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神策军碑》背后的血雨腥风史 | 叶展
文 | 叶展
编辑 | 云在
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内，收藏着一件镇馆之宝——宋拓《神策军碑》孤本。
《神策军碑》为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六十六岁时所书。柳公权，字诚悬，楷书四大家之一，早年学王羲之，后来遍阅唐代诸家，融汇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柳体”，号称“劲媚”，以骨力见长。后世将他和颜真卿并列，号称“颜筋柳骨”。
柳公权的代表作有两件，《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玄秘塔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神策军碑》的原碑已毁，只有宋拓孤本传世，所以弥足珍贵。
《神策军碑》拓本仅存上册，二十七开，五十四页。从“皇帝巡幸左神策军”起至“来朝上京嘉其诚”止约七百余字，其中有二百多字已经漫漶不清。但仅靠剩下的四百多字，就已经使得其成为无可争议的柳公权“生平第一妙迹”，代表着柳体书法的最高峰。《神策军碑》也是现存单字最大的楷书碑帖之一，正文单字大约4.5厘米大，苍劲精练，功力深厚。
除了具有崇高的艺术价值外，《神策军碑》的背后，更隐藏着大唐政坛数十年的明争暗斗和血雨腥风，留下不少悬疑。
下面让我们尝试一步步揭开迷雾，探寻《神策军碑》背后的历史真相。
兄终弟及，甘露之变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在长安皇宫禁地立起了一块石碑。
这块石碑的全名是“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它是为了纪念不久之前唐武宗巡视神策军一事而竖立。
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唐穆宗李恒第五子。他能够登上帝位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结果，而他的这次巡视，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是皇帝。这种继承顺序比较奇怪。中国古代的帝位都是父死子继，哥哥去世后传位给弟弟的极少。后世的宋太宗赵光义在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猝死后继承帝位，当时的人们就疑惑纷纷，传闻不断，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千古疑案。
为什么唐朝会出现三兄弟一连串登基的奇观？
这个事情说起来就比较悲惨！
唐武宗的大哥，唐穆宗的长子李湛，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继位时，只有十六岁。后世称他为唐敬宗。
敬宗所接受的帝王教育无疑是失败的。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在登基之后，根本没有任何成熟的心智和执政能力，而是继续燃烧着年轻的荷尔蒙，玩的就是心跳。
他喜欢体育运动，比如打马球。
后来他又发现了一项更加刺激的运动——打夜狐。唐朝的时候自然环境保护得比较好，连皇宫里都有很多狐狸。夜晚降临，野狐游荡，成为了年轻皇帝的猎物和靶子。他身手敏捷，精力无穷，不知疲倦，每天晚上都要出动，这可苦了身边的跟随太监。他们可不是人人都是运动健将。在猎狐行动中，那些行动迟缓，笨手笨脚的太监，经常受到皇帝责罚。一时间，搞得太监们人人自危，神经高度紧张。
终于有一天，他们的神经绷不住了。
宝历二年（公元826）十二月初八日深夜，敬宗猎狐回来，意犹未尽，不愿安眠，和二十八个亲信太监继续在灯下饮酒作乐。喝得酩酊大醉之际，他突然内急，去上厕所。这时厕所的蜡烛突然熄灭。在一片黑暗中，敬宗被刘克明等太监杀死在厕所里，血溅茅坑，时年十八岁。
这个荒唐的皇帝，就这么荒唐地死掉了。
刘克明等人杀了唐敬宗，就想拥立新皇帝。没想到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被人截胡了。以王守澄为首的另外一伙太监，出动了神策军，将刘克明一伙干掉，拥立唐穆宗次子李昂登基，是为唐文宗。
哥哥被一伙太监弑杀，弟弟又被另一伙太监拥立。
意外登上皇帝宝座的文宗，看着身边这些有拥立之功的太监们，心中并没有多少感激，更多的是恐惧与厌恶。
君子报仇（不太准确，应该是恩将仇报），十年不晚。在登基九年后，即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文宗终于把帮助他获得帝位的大恩人王守澄除掉了。
文宗并不满足，他希望完全铲除宦官势力。
一个月后，爆发了著名的“甘露之变”。
十一月廿一日，早朝，长安大明宫紫宸殿。
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夜生甘露，为祥瑞之兆。
宰相李训劝文宗一探究竟，于是文宗和众大臣移驾含元殿。
文宗派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诸位太监前往查看，让韩约陪同。
进入左金吾仗院后，韩约紧张得浑身大汗，脸色苍白。仇士良敏锐地觉察到了，问：“将军今天是怎么了？”这时突然起了一阵大风，将帘幕吹开，暴露出后面埋伏的全副武装的金吾卫士兵。仇士良等人大惊。他们反应神速，马上向门口逃窜。金吾卫们想关门，但被仇士良大声喝止，于是太监们逃出左金吾仗院，向含元殿狂奔而去。作为金吾卫大将军的韩约，见事情败露，居然自己先开小差逃跑了，剩下的金吾卫群龙无首，已经没有了组织。
在含元殿上的宰相李训，看到仇士良等太监奔回来，毛发无伤，知道不好。于是向殿下负责守卫的金吾卫士兵大叫：“到殿上来保卫皇帝的乘舆（软轿，其实就是指皇帝），每个人赏一百串铜钱（百缗）！”
李训事急而呼，暴露出他所策划的政变计划的一个巨大漏洞。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左金吾仗院内的突袭了。他没有做突袭不成的另一手准备，所以他竟然连含元殿上的金吾卫，都没有事先买通。
缗，串铜钱的绳子，后来代指计量单位。一缗是串在一起的一千文铜钱。一百缗，就是十万文铜钱。放在平时，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少。但事起突然，没有预先组织动员，仅凭口头许愿这点钱，就想让金吾卫马上投入并为他卖命，有点困难。
太监们这时候一边大叫“事情紧急！请陛下回宫！”，一边抬来了软轿，将文宗搀扶上去。抬着他向北奔去。
李训奋力攀着皇帝的软轿，不让轿子走，大呼：“我还有事情禀报！陛下不能回宫！”一边招呼帮手。
而太监们一边和李训撕扯，一边脚步不停，抬着软轿向后宫奔去。
这时候在殿上，金吾卫和赶来的其他政变者一起，和太监们打成一团，场面混乱。大臣们四散逃走。
文宗在这惊心动魄的争夺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奇怪。他完全是被动的，在太监们要将他抬入后宫的时候，他没有丝毫反抗，反而配合上轿，没有坚持站在政变者的一边。在某些史料中，他甚至呵斥意图阻拦的李训（瞋目叱训）。因此史学界对文宗是否事先参与了甘露之变的阴谋，充满了争论。
这时李训已经被一个太监一拳打在胸口，疼痛不支，松手倒地。太监们摆脱了他，拥着文宗的软轿进入宣政门，将门关闭。
劫后余生的太监们，在宫门内山呼万岁。
李训们在宫门外听着，知道一切都完了。政变者做鸟兽散。
喘息已定的仇士良，马上派出精锐的神策军，在长安城内追捕乱党，大肆砍杀。至此政变完全失败，文官集团遭到重创，当朝的四个宰相同时被杀，很多没有参与预谋的大臣也被腰斩，长安城死者逾千。
南衙北司，金吾神策
甘露之变是一场异常拙劣的宫廷政变，留下诸多疑点。
为了更容易地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参与其中的各派势力，我们有必要做一些说明。
先看看事件发生的地点，大明宫。
唐朝长安城有三座主要宫殿群，分别为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合称“三大内”。
这三座宫殿群，在唐朝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作用，并且和不同的皇帝有着紧密的联系。太极宫是三大内中最早建成的，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此为唐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而大明宫则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舞台，演绎了他们的传奇故事。兴庆宫，是唐玄宗的独特创建，它见证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但在安史之乱后被冷落。从安史之乱平定后直到唐朝灭亡，大明宫重新成为皇帝起居和办公的主要场所。
大明宫和现在的故宫一样，也分为前朝和内庭两部分。前朝以朝会为主，内庭以居住和宴游为主。宫内有三座宫殿，为含元殿（外朝）、宣政殿（中朝）、紫宸殿（内朝）。最靠前的含元殿是三座宫殿中最宏大的，用来举办重大庆典活动，平时很少使用。含元殿之后是宣政殿，是皇帝日常临朝听政的宫殿。紫宸殿最靠后，已经属于内庭。很多时候皇帝犯懒，不想去宣政殿上朝，就在紫宸殿里接见群臣处理事务，因此紫宸殿又称为便殿，方便之殿。
含元殿的前方东西两侧，分别是左右金吾卫仗院。据历史记载：“大风，含元殿四鸱吻并皆落，坏金吾仗舍。”说有一次长安城刮大风，把含元殿的四个鸱吻（屋脊正脊两端的饰物，折而向上似张口吞脊，以辟除火灾）刮掉了，砸坏了金吾仗院的建筑，可见金吾仗院距离含元殿非常接近。
在对事件发生地点有了基本的空间认识后，我们再来看看先后出场的两只武装力量和它们的势力范围。
我们现在常说的禁卫军，其中的“禁”和“卫”是有区别的。
唐朝皇帝的禁卫军有南北之分。据《新唐书•兵制》记载：“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
大明宫等宫殿在长安城的北部，以宰相为首的百官衙署位于宫殿南边的皇城。在宫殿之内，皇帝和百官议事的前朝在南，而皇帝起居的内庭在北。因此，人们用“南衙”来代指文官势力，用“北司”来代指宦官势力。
南衙卫军，本来是唐朝的中央军，是在南衙文官官僚体系之内的国家武装。它是府兵制的产物，全盛时期有十六卫，即左右卫，左右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在盛唐之后，府兵制度败坏，它的力量逐渐被边军所取代，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晚唐诗人杜牧，有感于当时军阀割据的局面，写下了著名的《原十六卫》，幻想着恢复府兵制，重建中央权威。到甘露之变的时候，十六卫已经形同虚设，唯一能保持建制尚存一定战斗力的就是金吾卫了。金吾卫的主要职责是宫殿守卫和京城巡逻。而宫殿守卫的任务中，他们只负责外朝的守卫，对内庭是不能插手的。
北衙禁军，是皇帝的私人武装，不受南衙节制。到了唐文宗时期，禁军已经完全由宦官掌控。禁军中力量最大的一支，就是神策军。神策军是禁军中的后起之秀，在唐军的序列中出现得相当之晚。唐玄宗时名将哥舒翰为防备吐蕃设立一支边防部队，定名为神策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和很多边防部队一样，神策军被调入内地平乱。几经周折之后，它的统帅权被皇帝所宠信的宦官所掌管，正式成为禁军的一部分。因为它原来是边防军，吃苦耐劳，骁勇善战，战斗力比原来京城里养尊处优的禁军强很多，因此迅速地被皇帝和宦官所倚重。在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面临着藩镇割据的局面，为了和藩镇强兵对抗，必须加强中央军。神策军就被赋予了唐朝中央军的重任，经过不断扩张，人数达到了十五万人之多。神策军分左右两只，最高军事长官是左右护军中尉，都是由宦官担任。神策军主要的职责是内庭守护、京畿防卫、和外地平叛。
文宗时宿卫宫殿的金吾卫不超过五百人。而神策军在宫禁的人数就有两三千人之多，在外则有十几万之巨。双方实力悬殊。但金吾卫是长安城里文官集团唯一能够染指的武装，他们只能以小博大，冒险赌一把，希望险中取胜。就这不到五百人的武装，甚至到了最后文官集团也没有全部买通。在含元殿上的金吾卫就对政变毫不知情，以致在关键时刻无法帮忙。
在大明宫中，金吾卫和神策军的势力范围，以宣政门为分界。宣政门外，属于外朝，由金吾卫负责守卫。宣政门内，属于内庭，归神策军管辖。
了解了金吾卫和神策军的职责划分和势力范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变的组织者要让皇帝移驾平时很少使用的含元殿，而且要将起事地点选在左金吾卫仗院。让皇帝从紫宸殿移动到含元殿，就是要让皇帝从内庭脱离，进入到外朝，离开神策军的掌控。而左金吾卫仗院和含元殿近在咫尺，一旦在院中诛杀宦官得手，金吾卫甲士可以马上冲到含元殿上控制皇帝，发布诏书。此时神策军的宦官军官团已经被团灭，神策军人数再多，也是群龙无首，容易降服。
这个计划从理论上看是颇为合理的，但其准备工作极为薄弱，执行起来漏洞百出，更没有针对不同情况的预案，最终导致失败。
而宦官们一旦发现了政变的阴谋，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挟持皇帝往内庭狂奔。因为只要逃到神策军的势力范围，他们就安全了。神策军的力量比金吾卫大得多。在他们将皇帝拥入内庭并关闭宣政门后，这场政变就已告失败。仅凭金吾卫这几百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攻打不进这道宫墙的。
经过甘露之变，南衙最后残留的一只武装力量被清算，金吾卫们最后惨到被禁止携带武器，站岗都要用木刀（所谓仪刀），纯粹成了仪仗兵。
逆天改命，武宗巡军
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完全掌控了中央政府，“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唐文宗形同傀儡，郁闷成疾。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的一天，文宗的病情稍见缓解，在殿上闲坐，想找人聊天，于是问左右：“今天值班的学士是谁？”
左右回答：“周墀”。
文宗将周墀召来赐酒。
然后发生了下面一段著名的对话。
文宗问周墀：“你看我可比前代的哪个君主？”
周墀跪拜说：“臣才疏学浅，不足以知，但外面天下人都说陛下德如尧舜！”
文宗说：“我怎么能和尧舜比！所以要问你，你看我和周赧nǎn王（东周最后一位君主）和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位君主）比怎么样？”
周墀听了这话，惊骇不已，说：“陛下怎么能将自己比作这两个（亡国之君）！”
文宗说：“周赧王受制于诸侯强秦，汉献帝受制于权臣曹操，如今朕却受制于家奴（宦官），比他们两个还不如啊！”说罢泪下。
周墀说不出话来，只能同皇帝一起啜泣。
这次谈话之后，文宗的身体状况又急转直下，再也没有接见过大臣。第二年，文宗驾崩。
文宗去世之前，本来已经指定了接班人。
但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势力，又来了一次截胡。他们派神策军到皇子们聚居的十六宅，迎来了穆宗第五子，唐文宗的五弟，颖王李瀍，将其立为皇帝，这就是唐武宗。
对李瀍来说，作为一个庶出的排名靠后的皇子，从来没有想过皇位会从落到自己头上。他现在面临着和他哥哥一样的尴尬局面。自己是被宦官势力推上宝座的，表面上看仇士良是自己的大恩人。但武宗心里清楚，自己只不过是宦官手里的傀儡和可替换的行货。
甚至仇士良一开始并不是想立李瀍。
他当时计划拥立穆宗第四子，唐文宗的四弟，李瀍的哥哥安王李溶。
唐穆宗的五个儿子中，当时只有四子安王李溶和五子颖王李瀍尚存。他们都住在十六宅。十六宅位于长安的东北角，南临兴宁坊，西靠长乐坊，东北两面毗邻城墙，是一个庞大华丽的封闭式管理小区。从唐玄宗起，皇子们就被安置在十六宅集中居住，未经允许不准擅自离开，目的是预防初唐时期那样惨烈的宫廷政变，避免兄弟相残。因为皇子们一般都被封王，十六宅也被称为十六王宅。
仇士良派出神策军前往十六宅。临行前，他给手下人的号令是：“把大的那个接来！”他的意思是把穆宗两个儿子中年长的安王接来。
但是他忽视了一点，神策军的中下级军官们对皇帝家的情况并不是很熟悉。安王和颖王究竟谁年长，谁是他所说的“大的”，神策军将校们搞不清楚。
当神策军几千人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地来到十六宅外，才傻了眼。他们不知道应该迎接谁，只能在门口乱喊：“请大的王爷进宫！”
此时十六宅里面的二王不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情，躲在屏风后面，听着神策军的叫喊，战战兢兢，惶恐不安。
里面的人不敢出来，外面的人也不敢擅闯，就这样僵持着，气氛极度紧张。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是一个女人！
颖王李瀍有一个姓王的才人，歌舞伎出身，深受宠爱。出身市井的她，可不像那些温室中的花朵，而是胆略过人，伶牙俐齿。她敏锐地判断了形势，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王才人整理整理发型，牵着衣裙（擁髻褰裙），从容走出屋子，向神策军将士高声说道：“你们要请的大王，就是颖王！他身材魁梧，我们这里都称他做大王。”
然后她紧接着说：“颖王和你们仇士良大人是生死之交！”
最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拥立大事，一旦出错，可是满门抄斩的罪名，你们可不要搞错 ！”
说完这三句话，她转身到屏风后将颖王推了出来。
神策军于是一拥而前，簇拥着颖王上马，将其护送入宫。
入宫后，仇士良才发现送来的不是哥哥安王，而是弟弟颖王。但废立大事，无法反悔，只能将错就错。颖王李瀍就在这阴差阳错之中，继承了帝位。
王才人三句话定乾坤，可称是史上最大忽悠之一！
仔细分析这三句话，可谓是极高的话术。第一句话偷换概念，却让人抓不到把柄。第二句拉，第三句打，对当时神策军将士们的心理状态把握得非常精妙。这些人当时没头苍蝇一样，完不成任务后果严重。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王才人给他们抛了一支救命稻草，他们当然马上就抓住了。
唐武宗有个好媳妇！
他哥哥安王李溶可就惨了。
一王立而一王死。
既然已经立了颖王，安王必须死。不久，李溶被赐死于十六宅，罪名是可笑的“图谋帝位”。
不知李溶在临死之前，回想起那个他一生中决定性的一天，是否会觉得命运给自己开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他本来应该是九五之尊，但在那么一个瞬间，因为一个女人，他和李瀍的命运就这么奇妙地对换了。
幸存下来的李瀍，坐在宝座之上，环顾四周，惊惧欣喜混杂在一起。
他不甘心做傀儡。
后来的事实证明，武宗比他的两个哥哥实在是强得太多了。
对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他“内实嫌之，阳示尊宠”。在心里不管多恨，但表面上对宦官们尊宠有加，让他们放松警惕，静待时机成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唐以来，宦官集团能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妄行废立，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神策军这支强大的武装。
在自己羽翼丰满之前，武宗还得做足姿态，对这只宦官武装不断进行安抚和褒奖。
武宗登基以来，多次巡幸神策军。通过巡军，武宗特意向掌握神策军的宦官集团示好，对他们的拥立之功表达感激。
神策军碑，就产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按照目前主流的观点，在武宗某次巡视左神策军后，宦官集团的首领，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奏请立碑，以颂圣德。武宗准奏，并召来翰林学士崔铉撰文，由当朝第一书法家柳公权书写，于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将石碑立在皇宫禁地，以此彰显皇帝和宦官集团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就是神策军碑的由来。
其实神策军碑并不是第一块和仇士良有关的石碑，也不是最后一块。
早在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二月，武宗刚登基，就赐与仇士良一块纪功碑，以示嘉奖。
在古代，获得皇帝赐予一块纪功碑，是无上的荣耀，意味着你的功业将被固化在坚硬的石头上，流传百世。
当时有一位日本僧人圆仁在长安留学，在他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记载了他亲眼看到的迎碑盛况。
九日，开府迎碑，赞扬开府功名德政之事也。从大安国寺入望仙门，左神策军里建之，题云：「仇公纪功德政之碑。」迎碑军马及诸严备之事，不可计数，今上在望仙楼上观者。
四月九日，仇士良亲自去迎奉纪功碑。碑名“仇公纪功德政之碑”，碑文内容是颂扬他的德政功名。迎接队伍浩浩荡荡，从大安国寺进入大明宫的望仙门，然后将碑迎入左神策军驻地。街上戒备森严，军马雄壮，仪式庄重，连皇上都在望仙楼上亲自观看。
给圆仁这位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盛大仪式，极富政治含义。武宗和宦官集团在向长安的臣民们展示，他们之间君臣和睦，亲密无间，
会昌元年，是武宗和仇士良的蜜月期。
关于神策军碑的立碑时间和目的，有颇多争议。
残存的《神策军碑》碑文中其实没有说明立碑时间的文字，但有一些零散信息可以做时间参考。碑文中尊称唐武宗为 “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根据《唐会要》，这个尊号是会昌二年四月由宰相李德裕带领百官敬上。碑文中后面又提到回鹘（回纥）汗国首领嗢没斯归降入京一事，发生在会昌二年六月。所以立碑应该在会昌二年六月之后。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也是一个文物收藏家，著有《集古录》，是中国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他让其子欧阳棐写了一本书，叫《集古录目》，作为《集古录》的补充。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有了关于神策军碑的记载。但书中称神策军碑是“会昌一年立”，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这显然是错误的。
神策军碑立于会昌三年的依据，主要是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所著《金石录》的第十卷中，有“第一千八百六十三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上，崔铉撰，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的字样。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从会昌元年到会昌三年这三年间，政局波荡起伏，连续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会昌元年，武宗召回名相李德裕。
李德裕，唐代杰出政治家，后世对他的评价是“万古良相”。近代梁启超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这些良相并列，评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武宗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强悍的帮手。他重用李德裕，扶植相权，削弱宦官势力。
武宗和仇士良的蜜月期结束了。
会昌二年四月，眼见南衙的力量日渐增强，仇士良不甘心被边沿化，于是他筹划了一场兵变。他造谣说李德裕颁布命令，计划削减神策军的钱粮布匹马料，煽动神策军将士们去找李德裕“讨说法”。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讨说法的过程中，群情激愤，刀剑无眼，将士们一不小心就把李德裕“清君侧”了。
李德裕的政治生涯几起几落，斗争经验丰富。他这边也是耳目众多，早有提防。听到这个消息，他动作神速，马上入宫禀告皇帝，并开延英殿紧急议事。
武宗了解情况后，马上召见仇士良等几名宦官领袖，实际是把他们和军队先分隔开。武宗在朝堂上向他们当面解释：“命令是我下的，不是宰相的意思，而且还没有施行。你们不要去煽风点火！”趁着仇士良等人在朝堂之上走不开的时候，武宗派出特使到神策军驻地向将士们传旨，说：“命令是我下的，和宰相没有关系。你们胆敢造反吗？”
神策军虽然跋扈，没有领头的宦官，也还不敢直接反对皇帝，于是众人散去。
这场兵变就这么被顺利化解了。
经过这次事件，仇士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这个曾经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太监，现在经常感到“惶惑不自安”。
武宗也没有和他撕破脸，而是提升他做观军容使，将其调离神策军中尉这个拥有掌兵实权的职务。观军容使虽然高贵，却是个虚衔，等于是明升暗降。
会昌三年，仇士良被迫告老还乡。当年六月，仇士良死于家乡。
了解了仇士良在会昌二年之后的窘境，不由得让我们对神策军碑和与仇士良的关系，以及神策军碑立碑的目的产生了怀疑。
关于武宗巡军，《新唐书》中仅有的一项记载，是武宗在会昌二年七月“幸左神策军阅武”。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惜墨如金，只有重大事件才会录入。如果是普通的巡军，似乎没有必要录入。结合发生在四月份的兵变，我们是否可以做出推想，这次巡军和四月兵变有关？
而为了解决神策军碑立于会昌三年，和《新唐书》中记载的武宗巡军有半年以上时间差的问题，我们还得做如下假设：从会昌二年七月巡军之后，武宗下令建碑，这个过程花费了超过半年时间，最后石碑建成是在第二年即会昌三年。
如果按现在通行的说法，说神策军碑是武宗应仇士良之请所立，且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宦官集团的关系，是一种谄媚之举。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会昌年间这些史实来看，这明显是不对的。会昌三年立碑之时，仇士良已被贬黜或即将被贬黜， 而他从会昌二年起就处于不断被打压的境地，武宗此时似乎不需要对被打压的对象再进行公关工作。
会昌元年的仇士良纪功碑才是无奈之下的谄媚之举，神策军碑不是。
神策军碑的真正作用，很可能是在武宗的打压下已经处于劣势的仇士良一伙，在失败的四月兵变之后，想要修复和武宗关系的表忠心之举，而武宗也正好借此碑来彰显自己的权威。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神策军碑》残存上册部分的文字，除了碑名外，没有一点提到神策军。作为立碑的主体，既然碑是因为皇帝巡幸神策军而立，以示对神策军的嘉奖，为什么碑文里面一点关于神策军的内容都没有？碑文上册长篇累牍的是对武宗功业的颂扬，只提到皇帝之威，而没有提神策军之威。
碑文中还提及回鹘汗国首领嗢没斯归降的事情。这也非常奇怪！回鹘汗国首领嗢没斯归降，以及击败回鹘的乌介可汗，是宰相李德裕的功绩。而他恰恰是神策军和宦官集团的对立面，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当然，《神策军碑》下册的缺失，使得我们上面的猜想，仅仅止于猜想。因为我们不知道下册中是否有关于神策军的文字。神策军碑竖立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一个未解的迷案。
仇士良在告老还乡的时候，太监们给他举办送别会。会上他动情地说：“我走了，你们一定要侍奉好皇上！谁想听听老夫我的经验？”
太监们说：“听！”
于是仇士良说了下面一段话，非常有名：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不能让皇上闲着。有空闲时间，他就会看书，接见文臣，接见文臣之后就会纳谏，智商就会提高，思路就会远大，并减少游玩嬉戏，我们的恩宠就会减少，权势就会被削弱。为了你们打算，一定要广聚财货，走马玩鹰，每天让皇上打马球狩猎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并让他纵情声色，穷奢极欲，每天都high，不知休憩。这样皇上就会懒得读先贤著作，不问外朝政事，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永保恩泽和权力！
仇士良的这些套路，对之前几个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即位的年轻皇帝，还真挺管用的。
说句题外话，仇士良说的“声色蛊其心……使悦不知息”，真有点像现在我们说的“奶头乐”现象——在信息爆炸的常态下，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声色轰炸，让人们的闲散时间在一个又一个短视频的滑动中飞逝而去，在娱乐中无暇他顾。
回顾仇士良这一生，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无人能够节制，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太监。这枚硬钉子，被武宗拔了，实在是不容易。
但是铲除了仇士良，并不意味着武宗和宦官集团的斗争就停止了。
会昌五年，发生了夺印事件。在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今年四月初，有索两军印，中尉不肯纳印，有再三索。意索护军印，付中书门下，合掌相管两军事，一切拟令取相处分也。左军中尉即许纳印，而右军中尉不肯纳印，遂奏云：「迎印之日，出兵马迎之。纳迎之日，亦须动兵马纳之。」中尉意，若许，即因此便动兵马，起异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兵马。人君怕，且纵不索。
会昌五年的四月初，武宗让左右神策军中尉把他们的印信交出来，意图将禁军军权收归宰相管理，由南衙控制北司的武装。索要了几次，左军中尉很痛快地将印信交付了。但右军中尉不肯纳印，反而威胁说：“当时给我们印信的时候，是我们出动禁军去迎接回来的。现在要将印收回去，也需要派兵马来取！”这就是赤裸裸地威胁了。武宗这时候退缩了，于是不再索取。
左右神策军在夺印事件中不同的表现，耐人寻味。左神策军中尉，是仇士良原来的职务。在武宗扳倒仇士良后，用他人替代，因此表现得较为顺从。而右神策军中尉，代表着另外一派宦官力量。这派力量并没有因为仇士良的落马而被削弱。
夺印未遂，是武宗和宦官集团斗争中的一个挫败，显示了宦官集团生命力之顽强，势力盘根错节，仅仅剪除仇士良一人一派势力，仍然远远不够。
历史没有给武宗以足够的时间。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他因为服食丹药中毒而病亡。
令人唏嘘的是，继任的唐宣宗又是被太监拥立的。武宗的改革努力，在他死后彻底破产。
仇士良的最后一块石碑，就是唐宣宗赐予的。这块碑的全称是“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立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此时仇士良已死七年，李德裕被贬死于海南海口也已两年。碑文中记载仇士良的养子和余党，在宣宗一朝官运亨通，极尽恩宠。
这篇碑文写得大气磅礴，文采不输《神策军碑》。开头几句，尤其精彩。
运巨壑者，必资帆楫之便，以鼓其波涛；筑广厦者，必坚柱石之材，以完其结构。故明王圣帝，立国保家，莫不求竭忠宣力之臣，配帆楫柱石之用。
奉旨撰文的是中书舍人郑薰。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写下了无比谄媚的文字。
从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的仇士良纪功碑到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的仇士良神道碑，十年的时间，历史仿佛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南衙终于又一次败于北司。
宦官集团的最后覆灭，要等到唐朝灭亡之前。两者不知谁是谁的陪葬。
立于宫禁之地的神策军碑，也在战火中被损毁，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知所终。
现在残存的《神策军碑》拓本上册，很多字湮灭不清。那些破损不是正常捶拓所产生的石花，而更像是蓄意破坏，而且集中于碑的下部。很可能是乱兵在破坏石碑的时候，急切之间没有登高工具，所以只破坏了碑的下部。
唐末攻入长安进行破坏的，前后有三支军队，黄巢，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和最后篡唐的朱温。至于神策军碑具体是被哪只军队所毁，就更无从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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