞”移民计划则会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文字改革将长期有效地推动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的单一化。
其次，升格奇姆肯特（Shymkent）市为国家直辖市及提升图尔克斯坦市的国际地位。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18年6月19日批准国家行政区划改革方案，将南哈萨克斯坦州更名为图尔克斯坦州（Turkistan），并将其州级政府机关由奇姆肯特迁移至图尔克斯坦市，而奇姆肯特则升格为共和国第三大百万人口的直辖市。突厥语国家在2021年3月31日召开的合作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图尔克斯坦联合宣言”，授予哈萨克斯坦图尔克斯坦市“突厥世界精神首都”的地位。自此，图尔克斯坦作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精神复兴的象征，成为新一轮中亚区域一体化的源泉与文艺复兴重镇。奇姆肯特市则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枢纽，借此提升哈萨克语的国际地位与南部的城市化水平，增强区域竞争能力。
第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坐落于七河阿拉套山（Jetisy Alatau）南北两侧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不仅在文化上同属草原文明体系，而且两国政治及经济利益长期以来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可谓血浓于水的兄弟国家。对哈方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高于经济因素，即七河地区的地缘完整性。七河地区作为“中亚的心脏”，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交通枢纽，自古延续着“得七河者得河中，得河中者得中亚”的发展规律。2021年1月28日，吉尔吉斯斯坦当选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正式宣誓之际，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特使兼民族和睦大会副主席詹塞伊特·图伊梅巴耶夫（Janseiit Tuimebaev）在其就职典礼上表示，哈、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显然，这些示好不仅是在言语层面，其影响也不限于两国范围，至少，哈、吉同盟的深化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以铁路为核心的中亚区域交通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