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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鲁迅《呐喊》自序
“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群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需要奴性；哪里有奴性，哪里就少有独立的个人。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四卷五期刊发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小说，署名“鲁迅”。
这个短篇小说占了两项“第一”，其一：这是周树人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作品；另一个“第一”是：《狂人日记》被后世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没说“公认”是因此事略有争议，比如夏志清先生就认为女作家陈衡哲的《一日》要早于《狂人》，不过陈氏这篇是刊发在留美学生自办的《留学生季报》，彼时国内几无人知。且《一日》更像是一篇纪实体流水账，别说现代小说元素，说它是篇故事都勉强。另有学者考据，江苏人刘韵琴写于1915年的《大公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讲的是一戴姓议员想进“筹安会”想疯了，变卖家产贿赂袁大公子克定，却最终“官财两空”的故事。
此外还有说《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才是“第一”的，也太过牵强。以胡适之先生对现代白话文的定义，刘韵琴的《大公子》在时间上倒可跟《狂人日记》争上一争，只是在文学价值以及对国人思想之影响深远层面，“大公子”毕竟输之太远，即便是占了那第一，也多半会不好意思。
实际上《狂人日记》并非如后人想象中那样“一石激起千层浪”，更没有立刻就让“举国之人震惊”，开始纷纷检索“皮袍下的小”。而是沉寂近一年，直到次年（1919年）二月，才有记者在《新潮》杂志的“书报介绍”一栏发了个豆腐块，“用写实笔法，达寄托旨趣，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
这位署名“孟真”的记者就是傅斯年。同年四月，傅斯年再次谈起《狂人日记》，他说：“譬如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较之此前的一句话评论，傅斯年显然重读了这小说，其理解纵深了许多。而《一段疯话》则是傅斯年自拟的标题——“疯话”，分明是向“狂人”的一次致敬。
傅氏之后，加入评论阵容的更有川人吴虞，吴先生读罢“鲁迅君”的《狂人日记》后大发感慨：“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吴虞
吴氏解读一出，几成定论，跟风者众。时值五四前夜，新人们隐秘而兴奋地躁动着，循着“中国思想界清道夫”的吴虞（胡适语）的“注脚”，把个《狂人日记》注来注去，却不肯从“封建礼教”的坑沿边移开半步，认定“吃人”的正是封建统治阶级，而“礼教”则是前者白森森的尖牙利齿。自此“狂人”就被“认证”为以一己之力挑战“封建礼教”的斗士，发现并疾呼，试图阻止“礼教”吃人的惕醒者。这一认证就是百年，直至今日，课本教材上依然不乏这套说辞。
其实鲁迅曾经亲自阐释过，《狂人日记》发表后不久，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写道：
“……后又偶读《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遗憾的是，本该最具权威性的“正主儿”之“创作谈”被湮没，吴虞和追随者们的“礼教吃人说”反成主流。鲁迅在《资治通鉴》、或可说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发现的不加引号的吃人，尽数被无意或者根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了，反正不管是评家还是为人师表的，对此皆避而不谈。历代中国学子，所受的教育，无不是“四大名著、四大发明，上下五千年”之类，进得学堂，就是让你为之自豪的，哪肯告诉你隐藏在这泱泱大国漫长的吃人史。虽说鲁迅早就白纸黑字告诉你了——
从易牙把自家幼子扣在笼屉里蒸熟给齐桓公吃（《狂人日记》中故意错写成给桀纣吃），到史上历次战祸、天灾发生时的“易子而食”，以及就发生在鲁迅二十六岁那年的，徐锡麟被清兵挖出心肝炒食佐酒的真实案例——凡此种种，讲出来当然不够政治正确，承认本民族尚未开化，祖宗里颇有些食人生番，实在是与一贯标榜的中华文明有损，莫不如把真真切切血淋淋的吃人抽象化，己罪变他罪，你好我好大家好，每个人都清白纯洁如婴儿，所有罪行、暴戾、野蛮悉数扣到礼教的长袍马褂上，吃人也就仅余象征意义，至多是存在于《水浒》、《三国》等虚构文学中，周通与王英取活人心肝做醒酒汤当然就是为博读家眼球的小说家言，不足为信的。
依此立论解读，“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断然不会真的被吃，最多是被当作异端排斥一番罢了。而狼子村发生的食人事件，也不过是愚夫愚妇的道听途说，未必就真的分食了。至于徐锡麟和蘸人血馒头云云，也都可归因于鲁迅作为文学家为抨击礼教的创作之必要——如此推演下去，“狂人”就真的是个误以为人人想吃他的“迫害狂”了。
某些对吃人事实顾左右而言他的人，未必读不出文中之意，多是感到了冒犯，就如故事中“狂人”的大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
美国作家金斯利·艾米斯说过，“If you can’t annoy somebody, There is little point in writing.”大意是作为写作者，要是不去冒犯谁，那你的写作就毫无意义可言。如你所知，鲁迅先生就从来不是个世俗意义上的老好人，专注冒犯三十年，虽然说也一直为年轻的友朋“肩住闸门”，但到底是金刚怒目的时候多，否则又怎么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也难怪鲁迅成了中国最被误读的作家，有限于认知误读的，亦有怨恨者有意误读的，因此大先生的“发见”，也就顺理成章地“知者寥寥”了。
好在铁屋中还有一两个清醒的，被打了脸的，是那些感觉被冒犯却不肯反躬自省、存心引人误读的评家。有关中国历史上的食人事件，不光记载于历史通鉴中，另有一本出版于九四年的专著，书名为《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作者是韩裔美国学者郑麟来。能找到，且内心足够强大的，不妨找来读读。此外，钱理群先生也撰文重新阐释《狂人日记》，在他举出的若干硬梆梆实据里，吃人事件就重演在广西、湖南等地，本着“吃哪儿补哪儿”的理论，老妪为治疗眼疾，亲手去剜被处死者的眼球；而不远处，几个老翁把钢管砸进“坏分子”的颅腔，嘬住钢管吸食，为的是补补不大活络的大脑；还有抱着婴儿前来欲割块人肉来为孩子治疗百日咳的年轻母亲……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张怀江 绘）
上述惨剧，距鲁迅辞世才不过二三十年。“中国果然尚是食人民族”，因此《狂人日记》所写，实在不仅仅是生理与伦理学意义上的食人，清醒而痛苦的“狂人”，更多的是指向整个民族灵魂层面的野蛮、骨子里的兽性，思想、行止的距离现代文明之远。清醒而痛苦而孤愤的鲁迅，也终于忍不住，藉“狂人”之口喊出了那句刺向整个中国文化的反诘：
“从来如此，便对吗？”
尚未成为“鲁迅先生”的周树人实在是“见过”了太多的同类相食，才痛心疾首发此一问。就在他写下《狂人日记》的一个月前，军阀张敬尧率军开进平江，宣布“三天不封刀”，沿途所见壮年男子皆视为南军细作屠杀之，其部属烧杀抢掠奸淫，多有妇女逃无可逃投井自杀者。这桩人道主义灾难就发生在眼皮底下，鲁迅不可能不知，“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话中已多有无奈与沉甸甸的无力感，而大先生笔下的狂人又何尝不是戚戚然地绝望，“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鲁迅发“人虫”之慨叹，其思想源头正出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这样一句：
“你们经历了从虫豸到人的道路，你们身上多少还拥有虫豸的成分。你们以前是猴子，现在也比任何一只猴子更像猴子。”然而即使虫与猴也不会如蛮愚的人类那样轻视他人与自身的生死，那些以革命之名铁血赴死的年轻人或许更令大先生痛心——
“一个懂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奈何如你所知，不惟鲁迅活着的时代，直至今日在某些所谓的强国论坛上，粉红色的爱国志士们，依然手持U形锁声嘶力竭地喊着：宁可死去千万人，也要怎样怎样的万能句式，而与之同时，志士们的父辈与祖辈则啜饮着壮腰强肾的大补药酒，轻如鸿毛地死着。
如今百年过去，“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也许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百年后的现实，义人依然稀缺，“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片土地上，也仍旧蠕动着与鲁迅笔下别无二致的万千生灵——“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自身的事，大可以忍。忍不了的，是铁屋中先醒来并试图唤醒昏众的，那么昏众也会暂时醒上一醒，狠狠教训前者一番再睡。一百年的事，大抵如此。
可以肯定并稍稍乐观的是，狂人的意识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动，铁屋中或许也有醒来的，虽然TA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又随即装睡，但毕竟是醒了。
“救救孩子……”，也不知这句发声于整整一个世纪前的话，尚且幸存于世的“狂人们”还要呼喊多久。
谨以此文纪念《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大先生安息。
鲁迅《狂人日记》原文，请移步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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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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