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与国别研究】沈陈：对冲策略抑或功能合作？——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的议程论析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 俄罗斯对冲 金砖国家 克里米亚事件 俄乌局势
【作者简介】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金砖国家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项目信息】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新进展与中国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20CGJ001）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信息】《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1期，第124-142页。
————以下正文————
俄罗斯是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发起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便开始提出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构想。2002年9月，中俄印三国外长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共进工作午餐，标志着中俄印外长联大会晤机制正式建立。在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O’Neil）提出“金砖国家”（BRICS）概念以后，[1]俄罗斯有意识地借此对新兴经济体合作加以整合。[2]2005年，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首脑出席新兴经济体与八国集团（G8）对话会。在此次会议期间，新兴经济体首脑还自行组织集体会晤。2006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经俄罗斯总统普京倡议，巴西加入中俄印外长会晤机制，中俄印外长联大会晤机制开始扩展为金砖国家外长联大会晤机制。2008年5月，金砖国家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会议，这是金砖国家官员首次在联合国以外举行集体会晤。2009年6月，中、俄、印、巴首脑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难看出，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够从投资概念向战略力量转变，[3]俄罗斯的外交艺术在其中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关于“俄罗斯是否属于金砖国家”的质疑却从未停止。一种质疑观点认为，俄罗斯属于发达国家，而非新兴经济体。尼尔·麦克法兰（NeilMacfarlane）指出，俄罗斯推动的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外交政策，旨在扭转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的外交颓势，最终恢复自身在原苏联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与其说是“新兴”，不如说是“复兴”。[4]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学者也指出，俄罗斯是一个“福利的、民主的发达国家”，与其他金砖国家有着明显差异。[5]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声称俄罗斯不但不属于发达国家，甚至连新兴经济体的资格也不具备。斯蒂芬·赫德兰（StefanHedlund）强调，俄罗斯虽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冷战结束初期窘迫的财政状况，但其经济对能源的高度依赖并未改变，也没有实现投资和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增长。[6]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震荡，此后已无法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相提并论。[7]
随着金砖国家合作议程的推进，关于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绩效评价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8]持正面评价的观点认为，在俄罗斯的努力推动下，金砖国家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力量，凸显了全球权力转移的趋势。例如，俄罗斯官方高度评价金砖国家机制的意义，提出金砖国家体现出“一种新的全球关系模式，超越东方和西方、南北之间的旧分界线”，为此，俄罗斯将继续推动金砖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战略合作机制”。[9]持负面评价的观点认为，金砖国家只是一个浮华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波将金村”（PotemkinVillage），无法给俄罗斯带来实际收益。[10]这类观点强调金砖国家的组织和议程尚不成熟，成员国之间的地缘竞争时常会影响合作进程。随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出现放缓趋势，作为这些国家共同点的经济增长因素正在消失，更使金砖国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11]尽管如此，普京在出席2021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仍表示：“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实质性和富有成果的。我想再次指出，俄罗斯准备继续与所有金砖国家成员在所有的领域保持密切合作。”[12]
本文不试图批驳上述两种质疑，而是在承认这些质疑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疑问：如果说金砖国家是“新型南南合作”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象征，那么，为什么是由“不那么像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合作发起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对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评价的两极分化是否源于选择偏误，即仅选择了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合作中的部分议程作为评价对象？笔者认为，作为多向量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包含了多种议程，而正是对不同议程的侧重和排序导致了上述争议和本文问题的产生。鉴于此，本文试图将俄罗斯的金砖国家合作议程整合为统一框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议程侧重和排序，进而讨论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走向与前景。
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可以按照动机和侧重划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外部议程，关注金砖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及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强调金砖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以及其他全球事务过程中的沟通与协作；二是内部议程，关注金砖国家在经济、政治、人文三个方面的务实合作，强调五国合作的内生动力塑造。按照这一划分，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也可分成两个层面：从外部看，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并借助金砖国家机制缓和西方国家对自身的战略压力，其议程表现为对冲策略；从内部看，俄罗斯在经济、政治、人文三个方面强化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联系，其议程表现为功能合作。
（一）对冲策略
“对冲”是源自金融学的术语，原意是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同时进行两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相抵的交易。在国际关系中，对冲策略又被称为“两面下注”，具体表现为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一国通过采取多种相反、相抵的手段来消解风险，以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保障自身的长远利益。[13]
对冲策略包括外交对冲、经济对冲或混合对冲等不同类型。外交对冲表现为同时与两个具有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或同时参与两个具有某种竞争关系的国际组织，或在某个国际问题上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立场，以提升自身战略地位。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一面加入同盟国集团，一面又与英国主导的协约国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从而获得“两面要价”的有利地位。经济对冲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防范因过度依赖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而造成的经济风险。例如，英国退出欧盟后，为了降低对欧洲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积极与美国、日本等欧洲以外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混合对冲是指在外交和经济上分别选择一边的情形，这一点在亚太地区颇为明显。例如，尽管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后者却经常在战略上倒向美国，采取制衡中国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主要基于外交对冲和经济对冲两种议程。一方面，俄罗斯试图借助金砖国家改革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丧失超级大国地位，陷入“地位恐慌”。[14]尽管俄罗斯曾是G8成员，[15]但在该机制中，俄罗斯仅被允许参加安全议题的讨论，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的退让换来的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北约东扩等一系列威胁俄罗斯安全的地缘事件，进而刺激俄罗斯在21世纪初积极寻找非西方战略伙伴。俄罗斯渴望改变冷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这一点与其他金砖国家构建多极化世界的愿景不谋而合，[16]使金砖国家成为俄罗斯在G8之外推进外交对冲议程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对冲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即寻找替代性的合作伙伴，降低对美欧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从2008年至2014年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之间，欧美经济遭遇重创并且长期未能摆脱增长低迷的状态。2011年，美国主权债务问题日益显性化，民主与共和两党在“财政悬崖”问题上展开激烈博弈，压缩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空间。由于欧洲南部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欧盟内部的财政赤字问题积重难返。受此影响，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了欧盟及欧洲大国的增长预期。与之相反，受石油价格保持高位等因素影响，2012年俄罗斯经济增长4%，经济基本恢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增长迅速，金砖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趋势明显的情况下，俄罗斯利用自身横跨欧亚大陆的优势，有条件在东西两个方向推进经济对冲议程。
（二）功能合作
功能合作包括部门务实合作和内部机制建设两个层面。新功能主义强调部门合作从局部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经济到政治的“外溢”过程，最终促使国家之间建立超国家性质的共同体或其他形式的合作机制。[17]值得注意的是，功能合作中的“外溢”过程并不是单向的、线性的，而是曲折的、可逆的，因此从部门合作到共同体机制的演进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在多数国际合作中，新功能主义理论追求构建共同体机制的最高目标很难实现，功能合作议程被界定为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开展的部门合作，以及部门合作推动参与国机制化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
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包含广泛内容，目前已形成了经济、政治和人文三轮驱动的格局。金砖国家每年由成员国轮流举办首脑峰会，还定期举行外交、安全、贸易、工商、统计、农业、卫生等部长级会议。此外，五国首脑及部长级官员、协调人和驻外使节，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场合也不定期举行会晤。金砖国家注重搭建民间交往平台，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文化理事会、体育理事会、大学联盟、图书馆联盟、博物馆联盟、美术馆联盟、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疫苗研究中心等，金砖人文交流的机制化程度逐步提高。[18]在首脑峰会期间，金砖国家的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还会举办企业家论坛、金融论坛、地方政府论坛、工商论坛以及艺术节、体育节等配套活动，从而形成多部门、多层级、多主体参与的嵌套机制。
俄罗斯将功能合作作为本国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议程。为了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双边和多边的机制建设，夯实五国之间的团结纽带，俄罗斯提出了金砖国家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五国非正式协调工作网络；引入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制度；制定长期的金砖国家发展战略；启动“有关金砖国家机制化方式、速度和具体形式的对话”；设立金砖国家常设秘书处等。[19]这些倡议多数已经付诸实施。2015年，在俄方的倡议下，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乌法峰会上通过并实施了《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规划了2020年前金砖国家经贸投资合作的路线图。2020年，俄罗斯作为轮值主席国主持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会上通过了《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规划了后疫情时代五国加强卫生健康、数字经济等部门的合作议程。
（三）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排序
在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中，对冲策略优先于功能合作。在金砖国家合作的初始阶段，俄罗斯在拥有G8成员资格的情况下发起金砖国家合作，其本身体现了强烈的对冲色彩。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没有打算放弃G8成员的身份，也没有计划与其他金砖国家结成任何形式的同盟，而是将自身定位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桥梁。[20]面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力，俄罗斯试图借助金砖国家恢复和巩固自沙皇俄国、苏联时期以来的地缘影响，构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球大国集体领导的国际秩序。俄罗斯相信，金砖国家的合作越推进，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会“越客气”。[21]
不过，由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远远超过俄罗斯关注的外交和安全领域，全球治理改革和内部功能合作逐渐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内容。早在2008年叶卡捷琳堡外长会上，金砖国家外长就国际经济和金融状况、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问题、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组织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在2009年金砖国家首次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重点就落实二十国集团（G20）共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全球经济治理议题进行讨论，多极化、反恐等俄罗斯关注的议题则被放到相对靠后的位置。在2011年金砖国家三亚峰会上，金砖国家内部功能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并着手制定经贸、金融、科技、卫生、智库等部门的行动计划，作为下一阶段五国合作的基础。
在金砖国家合作初期，全球治理改革议程的推进速度总体快于五国内部合作议程。尽管俄罗斯在国际组织中一般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其遵循的国际规则与发达国家相似，但在全球治理规则和制度改革问题上，俄罗斯为了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又常常与金砖国家形成战略协作。例如，在贸易领域，俄罗斯一方面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WTO，另一方面又支持巴西候选人罗伯特·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当选WTO总干事，此举被视为“金砖国家的胜利”。[22]又如，在气候领域，俄罗斯以发达国家身份接受减排义务，但在哥本哈根等全球气候缔约方会议上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协调立场。上述案例表明，即便俄罗斯在身份上与发达国家接近，但仍优先选择与金砖国家协调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经济利益，而是通过在贸易、气候等领域与西方国家展开规则博弈，试图在全球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代表权。此时，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是外交对冲，其与五国间的功能合作不存在直接联系。
随着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深入，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歧也在不断增加，改革开始遇到较大阻碍。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选择构建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机构，降低对传统全球治理机构的经济依赖，从而倒逼和撬动传统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例如，在金融领域，2010年IMF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规定IMF份额扩大一倍，其中约6%的份额向更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IMF还致力于促成一个更具代表性、全部由选举产生的执行董事会，具体由欧洲国家让出两个席位，以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根据该方案，中国通过注资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俄罗斯、印度、巴西的份额也都跻身前十。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IMF拥有否决权，美国国会迟迟不就2010年改革方案进行表决，欧洲国家也不愿让出两个IMF执行董事会的席位，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无法得到相应的提升。为了表达对IMF改革进度的失望，中国、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商议筹建替代性国际金融机构。2014年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正式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在功能上分别与IMF和世界银行对应。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既有利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降低对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也成为目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程度最高的功能领域。此时，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是经济对冲，并与五国间的功能合作明显重叠。
不难看出，随着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入，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排序也处于变化之中（见表1）。当俄罗斯把外交对冲作为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时，其外部议程聚焦于改革传统的全球治理机构，与五国内部合作议程存在明显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俄罗斯也致力于密切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但其参与功能合作的内容与外交对冲的议程差异较大。当俄罗斯把经济对冲作为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时，其外部议程聚焦于创设新型全球治理机构，与五国内部的功能合作议程在内容上较为一致。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改革传统全球治理机构的进程陷入僵局。金砖国家通过创设新型全球治理机构进行经济对冲，既可降低对传统全球治理机构的依赖，又能提升五国间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参与功能合作的内容与经济对冲的议程差异较小，功能合作服务于经济对冲的实现。
表1 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排序
优先合作议程 | 外部议程 | 内部议程 | 议程间差异 |
外交对冲 | 改革传统全球治理机构 | 五国内部的功能合作 | 差异大 |
经济对冲 | 创设新型全球治理机构 | 差异小 |
作者自制。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对冲议程与功能合作议程在内容上存在重叠，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仍以金融领域为例，从议程内容来看，金砖国家合作主要是为了改革IMF、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改革诉求迟迟未能满足的情况下，五国开始着手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加快改革传统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组建替代性国际金融机构的进程不会如此迅速。并且，即使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建成以后，俄罗斯或其他金砖国家也从未因此考虑退出IMF和世界银行。当然，也正是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的顺利组建，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IMF、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可见，虽然经济对冲与功能合作在议程内容上存在重叠，但经济对冲在议程排序上仍优先于功能合作：经济对冲的需求决定了功能合作的水平，功能合作的水平则影响经济对冲的效果。
克里米亚事件是俄罗斯外交的分水岭，也对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产生重大影响。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前，俄罗斯的外交议程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在搭建桥梁与改革体系之间摇摆不定；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变为战略冲突和对抗，外交对冲的空间不复存在。俄罗斯有意识地减少对美欧市场的经济依赖，[23]转而将金砖国家定位为抵御西方经济制裁的重要堡垒。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进行经济对冲的需求上升，更加重视金砖国家内部的功能合作。
（一）外交对冲空间消失，经济对冲需求上升
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原有的外交对冲空间基本消失。随着西方国家取消俄罗斯的G8资格，俄罗斯失去了作为发达国家的身份标志以及与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政策对话的平台。西方国家在联大上策动批评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公投的决议案，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否决，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在内的54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对于澳大利亚放出“禁止俄罗斯参加G20峰会”的风声，金砖国家则发表联合声明予以回应，指出G20的“管理权平等地属于所有成员国，任何成员国都不能单方面决定它的性质与特征，敌对言论、制裁与反制裁以及武力的升级，均无助于按国际法达成持续和平的解决方案”。[24]
金砖国家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基于维护联合国、G20等国际机制，尊重国际法及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西方国家垄断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和价值观判断的话语权，客观上避免了俄罗斯陷于外交孤立的局面。由于金砖国家在克里米亚事件上的态度本质仍是外交对冲而非战略对抗，[25]因此其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并不意味着五国之间结成反西方联盟体系，也不能构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外交工具。如果说过去俄罗斯发起金砖国家，是为了制衡美国霸权、改革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通过外交对冲塑造自身的全球大国形象，那么在与西方国家关系走向对抗的情况下，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外交意义，已缩减为给俄罗斯带来急需的政治支持和国际合法性。[26]
与此同时，经济对冲成为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克里米亚事件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降至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点。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不得不降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2015年，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通过了《金砖国家的经济伙伴战略》，提出金砖国家应建立更密切的经贸联系，并首次提议将能源和矿产资源开采等俄罗斯主要经济部门，作为五国合作的新重点。俄罗斯还提出打造金砖国家结算支付系统的倡议，鼓励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使用本币结算，以对冲本国被美国主导的国际结算支付体系排除在外的风险。
（二）经济对冲与功能合作：俄罗斯的去美元化政策
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前，金砖国家就已经开始筹划应急储备安排，作为对冲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工具。直到2014年7月，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终于通过了《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条约规定，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致力于缓解成员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短期国际收支压力，总额为1000亿美元，具体包括两种货币互换工具：一是流动性工具，用于应对当前出现的国际收支缺口；二是预防性工具，用于缓冲未来可能存在的国际收支缺口。条约还规定，成员国只可按需获得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资金中的30%，剩下的70%则与IMF协议挂钩。
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美元结算成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之一。当前，国际结算交易主要以美元结算方式进行，而美元兑换需要通过美国控制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因此美国可以利用SWIFT将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和企业排除在全球金融和贸易结算之外。尽管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已经建立，但由于其以美元作为互换货币，且很大程度上与IMF挂钩，按需获得资金的规模有限，因此无法满足俄罗斯对冲西方经济制裁的需要。为了防范美国可能采取的结算制裁措施，俄罗斯于2017年12月率先启动了一种替代SWIFT的结算工具，即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在SPFS系统的基础上，俄罗斯还试图推动建立金砖国家的贸易融资内部结算系统，从而将五国国内支付系统连接起来。
为实现经济对冲、强化结算功能合作，俄罗斯提出了一系列与去美元化政策相关的金砖国家合作议程，包括：（1）建立金砖国家大宗商品交易所，扩大本币交易；（2）推动债券多元化与本币国际化相结合，由新开发银行发行金砖国家本币债券；（3）取消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与IMF挂钩的部分，扩大直接货币互换和按需获得资金的比例。[27]对此，金砖国家开始在某些方面回应俄罗斯的诉求。例如，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宣言提出，五国将“通过货币互换、本币结算、本币直接投资等适当方式，就加强货币合作保持密切沟通，并探索更多货币合作方式……鼓励金砖国家银行间合作机制继续在支持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8]时任新开发银行行长昆达普尔·卡马特（Kundapur Kamath）在出席“2017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也表示，新开发银行将拿出50亿美元的项目资金，鼓励金砖国家使用本币融资。[29]目前，新开发银行已发行数次人民币债券，未来还计划发行卢布债券和其他金砖国家的本币债券。
自2017年实施去美元化政策以来，俄罗斯同时推动增加欧元结算和金砖国家本币结算等多种路径。俄罗斯对金砖国家出口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从2018年第一季度占比80%以上的峰值，下降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33.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出口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去美元化，但取代美元的更多是欧元，作为本币的卢布仅占出口结算的13%。[30]由此可见，俄罗斯去美元化政策首先是为了应对SWIFT风险的经济对冲，其次才是推动金砖国家相关部门的务实合作和内部机制建设。由于俄罗斯通过欧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去美元化政策的目标，且其他金砖国家不存在对冲美元的动机，因此，随着俄罗斯通过构建金砖国家本币结算机制实现经济对冲的需求下降，五国的结算功能合作也转而放慢。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西方经济制裁和低油价等因素叠加影响，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低迷，功能合作已不仅是经济对冲的附属议程，其在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议程中的位置愈发凸显。俄罗斯主办的2020年金砖国家峰会将主题定为“全球稳定、共同安全和创新增长”，反映出俄罗斯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对经贸、卫生、科技等部门合作的关注。
在经贸领域，推动部门务实合作，争取尽早摆脱经济困境。俄罗斯是一个“不那么像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其经济结构更加传统，以能源等大宗商品出口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俄罗斯寻求与金砖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建立能源联盟，鼓励贸易伙伴以本国货币结算，防范美元结算的风险。在担任2020年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俄罗斯积极扩大与金砖国家在贸易、农业、基础设施、中小企业等部门的务实合作。为了降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可能造成的溢出效应，俄罗斯倡导金砖国家协调运用财政、货币等结构性政策，共同创造强劲、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在卫生领域，倡导抗疫集体行动，夯实金砖国家疫苗研发机制。早在2015年俄罗斯举办金砖国家乌法峰会时，五国就提出了联合开发疫苗的任务。这一任务在2018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得到进一步细化，达成建立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的协议。新冠肺炎疫情使卫生合作在金砖国家合作议程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在2020年金砖国家第十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根据俄罗斯制定的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框架计划，金砖国家举办了20多项与卫生领域相关的科技创新活动，涉及疫苗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生产、智慧医疗等。金砖国家还根据已采取的防治措施，编制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佳实践手册，提供给五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使用。在2021年金砖国家峰会上，普京再次强调金砖国家集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性。[31]目前，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Russian Direct Investment Fund）已与印度和中国的制药公司达成疫苗试验和生产协议。
在科技领域，加快数字经济转型，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后疫情时代要求金砖国家加快产业升级，把握以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2020年以来，俄罗斯多次组织或参与金砖国家财政、经贸、统计、税务、科技等部门的视频会议，就信息产业、数字贸易等问题展开政策沟通。[32]俄罗斯推动制定的《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提出了“无障碍和无制裁的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惠民”等新议程，体现了其在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消费等数字产业发展方面的诉求。
新冠肺炎疫情拓展了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功能合作方面的议程，提升了金砖国家部门务实合作和内部机制建设的总体水平。不过，受俄罗斯本身发展和金砖国家合作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拓展金砖国家功能合作议程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局限性。
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俄罗斯缺乏足够的经济和财政基础，无法有效引领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时至今日，俄罗斯经济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局面。金砖国家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表示：“除俄罗斯外，金砖国家的相对和绝对地位接近我在2001年的设想。”[33]其次，快速的经济增长曾是金砖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基础，但这一基础近年来发生较大改变，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制约了俄罗斯参与部门合作的收益。最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不足以替代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其他金砖国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与俄进行金融结算和技术转让，[34]无法有效对冲俄罗斯因西方制裁带来的损失。
从政治层面来看，一方面，金砖国家内部的地缘竞争影响了五国加强机制建设的前景。由于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地缘竞争关系。在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中印边界争议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担忧印度可能与美、日等西方国家不断走近，引发中俄印乃至金砖国家合作的“内部分裂”。[35]此外，俄罗斯曾因委内瑞拉问题与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出现分歧。另一方面，随着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俄罗斯短期内已不存在与美国和欧盟达成和解的可能。在此问题上，中国、印度等国仍坚持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立场。[36]但也要看到，由于西方国家的外交和舆论压力不断增强，部分金砖国家的政策可能出现调整，[37]进而对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作为曾经的G8成员，俄罗斯并没有被平等地接纳为“西方一员”，促使其将金砖国家合作作为抵制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的外交工具。由于金砖国家之间存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身份等差异，金砖国家合作缺乏足够的内部议程。[38]因此，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合作初始阶段将对冲作为其参与金砖国家的优先议程。在外交上，金砖国家合作使俄罗斯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桥梁，有利于提升俄罗斯的战略地位；在经济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造成严重打击，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降低对美欧市场依赖的决心。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不那么像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成为金砖国家合作发起和推进的重要驱动力。
从外交对冲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合作对俄罗斯来说，既不是“波将金村”，也没有达到普京所期待的战略协调程度。在金砖国家合作第一个“黄金十年”中，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推动了金融、贸易、气候等多个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俄罗斯在此过程中维护了自身的大国地位，彰显了金砖国家战略合作关系的价值。克里米亚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长期制裁，导致后者的外交对冲空间几乎丧失。金砖国家则在联合国、G20等国际场合抵制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企图，给予后者宝贵的政治支持。这表明金砖国家的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俄罗斯的外交对冲策略在此时产生了回报。面对俄乌局势不断升级，尽管巴西、南非等国的外交立场出现某些动摇和调整，但与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制裁政策仍有很大不同。
由于担心美国可能进一步实施制裁，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都是为了使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减少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努力抵消西方国家制裁的负面影响。尽管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在议程内容上存在一致性，但前者在议程排序中仍优先于后者，这一点在欧元取代美元成为俄罗斯主要结算货币后体现明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俄罗斯为了扭转经济颓势，积极拓展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议程。受制于俄罗斯本身发展和金砖国家合作特点等诸多因素，五国功能合作的议程设置存在一定局限性。与外交对冲相比，金砖国家合作在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方面尚未达到俄罗斯预期的水平，这也是对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评价出现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随着2022年俄乌局势升级，俄罗斯的外交对冲空间完全丧失，经济对冲需求则进一步上升。在此背景下，积极拓展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议程将成为俄罗斯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优先选项。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作为案例，并不说明本文的框架和结论仅适用于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冲策略与功能合作并存的情形，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也面临议程的设置和排序问题。受西方民粹主义兴起、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局势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金砖国家推进外部议程的进度放缓，金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也面临某些挑战。对此，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从俄罗斯的案例来看，金砖国家合作议程在对冲策略和功能合作两方面始终具有其特殊价值。中国是2022年金砖国家的主席国，我们可以从金砖国家各自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加强对金砖国家对冲策略议程的区分和追踪，努力协调五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议程中的立场；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完善金砖国家部门务实合作和内部机制建设，发掘五国在卫生健康、数字经济等功能合作议程上的需求和潜力，为打造金砖国家第二个“黄金十年”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