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教材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教材建设不仅是教育领域的中心议题，同样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工程。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教材编审工作，初步积累了经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不断加强与完善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之路，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材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出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总结其中蕴含的宝贵经验，对于更好地开拓教材建设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发展脉络，洞悉其中的特点与规律，可以基于不同历史背景与发展任务，将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起步与奠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艰难展开
教材是最为重要的育人载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使身处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仍然大力推进教育改革，狠抓革命根据地的教材建设工作。1933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就将“供给文化教育上的材料”作为当时的四项教育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彻底破除旧制度与旧课程产生的不良影响，迅速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起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和革命战争实际的新制度与新课程，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对根据地的教材建设工作进行领导。首先，严格规定教材的政治导向，坚决肃清消极的思想观念。为了尽快在民众心中树立起新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中国共产党结合各时期不同的革命任务和教育方针，在严格规定革命根据地教材政治导向的同时，明令禁止学校采用带有消极思想观念的教材。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1931年发布）指出，要“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各革命根据地相继规定禁止将基督教书籍、国民党文化书籍以及“四书五经”等作为教材，而应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经验，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抗日战争时期，在“教育为战争服务”方针的统领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根据地教材中的政治导向进行了适当调整，在1937年颁布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明确提出以“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作为教育的中心内容。1939年，晋察冀边区军政民大会进一步提出将“建立正确的抗战理论，提高民族意识；粉碎敌人奴化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倾向的言论；提高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与民众觉悟的程度，使自动地参加抗战”作为文化教育的方针。解放战争时期，在延续已有政治导向的基础上，又特别强调要消除教材中的“正统观念”，以提高新解放区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同时要求禁止使用带有“法西斯毒素”的国民党教材和日伪教材，像华中区就明确规定，要“严格取缔敌伪课本及腐败教材”。以上政策要求明确了根据地教育和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为确立党的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设立专门机构，尝试建立统一的教材编审制度。1931年11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负责对各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进行统一管理。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16次会议，决定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设立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苏区教育类图书的编撰和审定工作。1933年4月，人民委员会批准《省、县、市、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要求在省教育部之下设编审出版委员会，负责“编辑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审查下级编辑的材料，并以之出版”。同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明确规定了地方苏维埃的编审出版机构及其职能。改变了苏区教材编审出版工作主要集中于中央出版局和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等部门的格局，缩短了教材的审批和出版周期。1934年通过的《教育行政纲要》又规定，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另设编审局，领导编审教材事宜。革命根据地的教材编审机构日益健全，编审统一的教材制度探索逐步深入。
最后，组织人才力量，开展教材编写工作。革命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教材编写工作，曾多次组织人力进行教材编写。1933年5月，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组织人力编写的《共产儿童读本》完成初稿，并于7月开始供各地列宁小学采用。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编审的第一套小学课本陆续出版发行。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又在1942年、1944年和1945年3次组织人力，对这套小学课本进行了修改。1942年，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为由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写的《文化课本》作序，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材编写工作的重视与关心。当然，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经济落后、文化贫乏、交通不便，条件极其艰苦，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的构想并未完全实现，一些地区还在使用旧教材进行教学，“课本荒”的问题也曾十分普遍。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能兼顾教育发展与教材建设，实属不易。而这一时期有关规范教材政治导向以及建立教材编审统一制度的艰难摸索，均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积累了初步经验，奠定了必要基础。（二）统一与徘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接续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内外环境急剧变化，为了使教材事业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党开展了一系列教材整顿工作，在废除国民政府旧有教材制度与吸收解放区教材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高度统一的教材管理系统，强化了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尝试了由中央对教材进行统一编审，但是囿于当时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这一设想并未完全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形势和教育情况明显改善，中共中央既有能力组织编写出质量上乘的教材，也有实力强化教材管理，并将教材供给全国各地的学校使用，推行“国定制”的条件业已成熟。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上强调，“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教科书对于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明确了教材事业须由国家统一举办。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又进一步提出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同时决定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专职负责编辑出版供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的教材。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由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周恩来同志签发了总编辑任命书，毛泽东同志题写了社名。甫一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便承担起了编写出版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的重任，并在此后的70年中编研出版了11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成为了党领导教材建设长期依托的专业力量。但就当时来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队伍还十分单薄。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中共中央组织部遂从全国调集了一批干部、学科专家和优秀教师，充实和加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班子和编辑队伍。除此之外，本次会议还决定成立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和历史教学问题委员会，分别对语文、历史教学和教材的编辑方针、原则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经过一系列努力，党真正实现了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集中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统一而集中的教材编写与管理方式，对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建立完整而规范的教材体系，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统编教材被停止使用，1971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材要彻底改革。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要积极编写新教材”“教材由各地编写和交流”。当时代行教育部职责的科教组，令北京、上海等七省市编写和出版教科书。此外，各地也出版了一些地方自编教材。由于缺乏必要的统一管理，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教材建设事业一度陷入停滞的窘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材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既充分印证了由国家统一编写、集中供应的教材制度才是适合当时我国国情的教材建设道路，也深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探索虽有曲折，但从整体上看，其意义还是积极的，通过这一时期的探索，进一步明晰和坚定了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方向。（三）恢复与革新：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完善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确定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教材建设的意义也随之凸显。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曾多次强调教材的重要性，指出在当时的学校教育工作中， “关键是教材”， “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并作出了恢复编写全国通用教材的重要决定。1977年9月，根据邓小平同志“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及1978年秋季开学时大中小学新生入学都要用上新教材的指示，教育部组成了由人教社原来的主要编辑，以及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借的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科研人员、教研人员构成的约200人的编写班子，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着手拟订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并据以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同时成立了以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为组长的编审领导小组。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代表还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足见党对教材建设事业重视的程度。同年12月，教育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合召开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教材建设的具体任务，要求“教材出版发行工作，要围绕上述任务，切实保证做到‘按时、足量’供应学校，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并提出“中小学教材，今后由教育部负责统编”。1978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编写和出版发行体制，中国共产党再次确立了对教材建设事业的统一领导。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在坚持统一性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教材建设领导的灵活性与适应性。1985年1月，教育部印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今后中小学教材建设，把编写和审查分开，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可以编，学校、教师和专家也可以编，教育部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各地选用”。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体制实现了由“国定制”向“审定制”的重大转变。不仅如此，1988年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还指出，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此后，在国家教委的统筹协调下，形成了面向不同学制，适合不同地域的“八套半”教材，展现了教材编写由“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的新样态。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的背景下，党和国家又进一步完善了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方式。2001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一方面，构建了教材编写立项核准制度，规定“教材编写实行项目管理。编写教材须事先依本办法规定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立项，经核准后方可进行”；另一方面，要求“教材的编写、审定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与此同时，中小学教材的市场竞争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08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图书出版管理规定》，要求“出版辞书、地图、中小学教科书等类别的图书，实行资格准入制度，出版单位须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业务范围出版。具体办法由新闻出版总署另行规定”。这就在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教材，推进教材建设多样化探索的同时，全面确保了教材的质量。根据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可知，2011年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通过教育部审查。其中，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有16个版本，语文有14个版本，数学有7个版本，英语有30个版本；初中思想品德有11个版本，语文有10个版本，数学有12个版本，历史有9个版本；高中思想政治有1个版本，语文有6个版本，数学有6个版本，英语有7个版本，历史有4个版本（表略）。我国教材建设的多样化探索由此展现出全面繁荣的发展局面。需要强调的是，允许地方、学校、个人编写教材，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党对教材建设事业领导核心地位的放弃与削弱，这实际上是党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教育发展情况和教材建设需求，对教材建设事业领导方式作出的深化与完善，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与理性的选择，集中体现了党领导教材建设工作的科学性与灵活性。（四）统筹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全面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也开创了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教材、高校思想政治课教材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加强建设，明确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从根本上讲，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重要回信中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党中央有关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不仅进一步突出了教材建设的战略意义，也为教材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教材建设的组织机构与工作方式进行了系统优化，全面加强了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2014年10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更名为“教育部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教材建设的领导决策工作。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的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等。2017年3月，教育部成立教材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拟订全国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负责组织专家研制课程设置方案和课程标准，制定完善教材建设基本制度规范，指导管理教材建设，加强教材管理信息化建设”。2018年5月，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2019年1月，又遴选了首批11个国家级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为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专业支撑。相较之前的组织架构，新时代的教材建设体制更为完善，各个组织之间的职能更为清晰、衔接更为密切，运行也更为有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保障。除了组织架构的完善之外，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教材建设的特点与需要，党和国家还对教材编审制度进行了调整。规定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由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并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的一流专家担任三科教材总主编，与全国知名学科专家、优秀教研员和教师等组成了140多人的编写团队。正如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所强调的，这一政策“不是对原来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而是着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机构设置，中国共产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宏观指导与整体统筹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党对教材管理的领导权得到了全面加强。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教材建设事业扎实推进，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根本性转变。回溯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不难发现，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我国教材建设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而着力把控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内涵，整体统筹教材建设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大力支持教材事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则构成了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三个重要支点，有效确保了我国教材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朝着更高水平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稳步向前。（一）始终将教材建设作为重点关注领域，坚持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核心地位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恶劣的战争环境，大力改革旧制度和旧课程，积极组织教材编审工作，努力推进教材的统一管理，在艰难的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教育工作的领导权，开始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整体统筹我国教材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曾围绕教材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并多次对教材建设的专业组织和参与教材编写的同志予以关心和慰问，这些都直观而生动地展现了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具有把方向、统全局、聚合力的鲜明特征与关键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建设的本质所在，也是我国教材建设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经过百年探索，我国已逐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实现了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在于党对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注与有力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一规律对教材建设事业也同样适用。纵观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教材建设作为重点关注领域，为教材建设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引导和坚实的组织保障，并通过把控思想方向、改革教材制度、完善组织机构、优化工作方式，以及加强队伍建设等重要举措，巩固了其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核心地位。历经百年锤炼与积淀，党对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认识持续深化、能力显著增强，在未来的教材建设事业中，面对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动摇，全面贯彻党关于教材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把好育人育才的重要关口。（二）着力把控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内涵，明确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基本方向
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思想信仰与价值观念，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文化安全与长远发展。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事关方向的根本性问题，而教材作为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文本，把控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更显得尤为重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教材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党着力把控与优先关注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教材建设的首要举措，就是严格规定教材和教学的政治导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不仅对教材中的政治导向提出了明确要求，还专门成立了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以加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学科教材编写工作的集中领导。即使是在教材多样化时期，党和国家也通过教材编写立项核准与教材审定等制度，有效把控了教材的政治性与思想性。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各国间愈加频繁的思想文化交锋与冲突，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完善了教材意识形态的领导机制。一方面，加强教材研发、编写、审查等环节意识形态把控力度，对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上存在问题的教材予以“一票否决”；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以确保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由此可见，在百年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严格规定教材的政治导向、不断完善教材的意识形态审查机制，以及重点把控意识形态属性较强学科的教材编写等方式，实现了对我国教材建设事业的政治与思想领导，为我国教材建设事业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启示我们，要实现教材事业的良性发展，就必须将把控教材的意识形态内涵作为教材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教材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高度抓好教材建设，切实保证教材的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践履好党在教材建设事业中扮演的掌舵者与领航人角色。（三）整体统筹教材建设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制度安排
教材建设的体制机制是党和国家对教材编研、内容审定、出版发行、组织管理等作出的制度安排。在教材建设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如果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定了教材建设的政治边界与制度外框，那么组织体系与管理体制则是教材建设有序推进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制度在教材建设中的进一步展开”，决定着党对教材建设事业领导的最终落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提升教育质量，党和国家构建了高度统一的教材管理系统，确保了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集中管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育体制改革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教材建设的体制机制也开始转型发展，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学界参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教材建设领导体制”。再到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材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建设教材强国的关键一环，更是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一系列战略部署下，确立了决策、执行、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形成了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的教材制度安排，实现了国家教材制度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打开了教材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总体来看，体制机制一端联系着宏观部署，一端联系着具体落实，在教材建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是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重要抓手。为了适应不同阶段教育发展状况与教材建设需求，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高度，对教材建设制度进行了整体统筹和顶层设计。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前提下，不断调整和优化教材建设的组织架构和工作体系，还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教材建设的方案意见。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规范了我国教材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完备高效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制度，确保了党对教材建设事业领导的良性运转与有效落实，同时为我国教材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与活力。（四）大力支持教材事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人才质量直接决定了事业发展的效率与前景，中国共产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也需要坚实的人才支撑。对此，邓小平同志曾在审阅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时批示， “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为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材建设队伍，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探索。首先，聚集优秀人才，充实队伍力量。人力保障是教材队伍建设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为适应工作需要，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聘请叶圣陶为该委员会主任；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金灿然为该委员会秘书主任；傅彬然、宋云彬、孙起孟、王子野、孟超、叶蠖生六人为该委员会委员”，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为确保教材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还组织过两次全国范围的人才选调，以便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教材会战”。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另一次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次人才选调分别为1954年编写成套中小学教材和1977年编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统编教材奠定了人力基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次，明确人才标准，保证队伍质量。教材建设有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这也就对参与教材建设事业的人员提出了特殊要求。多年探索的经验表明，作为一项政治性、专业性极强的教育事业，教材建设必须由一支立场坚定、业务精湛、学识广博、经验丰富的高水平队伍来完成，简而言之，教材编写人员必须满足“政治性”与“专业性”双重标准，他们不仅要政治过硬，同时要本领高强，二者缺一不可。最后，丰富主体构成，优化队伍结构。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共中央历次选调的人才干部中，既有来自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中小学校的一线教师，这说明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教材建设队伍构成的多样性。至于这一队伍的具体构成，1988年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曾指出，要提倡“专家、编辑、教学研究人员和教师三结合”，从政策层面明确了教材建设队伍的合理结构。而这样的教材编写队伍既有利于保障教材的质量、水平，有利于教材反映最新的学科研究成果、教育教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还有利于汲取一线优秀的实践经验，并确保对一线教学实践的适应性，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教材编写上的优势。除此之外，为了支持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教材建设队伍的长效发展，党和国家还投入了大量资金与资源，为我国教材建设队伍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了物质保障。在领导我国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中，党对教材建设队伍给予了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而这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教材建设队伍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重任，成为了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奋进新时代，同样需要坚持这一有益经验，不断提高教材建设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确保完成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这一时代使命。*本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强编审，副总编辑张廷凯编审，科研部主任任长松编审，科研部助理贾彦琪博士（执笔）共同完成
责任编辑：余宏亮
微信编辑：郭晨跃
监 制：周国华
本文选自《课程·教材·教法》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