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邕妻元氏墓志（一）：源流及纹饰介绍 | 向阳

志文文辞骈丽，隶事用典，夸饰溢美；而书法多数笔力刚劲，端庄挺拨，熔隶书与楷法于一炉，书法史家称之“魏碑体”；而且镌刻精巧，毫发毕现。由于旧金石学研究仅偏重于文字，因而造成大量墓志的志盖残缺，象这种志盖和志石保存完好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冯邕妻元氏墓志弥足珍贵。            by 向阳

（今年四海书院将于8月2日—3日在波士顿举办笔会，有兴趣的同仁可以看到此碑的真容。）

文 | 向阳

编辑 | 云在

在波士顿美术馆(MFA)二楼Paul and Helen Bernat展厅(271厅)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躺着两块并不引人注意的玄武岩大石块，标牌上说明该藏品由Anne Lewis Renton基金会捐赠，是北魏正光三年（522年）的冯邕妻元氏墓志以及墓志盖，志石编号33.680b，志盖编号33.680a，1933年入藏（如果细心考查北美各博物馆的编号会发现前两位或四位数字代表入藏年份）。不由得引发我对这两块石头的兴趣，经过一通搜索大概查明它的来历。

      志石陈列位置

郭玉堂藏精拓本（局部）

先从北魏墓志说起，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施行汉化，诏令鲜卑“死不得还，即葬洛阳”，北魏显贵死后只得选择京畿北面的邙山为归葬之所。故北魏南迁后墓志盛行，上自皇族大臣（尤以皇族元氏居多），下至平民百姓，墓内多放有墓志，此时墓志已基本定型为正方形志身与盝顶盖，且从内容和书法上亦都有一定的规格。墓志盖应该由碑额演化而来，多为盝顶，覆盖于志身之上，且制作精美。 志盖中内平面部篆书死者姓氏字阶，周围四个斜杀有的刻有线书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守护神和莲花图案装饰；有的志盖中间铭刻死者姓氏字职，四斜杀装饰图案，还有的四斜杀刻有十二个天干地支等（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志文文辞骈丽，隶事用典，夸饰溢美；而书法多数笔力刚劲，端庄挺拨，熔隶书与楷法于一炉，书法史家称之“魏碑体”；而且镌刻精巧，毫发毕现。由于旧金石学研究仅偏重于文字，因而造成大量墓志的志盖残缺，象这种志盖和志石保存完好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冯邕妻元氏墓志弥足珍贵。

那么这种国宝级有文物如何流落到了波士顿美术馆的呢？据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所载，此墓志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阴历六月于洛阳城西北东陡沟村西地出土，书中注明志石出土后流往日本国。郭玉堂此书成于1939年，后经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王广庆校录，于1941年由大华书报供应社出版。在此之前的1933年，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正编》将此志精印刊行。而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此志的时间也在1933年，可见其在民间时间很短，拓本流传并不广泛（网上曾有人出售过有郭玉堂印章的精拓本，边上注明“中华民国廿七年三月廿五日收到，石被日本买去”）。1956年，赵万里《汉晋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录此志。杨震方著《碑帖叙录》记载该志称“书法瑰丽精整”。1985年北京图书馆将墓志拓本印行发表。王壮弘在《六朝墓志检要》和《增补校碑随笔》里均收录此墓志，且注明“原石在日本”，显然只是根据郭玉堂的记载而没有详加考证。实际上早在1955年，王世襄就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文章记述他在1948年到1949年间在美国参观过的博物馆，指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自一九零四年以来, 东方部主任, 长期用日本人来担任, 首先是冈仓(Okakura Kakuzo)。继之者是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 他仍当主任。出资开办博物馆的美国财阀们, 雇用日本人来为他们服务。由于日本人对东方文物比较熟悉, 正可以利用他们来进行刼盗, 因此对中国文物的搜括不遗余力。”“该馆陈列中国文物的专室就有十大间，基中最重要的是北魏正光三年冯邕妻元氏墓志及盖……”。从上述资料不难推断，该志1926年出土后即被拓制几份，七年后即入藏MFA，有可能一开始就被冈仓收购，所以才记录为被日本买去。近年出版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和《汉魏六朝碑刻校注》都编入此墓志，但是《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一书仍错误地表明“原石在日本”。

接下来看一下墓志的尺寸，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拓片记载，志长宽均69 厘米，侧17 厘米，盖通长95 厘米，宽92 厘米; 赵万里记载的拓片为高68厘米，广69.2厘米。而波士顿美术馆的网页说明志盖与志均长73.4厘米，宽74.3厘米。尺寸大小的不同是由于志面略高于底且每边向内缩进2.5厘米,从整块墓志的侧面可以看到志盖底部应该刻去正好覆盖志面的部分从而使盖与志对合。志盖为覆斗状，盝顶宽大，斜杀与盖边宽度基本相等。

      志边

      志盖及志石侧面

北魏时期的墓志外形尺寸与墓主的官职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身为直阁将军（从三品下）的冯邕本人按礼制其墓志外形尺寸在55厘米左右，其妻的墓志自然应该更小。但是由于其妻是元晖之女，属道武七王系的皇族子孙，且归葬于宣武帝景陵之南岗，所以墓志尺寸的按一品以上高级官员与王侯的墓志规格（66厘米以上）。

      志盖中刻莲花，四角刻四个神物：唅螭、拓仰，攫天，拓远

志盖，斜杀及志边都有减地凸刻的细纹和神兽，刻饰精美，布局复杂。无论是从原石还是早期的拓本看，此盖中心有部分剥蚀漫漶，四个盖边也有残缺。盖的中内刻有一朵莲花，周围缠绕着一条蟠龙，并衬有云气纹，四角刻有四个尖形象怪异的神物，分别注明为唅螭、拓仰，护天，拓远。四斜杀上每一面中央有大朵花卉，两侧各有两头向中间奔驰的狮、牛、羊、马、狗、鹿、鹰、鸡等动物，形式对称。

四斜杀上每一面中央有大朵花卉，两侧各有两头向中间奔驰的狮、牛、羊、马、狗、鹿、鹰、鸡等动物

四个盖边则布满云气纹（一说变形忍冬纹）。志侧一共刻有18个形态各异的神怪奇兽。兽旁边刻写其名称，前后各刻四神兽，左右各刻三神兽，正前为啮石、攫天、发走、挟石，后侧为寿福、懽憘、掣电、挠撮，左侧为长舌、捔远、回光，右侧为攫撮、乌获、礔电。这些异兽与志盖上的四神兽皆尖爪，兽头，长尾，背肩火焰状鬣毛，硕胸健肉，胸带蜗毛，施安昌认为是拜火教的天神形象（施安昌《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 年第2 期.），但是目前还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这些名字个除别见于《山海经》等古代文献外，在现有的文献中都没出现过，因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志边所刻异兽前侧：啮石、护天、发走、挟石（上）和后侧：寿福、懽憘、掣电、挠撮（下）  

赵超则认为从这些纹饰的安排上看，其覆斗盖象征宇宙中的天穹，中央代表佛教的莲花象征天堂，四周则有各种本土或外来宗教的天神护卫，充分体现中国宗教思想与佛教、拜火教等外来宗教的融合。

志边所刻异兽左侧为长舌、捔远、回光（上）右侧为攫撮、礔电、乌获（下）

在志边左右侧的三兽两边分别有一只兽头鸟身双翼蹄爪状的怪兽，施安昌认为是右侧为羚羊和鹿，左侧为马和绵羊，但是仔细对比四头怪兽会发现其实是兽角不同的两种动物。东晋葛洪撰《抱朴子內篇·对俗》有载：“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据此可知“千秋”“万岁”是二神鸟或兽之名，其重要特征是人面鸟身。1957年在河南邓县南北朝时期画像砖墓出土的彩色画像砖中，有一块画像砖，其左題“千秋”为女人面鸟身图像，右題“万岁”为兽头鸟身图像。姜守诚著文《千秋万岁考辨》（《弘道》2007年第4期）从有无榜題，异性成对出现以及功能三条标准来判断人面或兽面鸟身是否为千秋万岁。据此基本上可以判断本墓志的两对兽面鸟身分別是“千秋“（弯角兽）和”万岁“（直角兽）。

河南邓县画像砖上的“千秋”、“万岁”

下图把本墓志中的二神兽与收藏于美国明尼安波利斯美术馆的北魏元谧墓志盖上二神兽和2000年出土于太原东郊王家峰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的墓门上方的二神兽做个对比，不难发现其异同。

人（兽）面鸟身千秋像：冯邕妻墓志盖左侧，右侧，元谧墓志盖，徐显秀墓门

人（兽）面鸟身万岁像：冯邕妻墓志盖左侧，右侧，元谧墓志盖，徐显秀墓门

（本文原载于《岸芷尚青》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略有删改）

作者其他精彩文章

长按二维码关注四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