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风景文献计划Vol.27 — 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是1994年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三个同班同学王宏伟、贾樟柯和顾峥发起成立的一个电影实验小组，拍摄了《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等短片。
本文摘自《电影摇篮——北京电影学院的现代童话》
作者：张会军、刘小磊、曹锎
青年电影实验小组不是诞生于导演系，也不是摄影系，而是貌似与技术无关的文学系。1993级文学系本科班一共12个学生，七女五男，人称“七侠五义”。贾樟柯、王宏伟和顾峥是“五义”中的三个，三个人都不富余，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就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相互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日子久了，贾樟柯便流露出想拍电影的意思。顾峥和王宏伟都不同意，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三个人的家庭都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甚至连吃饭都有难度，拍电影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有一天，一切变了。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学生照例去洗印厂观摩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当时电影学院还没有建好自己的电影院）。放的什么片子他们如今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影片带给大家的失望和愤怒还是记得的。步行回学校要经过电影学院后面特别黑的一条小路，贾樟柯再次对王宏伟和顾峥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总有人说好，但压根就是个幻觉！那天晚上，他们买了几瓶啤酒，坐在宿舍楼的防火楼梯上侃了一夜，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贾樟柯不停地吸烟，说话比平常多了许多山西口音。当时顾峥还是比较悲观，说了一些实际的困难。没想到王宏伟特激动，一伸手摔了一个空酒瓶，说：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算是他们的宣言。第二天，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成立了，成员三人：文学系贾樟柯、顾峥和王宏伟。
大家抱着热情，尽管还是没钱拍东西，也没想好拍什么，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就凑在一起看电影，一天看七八部，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经熄灯，贾樟柯突然冲进屋里，告诉顾峥他找到电影节奏的最好的解释了，引用的让·雷诺阿的话，大概意思是：“电影就像是在一条河流里缓缓飘行的小船，在它顺流而下时，偶尔会碰到一支垂下的树枝，它会受到一下阻碍，接着继续向下游飘去，这就是电影的节奏。”王宏伟的兴趣在制片上，当时有一本介绍法斯宾德《爱比死亡更冷酷》制片情况的书，他从此就迷上了独立制片。他把这个概念带到了小组中来，从此以后青年电影实验小组一直跟别人讲“我们要搞的是独立制片”。其实当时大家对这个概念也不太清楚，只是觉得“独立”两个字最能代表他们。
转眼到了1994年年底，一天下午，顾峥正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贾樟柯找到他说咱们拍一个片子吧，明年就是电影诞辰一百周年，无论如何，咱拍一部。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贾樟柯在几天之内就拿给大家看了剧本的第一稿，名叫《小山回家》，他要把一个河南民工作为主角，还要王宏伟来扮演角色，并要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王宏伟大吃一惊，很怀疑他是否能够胜任，是不是应该找表演系的同学来演，贾樟柯坚持他的主张，说剧本就是按照王宏伟的形象写的，不需要王宏伟在机器前做什么表演，只要把他的精神状态融入设计好的情境中完成动作就行了。表演系的同学不可能表演出他所想要的效果来。
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短片《小山回家》“正式”开机了。贾樟柯的工作方式搞得全摄制组的人无所适从。因为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概念中，总是认为前期的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好，尤其最重要的是分镜头剧本，应该在开拍之前把导演的分镜头剧本给摄制组的成员们看，好让大家工作起来心里有数。可是贾樟柯只有文学剧本和工作计划，到了现场以后再进行分镜头。再加上一起合作的同学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拍摄活动，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无法接受电影的现场感。第一天下来，导演的这种工作方式大家都无法适应，大家都强烈要求贾樟柯列出第二天的分镜头计划，贾樟柯依旧非常固执，认为一定要体现现场感。记得大家回到学校都已经非常累了，只有王宏伟拉住贾樟柯一定要列出第二天工作计划的每一个细节，这当然包括分镜头剧本。凌晨两三点钟还能见到两个人在走廊的尽头争论。不过第二天现场拍摄的工作方式还是不会有大的改变，大多数情况是贾樟柯现场躲到一角，蹲在地上，看着他的剧本。
实拍在1995年1 月3 日结束，四个月后片子剪辑完成。1995年5 月，在电影学院狭小的618 宿舍开始了他们作品的首映式，那天来的人很多，连床的上铺都坐了人。片子放完后，大家都陷入沉默，可能实在没有什么参照系来评价它，它和以前见过的好的、不好的学生作业都太不一样了。贾樟柯的同屋王超，一个熟悉各种理论的老同学开始了他激情洋溢的讲演。其它同学不能接受这么粗糙的影像，他们认为完美的电影一定要好看，画面一定要精致，像明信片一样，声音一定要经过很多遍的处理。总之，一定要在你的作品中看出你懂电影的行规，这样大家才认为你会拍电影。可是这些《小山回家》中都没有。那一年，他们只有大学二年级，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刚满一周岁。
1996年5 月的一件事情给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带来了转机。香港《电影双周刊》的记者陈加琪看到了《戏剧电影报》的报导，她采访了三人，并告诉他们一个消息，《小山回家》可以参加香港独立短片比赛。摄影系的香港同学赵泽标（后来《小武》的副摄影）帮助他们办理了手续，12月，《小山回家》奇迹般的在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上获得剧情组大奖。
但是，获奖的快乐并不能驱散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危机。1997年大家要毕业了，开始各奔前程，顾峥准备考电影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王宏伟在一家一家地找工作。只有贾樟柯还是想执着的拍电影，但没有谁能陪着他不顾一切的往前走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解散了。用顾峥的话说“一点都不悲伤，一点也不快乐。”
如今，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早就不在了，贾樟柯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份“砸酒瓶”的气概或许只存在于那个年少轻狂的年代，所有的幼稚、冲动和理想化，都终究会被现实所湮灭，但是没有人会后悔他们曾经这样过。还是那句话，在这里组建起的团队，是一种对待电影的姿态。
我们一起来拍部电影吧 - 回望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作者：顾峥
（原载《今天》1999.3）
一九九三年，我从上海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学院虽然不大，但每届也有百、八十个学生。大家年轻气盛，很多人极具大师气质，彼此不服但一时又拿不出作品比试，便拉来历届校友助阵。导演系的自在不话下，整天的凯歌、壮壮挂在嘴边。摄影系的有张艺谋护驾，录音系也出过宁瀛。这样的争执相持不下，大家便寻左道旁门。比如把录音系叫"露阴癖"，把导演系叫"倒爷系"。文学系虽然没有出过什么高人，但也在劫难逃，那时候我们班上共有十二个同学，恰好七女五男，便有人称我们为"七侠五义"。
贾樟柯、王宏伟、还有我便是这"五义"中的三个。起初我们聚在一起也颇有几分侠义，因为我们三个都不富余，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便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相互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倒也让我们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老贾便流露出想拍电影的意思。我和小王都没有在意，电影学院犯这种病的人很多。谁都知道，即使在电影学院，即使电影学院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只有一墙之隔，事实上你离电影还是那么的遥远。我们三个的家庭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连吃饭都有难度，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
但有一天，一切变了。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学生照例去洗印厂观摩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带给大家的失望和愤怒还是记得的。步行回学校要经过北影后面特别黑的一条小路，贾樟柯再次对王宏伟和我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他说，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这么差，压根就是个幻觉！事实也是如此。进校以后，全体同学观摩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霸王别姬》。这部刚获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的片子是第五代继《秋菊打官司》以后，在国际电影节上又一次获得成功，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当时他们非常难得地不但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得到了国内很好的票房，同时还得到了影评界的一片赞誉之声。可是在此之后，我们见到的第五代电影却越来越所谓"商业化"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影片中的原创性越来越差，他们电影中的中国越来越陌生了。而他们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开始在误导中国电影。就连擅长拍城市题材影片的黄建新居然也在拍摄一部第五代得奖模式的电影《五魁》，接着是何平的《炮打双灯》、李少红的《红粉》。望着他们电影中的张式摄影、陈式异国情调，以及同样的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同样的对问题的熟视无睹，我们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了！
那天晚上，我们搞了几瓶啤酒，在宿舍楼的防火楼梯上侃了一夜。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老贾不停地吸烟，说话比平常多了许多山西口音。他说：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东西了。当时我还是比较悲观，说了一些实际的困难。没想到王宏伟那天特激动，一伸手摔了一个空酒瓶，说：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算是我们的宣言。
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的事情，我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号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参加，尽量长久地做与电影有关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个在一起谈论电影的组织也好。那天，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想了很多名字，想给我们的小组起一个响亮点的名字。因为我们想拍贴近现实、平民化的电影，王宏伟提出两个创意，一个叫“大生产”、一个叫“东风”。我和老贾不同意，觉得太波普。最后，想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这个名字。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的机会了。
直到现在电影学院都有一种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气氛，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的同学才能够担任的职务，其它系的同学只能是他们的助手。这在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后来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我们要拍片，对贾樟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樟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我们都很高兴，知道他没有变，还在为大多数人表示 ——我们有拍电影的权利。小组起初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最多的时候大家能够在一天中看七八部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经熄灯，贾樟柯突然冲进屋里，告诉我他找到电影节奏的最好的解释了，好像是引用让雷诺阿的话，大概意思是：“电影就像是在一条河流里缓缓飘行的小船，在它顺流而下时，偶尔会碰到一支垂下的树枝，它会受到 一下阻碍，接着继续向下游飘去，这就是电影的节奏。”王宏伟的兴趣在制片上，当时有一本介绍法斯宾德《爱比死亡更冷酷》一片制片情况的书，小王迷上了独立制片。他把这个概念带到了小组中来，以后我们一直跟别人讲，我们要搞的是独立制片。其实当时谁也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只是觉得“独立”两个字能代表我们。对我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难忘，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专注的学习了。
1994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开始处于持续的低迷状态。那时候，大家都在想以后的电影 作品一定要好看，制作要精良， 故事要容易让人看懂。为此大家都觉得要向好莱坞学习，都很想从好莱坞电影中学到点什么。但是实际上，那些模仿好莱坞模式的国产大片上座情况并不好，与好莱坞竞争在各 种层面上都是不可能的。但人们被各个电影公司虚假的报表所迷惑，整个电影思潮转向电影的商业化讨论。
在一片电影商业化的呼喊声中，我们却要拍纪录片了。老贾对纪录片非常热衷，我和王宏伟在心里却有些打鼓。一方面第一次拍片有些紧张，另一方面事到临头又有些怀疑事情的价值。钱是老贾从山东一个广告公司找来的，他们来到北京出差，突然想拍一些北京街头的广告的资料，便来电影学院找人。这伙山东大汉在我们楼下找了半天也没人搭理他们，被贾樟柯碰上了。老贾没有像别人那样见人就觉得是骗子，大家聊了半天，互通姓名，谈好价格，对方便付了一千圆定金。跑上楼去，老贾两眼放光。王宏伟心算一遍，已经知道这些钱可以租两天摄像机。一天给客户拍资料， 一天拍我们自己的东西。事情来得太突然，谁也不知道拍什么，最后决定到广场拍点东西，拍到什么算什么，拍了再说。三个人分好工，贾樟柯当导演，王宏伟当制片，我当副导演。这基本确定了我们以后在小组中的分工。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我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没事，愿意帮我们忙，便一起去拍了。作为导演和摄影师，老贾和朱炯只合作过这么一次，但后来他们结婚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选择天安门广场拍摄我们电影生涯的第一个镜头，没有任何具体的原因，这是心灵的选择。为客户干完活后，1994年5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的拍摄行为。
拍摄时间历时一天。天安门广场上，我们拍国旗班的士兵和一个修理草坪的园丁：拍合影留念的游人，也拍集体活动的少年。拍摄时受到许多器材上的限制，从学校租的M3是一 种在八十年代已被国外电视台淘汰的摄像机，摄录过程中没有一条声道留下完好的声音。制作后期时老贾干脆把同期声全拿掉，把整个影片铺了一层《瑜伽功》的音乐。最后，我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北京》。
影片完成之后，我们迫不急待地拿给别人看。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以后都非常冷漠，几乎连批评的意见都没有。王宏伟和我像起初一样又一次怀疑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一群学习电影、热爱电影，“懂”电影的学生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哪怕是批评的反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学院学生对电影认识只是故事片（movie），而不是电影（film）。贾樟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于是拿着那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找了一台录象机放给各个宿舍的人看，可没有人对纪录片感兴趣，更没人对他的粗糙的美学感兴趣。大家认为拍纪录片是最简单的事情，到电影学院来就应该学一点复杂的技巧。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电影形成今天这种缺陷的主要原因是缺少纪录片和实验电影的运动，即使在现在的中国电影界还是没有纪录片的位置，纪录电影的概念是一些根据旧新闻素材剪辑成的政论片类（如《周恩来外交风云》等）。中国电影只是“影戏”，而不是“ 物质现实的复原”。吴文光和段锦川等中国纪录片运动实践者也是大概在90年代初开始工作的，当时也并不是很有反响，这被认为是一件和电影并无多少关系的事情。这种对纪录片的漠视造成一些非常不良的电影观念：对生存状态的关心并不是电影的任务，电影是用来造梦的。所以电影一定要拍摄得美，故事结构一定要完整，演员一定要漂亮，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
拍完《有一天，在北京》之后，我们三个都有点茫然，大家像受了打击，活动中断了好长时间。转眼到了1994年年底，一个下午，我正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时，贾樟柯对我说，做我的副导演，咱们再拍一部片子吧，不是纪录片，这次是有剧情的。明年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他说为了这个纪念日，我们再拍部片子吧。对我，对王宏伟，这都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原来老贾又弄到了钱，当我问他为什么总是能弄到钱时，他说：拼命弄啊。贾樟柯在来北京前是学习绘画的，后来他看到了《黄土地》，觉得拍电影比绘画更加有表现力，就决定到北京来学电影。这次是他以前的同学王波和王怀宇在为一家太原的豪华饭店装修时，临摹了一张陈逸飞《夜宴》，有了一些钱，也不知道老贾怎么扇呼的，这哥俩愿意帮贾樟柯一把。
贾樟柯在几天之内就拿给我看剧本的第一稿，他不得不向我和王宏伟解释他的计划，因为他要把一个河南民工作为主角，所以要王宏伟来扮演角色，还要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当他告诉我们要让王宏伟主演时，都大吃一惊。王宏伟特别的瘦小，其貌不扬，是不可想象他在任何一部影片里担任男主演的。王宏伟的志向是做制片，他对表演不感兴趣，我不知道王宏伟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而且王宏伟在这学期的表演课上被表演系老师认为是最不会演戏的学生，他都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王宏伟很怀疑他和其它演员是否能够胜任，是不是应该找表演系的同学来演，贾樟柯坚持他的主张，说剧本就是按照王宏伟的形象写的，不需要王宏伟在机器前做什么表演，只要把他的精神状态溶入设计好的情境中完成动作就行了。表演系的同学不可能表演出他所想要的效果来。已经记不清贾樟柯是怎么说服王宏伟的了，后来大家公认王宏伟在《小山回家》里的表演是非常出色的，片子里的其它非职业演员也都很称职，唯一让人觉得有些别扭的角色还是一个表演系同学演的。
找演员其实并不是那么方便，因为设想主要演员要用方言演出，所以必须要找河南籍的学生，我们当时是第二学年，课还是很多，我们几个人就只得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我开始和贾樟柯煞有介事地去找演员了。每到一个学校，我和老贾心里都特虚。我们知道不可能给人家什么报酬，土枪土炮拍电影，确切地说是录像，会有人跟我们一起玩儿吗？热爱电影的人还是多，我们先找到了两个女主角，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的周小敏，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朱丽琴。
最后还差一个票贩子的角色，必须是看上去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学校里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正巧来了一个找王宏伟的老乡姚盛，他已经在地方上工作了几年，这次来是想考研究生，他不太情愿演这个角色。我们生拉硬拽，王宏伟买了两瓶二锅头，一边喝酒一边做思想工作，我和老贾则尽量贬低演戏的难度，把表演描述得跟过家家一样简单。姚盛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方言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因为哪怕是河南的地方方言也有一定的差别，特别是王宏伟的安阳话，连河南籍人都不能完全听懂，几个演员表演时也听不太懂对方在说什么，交流有一定的困难，而且方言演出，我们后期还必须配字幕，这对于很有限的经费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但是非职业演员在用方言演时能够很快入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们以往所看到的电视电影戏剧化的表演中他们寻找不到依据，这样就更加能够发挥他们自身的潜能。
组织摄制组没有费太大的力气，我们的小组通过拍《小山回家》壮大了许多。这次毕竟不同了，我们从《光明日报》租用了很专业的摄像机，录音器材是录音林小凌在录音系静坐一下午，争取来的免费设备。摄制组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大家见我们三个办事认真，便纷纷加入小组：摄像胡欣，是93级摄影系的同学。另一个摄像陈越强，是跟机员。录音师林小凌是91级录音系的同学；韦晔，是93级录音系的同学，还有从山西大学美术系赶来的美术师王文和王怀宇。再加上朱炯做剧照，王宏伟兼制片主任，我们的小组兵多将广了。
拍摄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片长的问题，大家本来是想要拍摄一个长片的，但是由于钱的问题，完成剧本定的90分钟长度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贾樟柯说他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想出一个剧外的结构，由摄影进修班的丁建城用家用掌中宝摄像机拍一个工作片，把我们的工作状况作为影片的一个部分编辑到片子中，可能就达到常规电影90分钟的长度了。而且两种不同型号机器的像质，可能会有独特结构上的含义。但事后，这个计划因为工作片的拍摄质量和数量都达不到要求，被迫放弃，《小山回家》成为一个短片。
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我们“正式”开机了。贾樟柯的工作方式搞得全摄制组的人无所适从。因为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概念中，总是希望也认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应该越充分越好，尤其最重要的是分镜头剧本，应该在开拍之前把导演的分镜头剧本给摄制组的成员们看，好让大家工作起来心里有数。可是贾樟柯只有文学剧本和工作计划，没有分镜头剧本，他的方式是到了现场以后再进行分镜头。再加上一起合作的同学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拍摄活动，都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无法接受电影的现场感的问题。第一天下来导演的这种工作方式大家都无法适应，大家都强烈要求贾樟柯列出第二天的分镜头计划，贾樟柯依旧非常固执，认为一定要体现现场感。记得大家回到学校都已经非常累了，只有王宏伟拉住贾樟柯一定要列出第二天工作计划的每一个细节，这当然包括分镜头剧本。凌晨两三点钟还能见到两个人在走廊的尽头争论，不过第二天现场拍摄的工作方式还是不会有大的改变，大多数情况是贾樟柯现场躲到一角，蹲在地上，看着他的剧本。
第一场戏，因为要表现出节日的气氛，因此必须在邮电大学学生元旦晚会结束之前完成，所以对我们来说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一共有三个摄像师，可是第一摄像李肖夫由于对机器不是很熟悉，被老贾无情地更换。他专断的工作方法有时候让人无法接受。但也只有他这样的“独裁”，才能使混乱的摄制组渐渐进入轨道。整个的拍摄把大家都累坏了，只有贾樟柯好象有无穷的精力。我记得我们最多的一天曾拍摄过七个不同的场景：「厂桥－西单－北京站－北京南站－新街口－西直门－电影学院。事后，我们开玩笑说这样的工作效率可能比香港电影人还高。而且因为拍摄的钱不多，许多地方只能是走着去，当时丁建城说他拍的纪录片素材，表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拍摄第一天我们租了一辆固定的面包车，第二天开始扛着器材站在街上打车，第三天是将器材放在三轮车上骑着去现场，拍摄的最后一天我们是步行到最后一个场景的。事情总是不可能很完美，最后一天帮我们从《光明日报》借机器的同学告诉我们出了一些意外，必须把机器提前半天还回去，但是工作计划已是不可能再改变的了，最终剩下两场戏没有拍。
我们在西直门有一张合影，可以见到贾樟柯像一个老妇人一样站在摄制组中，他太累了，他有太多的遗憾。
在剪辑时，遇到的麻烦就越来越多了，不但因为几场戏没有拍，而且贾樟柯不按电影的工作程序做，虽然自寻了许多烦恼，但为以后的拍电影打下了基础。其实使用BETA录象机是不用这样复杂的工艺的，可我们为了为电影积累经验还是同意了他的选择。这样复杂的工艺也使后期制作的周期拖得很长，有一段时间因为没钱，不得不拖过了春节再开始剪辑。贾樟柯在剪辑上要想各种办法来挽救实拍中的一些毛病，毕竟是第一次拍片子。那时候我们总说一句特吕弗说过的话：“我的所有影片都是在剪辑台上挽救的。”我们用这句话来相互鼓励把片子做完。因为这个原因，在声音处理上想出许多方案，把各种我们日常听见的各种媒体中人们熟悉的声音加入到片子中，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当年的流行歌曲，各种有代表性的电视节目声音和电子游戏声音的剪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几场戏没有拍，所以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剪辑方案，许多场景都被代以黑画面加字幕的方式加以解释说明，有点像默片。有一场小山去找大学生的戏没有拍摄，可是在叙事结构上来说实在无法删去，贾樟柯就决定把两个演员的台词在现实环境中录下来，配上黑画面，录音林小凌告诉他不能这样干，可是从他拍片以后有太多的人劝告他不能这样干，不能那样干。这次他还是没有听别人劝告，还是以广播剧的方式处理了这场戏。
我们的实拍在1995年1月3日就结束了，可是片子全部剪辑完成已经是1995年5月份了。
终于，在1995年5月，在电影学院狭小的618宿舍放映,拥挤得几乎看不见电视屏幕，其实我也看过了无数遍，听着声音就知道放到了何处，我不停地问身边一个高年级同学觉得怎么样。片子放完以后，大家又都陷入沉默，可能实在没有什么参照系来评价它，它和以前见过的好的不好的学生作业都太不一样了。总算老贾的同屋王超，一个熟悉各种理论的老同学说完成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他们不能接受这么粗糙的影像，他们认为完美的电影一定要好看，画面一定要精致，像明信片一样，声音一定要经过多少遍的处理。总之，一定要在你的作品中看出你懂电影的行规，这样大家才认为你会拍电影。可是这些《小山回家》中都没有。
虽然在学校中的反应依然还是这样的冷漠，不过我们拍摄时的4、5月份，正是电影学院进行专业考试的时候，于是我们决定再制作一部关于考生考学的纪录片，小组几乎每个人都曾经经过艺术院校的专业考试。我们选择了已经不年轻了的程青松，他来自于四川小城，考察他面对决定自己一生的考试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题材。因为他就借住在我和王宏伟的宿舍，我们每天早上由他起床开始拍摄，到他去参加专业考试，看榜，还好他很幸运考上,贾樟柯找到一条剪辑的主线，而且我们拍摄的素材也太少了，所以这个未完成的纪录片只留下一百五十多分钟的素材。
《小山回家》在电影学院受到的冷落，这次没有让我们迷茫。老贾开始反省电影学院的环境，他想到外面的学校放一放。他说再难看的片子也应该放给别人看，他想看个究竟。小组其它的人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也不甘心。于是我们放映第一站就选择了北京大学。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北京大学电教中心，我们开始首次校外放映。放映完毕后，大学生反应颇为强烈，双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学生们最爱提的问题是，为什么把一个民工（在大都市普遍存在但又很少有传媒真正关心的人）作为一部影片的主角？还有就是影片中包含着的大量社会流行文化信息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在这里不像电影学院反应那样平淡了，有人非常喜欢，有人非常不喜欢。总之，这部电影有了反应。这样的交流和争论很有意思，它使我们可以看清拍《小山回家》的意义。现在看来《小山回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普通人也应该是被我们关注的焦点，哪怕他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且电影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它可以纪录他们生活的原生态,后来我和贾樟柯多次谈到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我们渐渐在变化，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很快《今日先锋》来约稿，老贾写了《我的焦点》一文，在他这篇拍摄完成后才写的导演阐述中他反复强调了电影的责任与态度问题。后来我告诉他拍完《小山回家》走在路上再看到民工，有跟以前不同的感觉，贾樟柯说他也有同感。我们的影片多少引起了一些关注，正好有一位高年级同学阮慧勤毕业后分配到了《戏剧电影报》，一些关于小组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一切好象好了起来。
但1996年很快到了，我们已经三年级，开始面临毕业分配等问题。最初的热情都有一些淡了。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点经济压力。小组的成员陈越强提出他可以搞到一笔钱拍一个类似偶像剧的东西。要做和实验电影小组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从心底都很不乐意，但人穷志短，大家那时候没有什么钱，也见不到前面的方向，于是同意了这一方案，开始筹划这一部偶像剧的拍摄。但贾樟柯不善此道，一个假期都写不出这种商业性的剧本，他极其烦躁。但最后终于还是完成了写作，可陈越强允诺的钱却不见踪影，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我们都极其窝火，觉得应该做一点什么。贾樟柯认为《小山回家》中缺少比较复杂的场面调度，所以想做一下这方面的练习。这次没有上次规模那样大，因为这只是一次练习，所以就用家用摄像机M9000，开始只想拍一个十分钟的调度，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故事。老贾让录音师林小凌出演，这时候她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她被分配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在看了拍摄的素材以后，觉得林小凌的形象很有女大学生的特点，再加上平时就和她很熟，对她的性格和发生在她身边的事也略知一二，就决定继续编故事，拍摄一个短片，叫《嘟嘟》，只有一个简单的方向，就是讲一个叫嘟嘟的大学生在毕业前遇到的一些问题。这次人家基本上都适应了贾樟柯的导演方式，小组也换了一个摄影－梁萌。梁萌是成都军区摄录中心的摄影，来学院进修。老贾这次不但没有分镜头剧本，而且连剧本都没有，基本上是到了现场，告诉演员大概应该说些什么。有时候只是我或是谁的一个提议，比如：北师大的操场很有意思，于是大家就去了那里，然后想一想这里可能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就开始现场编故事，然后拍摄。这次我被老贾拉来做演员，感觉做演员真好，不要大热的天去买盒饭。王宏伟这次专心做制片。有一天，我们的拍摄经费只剩一百多块，王宏伟让我们先去外景开工，中饭的时间他才匆匆赶来，面部表情极其得意，原来他在麻将桌边苦战一上午，为我们赢来了足够的经费。我们都出了一身冷汗，要是输了怎么办？
因为《嘟嘟》的叙事结构还是和《小山回家》很相似，即一个主要人物对发生在她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的反应，所以这种一边拍摄，一边编剧本的方式，在后来的完成片中也看不出来。虽然那时天气已经非常热了，摄制组的五六个人经常是在太阳最毒的时候开始拍摄。因为摄制组规模很小，这次也不需要赶进度，所以大家都是在非常轻松愉快的心情下完成工作。全片拍摄时间是三个周末，六天时间。
影片完成后不久，北师大组织的第二届大学生电影节将要开幕。组委会看到了《戏剧电影报》对实验电影小组的报导，邀请《小山回家》参展放映以及举行一个交流会。我们感到意外，也很惊喜，我们辛苦工作完成的影片终于受到了关注。可是好事多磨，过了几天事情就有了变化，组委会的年轻学生告诉我们说，学校的领导觉得《小山回家》有反社会倾向，建议不要举行这个活动，但是组委会的学生坚持我们去。那天我们接到组委会的这一消息，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是走着去北师大的，因为我们必须在到那里以前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毕竟是电影小组接到的第一个正式的邀请，我们不能理解一个大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会有这么大的麻烦，到了北师大，还没有想出完美的解决办法，三个人在学校的长椅上又讨论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这时遇到了组委会的一个同学，他问，你们在这里，为什么还不去办公室。我们跟着他一起上楼。组委会的大学生也对学校的政策很不满，他们推荐放映《嘟嘟》。相对于《小山回家》来说，《嘟嘟》还是相当温情的。那天晚上放映的效果出奇的好，因为来看片的女孩居多，她们都能够体味到“嘟嘟”这个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的心事。不过大家对没有放映《小山回家》感到很遗憾。
1996年5月的一件事情给实验电影小组带来了转机。香港《电影双周刊》的记者陈加琪看到了《戏剧电影报》的报导，她采访了我们，并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我们的片子可以试试参加香港独立短片比赛。正好摄影系的香港同学赵泽标是我们的朋友，愿意帮助我们去办理手续。我们就把《小山回家》送到了香港。赵泽标后来成了老贾电影《小武》的副摄影，现在还陆续参加独立电影的拍摄。
1996年12月《小山回家》奇迹般在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上获得剧情组大奖。获奖的快乐并不能驱散危机，1997年我们要毕业了。大家开始各奔前程，我准备考电影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王宏伟和其它同学在一家一家地找工作。老贾还是想拍电影，但没有谁能陪着他不顾一切往前走了，小组就这么散了。一点都不悲伤，一点也不快乐。时间过得这么快，每个人身上都突然背上了生活的包袱。大家互相看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业前的四个月，老贾又找到了一笔钱。这次是“巨资”，他要用30万人民币拍一部电影，一部用胶片拍摄的真正的电影－《小武》。有了香港老板、香港摄影，但他有一天还是来找我和王宏伟，他说我们一起来拍一部电影，顾峥做副导演，王宏伟做主演，拍的还是普通人。我们没有拒绝，因为去拍电影，去拍一部关于普通人的电影，是我们无法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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