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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疯者与造假者 ——杨凝式《韭花帖》之谜 | 叶展

叶展 四海书院USA 2023-01-04



杨凝式的名字,对书法圈子以外的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在书法界,他可是鼎鼎大名。他生活在唐末五代,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书法家。


杨凝式(873年-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别号希维居士、关西老农等。他在唐末五代的后汉朝官拜太子少师,故后世尊称他为“杨少师”。


他的《韭花帖》号称天下第五行书。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中,这个排名相当了得。


杨凝式《韭花帖》


《韭花帖》是一封随手写的短札,白麻纸本,纵26厘米,横28厘米,763字,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


《韭花帖》讲述的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在一个秋天的午后,杨凝式睡醒了,感觉腹中饥饿。忽然收到友人的来信和赠送给他的刚制好的韭花酱。肥嫩的羔羊肉加上韭花酱调味,堪称绝配。杨凝式大快朵颐之余,给友人写了一封信表达感谢:


“昼寝乍兴, 輖饥正甚,忽蒙简翰,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谓珍羞,充腹之馀,铭肌载切。谨修状陈谢,伏惟鉴察,谨状。七月十一日,状。”


这位友人是谁,已不可考。但因为他的慷慨,给我们留下了妙迹千年的书法名帖。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份《韭花帖》,布局清朗宽绰,用笔严谨却不呆板,一股秀雅恬淡的气息,扑面而来,可谓“二王精髓毕现,魏晋风神十足”。


很多人都觉得《韭花帖》继承了《兰亭序》的风骨神韵!


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是这样称赞杨凝式的书法的:


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


这首诗说世上的人都学习王羲之的书法,但资质驽钝,只是学到皮毛,无法领略其神韵(没有金丹去改变他们的凡骨)。只有杨凝式,一下笔就是魏晋人的风韵。


乌丝阑,纸上的格子。代表魏晋书法的法度和精神。


杨风子,“风”同疯,是当时人给杨凝式起的外号。


一个人如果有这么一个外号,肯定癫狂得可以。


中国书法史上不乏疯子与狂人,在杨凝式之前有唐朝的草圣张旭,之后有明朝的徐渭徐文长。他们的疯狂不羁,在书法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韭花帖》通篇没有一丝戾气,更无疯狂。


这杨凝式的疯是怎么回事?


就让我们说说和《韭花帖》有关的一位装疯者和一位造假者。这两个人相距近千年,却因为《韭花帖》的机缘被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充满平和的帖子的背后,有着跨越千年的疯狂、无奈、利欲熏心、监守自盗、欺君罔上、乱世劫难。真假难辨,绝对精彩!


装疯者杨凝式


杨凝式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族,弘农杨氏。


弘农杨氏是北方的高门士族,从汉朝起就豪杰辈出,后来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杨凝式这一支的先祖可以追溯到隋朝的开国功臣杨素。


到了唐朝,杨氏更是累世高官,宰相辈出。


杨凝式的父亲杨涉,是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的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


杨凝式可以说是衔着金钥匙出生的。他虽然体格瘦小,但精神颖悟,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在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的时候,他考取了进士,开始进入官场。不难想象,如果在太平年间,他会一辈子锦衣玉食,安享荣华。


可惜他赶上的是唐末乱世。在乱世中,出生于名门望族,可不是件好事情。


汉末袁绍,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后被曹操所灭。


北魏崔浩,清河崔氏,三朝元老,遭遇“国史之狱”,被夷灭九族。


南朝王谢等世家大族,在侯景之乱中,被完全摧毁。“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饶你是名门望族,遇到王朝更替,都是极端的危险。位高权重,接近权力的核心,意味着你将处于动乱的风暴之眼,更容易陷入各种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想要脱身保命可不是那么容易。


朱温篡唐之际,杨凝式父子就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


朱温杀害了唐昭宗后,立昭宗第九子为傀儡皇帝,即唐哀帝。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终结了唐王朝,定国号为梁,史称后梁。


因为杨涉身为宰相,按照程序,需要经过他的手,从皇帝那里取来传国玉玺,交给朱温。


这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年少气盛的杨凝式,对他父亲说了下面这段话:


“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何?其宜辞免之。”


他说父亲大人您身为宰相,现在国家要灭亡了,您也有责任。现在您还要将天子印绶亲手交给篡位者朱温,这么做虽然能保家族富贵,但千年之后人们会怎么评说我们?应该辞职,避免参与禅让仪式。


杨涉,据史载“性特谨厚”,就是胆子非常小。听了儿子的话,吓坏了。说了一句“汝灭吾族!”


你可要害死我们全族啊!


当时朱温篡位,也怕唐朝的宗室大臣们反对,所以安排了很多特务,四处打探是否有反对他的言论。一旦发现,严肃处理。如果杨凝式的话传出去,那可是灭门之罪。所以杨涉吓得好几天都神色沮丧。


杨凝式自然也知道这件事情泄露的后果。为了卸责,他开始装疯。


从那时候起,他就有了一个“杨风子”的外号。


杨涉最终还是参与了禅让仪式。他在后梁又担任了三年的宰相,但遇事唯唯诺诺,只求自保。


上面这个故事,被北宋史学家陶岳记载在他的《五代史补》中,广为流传。


因为这个故事,杨凝式的形象显得陡然高大起来。


在宋朝,儒家士大夫们开始将书法艺术和人品道德挂钩,并将颜真卿竖立成为他们的楷模。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被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可以和王羲之比肩的泰斗。而杨凝式被认为在唐末五代的乱世中继承了颜真卿书法的衣钵。他直言谏父的故事,更使得他有了和颜真卿拒安禄山,斥李希烈,最后以身殉国的壮烈行为可相比拟的道德资本。随着颜真卿造神运动的开展,对杨凝式的评价也水涨船高。他被推为唐末五代书法第一人,有时候甚至颜杨并称。黄庭坚曾经说过:“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


但是如果探寻这个故事的后续,我们就会尴尬地发现,事情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考察一个人,不止是听他说什么,更要看他怎么做。


杨凝式劝他父亲辞官。可是朱温篡唐后,杨凝式自己在新朝可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官。他先担任殿中侍御史(从七品),然后担任礼部员外郎(从六品),后来又担任考工员外郎(从六品上)。


升迁得不快,不过一天也没闲着。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对前人的素材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取舍。他注意到了这个故事,并专门针对杨凝式的疯病做了研究。结果他发现杨凝式在后梁一朝都没有发病的记录。他开始有犯病记录,是在后梁之后的后唐。而“杨风子”这个外号的广为流传,是在后唐之后的后晋的天福年间。因此天祐四年,并不是杨凝式第一次装疯,他也不是因为这次发疯而获得杨风子的称号。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要大打折扣。


杨凝式在后梁一朝,官升得不快,但他找到了一位庇护者和人生导师,齐王张全义。


张全义和杨凝式完全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他出身卑贱,世代务农,后来当了一个小吏,还被权贵欺压,一气之下,就参加了黄巢起义,投入乱世的洪流,开始了他的传奇。


他的一生中,背叛过很多人,也臣服于很多人。每每在关键时刻,他都能见风转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参加黄巢义军后,他迅速得到提升,最后担任吏部尚书。黄巢起义失败后,他投降了唐朝,就兢兢业业地为朝廷效劳,后来被唐昭宗赐名“张全义”。在他之前被赐名为“朱全忠”的,是同样来自黄巢阵营的朱温。全忠全义这两位传奇人物,最终将再次走到一起。唐末藩镇中原大战,他审时度势,最终归顺了朱温,并协助其篡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充当了朱温身边萧何的角色,为朱温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和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持。朱温残暴嗜杀,手下的很多功臣名将也不能幸免,但张全义却安居其位一直到朱温死去。在后梁被后唐攻灭后,他居然也能在后唐获得重用。朱温的死对头,后唐庄宗李存勖,对他极为尊敬,封他为齐王。皇后还主动拜他为干爹。直到他七十五岁高龄,临死之前,判断力仍然很敏锐。当时后唐庄宗荒怠政务,宠信伶人,导致兵变。他最后一次站队正确,将宝押在了李嗣源身上,就是后来取代了庄宗的后唐明宗。他这一生,在乱世的洪流中,随波上下,岿然不倒。


很多史书中特意(不怀好意)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他的一流忍功。


《新五代史》中记载:“太祖兵败蓚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欲剚刃太祖,全义止之曰:‘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继祚乃止。”


朱温和李存勖大战于蓚县。战事失利,又生了病,所以退回到洛阳,到张全义的会节园(张全义家中修建的避暑花园)里修养。一住就是好多天,把张全义他们家的女性,包括他的老婆女儿,全都奸污了。张全义的儿子张继祚羞愤难当,想提刀亲手将朱温宰了,但被张全义制止。张全义说我以前和李罕打仗的时候被围困,城中弹尽粮绝,最后惨到吃木屑充饥,马上就不行了。是朱温发兵救了我,我才有今天。他的恩德我不能忘啊。


张全义是刘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理论的践行者!


从底层上来的张全义,什么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可以统统不管。因为在乱世想要存活下去,这些虚假的东西没用。


其实张全义除了这个事情外,在历史上的名声相当好。


他有超强的治理能力。


他从唐昭宗的时候就担任河南尹,作为一方大员镇守洛阳近四十年,历经唐、后梁、后唐三朝,招抚流亡,鼓励耕桑,使得被战火破坏的洛阳迅速恢复,颇有政绩。“洛阳四战之地,受祸尤酷。全义……乃能劝农立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贤哉!”


宋代张齐贤撰《洛阳搢绅旧闻记》中记载:“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良麦佳茧则笑耳”。


说张全义这个大老粗对上流社会的声色犬马不感兴趣,当他看到哪里庄稼长得好,蚕茧结得好,就开心得笑出来。


这简直就是焦裕禄的形象啊。


杨凝式常居洛阳,后来人们称他为“洛阳杨风子”,而不是“长安”或者“汴州”杨风子,就是因为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洛阳。


张全义长期治洛,洛阳是他的地盘。他在洛阳发现了杨凝式这个人才,提拔他,庇护他,给他提供了一张巨大的保护伞。


杨凝式也始终以张全义家臣自居。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此时张全义已经去世将近十年。而杨凝式已经是官拜“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在他为张全义的孙子张季澄撰写的墓志中,在一大串显赫头衔的前面,他还是恭恭敬敬地写上了“门吏”二字。


甚至在他退休之后,在为张全义侄子张继升撰写的墓志中,仍然在所有头衔的前面署名“门吏”。


他一辈子感念张全义的恩情。


南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记载了杨凝式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在《全唐诗》中也有收录。


《赐张全义》

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
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是一堆灰。


这首诗俏皮诙谐,有点像打油诗,但却是歌颂了张全义治理洛阳的功德。


这首诗还牵涉到近年来一个有趣的书法考古发现。


《游宦纪闻》中不仅提到这首诗,还提到了杨凝式写了四首关于洛阳的诗,合称《洛阳风景四绝句》。


晋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阳风景四绝句》诗,年六十七。


但是具体这四首绝句是什么样的,则无人得知。


直到近年,人们发现在明朝人宋珏选刻的《古香斋宝藏蔡帖》中,有传为蔡襄的洛阳诗贴。


传为蔡襄的《洛阳诗贴》


蔡襄是北宋著名书法家,宋四家“苏黄米蔡”之一。在这两首诗的后面,有“君谟”的字样。君谟是蔡襄的字。因此,人们一直认为这两首诗是蔡襄写的。


这两首诗是这样的:


洛阳风景实堪夸,几处楼台处处花。
尽是齐王修种得,如今惆怅似无家。


洛阳风景实堪珍,到此经今三纪春。
无限欢娱荣乐事,一时回施少年人。


后世的蔡襄书法爱好者们曾经很为这两首诗而困惑。因为他们考据了半天,也不知道诗里的齐王是指谁。在蔡襄同时代的宋朝王爷中,并没有一个齐王。


但当我们将这两首诗和杨凝式的《赐张全义》一诗放到一起后,一切就豁然开朗。


这三首诗实在是太相似了。


都是以“洛阳风景”四个字开始。


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三首诗都是杨凝式写的,而且它们是《洛阳风景四绝句》之中的三首。


“尽是齐王修种得”的齐王,就是指张全义。


而“到此经今三纪春”中的三纪春,一纪是十二年。这句是指杨凝式在写诗的时候,已经在洛阳住了三十六年。这和史实基本吻合。


至此,《洛阳风景四绝句》之中的三首已经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出来。虽然尚有第四首遗失,小有遗憾。


至于蔡襄为什么会书写这两首诗,也许是某天他兴之所至抄录了杨凝式的两首诗,也许他是临摹杨凝式的书写,但未做说明,以至于后人误以为这两首诗是他所作。


杨凝式写《洛阳风景四绝句》是在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此时张全义已经去世十三年。他自己也已经六十七岁,步入暮年,回忆往事,无限惆怅。


杨凝式不仅得到了张全义的庇护,他更从张全义那里学到了乱世生存之道,又有自己的发挥。


他的特长是发疯。古代叫做“心恙”。古人没有现代医学知识,认为发疯是心脏有毛病。现在我们把这叫做精神病,而且知道这和心脏没有关系,是脑子的问题。


根据司马光的考证,杨凝式的发病记录如下:


后梁,无发病记录。


后唐,开始有犯病记录,经常以生病为理由,躺倒不干。史书中开始频繁出现“寻以心疾罢去”,“复以心疾不朝而罢”,“以旧恙免”等字样。


后晋,心病已经厉害到完全不能任事,于是办理了退休手续,“闲居伊、洛之间,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责也”。退休之后,杨凝式在洛阳闲居,各种怪诞的行为越来越多。当地政府官员,因为他德高望重,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杨风子”这个外号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广为流传的。


从杨凝式的病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病情是随着朝代的更替,逐渐严重的。


每当出现朝代的更迭,或者重大的政治危机,杨凝式的病情就会加重。他就以生病为理由休假,暂时逃避。


杨凝式最登峰造极的一次发疯,是在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


这一年出现了改朝换代的大事。


五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并勾结契丹。


九月,契丹南下,与后唐军战于太原,唐军大败。


后唐末帝李从珂被迫亲征,二十五日到达怀州,却因为胆怯而停顿不前。


左右劝他进军,他说:“卿辈勿说石郎,使我心胆坠地。”


你们不要在我面前提石敬瑭,让我心惊胆战的。


他“日夕酣饮悲歌”,已经有了亡国之象。


领导这样懦弱,军队的士气自然低落,群臣无主,各镇异心,军营中笼罩着失败的阴影。


当时杨凝式的职务是兵部侍郎,随军出征,陪伴在皇帝左右。


他非常及时地又犯疯病了。


据《旧五代史》“颇以心恙喧哗于军寨,末帝以其才名,优容之,诏遣归洛。”


杨凝式不仅又疯了,而且闹腾得非常厉害,在军营里面喧哗吵闹。


读者们可以脑补杨凝式在军营中像村妇撒泼一样,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


换做其他君主,在大战之前动摇军心,十个杨凝式也得掉脑袋。


但后唐末帝据史载“性仁恕”。他并没有怪罪杨凝式,反而特许他提前离开军营,回洛阳养病。


杨凝式离开军营后不久,大军全面溃败。他逃过一劫。


十一月,后唐末帝李从珂,在洛阳玄武楼自焚身死。据说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传国玉玺,就是随着他的自焚而失踪的。


石敬瑭建立了后晋,向契丹割让了幽云十六州。


从杨凝式在清泰三年的这次犯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疯病是装出来的。发疯只不过是表象,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发疯,并精准触发。


装疯,成了他乱世保全的生存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治斗争激烈之时,装疯装病的就层出不穷。三国时司马懿靠装病骗过了曹爽,最后政变成功。明成祖朱棣靠装疯骗过了侄子建文帝,后来起兵夺了江山。解放后林彪元帅长期称病,韬光养晦,直到文革爆发后才出山。而毛泽东的秘书和“党的一支笔”胡乔木,在文革前就长期病休,从而成功避开了那场浩劫,并在八十年复出后兴风作浪。


在后晋天福年间,杨凝式更把装疯玩成了行为艺术。


他已经对政局完全失望。后晋的建立,是以中原王朝向北方游牧民族低头称臣为代价的。幽云十六州被割让,汉族政权更失去了北方的屏障,对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


杨凝式以疯病为借口,辞官回家。


他一方面尽情地游山玩水,在洛阳各处墙壁上进行书法创作。“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辄留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率宝护之……其所题后,或真或草,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


另一方面,他时常在公共场合发疯,行为怪诞,惹人发笑,以致各种段子广为流传,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大家更给他一个“洛阳杨风子”的外号。


那些段子我在这里不想引述,因为和魏晋前辈的那些高级段子比起来,杨凝式的段子表演意味更浓,属于用力过猛,效果反而不好。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杨凝式去世,年八十二。他历经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六个朝代,差一点就活过了乱世。


六年后,北宋建立,乱世终结,中国又迎来了一个文化昌盛的时代。


造假者高士奇


从杨凝式生活的唐末五代,转眼千年,到了民国。


1924年,大收藏家罗振玉影印出版了一本书,轰动了民国收藏界。


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私人账本,被起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江村书画目》。


“江村”是高士奇的号。


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谥文恪,是康熙帝的宠臣、著述颇丰的学者、清初权威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


《江村书画目》是高士奇秘而不宣的私人收藏账本。在这本小册子中,详细列出了他所收藏的书画作品,每件的买进价格,以及鉴定评语。


高士奇的《江村书画目》


罗振玉搞到这本小册子后,如获至宝,马上将其出版,公之于众。


这本私人账本,提供了清初书画鉴赏的第一手资料,更让后人有机会了解当时艺术品市场的价格,因此弥足珍贵。


从这本账本中,我们看到高士奇非常精心地将自己的收藏分为十类:进字一号、进字二号、送字号、无跋藏玩手卷、无跋收藏手卷、永存秘玩上上神品、自题上等手卷、自题中等手卷、自怡手卷、董文敏真迹。


分类基本上是按照用途。“进”字号的是用来进献给皇上的。“送”字号的是用来应酬送人的。“永存秘玩”则是最珍贵的字画,自家永远保存,秘不示人,抽空拿出来看看偷着乐。


单单按照用途分类,倒也没什么,只是稍嫌市侩而已。但他还在很多字画的后面标注了自己的鉴定评语,哪些是真品,哪些是赝品,一目了然。


结果人们发现,他收入进字号的,用来进呈皇帝的书画,都是他自己认为的赝品,而且买入价极低,多是几两银子而已。而被他鉴定为真迹的,全被收入永存秘玩,价格则动辄数百两,甚至到五百两之巨。


在人们翻阅这本账本的时候,只见进字号下面,“赝”字不断出现,着实刺眼。


读者哗然!


这高士奇连皇帝也敢骗!


罗振玉更是义愤填膺,他在出版说明中写到:


“文恪(即高士奇)以布衣入侍,……幸赖圣主如天之仁,……乃竟以赝品欺罔。心术至此,令人骇绝。其留此记录以遗后人,殆不啻自暴其恶。”


罗振玉说高士奇这个人原本是一介布衣,皇帝将他提拔上来,对他的恩宠和宽容好像天空一样广阔。而他竟然用赝品来欺骗皇帝,心肠之险恶,令人惊诧。他留下的这本账本,等于是暴露了自己的罪恶。


罗振玉,是和王国维比肩的国学大师,也是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诸多学科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在文物保护方面更是居功甚伟。比如他曾经阻止焚毁清朝内阁大库旧档,使得众多奏折公文等重要历史文献得以保全。他还筹划转移了外国探险家们光顾之后残存的敦煌经卷。


罗振玉政治立场保守,一生忠于清朝,在清亡后仍追随废帝溥仪,多方奔走,寻求复辟,最后参与了伪满洲国的建立,可谓是清朝的铁杆孤臣遗老。


自诩为大清忠臣的他,眼睛里自然掺不得这样的沙子。


高士奇,你糊弄谁也不应该糊弄康熙啊!


因为康熙对高士奇,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罗振玉写的“如天之仁”并不是夸张!


高士奇出身微贱。


他并不是沿着正常科举途径考上来的。这在所有汉族士大夫官僚眼中都是先天缺陷,永远无法弥补,因此内心看他不起。


对一个读书人来说,要刻苦攻读,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多级考试的层层选拔,依次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称号,从而走上仕途。这才是所谓的正途。


中兴名臣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没有考中过进士。即使他后来功业显赫,身居庙堂,没有进士身份仍然是他一生的心病。


高士奇只考取了秀才,没有再进入下一级的考试,连举人都不是。


在十九岁那年,穷秀才高士奇背着自己的铺盖卷,走进了高大雄伟的彰义门(北京广安门),成为一个北漂青年。


北京彰义门老照片。在清人野史中,绘声绘色地写了高士奇“自肩被入彰义门”。穷秀才高士奇那时候既没有马匹,也没有随从,更没有轿子。


刚到京城的他,把自己书写的对联和扇面,逢人便送,想要得到赏识。


以他当时的朋友圈,自然没法结交到高官权贵,吸引的都是贩夫走卒之类。


有一个看门人(司阍),看到他书法很好,就请他来教儿子念书。


但这个看门人不是一般的看门人。


他恰恰是康熙皇帝的宠信大臣、大学士明珠的看门人。


有一天,明珠有急事要写几封书函,府内文书恰好因事不在,正抓瞎的时候,看门人说我小孩儿的老师书法很好。于是明珠叫高士奇进来,让他起草文书。高士奇“援笔立就”,明珠大喜,任命他为府内的掌书记。


高士奇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他在明珠府上做了一段时间的掌书记。


康熙有一次向明珠等亲信大臣抱怨,说 :“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康熙让明珠他们推荐博学善书的人,常侍左右,以便讲究文义。


明珠便将高士奇举荐给康熙,实际上也是在皇帝身边安插自己的眼线。


但没想到高士奇很快攀上皇帝,翅膀硬了,已经不是明珠所能摆布。后来他入直南书房,进入了权力的核心。


高士奇和太监们打成一片,探听宫内的各种情况。他用的是最原始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太监每向他通报一件事情,就给一颗金豆子作为酬劳。他每次入宫,都随身带着装满金豆子的荷囊。晚上出宫的时候,一荷囊的金豆子都送光了。重酬之下,皇宫内部的各种隐私,他了如指掌。


他从太监那里获取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康熙皇帝最近在看什么书。知道书名后,他马上把这些书找来仔细研读。这样下次皇帝召见的时候,如果被问到书中内容,他都能对答如流。


康熙被他的博学震撼了!康熙后来说:“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


高士奇就这样成了康熙皇帝眼中的活字典和百科全书,备受恩宠,手眼通天,成为官员们争先巴结的对象。


在清人野史《栖霞阁野乘》中有这样的记载。高士奇每次从皇宫里出来回家,他住的胡同里已经停满了高官的轿子。大家都在焦急地等着他,包括他的恩人明珠。两人的主仆关系已然对调。


高士奇从轿子上下来,目不斜视,昂首挺胸,进入自己的家门,好像没有看到这些等待的官员一样。


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这些官员让随从们一趟趟到高士奇府里打听消息,不停地将里面的情况报到外面。


高大人洗脸了。


高大人吃晚饭了。


高士奇吃完晚饭,又歇了一会,开始接客。先让下人招呼明珠进去,密谈很久。明珠离去,然后再接见其他的大员。接见了几个之后,家奴便出来宣布:“今天晚了。大人不见客了。请大家明日再来!”


于是官员们的轿子们纷纷散去。


第二天晚上,胡同里又是同样的景象,被官员的轿子挤得水泄不通。


炽手可热到如此地步。


底层上来的人,一旦得势,往往更加肆无忌惮。高士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大肆贪污,接受贿赂。当时民间盛传两句民谣:“万方玉帛朝东海,十国金珠供澹人”。澹人就是指高士奇,而东海是指另外一个贪腐的学者型官员徐乾学。


康熙帝是一位对臣下异常宽厚的皇帝。对高士奇的贪腐,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仅有几次小小的象征性的惩戒而已。


直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左都御史郭琇上书弹劾高士奇。


在这篇著名的奏章中,郭琇将高士奇刻画为“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的丑陋形象。揭露了他的贪腐,“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处来?无非取给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并希望将他处以极刑,“欺君灭法,背公行私……罪之可诛!”


郭琇的这篇奏章是朝野上下对高士奇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在舆论压力下,康熙帝只好让高士奇退休回家。


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保护他。


高士奇的贪污所得并没有被清算。回乡后,他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大片豪华的私人园林,开始了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书画收藏和鉴定活动。他更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江村销夏录》一书。这本著录记录了他收藏和亲见的历代书画,是中国古代“四大消夏录”之一,在中国收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康熙帝对这位罢官回乡的臣子一直非常挂念。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派人给高士奇送去一份人参,并附上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说:“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为前大病,后赖此药复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


不久,康熙又派人给高士奇送去御扇一把,上有御制诗一首:“故人已久别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呤诗每念白云篇。”


高士奇被贬五年后,康熙以修《明史》需要人手为理由,再次启用高士奇。


康熙还是离不开高士奇啊!


高士奇在康熙的庇护下平安地度过一生。


他死后,康熙亲书挽联“勉学承先志,存诚报国思”,并赐谥号“文恪”,给予其高度评价。


康熙皇帝赐给高士奇的“忠孝之家”金印。康熙真把高士奇当成忠孝两全之人了。

康熙皇帝对高士奇的好,让其他人看着眼红不已。清末《朗潜纪闻》中是这么说的:“仁皇帝(康熙)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如天之仁!”


但这个高士奇却拿赝品来糊弄康熙,简直令人发指。


难怪康熙的儿子雍正登基后,一改其父亲的宽仁做派,对臣子多刻薄寡恩,并痛下狠手。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康熙和高士奇一样,也热衷于收藏古人书画。在收藏鉴赏方面,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用康熙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廷博雅,可与道古者,莫士奇若!”


但就是这个康熙所敬仰并依仗的专家高士奇,把一件件赝品送到了宫里。


这导致康熙的内府收藏,多有赝品。


后人对此极为不解!按理说皇家收藏,比之民间收藏,可以动用全国顶级专家,进行更精准的鉴定。为什么清内府中会有这么多赝品呢?


直到《江村书画目》被披露出来,人们才明白。原来专家自己就参与了造假。


高士奇更被怀疑监守自盗,将内府所藏的《韭花帖》掉包,以假充真。


《韭花帖》真伪之谜


《韭花帖》现存多个版本,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在民国初年,罗振玉不仅搞到了高士奇的私人账本,他还拿到了一份《韭花帖》。


关于他这份《韭花帖》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在坊间购得,另一种是他从高士奇后人处拿到。


但这个罗振玉本《韭花帖》,后来遗失了。


中国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曾说罗振玉本是“1945年罗氏失之于长春寓所”。这是不对的!因为罗振玉1940年就去世了,而且他是在旅顺家中去世的。


《韭花帖》的丢失,很可能和大云书库有关。


罗振玉在伪满洲国任职,将自己一生珍藏也带到了东北。他把家安在旅顺。在住宅之外,又建了一座三层藏书楼,将其名为“大云书库”,用来存放他的珍藏。


(左)三十年代大云书库的照片。(右)大云书库今日尚存。


1940年,罗振玉去世后,大云书库由罗氏家族共同掌管维护。


1945年,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入旅顺,强行征用了罗家的住宅,用作军官招待所。


苏联人给了罗家3天时间搬出去。仓促之间,根本无法搬走大云书库中的所有瑰宝。仓促搬走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中散失了不少。


搬进罗家的苏军官兵,根本不知道他们住进了一座文化的宝库,反而以为大云书库里面剩余的这些东西都是主人搬不走的垃圾,将其大肆抛弃损毁,丢到窗外。


被苏军官兵丢出来的“垃圾”,马上被当地老百姓捡去,别做各种用途。很多书画因为宣纸的质地非常好,被小贩用来包烤地瓜。


无数书画精品,毁于一旦。


罗振玉本《韭花帖》,从此失去了踪迹。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罗振玉本《韭花帖》被他收入了珂罗版印刷的《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中。


珂罗版印刷 (collotype printing),是上个世纪初最先进的照相平版印刷技术,可以在宣纸上逼真再现笔墨的微妙细节。


因为这本高清印刷的图册的存在,使得我们还能看到罗振玉本《韭花帖》的细节。


罗振玉出版的《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借助珂罗版印刷技术,罗振玉本《韭花帖》得以留下端倪。


除了罗振玉本外,《韭花帖》还有两个版本存世。


第二个版本在无锡博物馆,一般被认为是清内府藏本。溥仪在1914年偷偷将其运出宫,后来被带去长春。二战结束后,流落到东北民间。后来在无锡市被找到并充公,进入了无锡博物馆。


无锡博物馆的《韭花帖》。上面盖有乾隆的“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等各种内府收藏的印章。


第三个版本,是台湾兰千山馆本。兰千山馆是台湾实业家林柏寿在阳明山上所建书斋的名字。这份《韭花帖》据说是高士奇家的旧藏,民国的时候流传出来,曾经被收入日本人出版的珂罗版《支那墨迹大成》。后来到了台湾,被林柏寿收藏。林柏寿去世后,他所收藏的书画作品被寄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但笔者前日去函询问,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答复说兰千山馆寄存作品中并无《韭花帖》一件。这兰千山馆本是否存在,现在何方,只能存疑了。


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说清内府所藏《韭花帖》原是真迹。但高士奇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用自己伪造的摹本将其掉包,把真迹拿回了家中。


这个故事目前没有切实的证据。但《韭花帖》同时出现于清内府和高士奇家,由于高士奇恶劣的名声,使得人们不免产生某种联想。


而高士奇临摹掉包,是有前科的。


比如董其昌的《烟江叠嶂图》,就有几乎一模一样的两个版本。一个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个存在上海博物馆,一真一假。据专家考证,假的就是高士奇临摹的。


研究者对比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的两个不同版本,认为摹本是高士奇所为,且笔法拙劣。左边是高士奇摹本,右边是真迹。


这种临摹掉包的事情,一直持续到现代。马未都先生的节目中曾提到,改革开放之初高级宾馆里的当代画家画作多被掉包。2015年更有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监守自盗案被披露,轰动一时。


对这三本《韭花帖》,书画鉴定专家们从各个角度做了比较研究。


启功、徐邦达等人认为罗振玉本是真迹,而无锡博物馆本和台湾兰千山馆本都是后人双钩填墨的摹本。


但吴湖帆、沈尹默等人认为罗振玉本也是摹本。


他们可都是业界权威,中国顶级的书法家、画家、鉴定家。


他们的意见都不能统一,可见鉴定之难。


既然清内府本(无锡博物馆)和高士奇家藏本(兰千山馆)都是假的,那么高士奇掉包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假若掉包一事为真,那他就是用自己临摹的假《韭花帖》,换来了内府所藏的假《韭花帖》。以假换假,让后世藏家更加一头雾水,毫无头绪。


在《江村书画目》中,高士奇将《韭花帖》放在“无跋藏玩”类的第二件。虽然不是最高一级的“永存秘玩”,但在无跋藏玩下,是大量的“真”、“真迹”、和“重器”字样。但他偏偏在《韭花帖》下,写上了“旧摹”二字。


他从皇宫偷换的《韭花帖》,肯定不敢明目张胆地写“真迹在此”而自爆其罪!写上“旧摹”,声明此件为摹本,是为瞒天过海的遮掩之术。


另据当代专家考证,清内府本《韭花帖》有被割裂的痕迹,被人动过手脚。


书画造假的一个常见办法就是将正文和题跋割裂,将正文窃走,然后将造假的正文和原来的题跋再拼接在一起,造成伪书真跋,真假一体,极大地增加了辨识难度。


是谁在清内府本上做了手脚?


造假者高士奇,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END

编辑 | 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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