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包出售的 SAT 考生
考试机构变为信息贩子。
作者 | 吴锦清
在收到自己孩子参加 PSAT 考试的试题和答题卷后，科罗拉多州家长切里·凯塞克（Cheri Kiesecker）惊讶地发现，答题卡里居然有关于孩子私人信息的问卷。
问卷设置得相当详细，除了常规的学生姓名、年级、性别、出生日期、学生号、邮箱、GPA、所修课程等问题之外，还有宗教、家庭住址、社保号、种族/民族、军事背景、父母学历、收入等敏感问题。
更重要的是，除了写明该问卷属于“学生搜寻服务（Student Search Service）”之外，既没标明哪些问题必答哪些问题选答，也没事先告知父母会有敏感问题。而根据联邦《学生权利保护法修正案》，想问学生宗教或收入等敏感问题，必须事先通知父母并取得同意。
PSAT是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设置的针对8~10年级学生在SAT之前的“摸底”考试，普及范围不算很广。大学理事会旗下另一大考试——SAT，与其他考试机构旗下ACT同为美国大学申请的标配考试，才是学生信息采集的重要来源。
即便学生可能觉得许多问题很私密，但看到“如果学生选择回答这份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将有助于一些学校或者奖学金项目了解学生信息”的提示，很多学生最终还是选择了回答每个问题。
但在学生填写问卷的那一刻，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泄露了。
大学理事会正是利用这个号称“美国最大、最有效的招生搜索数据库”，将学生信息卖给其他相关机构并赚取巨额利润。纳税申报表显示，2017年，大学理事会包括出售学生数据在内的业务收入达1亿美元，远高于2010年的6300万美元。
这简直就是无本生意。在收取考试费的同时采集学生信息，这些信息还能被多次出售。同时为了规避风险，大学理事会不直接将学生信息提供给买家，而是出售进入数据库的权限。
在各类买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大学。
大学理事会表示，每年有1900所学校购买200万至250万个考生信息。按照每个学生名字47美分的标价，收益相当可观。在买卖学生信息的交易中，大学理事会牢牢掌握着游戏规则，又与大学互相配合，互相依存。
大学理事会由东海岸一些私立大学于1899年创立，旨在寻找中西部公立高中的优秀学生。1926年，大学理事会组织了第一场SAT考试，随后地位不断提高。到了二战后，申请读大学的人数激增，SAT就成了区分学生水平的重要方式。
到了1972年，在一群大学申请顾问的提议下，大学理事会创建“学生搜寻服务”便于学生了解更多大学信息，同时开始售卖学生资料。随着近年来申请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这种做法越来越变味。
大学理事会聘请了麦肯锡前顾问也是K12数学和英语课程国家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架构师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对SAT考试进行重新设计。科尔曼去除了难度很大的数学题和许多不相关词汇，使得考试整体难度有所降低，学生获得高分的可能更大。
但更多学生获得好成绩意味着申请人的区别不断缩小和大学准入门槛的整体提升。想要进入满意的学校，学生只能申请更多学校、考更高的成绩，于是越来越多人报考SAT并不断刷分，而大学理事会就可以借机赚取多次考试费。
对于大学来说，随着申请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更需从大学理事会购买学生信息，既方便进一步审查学生背景，也能筛选出更多潜在申请人。
哈佛校报文章显示，哈佛一直热衷于购买学生信息。发言人瑞秋·丹恩（Rachael Dane）表示，通常在当年进入哈佛的学生里，超过60％都在购买的名字当中。对于少数族裔学生来说，这一比例甚至高于80%。
哈佛每年都会提前物色有潜力的优秀学生。按照常规招生流程，招生官会奔赴各大城市寻找候选人，特别是低收入学生和少数裔学生。他们需要参观初中和高中，特别是少数裔本科招生计划工作人员，每人至少需要参观2所学校。但就算如此，招生官能跑的地方、能物色的学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大量学生数据，通过姓名、种族、成绩等信息来筛选适合的候选人就显得很有帮助。
也就是说，填写问卷提供个人信息确实对将学生资料展示给学校有一定帮助。按大学理事会一位发言人的说法，同意让学校访问其信息的学生，比同龄人进入四年制大学的可能性高12％。
但过分的是，除了正常的学生背景调查之外，越来越多大学特别是排名前10%之后的学校，恶意利用学生信息来提高本校排名，营造竞争激烈的假象。
《华尔街日报》报道，芝加哥高中生乔丽·约翰逊（Jori Johnson）参加完SAT考试后就收到了范德堡大学、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寄来的招生宣传册。于是她满怀信心地递交了申请材料，却被这些大学和另外三所也给她发出邀请的学校给拒绝了。
实际上就连约翰逊所在高中成绩最好的那个学生，也达不到上述大学大部份学生的分数，那为什么这些顶尖大学还给她寄招生手册暗示她递交申请？
这就是美国大学刷排名和竞争力的惯用伎俩了。
一方面，学校通过向大学理事会购买学生数据筛选出一大批根本达不到入学标准的学生，针对性地吸引他们向自己递交申请用以扩充自己的“申请池”；另一方面，学校又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不合适的申请人拒绝。这样一来，学校得以保持较低的录取率显得更有竞争力，在排名上也更好看。
比如前面提到的全美排名前20的范德堡大学，录取率从2002年的46%下降至2017年的11%，申请人数却增加了三倍以上，就是从大学理事会购买了学生信息。对学校来说，只要花不多的钱就“买”到了好看的排名，而众多像约翰逊这样的学生却沦为了炮灰。
ACT官网营销文案说，“购买种族和少数族裔学生信息是增加校园多样性的好方法。”而实际上，考试机构出售的信息远比大学需要的信息多得多，大学也根本不是唯一购买学生资料的机构。其他教育机构、考试培训机构、学生贷款公司、信用卡公司等也是主要购买方。根据问卷调查，这些机构能轻易拼凑出年纪、成绩、家庭经济状况、教育需求等要素在内的学生画像，并针对性推送营销广告。
去年，马萨诸塞州一所大学的体育场内举办了一个名为“未来科技领导人大会”的付费活动，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地的三千名高中生。在活动几个月前，他们收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签名信，恭喜他们被提名参加该活动。
此前，这些GPA都在3.5分以上的高中生或参加过SAT/PSAT考试，或参加过一项名为MyCollegeOptions的大学规划问卷调查，而该公司目前已被运营ACT的考试机构收购。
在不断收到各类营销广告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了信息泄露的危害，呼吁大家不要参加类似涉及敏感信息的问卷调查。还有家长担心，因为问卷包含孩子的公民信息，如果被盗用将存在巨大隐患。
去年5月，美国教育部发布重要指导，要求公立学校向学生和家长明确指出SAT和ACT考试中的问卷不是必填的。通知强调，该问卷的确可以为大学申请提供更多机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问卷包含的问题，也有权让学生不回答宗教、政治、家庭收入等敏感问题。
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大学已经表示不再强制要求学生提供SAT/ACT成绩。学校认为，标化考试并不能科学地衡量学生在校学术水平，因为家境富裕的学生更容易获得高分，他们可以参加昂贵的补习班并不断考试来刷分。
但剩下的大学仍然要求标化考试成绩，而且从申请者的立场来说，只要申请的多所学校里有一所没有取消该要求，学生还是得参加考试。在名校低录取率的现实下，只要标化考试还存在，为了能进好学校，学生们就不得不花更多钱申请更多的学校，考更多的试，并为了能让更多大学和奖学金项目看到自己的信息而填写涉及私人信息的问卷。
比起虚无缥缈的录取率，完整填完问卷的学生可能对信息泄露带来的后果印象更深刻，因为私人信息一旦交出，成堆的垃圾邮件、推销电话和大学拒信也就随之而来，这对学生大学申请的信心也是种打击。
而本该为考生服务的考试机构，却沦为了信息贩子。从教育产业化的角度说，考试机构的确物尽所用，把学生资料用到了利益最大化。但把学生信息“复制黏贴”N份卖给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种机构，又将让学生进入补补补的不归路，或者仍旧把种族作为招生重要参考因素，进而继续扩大教育的不公平。不论如何，受害的都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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