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专栏】【新中国大学校长研究专题】程斯辉 刘立德丨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精神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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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师范学院
程斯辉 院长
作者简介
程斯辉(1962-),男,湖南南县人,博士,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管理学研究;
刘立德(1965-),男,河南永城人,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引用本文
程斯辉,刘立德 .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精神的当代价值 [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26(2):21-26.
摘要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是党和国家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新要求、具体化表现。新中国著名大学之著名校长是新中国教育家的代表,他们具有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他们所拥有的教育家精神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一种精神支柱。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以其优良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的精神、热爱教育事业的情怀、崇高的办学理想、坚守教育规律的品质、办学治校的管理智慧、直面困难敢于担当的勇气为当今高校管理者治校办学树立了榜样。如何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机制,为生成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创造有利条件,是一个需要全社会进行思考与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精神;高等教育
引 言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是新中国著名大学中为学校发展、乃至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的校长。用当下的话语表达,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就是教育家型校长。教育家型校长既是教育家的一种类型,又是校长群体中的最优代表,是校长办学生涯达到最高境界的一种标示。教育家型校长所拥有的教育家精神是推动中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的精神力量与精神支柱。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一条具体路径是继承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2023年9月9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与会教师代表,从六个方面总结提炼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说:“长期以来,以你们为代表的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培根铸魂,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造就了大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要求“全国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1]。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是党和国家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新要求、具体化表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2]。2018年1月20日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支持教师和校长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营造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3]。在高等教育领域,无论是倡导教育家办学,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一条切实的路径就是继承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产生的一批著名大学校长办学治校、为国育才所具有的精神风貌、管理智慧、教育情怀,以这些校长为榜样,厚植教育家精神,像他们那样办学治校、教书育人。
一、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力量与现实需要
“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在其长期投身教育奉献教育的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态度情感、价值取向、职业操守、行为风范、道德品质、高尚灵魂的总和;是教育家在为什么投身教育、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等方面进行不倦地探索所展现出来的积极的生命状态”[4]。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精神的力量,他曾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5](P47-48)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教育家精神是推进中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内生力量,是建设教育强国所需的一种精神支柱。
推进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建设教育强国有着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6]教育强国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克服许多困难、突破许多难题。在这样一个奋斗过程中,高等教育工作者尤其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
完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一战略任务,对高等学校的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既立于世界发展全球化的大潮,又坚持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如何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又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创造性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之人才的同时,又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些新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一流的高校管理者对高校进行一流的治理,迫切需要拥有教育家精神的教育工作者来实现,迫切需要“有远大理想,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尊重、敬畏教育的价值和规律,拥有系统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教育实践,对教育充满热爱并深深扎根于教学第一线”[7](P10-11)的教育家来推进。
二、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是当今高校管理者治校办学的榜样示范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大学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相比,规模要大得多,职能也更为繁杂,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变得繁重而复杂。同时,政府、社会、人民群众对大学寄予了崇高的期望,自然也就对高校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和加州大学总校校长任上有14年管理大学经历的克拉克·科尔在总结美国人对大学校长的期望时指出,“在美国,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友,教员的同事,校友的可靠伙伴,站在校友们一边的明智稳健的管理者,能干的公众演说家,同基金会和联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人,同州议会交往的政治家,工业、劳动及农业界的朋友,同捐款人进行交涉富有辩才的外交家,教育的优胜者,各专门行业(尤其是法律和医学)的支持者,新闻发言人,地道的学者,州和国家的公仆”[7](P19)。同样,中国人对大学校长的要求也是甚高的,有人提出大学校长要能够集八大家于一身,或具有八大家的特征,即要成为政治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大学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相比,规模要大得多,职能也更为繁杂,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变得繁重而复杂。同时,政府、社会、人民群众对大学寄予了崇高的期望,自然也就对高校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和加州大学总校校长任上有14年管理大学经历的克拉克·科尔在总结美国人对大学校长的期望时指出,“在美国,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友,教员的同事,校友的可靠伙伴,站在校友们一边的明智稳健的管理者,能干的公众演说家,同基金会和联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人,同州议会交往的政治家,工业、劳动及农业界的朋友,同捐款人进行交涉富有辩才的外交家,教育的优胜者,各专门行业(尤其是法律和医学)的支持者,新闻发言人,地道的学者,州和国家的公仆”[7](P19)。同样,中国人对大学校长的要求也是甚高的,有人提出大学校长要能够集八大家于一身,或具有八大家的特征,即要成为政治家、教育家、企业家、军事家、管理专家、演说家、心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大学内外的人们都希望大学校长是洞察力强、学识渊博、气魄大、砥柱中流式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博学首脑和勇敢的拓荒者”[8](P30)。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流的管理者,他们在大学里实施了一流的管理,他们身上具有的高素养、高品质,拥有的高能力、高见识,具有的高理想、高追求,能够作出高奉献、高付出乃至高牺牲,是当下高校管理者治校办学的榜样。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既是著名的教育人物,也是著名的学术人物;既是政治人物,也是社会人物。他们如何把握和处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科技乃至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关系,如何处理学校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后勤保障服务队伍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教师群体、学生群体、校友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校长行政管理与党委政治思想领导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教授治校、行政管理、学术自由、学生自主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如何处理校长个体与学校集体之间的关系,等等,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无不为当今的高等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很好的示范。
概而言之,在建设教育强国、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大背景下,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留下的办学治校经验,拥有的建功立业之宝贵品质及精神境界,成为能够助推当代大学校长走向教育家境界的宝贵财富,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之教育家精神的内涵要义
教育家是教育家精神的载体,是教育家精神的创造者,继承和弘扬教育家精神必须与历史和现实中那些具体鲜活的教育家群体和个体结合起来。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作为新中国教育家的代表,他们具有中国特有之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1]。总结之,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之教育家精神具有以下内涵要义。
(一)优良的工作作风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优良工作作风,概而言之就是深入一线、平易近人、实事求是,及时解决实际问题。这方面尤以郭影秋、江隆基、周荣鑫、刘介愚等校长为突出代表,他们虽为校长,但在学校的教室、在学生的宿舍、在师生就餐的食堂,人们可以随时见到他们与师生交流的身影,他们能够及时而真切地了解师生的所思所想,了解教学、学习、工作、生活中存在的不足,进而及时解决。主持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刘介愚特别重视到基层的调查研究,不仅自己经常到下面去征求意见,还教育干部如何深入基层。他常讲:“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不要坐在办公室等着别人来汇报。他要机关工作人员常下基层去帮助基层的同志解决实际问题,不要总让基层的人找上来[9]。
(二)无私奉献的精神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无私奉献精神主要表现在一心为公、以身作则,严于利己、奉献师生等方面。如四川大学校长戴伯行处处以“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为座右铭,生活俭朴,穿布衣,吃粗饭,在住房、用车、家属安置上从不提特殊要求。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长期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贫困学生,而自己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时,作为学校“一把手”的刘介愚带头将病休在家的妻子董新列入华师一附中的裁减名单,而他妻子却全然不知,直到妻子三个月后恢复健康,刘介愚才将实情告诉她。从此,董新同志24年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刘介愚独自一人承担了家中的日常开支及女儿上学的经济负担[10]。离休以后,由于年事已高,他的支气管哮喘病经常复发。但是,他为了减轻学校的负担,尽量减少去医院看病治疗。按级别他可以配专车或用车随叫随到,他选择了后者,有时他为了节约汽油,八旬老人还挤公共汽车外出办事。刘介愚住房条件很差,学校准备在经费调剂得过来的情况下,为几位老领导建几套住房时,刘介愚马上说:“你们千万不要考虑我们的住房问题,还是多为教职工着想。”[11]
(三)热爱教育事业的情怀
在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群体中,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曾有着从教之外的许多选择,但他们中大多数都选择了一辈子从教为师,为国育才。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做教师时,努力成为好教师,出任大学校长后一边治校一边授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后依然挤时间给研究生授课。郭影秋“弃官从教”、辞掉云南省省长之职到南京大学当校长,展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优秀的校长对教育的情怀。“无论干什么事,都同样是为人民服务,而且,我对教育工作很感兴趣,也有感情。特别到高等院校,与高级知识分子交朋友,同他们打成一片,既能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又可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创造科研成果,岂非‘一举两得’吗?”[12]
(四)崇高的办学理想
办社会主义的新大学,办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学,办与世界知名大学齐名的有世界影响的大学是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的崇高理想,这种理想追求是发自他们内心的使命责任意识,不是为外力所迫做出的选择。朱九思要把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办成理工结合、文理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的理想,史绍熙要把天津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的理想,李国豪要把同济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的理想,叶培大要把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办成理工结合的多科性大学的理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都面临着争论,甚至面临着有关主管部门的不理解与不支持,但这些校长认准了这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学校发展的必然选择,故他们即使面临许多困难也义无反顾地执着于自己的办学理想追求。
(五)坚守教育规律的品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是当务之急,因而大学校长们面临着既要遵循教育与政治之关系的要求,完成好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任务,同时又要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处理好大学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关系。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反映,又为一定社会的政治服务。对此,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们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努力使学校适应政治的需要,并为政治服务。同时按教育规律办事,狠抓大学的教育教学秩序与学术研究、科学研究活动,坚守大学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根本使命,坚守大学以教学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基本要求,坚守大学管理以教师学生为本的基本理念,坚守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他们主政的大学实现了学术研究创新与服务社会的双突破。
(六)高超的管理智慧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所主持的大学有着“从旧到新”的历史性,有着学校发展的高要求与资源配置低水平矛盾的特殊性。他们在担任校长期间面临许多的矛盾与棘手问题。对此,他们一方面以高尚的人格感召力来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以高超的管理智慧来解决问题。周荣鑫是从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在浙江大学师生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政治人物,不懂业务,到浙大来是外行领导内行。如何赢得大学高级知识分子的信任就成为他就任大学校长后要解决的问题,周荣鑫作了一个在校园引起轰动的决定,他要在大教室开大课,讲建筑学。一名只是在乡村简易师范班学习过的大学校长居然敢在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开大课,不讲政治而是讲建筑学,这在当时闻所未闻。公开课吸引了许多教授和教师们去听课,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周荣鑫的建筑学教授的既有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任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时在“一五”计划工程现场,通过实践积累下来的精辟见解,引得教授们刮目相看,从而开始得到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另外,保护大学的教师也是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处理好需要管理智慧。如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让副院长带领在校的教授们去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并要他们好好学习,座谈讨论,再参观,再座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习时间持续了20多天,直到风波快结束时才准许他们返院[13]。
(七)直面困难敢于担当的勇气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遇到不少挫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正常的教育教学生活、科研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无论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这批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都有着直面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例如,1963年郭影秋应中央之命到中国人民大学出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协助年事已高的吴玉章校长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使学校出现新气象、实现了新发展。粉粹“四人帮”后,郭影秋忍着病痛依然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并重新走上正轨而呕心沥血。又如,1959年1月,江隆基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兰州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面对困局,江隆基辛勤耕耘,苦心经营了兰州大学7年,使兰州大学出现了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局面。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临危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出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出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的严济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出任吉林大学校长的唐敖庆、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李国豪等大都年岁已高,但他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而是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勇挑重担,竭尽所能为大学的拨乱反正、为大学教育教学、科研的复兴奉献着精力与智慧,体现了敢于担当的勇气与精神。正是因为有了一批敢于担当的校长,新中国著名大学才能够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向前。
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机制,为教育家的生成创造条件
诚然,当今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向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学习,继承他们具有的教育家精神很重要,但从政府与社会层面而言,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为高校管理者施展才华创造条件,同样重要。第一,要赋予高校主要管理者办学治校应有的自主权。如果高校主要管理者在管理学校过程中缺乏人事调配权、资源配置权、奖惩权,没有自主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权力,高校主要管理者就无法施展才华,也就很难把学校办出特色。高校管理者缺乏自主权,或者只是简单地负责执行的管理者,这是很难在任上干出成绩的。第二,在赋予高校主要管理者办学治校自主权的同时,要建立并严格执行相应的任期考评制度。这一制度应包括任内的年度检查制度、年度述职制度、年度民主评议制度和任期考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给高校主要管理者保持适度的绩效评估压力,也保持对高校管理者追求成功的内在激励。第三,在高校主要管理者的选任上,宜采用多种形式选择最优者;同时,要针对高等学校办学育人的特殊性,在高校书记校长的任期上、退休年龄上不搞一刀切,保证高校主要管理者不仅在初次任职时有高素质、而且在任期内都能有高追求。
就社会环境而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赋予了高等学校越来越多的任务,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因而高校主要管理者尤其是书记、校长也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角色,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让高校主要管理者能够施展才华,把学校举办成功,当前,首要的是要给学校松绑,给学校减压,对学校多一些了解、理解,尊重高校建设发展规律、尊重高校办学规律、人才培养规律,使高校主要管理者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谋划学校发展的大事上,放在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上。
结 语
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教育家型校长,也会产生相对平庸甚至失败的大学校长,但是,在一个可以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时代,在一个重视人才、重视教育的时代,校长有着更大的成功概率和较小的失败概率;相反,在一个不重视教育、不重视人才、不重视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时代,校长的失败概率要大于成功的概率。当今时代,是一个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重视创新的时代,是一个有助于更多的大学校长成长的时代。作为高校的主要管理者要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真正地把兴学育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连在一起,把学校管理与学校的命运及学生的命运、教师的命运以及自己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使自己作为高校主要管理者之角色取得成功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校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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