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垣平 | 古代皇帝为什么都要弄个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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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是中国或中华文化圈特有的纪年方式，但现在，只有日本还保留着。当今的日本年号是平成，取意《左传》的“内平外成”及《尚书》的“地平天成”，不过日本天皇正打算退位安度晚年，到时候新皇登基，必然也会改换年号，不知道继“昭和男儿、平成废柴”之后，新一代的日本青年又会被贴上什么标签。
在年号的原产地中国，这东西早已随着帝制的终结而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个色彩鲜明的历史记忆，“建安”、“贞观”、“天宝”、“靖康”、“洪武”、“乾隆”、“光绪”每个年号都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兴衰、治乱、荣辱，都早已与中国历史本身融为一体。
而年号是怎么产生的，又有什么功能，这却是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今天，全球通行公元纪年，一般人都能张嘴就说出，现在是XX年。而在古代，却无此便利条件，如果你穿越到过去，特别是汉初或是更早的先秦，想弄清楚“今夕是何年”，实在是不容易。
在古代，用统治者的统治年限来纪年，是一个比较通行的办法，外国也有，比如在雅典，有“名年执政官”，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年份，某某执政之年；再比如古代以色列的《圣经·列王纪》，也充满了这样的记载：“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古代中国也是如此，但有个比其他文明更麻烦的地方，就是，古代中国讲究“避讳”（见张不叁 | 历史上的“敏感词”），禁止称呼国君的名讳，不像很多国家那样，国王的名字老百姓随便叫，什么“亨利”、“路易”叫得比自己儿子还亲热。所以，对健在的当世君主，没法直接说，现在是“某某第几年”，只有当该国君过世了，有了谥号，才能把他的时代称为“某某几年”，比如《春秋》自“隐公元年”开始，这是后世才有的叫法。
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不便，古人只能说当下的年份是，“元年”、“二年”，却没法具体说出是谁的“元年”、哪个“二年”，更要命的是，这些国君有时候还会“改元”，就是君主在统治了若干年后，下令将明年重新改为“元年”，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改元可以追溯到战国的魏惠王和秦惠文王，不过都是因为称王的需要。这些君主即位时名分只是公侯，而后称了“王”，纪年便要从头来过，以示郑重。但并不是称王就一定需要改元，其他称王的国君似乎并无改元。到了秦王赢政，统一天下后升格为“皇帝”，也并没有改元。始皇崩于三十七年（前209年），是从当上秦王算起，并非从称帝算起。后来，汉太祖刘邦以被封为汉王之年（前206年）为元年，称帝后（前202年）也没有改元。
这种没什么规律又容易记混的纪年方式，无论对当时生活，还是后世文献，都造成很大困扰。
这种情况，在汉朝终于有了改观。
汉朝开始，改元越改越乱，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改明年为元年，史称“文帝前元”、“文帝后元”；汉景帝更将改元运动推进了一步，二十多年的统治中改元两次（分别在前149年和前143年），所以有了三个元年，称“景帝前元”“景帝中元”“景帝后元”。汉武帝干脆将改元固定化了，自即位以后，雷打不动地每隔六年改元一次，过了六六三十六年后又改为四年一次，在其统治时期，总共出现了十一个元年！
汉文帝像
汉文帝为什么爱改元，《史记·封禅书》的一个故事可以作为参考。汉文帝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比较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就是他。文帝年间，有个江湖术士新垣平，擅长“望气术”，得到汉文帝的宠信，他装神弄鬼，找人做了一个刻有“人主延寿”字样的玉杯，献给文帝，又不知如何玩了一个障眼法，让文帝以为他能够让太阳往回走，第二次回到中午的位置，所以大喜，于是命以第二年为元年——文帝不知道，这相当于让地球倒着转。改元以后不久，新垣平的骗术就被揭穿，被诛了三族，不过改元已成事实，就没有再改回来。
不过也不能苛责汉文帝迷信，改元之年，他已经四十岁了，按古代的标准，人生过完了一大半。“日再中”可以说是一个象征，相当于人生的重新开始，生命的再次起步。后来的苏东坡激情澎湃地写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汉文帝大概也有同样的激情，就算返老还童不可能，但搞第二个“元年”，取个好意头，也是不错的。这也是改元之于帝王的意义：它让帝王憧憬着自己的统治岁月不再是一条直到死亡的直线，而成为反复的循环，可以不断重新开始。而这也多少满足了帝王“做时间的主宰”的意淫。
改元不止是心理安慰，而有更实际的作用：作为新的政治布局和政策调整的象征，让人从观念上除旧布新。汉文帝时期，经过汉初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大汉已有起色，文帝迫切地希望开启一段新时代，新垣平正是投合了这个心理，才得到信用，只是后来戏法露馅，文帝不太好意思继续，于是一些方针大计的调整，就此作罢。
接下来，景帝时代的两次改元，史书上并没有提及原因。不过从时间上来看，除去同样延年益寿的心理需求外，应该也和当时政治上的重大变化有关。第一次改元前一年，废原来的皇后和太子，立刘彻为太子；第二次改元前一年改革了官制和刑法制度，而且当年梁孝王薨，分梁国为五国。梁孝王是景帝的同母弟，其国土广袤，势力强大，又被窦太后宠爱，几次差点被立为皇嗣，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之一，他一死景帝也松了口气，这自然也是重要的政治变迁。
汉景帝
汉武帝刘彻在前141年即位，以前140年为其元年，不过最初受制于奶奶窦太皇太后，并未真正掌权。特别是武帝喜爱儒术，窦太皇太后力主黄老，治国政策上的冲突十分激烈。到第六年时，窦太后崩，武帝终于能够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即改明年（前134年）为元年，此后大概认定了六是幸运数字，依此节奏，每六年一改元，每次改元时往往伴随一些重大政治举措，如举孝廉，立太子等等。
汉武帝
不过武帝最初几次改元并没有年号，仍然只是称“元年”“二年”等，因为统治期长，改元又很频繁，到后来就很不方便了，容易混淆时间。便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将每一次元年记为“一元”“二元”“三元”，以“二元三年”“三元四年”之类的表述来标记年份，搞得和数学方程式一样。
到了汉武帝统治中叶，大约在公元前120-110年之间（具体年份史学家们有一些争议，在这里不多涉及），有些忍无可忍的官员大胆提出了一个建议：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史记·封禅书》）
武帝对这个建议拍案叫绝，当即采纳。根据官员的建议，将第一个纪元称为“建元”，第二个纪元根据长星（彗星）的天瑞，称为元光，第四个纪元（第三个纪元为元朔，《史记》中此处有讹误或脱文）因为狩猎抓到了瑞兽——麒麟，称为“元狩”。这些都是事后追认的年号。
把天瑞和改元联系起来，用作每一次纪元的名字，并不只是为了方便，而有更加妙不可言的好处。根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天瑞的出现是政治昌明，上天嘉许的象征。用天瑞来命名改元，可见改元得到上天的庇佑，相应的大政方针也是天命所眷顾；反过来讲，天瑞出现后朝廷去不断宣扬，未免过于刻意，而且也不能年年讲天天讲。融入年号之中，无需特意强调，官员百姓每天都要用，便是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
自此以后，以天瑞命名的年号不胜枚举，如从汾河边上挖出来一个鼎，便改号为“元鼎”，昭帝时某地出现一只凤凰（孔雀？），即改号“元凤”……当然年号也不一定都是天瑞，也要换一些新花样，比如武帝时的“元封”以封禅得名，“太初”以改历得名，“征和”以征伐四方的战功得名，总而言之，都是借年号向天下宣示朝廷的大政。
一些史学家认为，汉朝的改元与设立年号，还有一个特殊的用意，即施加对诸侯王的压力。汉代仍然诸侯国林立，虽然已经很少实权，但在各国内仍沿用春秋战国时的传统，以诸侯王的统治时期来纪年，如“赵王x年”“楚王xx年”等，宛然独立王国。然而皇帝通过“天瑞”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改元权，不断改变年份的名号，强迫各国奉行，也就将自己命名时间的权力渗透到了诸侯国内。
但至少在武帝时期，虽创设年号，但还不是从一开始就制定好的，而有事后追认的性质，也就是说，改元之后，这几年中出现了什么天瑞或其他大事，便回过头来，以此来命名这一纪元。比如元鼎（前116-前111年）以在汾河得到一个宝鼎来命名，但得鼎是元鼎四年的事，元鼎元年绝不可能知道，所以应当是改元之后，到元鼎四年才确定这一纪元的年号为“元鼎”。
由此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公元前88-87年，汉武帝统治的最末两年，也就是其最后一次改元，是没有年号的。或许就是因为，这两年中没有等到足以拿得出手的“祥瑞”。这是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没有年号的年份。因本次改元后，年号一直未能制定，到第二年武帝驾崩也没定下来，所以付之阙如。历史上称为“后元年间”，这其实不是年号，而是和“文帝后元”“景帝后元”一样的泛称。
下一个没有年号的年份，就要等到公元1912年了。
不过到了古代后期，因为观念的理性化发展，天瑞的意义越来越被怀疑，又因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不必要通过改元来应对变化的政治局势，所以从明代开始固定为一帝一元制，明清的年号，“洪武”“嘉靖”“康熙”“乾隆”等，几乎成为皇帝的另一种尊称。只有两个半例外：明英宗，本来年号“正统”，因为退位后又复辟，而不得不另起年号“天顺”；清太宗，因为正式称帝而改“天聪”为“崇德”；溥仪，清朝时年号“宣统”，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后另取年号“康德”——当然，伪满洲国的年号是不被承认的。
今天年号只存留在日本，而且也是一帝一元，但坊间戏称的 “微博元年”“科幻元年”等，亦是其流风余绪。或者在脱离了帝王专制的掌控后，民间的这些称谓发扬了年号中最积极的一面：依照人们的意志，在剧变的世界中，通过对未来的希冀与决断，驾驭流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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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这是第 11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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