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 印在一万日元上这位，把日本引上了侵略之路
本 文 约 2300 字
阅 读 需 要
5 min
点击上方绿标即可收听音频
很多国家都爱把该国认为最拿得出手的人物，印在钞票上，比如英国的女王，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的富兰克林等一众爸爸们（Founding Fathers），中国的就更不必说了，大家都熟。这些都是政治人物，但日元上的人物，却以思想文化界人士为主，其中面值最大的一万日元上，印的是19世纪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一生学贯中西，堪称明治时代学术界头号网红，“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东洋卢梭”，对明治时代的日本有巨大影响。然而，他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日本在20世纪的侵略行径，很大程度上要算在这位“指路人”头上。
日本人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现为精神的柔软性，对事物采取顺应的态度，而非对立的态度，采取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立场，而非一以贯之的立场。
因此，我们在日本人的“主义”中，很难发现有纲领性的原子式的精神“内核”，而兼容并蓄的多元倾向却司空见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出生时要到教堂去作洗礼，结婚时要到神社去举行婚礼，死后则要请来和尚作葬仪。这种多样性，同样表现在明治时期在野的思想家们的身上，他们不是根据逻辑的法则来思想，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在这方面福泽谕吉最具有代表性。同时代维新志士德富苏峰在评论福泽谕吉时说道：福泽翁之议论，“临机应变，不可以朝卜夕”。还说“他立论的基础，只求对症投药。因而他的议论，仅限于其时、其地，不存在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场所，都可以适用的东西。”也就是说福泽翁的主张，并非万世之真理，亦非普世通用，他根本不想要先知、哲人的花冕，他只想解决当下的问题，他更多是个经世家。这多少可以说是明治时期在野思想家们的共同特征。
福泽谕吉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还是个在野的思想家。他对待日本国欧化的态度，从一名热衷完全欧化“新青年”转向国家主义、再到激进的帝国主义，几乎与近代日本化同步，从文明开化走向侵略扩张，但他毕生坚持了在野的立场，他本人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日本近代化历史。
福泽谕吉，1862年访问巴黎时所摄
例如，他对那些自由民权主义者过分追求政治自由提出了批判，认为那不过是削弱个人主义的国家主义倾向。说到底，与集权政府的语境并无二致，终将殊途同归。
福泽谕吉认为，在包罗万象的文明世界里，政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这一小部分作为终极目的来追求，无疑是本末倒置，况且政治的改良和进步，依赖于文明发展的程度，理所当然要受到文明发展的制约，而文明的实质，归根结蒂在于人的精神，“所谓文明，就是人的精神发展”。而精神在他看来，应该就是人的心灵和欲望能够统合起来的行动，也就是精神与欲望都能够自立和自由的人，这种人才是从传统的羁縻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而若要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福泽翁给出了两点办法：一是人心的解放。这点办法主要指人的“智德”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第二点办法：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他在《寄希望于后进生》一文中说道：“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其实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各种试错的欲望，即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人心和人欲都获得解放了，才是福泽翁所希望的“一身独立”。
福泽谕吉认为“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必要前提，同时，在公私关系上，他也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样，他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位具有现代精神的思想者，后来却成为帝国主义者。关键的是，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种转变并没有脱离他的欧化主张，恰恰相反，是他欧化主张的进一步发展。
如众所知，福泽翁在他的《脱亚论》中写道：“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因而当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瓜分中国的时候，“我日本国”当然要加入西方列强的瓜分行列，像西方列强一样对待清政府，不要因为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而特别客气。因此，他的《脱亚论》既是完全的欧化声明，又是日本的帝国主义的宣言。
虽然福泽翁在《文明论概略》中曾主张通过文明的进步来实现国家独立，然而他的文明观念又是可变通的，在他看来，文明是“人类万事”的目的，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则无论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可以存而不论，“可以不问其名而取其实”，哪怕专制独裁也应该容忍。以此类推，则和平也好，战争也罢，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哪怕将整个日本置于背水一战的地步，“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后退一步。”而且他信心百倍的宣喻：日本人“战则必有胜算”。果然，日清甲午一战，应验了他的帝国主义预言，战后，他狂呼日本的胜利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原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文明本身是一座储存了各种手段的仓库，侵略扩张就在仓库中。既然文明被视为实现国家独立的手段，根据目的需要选择手段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何种手段，关键在于天下大势，既然西方列强都已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作为完全欧化的福泽谕吉当然要毫不犹豫地走向帝国主义。他甚至认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推行的“富国强兵”路线，已不合于天下大势，应该先“强兵”后“富国”，依靠“强兵”来“富国”，也就是说殖产兴业，必须让位于侵略扩张，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是早已埋伏在他的文明论之中的。
- 推荐阅读 -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这是第 66 篇文章
- END -
© Copyright
作家原创作品 |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 欢迎分享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