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碑刻① | 黄海德：百年道教碑文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展望
编者按
特别感谢黄海德教授的授权，允许本号推送此文。
《百年道教碑文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展望》原载盖建民主编《道在养生高峰论坛暨道教研究学术前沿国际会议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464-482页。
因原文注释较多，此处从略。若要引用，请查阅《道在养生高峰论坛暨道教研究学术前沿国际会议论文集》，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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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道教碑文研究
的学术成就与展望
作者 | 黄海德
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道教碑文是道教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十分珍贵的史料，其与传统文献史料相别之处，钱大昕曾在《潜研堂文集》中述及：“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 故可宝也。”认为文献抄刻，多“展转失真”，而金石铭勒，信实可靠，故以“金石证史” 成为自北宋欧、赵滥觞至清代乾嘉而兴盛的一大学术传统。至近代王国维先生始倡导研究古史之“二重证据法”，其内容为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印证，以考古史，于旧学创开新途，遂演成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型学术范式。上世纪初期，陈垣先生首次系统搜集整理现存的道教碑刻铭文，编为《道家金石略》，并以其中若干史料为基础，撰成《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如其自言：“故今考全真，即以此书为基本史料，只患选择不精，考订不审，组织不密，不虞史料阙乏也。”
自陈垣先生于上世纪初编集《道家金石略》至今，殆近百年，海内外学术界对道教碑刻 铭文在中国道教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日益重视，长期以来在搜集、整理、考辨、研 究道教碑文方面取得了诸多学术成就，尤其在区域道教史、道教教派史、海外华人道教史等 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为促进和深化道教学术研究、继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拟以世纪为期，试对近百年学术界的道教碑文研究作一总体回顾，并对其阙如之处与有待拓展之学术空间试予检讨。惟囿于客观条件与学术能力，倘有遗漏与错讹，期待前贤时彦多所指正。
一、百年道教碑文研究的历史阶段与分期
有清一代，由于文人鉴赏与学术考证之时需，金石之学渐趋兴盛，乃有学术大家在收藏 考证之时，倡导并躬行“金石证史”，致有诸多成果问世。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以碑文证经史，考正讹误，见解精到；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以金石铭刻与史籍文献互证，纠正阙失，多所发明。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功力坚实，史料翔博，于经史文字、典章制度、思想文化诸方面勘定异同，识见精深。武亿《授堂金石跋》（包括《续跋》与《三跋》）于历史地理方面辨析详明，为世称道。他如阮伯元之两《志》，王德甫之三《编》，陆魁仲之《八琼》诸书，考证碑志，辨章学术，鸿篇巨制，嘉惠学林，其碑文整理与研究之成果，自身亦成为影响历史文化之遗世丰碑。
然检讨以往前贤之成就，鲜有专门致力于道教碑刻铭文的搜集整理与考证研究者，深为思量，此现象显然与汉宋以来朝野上下的传统成见有关。明清以来，学林主流长期有“汉学”与“宋学”之争，然其要题皆在儒学的文化框架内反复论衡，而与道、释殊少关系。尤 其是数千年历史所形成之社会“共识”皆以儒家文化为“庙堂”，而视道家文化为“山林”； 清末民初之时，更有将民间流行之道教视为“粗俗”、“迷信”看待，以至关于道教文化的考 察和研究难登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学者浏览部分《道藏》而作有笔记者，唯见刘师培《读道藏记》一文而已”。直到上世纪20年代，被誉为“能融中国南北学术之长的陈垣先生首次致力于道教碑刻文献的大规模考察和整理，编成《道家金石略》而开道教碑文研究之先河。但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阶段中，由于中国社会的多方复杂因素，学界关于道教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长期趋于沉寂，鲜有道教碑刻的研究成果问世。至8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渐趋常轨，由陈垣先生之孙陈智超主持开展了《道家金石略》的整理、增补和校对工作，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发行问世，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之学术影响，拓开了道教碑文考察和研究的学术新局面。自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众多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投入了道教碑刻铭文的考察整理和研究工作，沿着陈垣先生当年开拓的将碑文结合文献以研究道教历史文化的学术途径，对道教的历史教派、经典文籍、神仙人物、炼养方术、宫观沿革等方面予以考察、探讨和研究，发表了数量可观且论辩精深的学术论文，编撰出版了多部颇有分量的道教碑文学术专著，有力地促进了道教学术研究的拓展与深化。现根据近百年来道教碑文研究的具体内容与研究状况，试将其百年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前期道教碑文研究的开拓时期、30年代到70年代的沉寂时期与80年代至21壯纪初期的兴盛时期。
（一） 第一阶段：开拓时期
此阶段即以陈垣先生所编集的《道家金石略》为代表。援庵先生青年之时，即从目录学 入手，精熟《书目答问》与《四库总目提要》，并以此为治学途径，遍览“四部”古籍而尤以史部为重。从广东到北平后，曾花十年时间浸淫文津阁《四库全书》，英年橐笔，邃于古学，由此奠定其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厚学术功底。年逾不惑，即已先后撰成《古教四考》，广受学界赞誉，当年胡适先生评骘天下学术，认为“能够融（中国学术）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其实陈垣先生在撰写古教诸考之时，即已注意借助于金石材料以考古史，如在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时即已根据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孙星衍《泰山石刻记》与《寰宇访碑录》、《山右石刻丛编》、《金石萃编未刊稿》、《常山贞石志》、《浚县金石录》、《安阳金石录》、《重阳宫圣旨碑》，以及赵孟頫与潘景梁的般若院碑文，详细考辨“也里可温教”之东来、碑刻之留存及与景教之异同等，考证精审，多阐新义，以至当时年长数十岁的著名学者马相伯看到此书后也“自叹弗如”。陈寅恪先生曾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论衡新旧之学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故援庵先生此种研究方法既承自乾嘉学脉，又得预其新时代之新学术方法，其貌为旧，其质实新，故得成其为“世界学者”。上世纪20年代初，陈垣先生在辞去教育部次长的繁琐政务后，即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并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专志于教育与学术工作。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教之起源》所言，其时陈垣先生即着手筹划《道家金石略》的编集工作。
据陈智超教授《校补前言》云，《金石略》的编纂费时不长，其实施方法和步骤，实乃借鉴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的编纂方法所为。严氏编全上古文，第一步 即先“编目”，然后为每位作者撰一“小传”，引文必注明出处，“虽然费力，但极有用”。于 是陈垣先生结合道教碑刻的特点，继承并发展了严氏编文的方法和途径，运用和发挥自身的 目录学专长，遍考《道藏》碑记、金石方志、历代文集，尤其是查阅了北京大学国学门所购 缪荃孙艺风堂的全部拓片，从中编出《道家金石略》的篇目和出处，然后制定进程方案，安排专人根据编目查出原文所在，抄录出碑文内容。此项工作完工之后，再统一使用“励耘书屋”稿纸用毛笔逐字抄写，每页500字，按历史朝代先后分册订装，记有汉魏六朝2册，唐五代6册，宋5册，金元17册，明代1册，而另有“参考” 3册，总计34册。据陈垣先生1957年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重版后记》中回忆：“1923、1924年间，作者曾辑有关道教碑文千余通，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道家金石略》百卷，以为道教史料之一部 分。由此可知陈垣先生编纂《道家金石略》的具体过程与情形：
⑴在前期完成也里可温教、一赐乐业教、火祆教、摩尼教与佛教的系列考察和研究以 后，为即将开展的道教研究准备翔实可靠的史料，以完成其中外古代宗教史系列研究的学术规划；
⑵查考资料主要涉及四大方面：（甲）《道藏》经籍（主要是明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与清《道藏辑要》）；（乙）各类金石志（主要有《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隶释》、《粤东金石略》、《关东金石记》、《两浙金石志》等）；（丙）历代文集（主要有《元丰类稿》、《遗山集》、《松雪斋集》、《道园学古录》等）；（丁）艺风堂所藏碑文拓片；
⑶借鉴严可均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之方法，通过查考众多资料预先编出《道家金石略编目》（包括《艺风堂藏道家金石目》）；
⑷分批抄录原文，辑成《道家金石录》百卷，统一誊抄为34册稿本；
⑸所录碑文按历史朝代排列，共分为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五大部分。其中金元部分所占分量较大，再按全真道、真大道派、太一派、正一派等教派分列。未收录清代碑文；
⑹总计收有历代道教碑文一千余通，共约八十万字。
综上所述，则陈垣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编纂《道家金石录》，通阅《道藏》，遍查四部， 探赜索隐，搜罗宏富，考辨精审，识见超卓，其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在于：⑴首次突破传统成见，以学术大师身份投身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历史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为本国学界做出了身体力行的学术表率；⑵首次对道教碑刻文献幵展了全面系统的广泛搜集、分类整理和周详考证，对中国道教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⑶将乾嘉学术传统与“学术新潮流”（陈寅恪语）相结合，开拓出以宗教碑刻文献研究宗教历史的学术新途径。故陈垣先生《道家金石录》之编纂，实为百年道教碑文研究开拓阶段的代表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宗教研究的学术丰碑。
（二） 第二阶段：沉寂时期
此一阶段约自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处于战争与动荡之中，学界重心所在乃在有关民族生存的深层思考与国家政治的现实需要，对于道教历史与文化的专门研究则长期付诸阙如，仅有少数学者在从事其他方面研究之时兼及道教历史与文献研究，如化学家陈国符先生撰有《道藏源流考》，文学家许地山先生撰有《道教史》（上册），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对于《太平经》与寇谦之的研究，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关于唐宋《老子》与《庄子》注疏的整理考辨，哲学史家王明先生有关道家与道教的研究，国学大家饶宗颐先生对于《老子想尔注》的研究等。上述诸家之中，除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偶尔涉及“宫观碑志”外，学界对此鲜有论及，以至四十余年之中，有关道教碑刻文献的专门考察和研究，竟无一部论著问世，适可称为中国道教碑文研究的“沉寂时期”，是为第二阶段。
（三） 第三阶段：兴盛时期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拨乱反正，文化教育恢复常轨，学术研究渐趋兴盛， 道教研究在学术界和道教界的共冋努力下，开展了道教辞典编纂（如中国道教协会编纂《道教大辞典》、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等），道教历史研究（如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王家祐著《道教论稿》、李养正著《当代中国道教》等），道教经籍整理与研究（如陈耀庭主持编纂《藏外道书》、张继禹、王卡主持编纂《中华道藏》、朱越利著《道经总论》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如卿希泰、詹石窗等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李刚著《道教哲学论稿》、卢国龙著《道教哲学》等），道教神系考察与研究（如黄海德著《道教神仙谱系》、张兴发著《道教神仙信仰》等）、丹道养生研究（如盖建民著《道教医学》、李远国著《道教气功养生学》）、斋醮科仪研究（如张泽洪著《道教斋醮符咒仪式》、刘仲宇著《道教法术》、史孝进著《道教科仪及其社会功能》等，发表了大量学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众多饶有分暈的学术专著，可谓学者如云，论著如林，无论在一呰道教学术研究的具体问题上还是在总体学术研究的数量方面，都接近、赶上甚或超过现有国际学术界的道教研究状况与水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嘉许。有关道教碑文的考察、整理和研究 也随着道教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而逐渐兴盛。
1988年，陈智超等人整理的陈垣先生早年编纂的《道家金石略》终于由文物出版社发行问世；1995年，王忠信编撰的《楼观台道教碑石》（《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之一）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5年至2003年，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之《兴化府 分册》与《泉州府分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1997年，龙显昭、黄海德主编的《巴蜀道教碑文》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刘兆鹤、王西平编撰的《重阳宫道教碑石》（《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之一）由三秦出版社出版；2004年，胡文和编著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9年，黄海德撰写的《道教碑文说略》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010年至2013年，赵卫东、庄明军等人主持编撰的《山东道教碑刻集》 之《青州昌乐卷》、《临朐卷》、《博山卷》由齐鲁书社先后出版发行；201〗牟，佟洵编著的《北京道教石刻》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2013年，萧霁虹编纂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黎志添、李静编著的《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外，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历史研究》、《文物》、 《中国宗教》、《中国道教》、《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刊发了众多有关道教碑刻铭文与道教历史文化研究之关系的学术论文，较著者有陈垣《谈谈道教史研究的问题》，陈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补》，丁明夷《从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看北朝道教造像》，王家祐《四川道教摩崖造像述议》，卢仁龙《崭新的开拓——评陈垣〈道家金石略〉》，蔡美彪《读陈垣编〈道家金石略〉书后》，朱越利《读徐州博物馆藏〈阴符经〉碑刻》、《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黄海德《中国西部古代道教石刻造像研究》、《〈汉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疏证》、《唐代道教“三宝窟”与〈南竺观记〉》，姜生《栖真观碑记所见沂蒙山区早期全真道》，萧霁虹《云南道教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徐玉立《从新发现的太一道碑刻资料论太一道的衰亡》，丹化沙《金代曹道士碑之调查与初步研究》，薛琚齐《珍贵的道教文物——碧落碑》，谢建国《从药王山造像碑看道教石刻造像的早期形态》，李凇《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主尊之名考辨》，李克民《金代曹道士碑文勘误及其书法研究》，杨立志《〈道家金石略〉补正六则》，王纯五《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简评》，潘延川《崆峒道教碑文浅析》，周勇慎《略述道教古代碑文中的署时方法特征》，徐雪凡《道教碑刻揭示的浙江道教史》，王路明《常熟原致道观遗址出土两块道教灵签碑》，张方《全真祖庭——陕西户县重阳宫的石刻造像》，孙勐《北京地区道教考古中石刻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张方《略论关中地区道教造像碑的史料价值》，赵建勇《元代大道教在关中的传播——以〈创建大道迎祥宫之碑〉碑阴题名为中心的考察》，张方《碑刻所见山西左权县紫微观派字传承》，袁名泽、吴庆丰《从道教碑刻看玉林道教史》，章红梅《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出土道教碑铭释文补正》， 唯喜《杭州碑林里的道教石刻》，米德昉《明代甘肃永登地区道教真武信仰研究——以万历年间〈新建北灵观碑记〉为中心》等，研究范围广泛，学术成果可观。
再则此阶段感到可喜的现象是，四川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一些宗教学、历史学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以道教碑刻与造像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如刘红娟撰写的《从两宋时期四川地区道教石窟造像看道教神灵信仰特征》，潘建顺的《天水玉泉观道教碑刻及全真道相关问题研究》，牛秀芳的《宋以前道教碑刻词语研究》，肖晓的《关中北朝道教造像碑研究》，王芳的《清代湖南地区道教造像》与宋娟撰写的《王屋山道教研究一一以碑刻资料为基础的分析》等硕士论文，均能做到资料翔实，时有新见。
可见第三阶段无论是在道教碑文的搜集整理，还是在考证研究方面，包括资料汇编、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其学术成果数量与研究之广度和深度，均比前此两阶段迥然相异，从而 呈现出兴盛发展的学术特征。
二、百年道教碑文研究的学术成就及特征
自上世纪20年代陈垣先生编纂《道家金石略》以来，殆近百年。此百年之中，尤以近三十年之道教碑文搜集整理与考察研究成绩显著，回顾其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域性道教碑刻文献的广泛搜集和整理研究成效显著
若按其整理出版的时间先后予以考察，则主要有四川地区的《巴蜀道教碑文集成》 （1997）、江浙地域的《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2007）、山东地区的《山东道教碑刻集》 （2010青州、昌乐卷；2011，临朐卷；2013，博山卷）、北京地区的《北京道教石刻》（2011年）、云南地区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2013）、广州地域的《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2013）等，兹分别介述如下。
1.《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是继陈垣先生编纂《道家金石略》之后的首部地域性道教碑文 资料汇编。由龙显昭教授与黄海德教授主编，1997年12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书 前有著名道教学者王家祐先生之《序》，其称“中华文化，肇自河源，始于昆仑”；而“昆仑 三大部，黄帝姬姓在东北，炎帝姜姓在南方，西和月母（即貘母）之国在西部，此相互通婚 之三恪即为数千年华夏之核心。……于是乃有（开明王族）后之獠君传道法于张陵天师，称 正一道”；而《碑文集成》一书，集“道教昆仑岷山丹法，真仙女冠之事行，宫观道场之兴废”，“大可补文献之不足，为巴蜀历史之真传”®。认为巴蜀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人们去探索研究。这种地域性道教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会推动整体的 道教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深人研究。
全书共收巴蜀地区（即今四川省与重庆市全境）各类道教碑刻铭文457篇，是从浩繁的 历代文集、总集、地方志与道教藏经中搜辑而成，尤其部分碑文是编者通过实地考察巴蜀道 教遗址，据碑实录，汇集成秩，殊为不易。据《凡例》介绍，该书所收范围，以关乎道教者 为准，凡涉道教之碑记、象记、塔记、幢记、洞记、阁楼记、宫观记和墓志铭等，不限文体，均予收录。少数文篇如钟铭等虽非碑石，然有资考证，亦酌量收入。所收碑文时限，上起后汉，下迄清末，少数民国碑文，亦考量采录。而碑文属地范围，以古代巴蜀地区为限，约与现今四川省与中央直辖重庆市的行政辖区相当。全部碑文编排，一依朝代与年代为序，如年代无法确定者，则列于相当的朝代之末。
碑文收录，自东汉汉安元年（142）《仙集留题》与熹平二年（173)《米巫祭酒张普题字》始，至民国时镌刻之《玉清宫记刻石》。每篇碑文均胪列编著者仔细标点、精心校勘之碑石原文，撰写“题记”，并出有详细“校记”。所撰“题记”视其内容长短不定，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是交代收录碑文的出处与校对所据版本；二是叙述撰者事迹及撰文背景；三是简述宫观历史、存毁情况及碑址所在具体地点；四是考证碑文年代与或立碑时间；五是阐明该碑的地位与价值。“校己”少则数条，多则数十条，如《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的校记多达60余条；凡碑文有实物、拓本或著录于多种文献者，编著者必广求众本，相互比勘，择善而从，精点细校，并对时代较古、文字歧出较多者，写出详细校记，以纠正历代著录之误。为便于读者检索，书末特附有《碑目笔画索引》和《撰人姓名索引》。
四川道教研究学者王纯五先生曾专门归纳了该书两大特征：一是挖掘了许多新史料，弥补了巴蜀道教史研究上的某些空缺。如始建于隋代的成都至真观，曾经是唐代道教重玄学派 著名道士王玄览、黎元兴等人的讲学中心，众多高道云集于此，纵谈妙义，互问经教。传世 的《玄珠录》，便是王玄览的弟子们在此听课的笔录。《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收录有隋开皇十 二年辛德源撰《至真观记》，此文在清人严可均编的《全隋文》失收，陈垣先生所编《道家金石略》亦未录。今从宋人所编《成都文类》中辑出，并参考嘉庆《四川通志》等多种志书，且从宋人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得到印证。对于至真观所在地，清代同治《成都县志》及近代一些文献多言至真观在学射山（即今成都城北凤凰山）。龙显昭教授根据隋唐碑文研究指出：至真观原址在成都城内，“又于学射灵山，别立仙居一所”，使前后脉络清晰。此外，据《道园学古录》所载元人虞集《成都路正一宫碑》，对元代成都正一道徒的修炼法术及其在四川的影响提供了史料。二是此书编者博稽广考，在校勘上下了较大功夫。陈垣先生曾说古代碑文“抄易校难，若抄而不校，则无用也”。如唐人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道家金石略》早有收录，但未进行反复校勘。此次《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收录此文时，据《文苑英华》卷849所载该文，以《全唐文》、《卢升之集》（文渊阁四库本）、同治《重修成都县志》等互校，列出校记38条。广求众本，相互比勘, 择善而从，是此书的又一特色和长处。证之《碑文集成》，可知斯评公允。
2. 《山东道教碑刻集》是地域性道教碑刻文献汇编的又一重要成果，是赵卫东教授及其 同事与山东地区文博部门合作的学术结晶。该项工作曾获得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 其先后完成并由齐鲁书社出版的《青州、昌乐卷》（2010）、《临朐卷》（2011）与《溥山卷》 （2013）即是该项基金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在出版方面又获得香港青松观的资金支持。
编纂之初，著者即已制定了统一的《凡例》，主要有：其一，辑录山东境内现存与道教相关的碑碣、墓志、塔铭、摩崖、经幢、题记等，以上资料大多通过田野考察获得，据碑录 存；其二，按当前行政区划分卷，每一县或市为一卷，每卷按碑刻现存地点分类，每一地点 又按立碑时间先后排序；其三，每一块碑刻包括名称、简介、碑文等内容，部分碑刻附有拓 片；其四，碑刻简介包括碑刻现存地点，立碑时间，撰文、书丹、篆额者姓名，碑刻形制， 正文、碑额的书体、字径，碑文主要内容，著录情况，现存状况等。其五，为了让读者了解 碑刻原貌，抄录碑文时，一律遵循照录碑文的原则，对于碑文中的通假字、异体字、错别字 等皆不作任何改动；其六，为方便读者研究与查询，每卷后附有方志资料中与道教相关的内 容，此外每册后还附有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本册目录索引。现已出版之《碑刻集》，自《青州卷》至《博山卷》，均按此体例统一编排。
《青州•昌乐卷》为赵卫东、庄明军编，出版于2010年11月，共分为“青州”与“昌乐”两部分，其中青州部分收录碑文自“元至元二十七年重建昊天宫碑”至“清咸丰六年重 修关帝祠记碑”，计有178篇；昌乐部分收录碑文自“元大德十一年重修方山龙神祠记碑” 至“清咸丰十一年金山创修王母殿记残碑”，计有18篇，此卷两部分共计196篇。考其碑文朝代，尤以清代碑刻为多，计有128篇，约占整卷碑文的65%；如果考虑到数量颇多且未标明朝代的“题名碑”，则清代碑文之数量当为更多。
《临朐卷》为赵卫东、宫德杰编，出版于2011年7月，收录碑文自“元大德二年增封东镇元德东安王诏碑”至“玉皇庙王门马氏等信女题名碑”，共计154篇。其中明清部分为125篇，约占全卷碑文的81%。
《博山卷》为赵卫东、王予幻、秦国帅编，出版于2013年12月，收录碑文自“明成化 十九年重修玉皇庙记碑”至“清乾隆八年重修天仙圣母记碑”，共计284篇。以上三卷后面均附有“方志资料”与“未收碑刻目录”。
根据目前该碑刻集已出之三卷（共收录616篇），综览归纳，具有如下特征：其一，规划宏大，分步实施。山东全省共有17个地级市、31个县级市、60个县，记108个行政县市，则全部考察完毕和整理出版，尚需诸多时日；其二，体例统一，编排严谨，体现了编纂 者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其三，该书部分碑刻附有拓片和图录，大部分比较清晰，能提供研 究者进一步比对和校读，为山东道教研究提供了客观可靠的历史资料；其四，全部碑文均用 繁体字排版，是为古代宗教碑文研究之必要条件；其五，所有碑文一律照原碑抄录，文字不作任何更改，保存了道教碑文的历史原貌，此种安排意义甚大。综上所述，如论者所云： “《山东道教碑刻集》是一部质量上乘、价值重要的学术数据巨制”，必将给山东道教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使目前的道教学术研究更进一层。
3. 《北京道教石刻》一书，佟洵教授主编，孙勐与罗飞研究员编著，由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年3月出版。该书共搜集北京地区有关道教的石刻碑文资料271通.分为御制碑和敕建碑、兴建碑、重修碑、人物碑、香会碑、诸事碑、墓志志文等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御制碑和敕建碑”收录20篇碑文，凸显出历代帝王对道教的尊崇，以及道教所处的地位与影响。第二部分“兴建碑”收录碑文18篇，对考证北京道教宫观的历史及其分布状况具有重要价值。第三部分“重修碑”收录49篇碑文，是了解北京道教演变发展历程的重要史料。第四部分“人物石刻碑”收录27篇碑文，记载了著名道教人物在北京地区的活动。第五部分“香会碑”收录112篇碑文，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道教对北京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第六部分“诸事碑”收录38篇碑文，记载了北京道教的宗教活动与经济状况等信息。第七部分“墓志志文”收录7篇，为了解墓主生平提供了真实史料。
4. 《云南道教碑刻辑录》是地域性道教碑刻文献汇编的又一重要成果，由萧霁虹教授主 编。该《辑录》于2007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其优秀结项成果于2012年获批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项目组成员首先广为查阅、搜集、辑录文献中的云南道教碑刻，并先后查阅了从元朝初年至20世纪初云南纂修的各类省、府、州、厅、县340余种古旧地方志，古今金石图籍，云南省图书馆、博物馆碑刻拓片，1988年以后编纂的80余种省志和120多种地、县新志，以及相关专业志和各地政协文史数据等。并组织人力专门对云南省历史上和当今的道教宫观、乡村庙宇进行碑刻实物搜索和考察，实地考察了昆明、曲靖、玉溪、红河、大理、楚雄、保山、临沧、德宏、普洱等州市的30多个县、数十个官观和乡村，对碑刻实物认真勘查、丈量尺寸、记述碑石所处环境，并进行数码拍摄，留存资料。在此广为搜集资料和实地考察录存碑文的基础上，撰辑完成《云南道教碑刻辑录》。该书共辑录西汉至2009年云南道教碑刻778通，主要收录道教宫观碑记、道士墓志铭、道士传略碑记、仙迹碑记、道教经文碑、道教摩崖诗碑等，以及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等少数民族道教信仰的碑记，亦包括关帝、土地神、山神等民间宗教和佛教涉及道教内容的碑刻。每篇碑文由“碑题”、“录文”与“附记”三部分组成。其中录文全部用繁体汉字排印，而附记包含了撰者、书丹、刻石，以及碑址、年代与所据文献出处等丰富内容与信息。
该《辑录》之特征与学术价值在于：首次对云南全省的道教碑刻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广泛搜集和精心整理，其内容涵盖自汉唐至今的云南道教宫观碑记、道士墓志铭、道士传略 碑记、仙迹碑记、道教经文碑、道教摩崖诗碑等（如晋代之《爨实子碑》与南北朝之《爨龙 颜碑》皆为中国宗教史与金石学之名碑，1961年即被定为国务院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内容丰富,，考辨精审，发现了不少区域性道教研究的新史料，为云南道教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体例严谨，统一实施，全书近八百篇道教碑刻铭文，全部按朝代和年代编排，逐一编码，后附索引，检索方便，嘉惠学林。再者，该书难能可贵的是发掘了有关少数民族道教信仰的珍贵材料，如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等布关道教信仰的碑刻文献，揭示了民族信仰与道教传播之关系，从而体现了“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的真实内涵，意义尤为重要。
5. 《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上下两集，由黎志添教授与李静博士编著。由黎教授主 持编纂的这部道教碑刻集录，亦为近年来区域性道教碑文汇编的重要成果。其“广州府”的 区域范围，乃是以清代阮元所修的道光《广东通志》中广州府地理范围为准，共搜集了从宋、明至清末广州府属13个县境内与道教庙宇之历史活动有关的碑刻文献，共计282通。编者先后考察了上述区域内的121座道教庙宇，包括所奉神祇涉及三清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三官大帝（天、地、水三官）、太上老君、北方玄天上帝 （又称真武大帝、北帝）、斗姆元君、吕祖纯阳孚佑帝君、天妃娘娘、梓潼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城隍神、东岳大帝、五显灵官华光大帝、正一教祖张天师、医灵大帝、康公元帅、赵公元帅等。该碑刻集之资料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从《道藏》及不同时期的各种金石志、地方志、文集等原始文献中搜辑而出；其二，通过实地访查48座道教庙宇而抄录获得，共有104通，约占本书收录碑文总数的37%。
据介绍，编者最初的研究计划拟涵盖广东全省的大凡涉及道教宫观、道教建筑、道教神像、庙宇重修、开光、道教仪式活动、道士生平活动、道教历史等内容的历代碑刻文献。后来由于种种研究上的困难和相继的人事变动，“广东道教碑刻研究计划”停顿了一段时间。2009年夏季，黎志添教授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局研究资助经费的支持，于是重新启动在停滞中的研究计划。同时，新的研究项目聘请了复旦大学李静博士协助作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实施过程中，作者放弃了原来拟定的广泛范围，决定集中落实到“广州府县”（以清阮元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中的广州府地理范围为准）的道教碑刻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采访、找寻、拍摄、抄录、标点、校勘、考释等工作，作者于2012年得以完成全部工作。
本书是对广州府道教庙宇相关碑刻文献的一个完全搜集，为道教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有 用的珍贵数据和崭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论，全书具有如下研究特征与学术价值：其一，首 次对广州府县所属地域上自宋元、下迄清季的282通道教碑刻铭文予以全面之搜集、整理与 考辨研究，斯为填补空白之作；其二，全书以“以地带史”，“以庙带碑”，将碑文考辨研究与道教庙宇演变之历史相结合，体现了作者碑文研究的新方法，有助于拓宽道教碑刻文献研 究的新视野；其三，每篇碑文均有“考释”内容，对碑刻存佚、撰者信息、庙宇历史、碑文 内容等予以考释阐明，以求将碑刻迻录与考证研究相结合；其四，体例严谨，编排详明，注 释规范，索引完备。编纂之先，作者即制定了八条十分严谨之《凡例》，对收录范围、碑文来源、庙宇之收录原则、编排体例、单元体例、碑文文本处理、注释体例与标点体例均做出 了详细规定，并在编纂中具体实施。全书收录的庙宇与碑刻均予以编号，查阅颇便。每条注 释内容包括朝代、人名、书名、版本、出版时间、引文页码，均合学术规范。而尤以全书后所附索引，既有碑文总目录与碑刻目录（包括碑题笔画、作者笔画安排等），又有庙宇名称、 位置一览表，然后附有全书“名词索引”，赡博详备，前所未有，实为当今道教碑文整理研究制定学术体例之楷模。此外，该书的研究和出版经费颇为充足，排版宽裕，印制精美，亦 为该书之一大特征。正如学者所言：“本书的出版，将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照，亦将使广 州道教的研究在一种更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在地域性道教碑文的考察研究方面还有吴亚魁教授编纂的《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上 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谭世宝教授编著的《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分别对江浙与澳门地区的有关道教与民间信 仰的庙宇碑文进行了搜集整理和研究，亦为近百年来区域性道教碑文的考察和研究做出了学 术贡献。
（二）道教界加强了对于中国道教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视和研究
一些著名道教宫观在学术界的协助下，整理出版了一批颇有分量的道教碑文汇编，较著 者有《武当山金石录》（1990），《楼观台道教碑石》（1995），《重阳宫道教碑石》（1996）《茅 山道院历代碑铭录》（2000），《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2004）等。
1. 《武当山金石录》编纂较早，搜集抄录了武当山主要道教宫观的碑刻铭文，加以标点整理，保存了武当山道教宫观历史的珍贵资料。
2. 《楼观台道教碑石》与《重阳宫道教碑石》均为道教宫观碑文汇编，同被列为《陕西金石文献汇集》。《楼观台道教碑石》编者为王忠信先生，1995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楼观台传为老子讲经之地，位于陕西周至县东南之终南山下。唐代崇道，高祖李渊以老子李耳为 先祖，扩建楼观台，改名为“宗圣宫”，自后遂成道教圣地，历代皆有重建修葺。至今楼观台存有道教碑石铭刻70余件，主要碑刻分置于东、西两碑厅。有欧阳询撰序并书之《大唐宗圣观记》，曾天义书丹并篆额之《说经台梁公道行碑铭》，苏灵芝书《梦真容敕》，李道撰《楼观大宗圣宫重修说经台记》，朱文炳撰《重修古楼观说经台记录》，施阳烈撰《重修终南 山古楼观说经台记》，清乾隆五十八年《重修楼观碑记》，清道光五年《新建楼观台碑亭记》， 《大唐尹奠师碑》，楼观台老子祠东侧有《道经碑》与《德经碑》，并为该书所收录。
3. 《重阳宫道教碑石》的编撰者为刘兆鹤与王西平先生，该书由三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系根据《甘水仙源录》、《陕西金石志》、《道家金石略》所载重阳宫道教碑文，再与陕西户县全真道祖庭重阳宫碑林的原碑对校，并增录碑文十余通，计有《王重阳书无梦令碑》、 《十方重阳万寿宫记》、《重阳成道宫记》、《全真教祖碑》、《重修祖庭碑》等45通，佚碑存拓3通，佚碑存文1通，后附《重阳宫历史》与《重阳宫大事记》两篇。既有碑刻拓片图录， 又有碑文移录，并对碑石与录文均有简要考释，惜乎全书皆用简体字排版•于考证源流有所 缺失。
4. 《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出版。北京东岳庙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庙观，由玄教大宗师张留孙与其弟子吴全节募资兴建，始建于元代延祐六年（1319），至治三年（1323）完工，赐名“东岳仁圣宫”，明正统十二年 （1447）重修，并赐名为“东岳庙”。该庙收有有关道教历史与文化的各类碑刻163通，堪称京城之最，世称“东岳庙碑林”，具有丰富的道教文化内涵。其中年代最早之碑为元天历二年（1329）镌刻的《大元敕赐幵府仪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师张公碑》，俗称“道教碑”，是为镇庙之宝。该书由赵世瑜教授主持辑录并审订，收有包括《道教碑》在内的明嘉靖《崇整岳帝司神修葺续基碑记》，万历《东岳庙圣会碑记》，天启《东岳庙四季进贡白纸圣会碑记》，崇祯《敕建东岳庙碑记》与《敕建东岳庙圣前进贡碑记》，清乾隆《东岳庙庆司会碑记》与 《散司碑记》、《鲁班圣会碑记》，康熙《东华门外散司会碑记》，及《东岳仁圣宫碑》等，为研究华北地区正一教的传承演变与北京地区泰山信仰的传播提供了信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该书录列碑文为按照原碑文字排列格式移录，不予标点，不作更改，较好地保存了原碑铭文面貌，为此书一大特点。
5. 《茅山道院历代碑铭录》为《茅山文化丛书》之一（另三本为《茅山道教文集》、《茅 山道院简史》、《茅山民间文学集成》），由茅山道院住持兼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世华 道长主编，时任中国道教学院院长闵智亭道长撰写《总序》，其云：
江苏省句容市之茅山，古称句曲山，《洞天福地》列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道教 “三山符箓”之茅山上清派即发祥于此，是著名的道教名山。茅山道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景帝时即有陕西咸阳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弟兄在此广施医药，慈救众生，修道成真。迨至晋代，有杨羲、许谧等在此建上清宗坛，阐演《上清经》并述南岳魏夫人之《黄庭经》。南朝梁时陶弘景在茅山筑馆修道，尊奉三茅真君为祖师，主修《上清经》，兼修《灵宝经》、《三皇经》，开创以经教传承之茅山派到了元代，茅山、阁皂山、龙虎山“三山符箓”合为正一派，流衍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茅山道院在宫观建设的同时，也致力于道教文化方面的建设。1993年成立了“茅山道教研究室”，开展对茅山道教史籍、碑石、方志以及历代轶闻轶事、掌故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在道众的积极努力下，编撰发表于海内外杂志刊物上的文章和专著颇受读者好评，可谓成绩斐然。藉此寄望茅山道众在新世纪中，全面继承、发扬茅山经教优良传统，结出更多硕果。
该《碑铭录》收录有《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宋代御制观龙歌并序碑》、 《宋上清宗坛碑》、《宋葆真观妙冲和先生赠太中大夫刘公幽馆记碑》、《朱自英先生显扬碑》、 《明敕真人传派碑》等数十通道教碑刻铭文，其整理出版问世既弘扬了茅山悠久的道教文化，也为研究茅山道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三）道教教派之碑刻铭文的搜集和整理 .
其实上述以道教宫观为主线的碑文编纂，亦同时具有道教教派之特征。如陕西楼观台与 重阳宫的道教碑刻即属全真教传统，北京东岳庙自为华北正一教的一大丛林，而茅山既有道 教上清派的传承，又是茅山派的发源之地，同时自宋明以来亦属正一派的道场，如此则道教宫观的碑刻文物，自应有其教派归属，只是近年以来的宫观碑文编纂乃是以宫观标名，而未以教派标名而已。以道教教派标名加以编纂的道教碑文，其代表者则为王宗昱教授编纂的 《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如作者所言，“试图将文献中散见的金石材料编辑成书，方便道教 史学者的研究”。其主要文献来源为《石刻史料新编》、《中国方志丛书》与《全元文》，从中选录了北京市与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十省存关金元时期全真道的碑刻铭文，如 《全真观记》、《神清宫圣旨碑》、《终南山大重阳万寿宫真元会题名记》、《寥阳万寿宫碑铭》 等碑文，计有180余篇，以为“最终揭示全真教社会活动的证据”。
（四） 在广为搜集与校对整理的基础之上开展对于道教历史、教派演变等有关宗教与社会的考察和研究
1. 根据道教碑文以考证和研究道教之历史。如徐玉立《从新发现的太一道碑刻资料论太一道的衰亡》，姜生《栖真观碑记所见沂蒙山区早期全真道》，樊光春《明清時期西北地区 全真道主要宗派梳理》，萧霁虹《云南道教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赵卫东《金元全真道在济 源的传播》，徐雪凡《道教碑刻揭示的浙江道教史》，刘晓《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 区三通碑文为中心》，赵建勇《元代大道教在关中的传播——以〈创建大道迎祥宫之碑〉碑阴题名为中心的考察》，袁名泽、吴庆丰《从道教碑刻看玉林道教史》，张鹏《崆峒山道教研 究》，宋娟《王屋山道教研究——以碑刻资料为基础的分析》等，依据其所考察的道教碑刻资料，分别对山东沂蒙的早期全真道、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全真道、金元时期济源之全真道、云南道教、浙江道教、广西玉林地区的道教、甘肃平凉之崆峒山道教、河南济源之王屋山道教，以及太一道、大道教的演变发展历史做出了客观详明的考察和研究，促进了道教历史研究的开拓与深化。
2. 根据道教碑文以考证和疏理道教之教派传承与演变。如尹志华《北京白云观藏〈龙门传戒谱系〉初探》，萧霁虹《道教长春派在云南的历史和现状》，张方《碑刻所见山西左权 县紫微观派字传承》等分别对道教全真道的龙门派、长春派以及山西左权之紫微观派的教派传衍进行了饶有学术价值的疏理与研究。
3. 从道教碑文辨析和探讨道教与民族信仰的关系。如萧霁虹《文化身份与宗教信仰从碑刻资料看傣族土司崇奉道教史迹》，依据碑文的考察和发掘首次对明朝宣德年间 （1426 —1435）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道纪司的历史事件以及傣族土司在道教信仰和传播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予以探讨研究，由此揭示道教与云南民族之内在互动关系，“反观和透视边疆民族在身份认同与宗教传承上的多重关联，希望从文化交往和族群互动的角度加深对西南地区宗教特性的理解”，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
4. 在考察道教石刻造像和碑铭的基础之上探讨道教神仙信仰的宗教特征。如刘红娟 《从两宋时期四川地区道教石窟造像看道教神灵信仰特征》，米德昉《明代甘肃永登地区道教 真武信仰研究——以万历年间〈新建北灵观碑记〉为中心》等。
5. 依据道教碑文以考辨古代的天文历法。如周勇慎撰写的《略述道教古代碑文中的署 时方法特征》对道教碑文中习用的年、月、日、时等署时内容与特征进行了初步辨析。
6. 根据道教碑文以考证和研究古代汉语言文字。如赵静《道教碑文的修辞与语篇建构》，牛秀芳《宋以前道教碑刻词语研究》，冯利华《中古道书语言研究》等，从宗教与语言的关系维度，专门探讨道教碑文的语法规则与语词使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7. 从道教碑文以考道教与民间戏曲之关系。如《中国道教》所载《泉州元妙观戏棚碑文》，对泉州元妙观（俗称天公观）前殿戏台之石碑予以抄录考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泉州道教与地方戏曲的关系。
8. 从道教碑文以考古代之书法艺术。如李克民《金代曹道士碑文勘误及其书法研究》 从金代曹道士碑文探讨剖析了宗教传播对书法艺术交流所起到的带动作用。
9. 对道教碑文的释读、考证和研究。如朱越利《读徐州博物馆藏〈阴符经〉碑刻》、朱 越利《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刘迅《元代武昌的道教名观——武当万寿崇宁宫考略》， 黄海德《〈汉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疏证》、《唐代道教“三宝窟”与〈南竺观记〉》，王建魁 《〈碧落碑〉综论》，景宏波《〈中条山靖院道堂铭碑〉考》，应军《〈紫霄观重建记〉石碑考释》，章红梅《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出土道教碑铭释文补正》，王连起《传世赵孟頫书道教碑真伪考》，万玉忠《丹棱唐代松柏铭碑》，骆坤琪《峨眉山仅存的两通道教碑》，潘延川《崆峒道教碑文浅析》，李凇《一块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丹化沙《金代曹道士碑之调查与初步研究》，薛珺齐《珍贵的道教文物——碧落碑》，谢建国《从药王山造像碑看道教石刻造像的早期形态》，李凇《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主尊之名考辨》，王路明《常熟原致道观遗址出土两块道教灵签碑》等。
三、百年道教碑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展望
虽然近百年以来关于道教碑刻文献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整体上审视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值得引起学术界和宗教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关于道教碑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拟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加以检讨和阐述，由于宏观检讨 的难度较大，故试从微观方面谈起。
（一）微观方面主要是有关道教碑文搜集整理的技术操作和考证研究的方法和模式
1. 首先要做到广泛调查，搜罗无遗，此即陈垣先生常言之“竭泽而渔”，即通过各种途 径将所有相关史料加以收集，尽量避免遗漏。但“说者容易做者难”，网罗无遗，谈何容易？ 不过既然从事这件工作，应该做到无重大遗漏。比如搜集有关天师道的碑文而失收《米巫祭 酒张普题字》和《樊敏碑》，编纂有关全真道的碑文而失收祖庭重阳宫的重要碑文，即属重大遗漏。
2. 重视碑文编目，这也是陈垣先生重视的研究方法。当年他借鉴严可均的编目方法， 而成就《道家金石略》大作的问世。在道教碑文的编纂之中，有一个详细的编目，就是良好的开端，否则易致顾此失彼，搜辑不全。最近看到刘迅教授有一篇《南阳道教石刻碑文资料初集清目》，颇为详细，值得效法。
3. 道教碑文的搜集和整理，需编有一洋密完备之“体例”，一般称为“凡例”，举凡收录范围、碑文来源、收录规则、编排体例、文字校对、注释标点，皆应制定严密规定，统一 施行。金石学前辈常言，从“凡例”的制定严谨与否，即可看出碑刻编纂的质量和水平。现 今问世的道教碑文汇编之中，黎志添教授主持编纂的《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堪称体例 完备，编排严谨，可供后来编纂者借鉴。
4. 碑文的整理与一般古籍文献的整理不同，必须要有原碑图像，可供研究者比勘校对。昔治金石学者，因尤现今的技术条件，亦有绘制图像，供人鉴赏与考证，如王昶《金石萃编》便是。当今科技先进，使用高分辨率摄影器材摄制碑刻图片，加以存档或制版，十分方便。故凡原碑尚存（无论完整或残缺），均可用数码相机加以摄像，保存原始图档，为进一步考证研究提供必要条件。此方面以赵卫东教授主持编纂的《山东道教碑刻集》制作之碑文图像较为清晰，可堪比校，有益学林，并寄希望于其续编诸集继续发扬此优长之处。
5. 拓片制作，此为碑文搜集的难度所在。其缘故在于，第一要有专门的椎拓技术，第二要有充足的强健体力，第三要有碑刻“因缘”，包括原碑存否、保存条件、是否可拓，以及资金、人缘等种种因素。如北京东岳庙赵孟頫“书丹篆额”的《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法师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諸道教事张公碑》，存放于道教宫观之中，却属其他单位所有，绝难椎拓。
6. 碑文的抄录与点校，此为关键难点。陈垣先生曾有“抄书易，抄碑难；抄碑易，校碑难”的名言，可见实为不易。移录碑刻原文，关键是要照碑实录，万不可以己意加以改变。过去的碑文搜集抄录之中，往往因碑文之中的异体字、俗写字、假借字、古今字、讹误之字（因人判断而有所不同），抄录者加以“改正”，结果遂成“《医林改错》，越改越错”， 贻误后人。古碑文句原无标点，今人整理往往加以现代标点，或限于古文功底，或囿于碑文背景，或误于治学态度，遂致文句标点，频生错讹，原碑无误，句读有误，致有造成整篇文义不清，难以卒读者。陈垣先生所言“校碑难”之感叹，个中甘苦，学者自知。
7. 字体排版。碑刻铭文皆为古繁体字（亦有与今简体字相近者，但古属异体字），考证 研究古代碑文，亦应使用繁体字；否则繁、简之字古今结构笔画皆不相同，後、后之间， 發、髮之别，指事各异，含义不同，加上碑文中异体字、假借字、俗写字的使用，以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当年任继愈先生在世之时，曾对文物出版社用简体字排印陈垣先生大作《道家金石略》一事表示了极大遗憾。故道教碑文的抄录、排版与印刷，如果条件许可，均应使用繁体字，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当今学界应负的学术责任。
（二）宏观方面，最为重要者就是中国道教碑文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整体规划和具体实施问题
鉴于我国历史悠久和地大物博的特点，道教碑刻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若以小团体之力 甚或个人之力来实施此事，在实际上均无可能。当年陈智超教授在受命整理陈垣先生大作之 时，曾打算“在整理中把垣老所没有收录到的有关道教的重要碑文尽量收齐”，后来才发现 “原来的估计太不足了”。实际上，“我国碑刻资料还是一个远远没有充分开发的史料宝库”， 其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和估计。如前述有关广州府的道教碑刻汇编，编纂者原 曾规划搜集整理广东全省道教庙宇与碑刻铭文的资料并加以综合研究，后来才发现困难太大，难以操作。《福建宗教碑铭汇编》的作者也曾打算收录福建“八闽”之地的中外宗教碑刻铭文，至上世纪90年代至现在已开展了20年，才完成出版了两部分册，若按现在的进度，完成当初的规划至少还需半个世纪。又如山东道教碑刻的整理出版，现今已成果累累，但山东全省有将近100个行政区划单位，现在历尽辛劳终于完成4个县市的搜集整理工作，如此看来完成山东全省的汇编工程还路途漫漫，尚未有期。上述情形只是就目前省级区域做的工作，如果考虑到全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包括直辖市与自治区），要将全国各地的道教碑文收录完整，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但道教碑刻这种珍贵的宗教史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将会自然风化；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实施，大量的宗教碑刻将会随着城市高楼的兴起而逐渐消失，如果再不加以进行抢救性的保存和研究工作，那么若干年以后，就如我们现在苦心极虑地搜寻已经消逝的古老道教碑刻一样，我们将面对历史的断垣残壁，后悔有负弘道的心愿与学者的责任，回首过去，潸然泪下！弘扬传统就得保存传统，未有保存何来弘扬？保存传统才能审视历史，深造学问。故当今所急，应有一权威性的全国机构，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实行学术界、宗教界与文博界的三位一体通力合作，制定完整规划，落实具体事宜，统一安排，分步实施，才有可能完成全国道教碑刻编纂的宏伟工程。
上面所述，仅就笔者所接触范围与阅读资料而言，由于道教碑刻分布广泛，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时日匆促，学力有限，若有遗漏与舛误，尚请方家多所指教。
2014年9月上旬初稿
黄海德教授简介
黄海德，男，1953年10月出生，籍贯四川成都，1986年7月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中国思想史专业。曾师从冯友兰先生之弟子李耀仙先生攻读古代思想史，上世纪70年代师从著名道教学者王家祐先生探索中国传统宗教之真谛。曾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部教授、四川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四川道家文化研究所所长。2001年调至华侨大学工作，先后担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学院副院长，期间曾受学校委派并经国务院侨办批准担任香港能仁书院院长、教授。现为华侨大学二级教授、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南大学道学国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福建省老子研究会会长，福建省哲学学会理事，厦门市书院协会国学导师等。
研究方向、主要成果及获奖情况
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专攻道家哲学与道教文化研究。曾参加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宗教大词典》与《中国道教史》（修订版）的部分章节与词条的撰写工作，主编《宗教与文化》、《道教研究》、《道学文化丛书》、《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等，著有《老子道德经经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华道教宝典》、《道家思想史纲》（合著）等。
曾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学术研究》、《中华文化论坛》、《东南学术》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要有《道教文化与民族精神》、《道家、道教与道学》、《道教之“道”的哲学意蕴与中华文明》、《试论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内涵及其历史演变》、《道教与宋代理学》、《论唐代道教文化的主要特征》、《论〈老子〉之道》、《道家思想形态刍议》、《西华法师成玄英及其重玄思想探微》、《李荣〈老子注〉重玄思想初探》、《李荣及其〈老子注〉考辨》、《唐代道教“三宝窟”与〈南竺观记〉》、《历史与现实——从道家文化的历史诸形态看当代新道家的学术定位及其相关问题》、《道教碑文说略》、《论杨朱思想及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敦煌S.二○六○写卷研究》、《青云亭〈六十甲子灵签〉的宗教内涵与社会意义》、《唐代社会士大夫与城隍信仰》、《〈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代启示》、《香港道教的历史与现状概述》、《天台〈道藏〉考记》、《汉宋巴蜀道家思想介述》、《中国西部古代道教石刻造像研究》等。
其学术成果先后获国家古籍优秀图书奖二等奖、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９项。近年来，曾多次应邀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中山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德国洪堡大学等海外大学与学术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黄海德教授联系方式
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 华侨大学哲学学院宗教文化研究所。
邮编：361021
电邮：xinzhai@126.com
黄海德教授主要论文简目
(1) 黄海德,周丽英.试论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渊源[J].社会科学研究,2016(04):136-142.
(2) 黄海德.道教碑文之史料价值初探——以明《道藏》为例[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89-97.
(3) 黄海德.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05):38-44.
(4) 黄海德.《云笈七签》中的道教慈爱思想[J].中国道教,2015(04):22-24.
(5) 黄海德.《妈祖祭典》:一部填补空白的新专著[J].莆田学院学报,2015,22(03):109.
(6) 黄海德.海外华人道教的历史与现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18(B02).
(7) 黄海德.清水祖师与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4-30(A08).
(8) 黄海德.苏廷玉与《重建泉州元妙观记》[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32(01):8-14.
(9) 黄海德.唐代社会士大夫与城隍信仰[A].城隍信仰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
(10) 黄海德.青云亭华文碑铭与海外华人宗教信仰[A].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1.
(11) 黄海德.道教文化与民族精神[J].中国宗教,2013(09):60-61.
(12) 杜早华,黄海德.启蒙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J].求索,2013(02):87-90.
(13) 黄海德.青云亭《六十甲子灵签》的宗教内涵及其社会意义[J].世界宗教文化,2013(01):40-44.
(14) 黄海德.近三十年海峡两岸学者关于马祖列岛人文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A].西岸：文史集刊[C].，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11.
(15) 黄海德.《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代启示[J].中国宗教,2011(06):55-57.
(16) 黄海德.唐代道教“三宝窟”与《南竺观记》[J].中国道教,2011(03):15-20.
(17) 黄海德. 港台道教历史与学术研究现状[A].卿希泰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C].巴蜀书社，2010，08.
(18) 黄海德.中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民间信仰”概念的认知与检讨——附带论及中国社会中宗教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关系[A].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华侨大学.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9辑——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C].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华侨大学:,2010:13.
(19) 黄海德.“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首届闽台孔庙保护学术研讨会论点综述[J].孔子研究,2010(03):121-124.
(20) 黄海德.牟宗三先生“三统”说探析[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105-108.
(21) 黄海德. 道教碑文说略[A].道藏说略[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06.
(22) 黄海德. 道家思想形态刍议[A].华学第九、十辑[C].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08.
(23) 黄海德.道教经文与世界和谐[J].中国道教,2006(05):30-33.
(24) 黄海德.道教之“道”的哲学意蕴与中华文明[J].东南学术,2005(05):119-123.
(25) 黄海德.泉州地区宗教文化特征论略[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4-6.
(26) 黄海德.台湾道教的历史、现状及其宗教特征[J].宗教学研究,2005(02):55-60.
(27) 黄海德.历史与现实——从道家文化的历史诸形态看当代新道家的学术定位及其相关问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26-31.
(28) 黄海德.道家、道教与道学[J].宗教学研究,2004(04):6-14.
(29) 黄海德.试论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内涵及其历史演变[J].世界宗教研究,2004(02):72-79.
(30) 黄海德.从宫观建筑看台湾道教的民族性[N].中国民族报,2004/05/14(003).
(31) 黄海德. 台湾道教界的道教文化研究[J].福建宗教，2004，04.
(32) 黄海德. 西蜀文昌大洞仙经考述[A].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巴蜀书社，2004，03.
(33) 黄海德.天台《道藏》考记——有关夏竦《重建道藏经记》的几个问题[J].宗教学研究,2003(04):5-13+146.
(34) 黄海德.试论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内涵及其历史衍变[A].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C].中国道教协会:,2003:11.
(35) 黄海德.香港道教的历史与现状概述[J].中国道教,2003(05):23-27.
(36) 黄海德. 澳门道教的历史与现状[J].福建道教，2003，04.
(37) 黄海德. 汉宋巴蜀道家思想介述[J].巴蜀史志，2003，03.
(38) 黄海德.西华法师成玄英及其重玄思想探微[J].中华文化论坛,2000(02):100-108.
(39) 刘达,黄海德.论道家之“道”[J].中华文化论坛,1998(02):112-116.
(40) 黄海德.广搜博采 明辩精考──评介《天师道二十四治考》[J].中华文化论坛,1997(02):9.
(41) 黄海德.道学文化与中华文明[J].中华文化论坛,1997(01):109-110+112.
(42) 黄海德.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J].天府新论,1996(01):85-87.
(43) 黄海德.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J].中华文化论坛,1995(03):107-109.
(44) 黄海德.中华文化 两岸同根──参加台湾海峡两岸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侧记[J].中华文化论坛,1995(01):110.
(45) 黄海德. 李荣《老子注》校释（一章）[A].道教研究[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02.
(46) 黄海德.论杨朱思想及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J].中华文化论坛,1994(02):96-102.
(47) 黄海德.中国西部古代道教石刻造像研究[J].世界宗教研究,1994(01):93-103.
(48) 黄海德.现代新儒家与传统道家哲学——论唐君毅对老、庄哲学思想的研究与涵摄[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04):41-45+17.
(49) 黄海德. 四川地区的宗教现状及研究概况[J].当代四川史研究，1992，03:28-31.
(50) 黄海德.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敦煌S.二○六○写卷研究[J].台湾中华大道，第35期.
(51) 黄海德.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敦煌S.二○六○写卷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03):72-80.
(52) 黄海德. 论唐代道教文化的主要特征[A].众妙之门——道教文化探微[C].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03.
(53) 黄海德. 人天观初探之宗教理论[A].人天观初探[C].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06.
(54) 黄海德.试论我国现阶段宗教文化的主要特征[J].社会科学研究,1989(06):60-65.
(55) 黄海德.李荣《老子注》重玄思想初探[J].宗教学研究,1988(Z1):34-39+72.
(56) 蔡方鹿,黄海德.道教与宋代理学[J].学术月刊,1988(07):57-60.
(57) 黄海德.李荣二道论蠡测[J].社会科学研究,1988(03):71-75.
(58) 黄海德. 李荣及其《老子注》考辨[J].世界宗教研究，1987，04:48-57.
(59) 黄海德. 论《老子》之道[J]. 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4:121-128.
(60) 黄海德.《史记》秦纪年考辨[J].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2):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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