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陈耀庭教授：道教要“走出去”，必须通盘考量、周密计划、充分准备

编者按

 由衷感谢陈耀庭教授的授权，允许本号转载此文。《道教要“走出去”，必须通盘考量、周密计划、充分准备》原载《中国民族报》2018年10月16日“第07版：宗教周刊•人文”。 若要查看报纸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链接前往阅读。

道教要“走出去”，

必须通盘考量、周密计划、充分准备

作者：陈耀庭

3年前，中国道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成立的时候，中国道教在对外交流活动的规划方面，提出了“道行天下”、道教“走出去”的目标。

走出国门，这是道教界一个美好的愿望。

30多年来，道教积累了“走出去”的经验

笔者从小生长在道门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上海滩著名的道士。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父亲陈莲笙道长一直为香港回归和祖国统一出力，想实现道教走进香港、澳门和台湾。1986年11月，上海道教协会访问香港圆玄学院。

改革开放后，道教开始同海外的道教界人士有了联系，同港、澳、台道教界人士有来往。30多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果。其表现在道教有各种代表团出国访问，如道教音乐演出的团体、教道教太极拳和气功操练的代表团、赠送道教书籍和刊物的代表团、参加海外各种道教研讨会，还有海外道教宫观或组织邀请国内道教组团协助举行各种法事活动的代表团，等等。

同时，也有许多“请进来”的活动。如连续几届国际性的道德经论坛和道教论坛、地方性的道教节日活动或学术研讨会，都邀请外国的道士和道教研究学者参加。

道教界内部也有来有往。特别是大陆道教界和港、澳、台道教界的来往更加密切。大陆道教界和新加坡道教界、马来西亚道教界，这些年来也是相互帮助，有来有往。

正是有了30多年来道教逐渐“走出去”的实际经验，中国道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才将“走出去”列入工作规划，而且还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的外交、经贸等工作联系在一起。

笔者并不认为将道教“走出去”同“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是道教界在赶时髦、出风头。因为历史上的道教早已经“走出去”了，今天也应该“走出去”。不过，道教要跨出国门，必须要有通盘的考量、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准备。

道教为什么要走出国门？

今天我们说的道教“走出去”，同历史上道教走出国门不一样。因为，它同“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

历史上道教“走出去”，其目的只是为了道教的传播，或者是个别道士为谋生和为个别信众的信仰生活服务。而今天道教的“走出去”，是跟随当代中国的国家战略走出国门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果说企业承担的是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贸易交流的任务，政府承担的是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关系的任务，那么道教承担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构建的任务。

历史上，道教是如何走出国门的？

在道教传播的历史上，道教已经传播到了国外。只是，道教传播有两种不同的服务对象，发挥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功能。

一种服务对象是传入国的政府，另一种服务对象是传入国的道教信徒。

服务于传入国的政府，例如，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时期，高丽道士李仲若到中国学道，在1110年向宋徽宗请求派遣道士赴高丽。宋徽宗派了两名中国道士跟随李仲若回到高丽。高丽王朝专门修建了福源宫，作为道士举行斋醮科仪的宫观。福源宫建成后，曾经度过高丽道士十多人。

还有一种是服务于传入国的道教信徒，也就是华裔或者华侨中信仰道教的华人。近200年里，道教走出国门，很多都是海外华人邀请的。例如，现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一些道士，他们是跟随先出国的华人而下南洋的。

先期下南洋的华人，在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码头搬运、开矿等行业里站住了脚跟，有了祭拜神灵和祖先的要求和可能，就把自己家乡的道士请来。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兴建起宫观，建立了道院，形成了宗派，直至今天。

从结果上看，被邀请走出国门的道教，道教的态度是被动的，道士没有主动传教的愿望。经文也不翻译，也不需要让传入国的人理解和接受。科仪都是照搬国内的一套，用的也是中国语言。一旦会说中国话的道士羽化了，道教科仪自然也不能做了，道教的活动便停止了。

而道士被先期出国的华人邀请出国的，主要是为本乡本土的道教信徒的信仰生活服务。即使这些道士的出国是主动、自愿的，他们的出国也并非为了传播道教，而是为了谋生。他们到了海外，或者种田，或者养鸡鸭，或者做小工，或者开小店，养家糊口，只在同胞信徒需要举行道教科仪的时候，他们才恢复道士的身份。海外一些比较成功的道士，一般都是后来才挂出国内使用的道院铭牌，重新收徒，组成一个个科仪班子，为来自原籍地域的同胞服务。现在，新加坡的道士就有广东帮、海南帮、福建帮等，他们的服务对象从不相互交叉。

走出国门，道教要做哪些准备？

今天走出国门的道士，肩负崇高的使命，因此，应该有充分的准备。

要有信仰、有文化自觉观念，同时有为道教献身的精神准备。今天的道教，已经不是70年以前的道教了。在中国道教协会和各地方道教协会领导下的中国道教徒，具有历史上道教徒所没有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责任。道士虽然有衬资，但同时也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念经做道场虽然是为信众服务，也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所以，今天派出国的道士应该有自觉、有高度、有视野、有担当，必须是一名爱国爱教的道士，要做好献身弘传中华文明和道教的思想准备，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具有传承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担当。

道士必须熟练掌握一门或几门外国语言，具有一种或多种职业技能，保证自己在海外有独立的生存和生活能力。派出国的道士必须能将道教经典翻译成外国语言，必须能用外国语言带领信众举行科仪活动，还能够用外语弘扬中华文明，对信众宣传道教教义思想和价值观念。

派出国的青年道士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软实力建设力量，他们弘扬中华文明，理应得到我国驻外使领馆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大量华侨史料说明，华人宗教团体和组织，包括道教宫观和道士，都是华人联系和团结的纽带。在当下，这也是国家通过使领馆关心华人子民、团结华人同胞、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道教走出国门以后，如何坚持中国化方向？

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道教传播中，坚持道教的中国化方向应该注意把握好两个关系。一是道教中国化的原则和道教传播地区本地化要求的关系，二是道教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和传播地区不同宗教信仰的关系。

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在思想信仰、活动形式以及教团活动中，保持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本色。海外道教的中国化问题，应该从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服务来分析和要求。

海外道教服务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服务对象是海外华人，包括华侨华裔。海外华人大多在中华文明的环境中长大，基本上保持着华人的信仰习惯，老人大多说汉语或者汉语地方方言。海外华人中的年轻人，也基本上保持着华人的信仰习惯。对于他们，道教应该保持相同的面貌，不能改变。如果改变了，会被信众误以为道教不正宗了。如果道教有发展和变化，也只能一点点地慢慢改变，不能骤变。

另一种服务对象是海外的外国人。在不同的文明圈里传播中华文明及其道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有了洋道士、外国道教协会，但是，要使有不同文明背景的普通人接受中华文明及其道教，接受其思想观念以及活动方式，不经过文明融合、嫁接的过程和成百上千年社会民众的实践，是不可能的。

道教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民众接受的需要，将汉语经文改成传入国的语言和文字，将仪式音乐改成传入国民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和表现手法，在各种宗教行为中掺杂进传入国民众能够接受的各种要素。但是，不管在思想和形式上有何等变化，只要其坚持的基本经典是《道德经》，教团的创教人是东汉的张陵，教派源头是中华文明及其道教，基本教义是“济世度人，异骨成亲”，那么，就应该确认其坚持了道教的中国化方向，这些洋道士应该被确认为合格的道士。

作者简介

陈耀庭，1939年出生，上海市人，196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1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先后任该所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研究员。2001年退休。现旅居澳洲。曾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理事，上海社联委员。现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香港道教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城隍庙、上海道教学院、新加坡道教学院顾问。

曾参与主编《道藏要籍选刊》（10册）、《藏外道书》（36册）等，著有《道教在海外》、《逍遥达观——仙与人生理想》、《道教礼仪》、《道教神学概论》、《全真道诗欣赏》、《陈耀庭道教研究文集》等。曾赴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访问讲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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