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小札：蔡襄其人其书 | 李跃林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竭，加以唐末喪乱，人物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未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佩前人者。独蔡君谟言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by 苏轼

文 | 李跃林

编辑 | 宛在

作为“宋四家”之一，蔡襄的书法风格最为模糊，而且不时有被踢出宋四家的危险（图一）。

从人生历程上看，蔡襄仕途基本直线上升，至三司使（财政部长）并端明殿学士（国级荣誉称号）等。和苏轼的乌台诗案、岭海八年，黄庭坚的客死穷壤，和米芾久沦下吏几成弄臣的经历，也都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而他的书法，其实正是他的人生的镜像。

图一、宋四家书风比较。左起：蔡襄《郊燔帖》，苏轼《李白诗》，黄庭坚《寒食诗跋》，米芾《箧中帖》，蔡京《宫使帖》。相形之下，蔡京的书法与苏黄米更加合拍，蔡襄则是平淡无奇。所以，即使蔡襄是正宗的四家之一，也难免会有人腹诽。

科举是古代士人仕途的大门，但大门开后，还要正确的选择自己的政治朋友和决定自己的处世三观。蔡襄在宋四家中是唯一一个顺利的敲开了科举大门，又选对了朋友，且保持了正确的价值观的典范。

蔡襄十九岁甲科第十名考中进士，座师是大词人晏殊。比较一下，欧阳修、苏轼和黄庭坚，考中进士的年龄则分别是二十三、二十五和二十三岁。

仁宗景祐三年（1036），二十五岁的蔡襄，名扬天下。事情的起因是范仲淹上书言丞相吕夷简用人唯亲被贬，欧阳修等为之争而谏官高若讷无所作为，欧阳等俱被贬（事见《宋史·蔡襄传》）。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褒扬了范仲淹和欧阳修，也为自己选择了政治盟友。

即使遇上了宋仁宗这样的谦厚仁君，做臣子的也必须要认识到，谁才是自己最终的主人，怎样利用其感情。在这终极目标下，加上政治上的考量，一些似乎模棱两可的选择，就会立刻清晰起来。

喜欢传统戏剧的读者，一定都知道“猫狸换太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包青天察明了事实，却不知道历史上是蔡襄是挥出了最后一刀，砍倒的，是自己的座师，时任丞相的晏殊。

“猫狸换太子”的故事的史实，是宋仁宗出生后即为章献皇后（以下简称刘后）所养。仁宗即位，刘后垂帘听政。直到刘后去世，仁宗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刘后的侍女李宸妃（以下简称李后），其时也仅去世一年。生而不识一直就在左右的生母，当然是人间至痛（设身处地，我亦涕零！）。所以知道真相之后，

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壮懿。（《宋史·列传一后妃》）

为此，也迁怒于卷入此事的晏殊。苏辙《龙川别志》述此甚详：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无子。仁宗恨之，及亲政，内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李）后诞育朕躬，（晏）殊为侍从，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吕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宫省事秘，臣备位宰相，是时虽略知之而不得其详，殊之不审，理容有之。然方章献临御，若明言先后实生圣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为远，改守南郡。

说的是，刘后去世，仁宗亲政之时，对为生母李后写神道（悼词）的晏殊深为不满——因为晏殊没有提到仁宗是李后所出。虽有时任宰相的吕公弼（文靖）为晏殊的开脱（宫廷秘事非人人清楚，刘后垂帘事有不得已），晏殊仍被贬黜出京。至此，晏殊已经为“猫狸换太子”之事件被罚，此事似乎应已成定论了。

而蔡襄为了朋党之争，用了这把最为锋利的刀，再次砍向晏殊：

殊初入相，……及（欧阳）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奏留修，不许。孙甫、蔡襄遂言“章懿诞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晏）殊尝被诏志章懿墓，没而不言”……殊坐是黜。……时以谓非殊之罪云（《资治通鉴长编·卷132》）

说的是晏殊想把欧阳修调到河北，时任谏官的蔡襄为了保持范仲淹一派的在朝势力，谏言为“才非所用”（蔡襄《乞留欧阳修札子》）。在晏殊不许的情况下，蔡襄则重提“猫狸换太子”之事，直击仁宗母子不得相认的痛点，而导致晏殊罢相。注意仁宗即位在天圣元年（1023），章懿李后去世为明道元年（1032年），仁宗亲政在刘后去世的明道二年（1033），晏殊入相则在庆历二年（1042），蔡襄弹劾晏殊则是在庆历四年（1044），已经是仁宗即位之初晏殊为此受黜之后十二年了！此时蔡襄三十三岁。其用术之道，其实可畏。

当然，蔡襄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范仲淹新政失败，蔡襄于庆历五年（1045）上言反对陈执中入相不准，立刻请求外任出守福州。

当我们感叹苏黄因元佑党祸而备受磨难时，很难想到，蔡襄的时代，正是北宋朋党之争的之始，而深深卷入其中的蔡襄本人并非受害者而已。

苏轼的诙谐豪放，黄庭坚的酸腐倜傥，米芾的诡行大言，让同时代以至后人，茶余饭后，口颊留香。不难理解，蔡襄的轶事，也和三家大为不同。一个有名的是他的胡子的故事：

伯父君谟，号“美髯须”。仁宗一日属清闲之燕，偶顾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无以对。归舍，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寝。（蔡绦《铁围山丛谈》）

说的是蔡襄是个美髯公，一次宋仁宗问他胡子在睡觉时是盖在被子下面，还是放在被子上面，弄得蔡襄一晚上胡子怎么放都不合适了。这故事只能是蔡襄自己说出来的。其目的，无非是借仁宗以自重而已。

另一件事为茶迷们所盛传的首创“密云小团”贡茶之事，更被名相富弼所讥：

君谟初为闽漕时，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富郑公闻之，叹曰：‘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如此。’（费衮《梁溪漫志》）

就是说造出这样昂贵的茶，只是蔡襄为了献媚皇帝而作的“仆妾爱其主之事耳”。而蔡襄的书法和内容都百代流芳的《茶录》，也是因宋仁宗夸奖了蔡襄“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后，献给皇帝的关于如何烹试茶品的文字，是仆妾爱其主的产物。

图二、蔡襄各体书法比较。左起，行书《自书诗》，小楷《海隅帖》，草书《入春帖》，大楷《泉州万安桥记》。

一个聪明透顶，体察时事、谨于法度的人，一旦用心笔墨，自然会成果不凡。作字也必然习气相因。他写《昼锦堂》记：

韩魏公昼锦堂，欧阳公为记，蔡忠惠书之，每一字必写数十赫蹄，俟合作而后用之，世所谓“百衲碑”也。（王世贞《四部稿》）

赫蹄就是零碎纸张。这里说的，就是每一字反复地写，然后碎纸拼全碑。这样写出来的字，自然只能是规规矩矩，不逾法度。同时，味尽人间宦游的法度，行为又被讥为“仆妾爱其主”，则书法中仆妾之态，在所难免。这已经为黄庭坚和米芾指出：

蔡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气顿挫，时有闺房态度。（《山谷题跋》）

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宝晋英光集》）

官场技能的全面，也导致蔡襄成为历史上少有的诸体皆能的多面手之一（图二）。苏轼评说他的各种书体云：“行书最盛，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外飞白，自言有关心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苏轼《东坡志林》）。

最后，谈蔡襄，必然说到宋四家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其实很晚。明代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云：

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耳。

就是说，苏黄米的地位无可置疑，而蔡则应是蔡京。

但要得出正解，需要了解宋人对蔡襄书法地位的理解。苏轼总结了唐末到宋初的书法历史，对蔡氏书法的地位，评论精准：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竭，加以唐末喪乱，人物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未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佩前人者。独蔡君谟言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就是说，蔡襄在书法史上的功劳，是改变了唐末以来颜真卿、柳公权去世后笔法衰竭的局面，而重新将书法引入正确的笔法和轨道，使唐末五代以来已经断绝的脉络，重新接通。和同时的士人书法相比较比较，这一结论，是不难印证的：蔡襄的书法地技术水平，超越时流之远非常明显。而其笔法，方于唐楷，也无遑多让（图二、三）。

图二、蔡襄与同时代人书法的比较。左起：蔡襄《澄心堂帖》，李建中《同年帖》，周越《跋王著千字文》，欧阳修《灼艾帖》，范仲淹《远行帖》。显然，蔡襄在技法上远远超过当时的文化精英欧阳修和范仲淹，在风采上又临驾于技法一流的李建中和周越，诚可主盟一代。

而蔡京的书法，如果放到蔡襄的时代，最多也就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其笔法要起唐末五代之衰，显然是不能的。同时，如果真要书以人论，则蔡襄在北宋朋党之祸发源时的角色、其挑拨人主而在晏殊身后下刀的史实，也是足以令人齿冷而将他踢出去的。

其实，宋四家这个概念，是在宋代就提出而被元人所肯定。考证文字甚多，就不一一举例了，只引用元初王芝的说法：

蔡君谟……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以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

就是说，蔡襄在宋四家中，因“拘牵绳尺”，本受歧视，“虽亦自纵”，还是和其余三家不同的。但蔡京，从来和四家无分。

附录

蔡襄，字君谟。其先本光州人，居仙游（今属福建省），迁甫田。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谥忠惠。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尝以散笔作草书，称为“散草”或“飞草”。世人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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