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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咏梅再夺影后:都在说中年女演员的困境,对此我没有困惑

GQ报道 2019-11-25
  

11月23日,第32届金鸡奖上,咏梅捧起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她不断感慨自己的幸运,“《地久天长》这么好的剧本、导演、合作的演员、工作人员,怎么就在我49岁这年遇到了?”

49岁这年,咏梅不仅拿了金鸡奖,还成为中国内地首位柏林电影节影后。她出道早,此时真正爆得大名,微博粉丝半年内从五万涨到百万。对于中年女演员的想象正在成为一种刻板印象,但咏梅的故事却告诉了我们另一种可能性。



···············


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咏梅捂了一下心口,“我的天”。她走上柏林电影节的颁奖台,接过一尊刻着“最佳女主角”的银熊,有点激动,以至于致谢时把导演王小帅的名字,错叫成王小春。


激动的时刻很快过去。她走下台,在休息区问经纪人,我这回去还能愉快地上瑜伽课吗?


瑜伽是她最近几年的爱好,如果没工作,几乎天天去。一个世界级电影节的奖项当然令人惊喜,但她不愿因此打乱日常生活的秩序。


回国后第三天,她去上瑜伽课。班上人不多,大家正常锻炼。只是有人偷偷瞄了她几眼,有人小声对她说,恭喜啊。咏梅把手指竖在嘴唇上,“嘘——不要说”。还有人告诉她,以前只知道你是演员,但现在终于知道你叫什么了。


咏梅说,那真好。


这是咏梅第一次担任电影女主角。她很少接戏,微博只有五万粉丝。有粉丝催她多出来拍戏,她发条微博,表示“安抚”:我在等待一个属于我的角色,我不急,你也别急。


咏梅拿奖后,人们热衷于发掘她的多个身份:2004年,她就参演过现象级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她上一个电影角色是《刺客聂隐娘》中的母亲;她是原黑豹乐队主唱栾树的妻子。她多年“不急”的银幕表现,给人留下了心境平淡、也甘于被动的印象。


但采访过程中,“主动”、“掌控”是咏梅常提到的字眼。她49岁,身穿一身运动服,素颜,不断抓起黑亮的头发,比着高马尾。她最后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自我判断:我是叛逆的,“我的等待,我的不发声,不代表我认同。”


以下是咏梅的自述。




太过赤裸裸的欲望挺丑陋的

王小帅导演的团队找到我,是通过短信。圈里人都知道,我手机是呼叫转移,不接电话,只看短信。


他们问我,是否有空看一部剧本。我答应了。一个小时后,剧本就闪送到家,上面写着“咏梅老师专阅”,感觉还是烫手的呢。我一看,原来现在看剧本的流程都这么专业了,好开心。上一次看剧本还是四年前。


当时刚好是中午,饭也吃过,可以晒太阳了。我打开剧本,开始进入一个失独母亲的角色。好几次读不下去,都是卡在同一场戏。那是写夫妻两人失去孩子,准备离开家乡,我觉得太悲伤了。一方面他们需要忘却,我能够体会有家不能回的飘零感;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是出于善意离开,让别人更轻松地活着。这是更让我难受的地方。


等哭够了,平心静气看完剧本,我给导演团队发了一个短信,说非常希望出演。


我跟小帅导演之前认识,但至少10年没见了。观众认知我的频率,似乎也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15年前,我因为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火了一把;9年前,我参演《海洋天堂》,进入电影圈,3年前,接拍了第一部文艺片《刺客聂隐娘》。2017年,我4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女主角,就是这部《地久天长》。


拍摄之前,我和一位失独母亲有过七个小时的谈话。那位母亲告诉我,她有次一直跟着一个孩子,觉得他像自己失去的孩子,直到清醒过来,才明白看错了。在拍摄过程中,我老觉得少一场戏,就对导演说,我很想多演一场,替那位母亲表达一种情绪。导演立刻帮我安排。


我真的演了出来:我找孩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趴着的孩子特别像自己的孩子,开心地冲过去,“星星啊!”我把那个孩子摇醒,孩子抬头,“你神经病吗你。”我就清醒了,知道这是幻觉。


最后这个镜头没用。从电影节奏上说,这部分太拖沓了。但我还是很开心,我是个有自己想法的演员,完成了角色,我没有遗憾了。


我入行以来,都称得上顺利。34岁演完《中国式离婚》后,很多人知道我,我的电话没停过,各种诱惑就来了。金钱上的,名誉上的。我感觉自己的欲望在增长,开始警惕,我怎么会对这个东西那么关注?这当时可能会吞没我。


我觉得太过赤裸裸的欲望挺丑陋的,就是我已经生理反应,不舒服,觉得我要变了,会被欲望带着跑。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不能陷入失控,必须要把人生的舵掌在自己的手里。但当时我一下子应付不来,索性把手机设成呼叫转移。


这一来水就清了。我给自己了缓冲的时间,等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看清楚,就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我不是彻底关机,你想找我可以通过短信。但主动权在我这儿,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15年了,我没接过电话,但也没错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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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电影节的奖杯是一尊小银熊,我把它放在了家里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我听说有年轻女演员得了奖,把奖杯包起来收好,觉得那是个标杆,会造成压力。如果我二十出头得了大奖,也可能焦虑,可能往后退,二十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现在,那些在我这儿都不存在了。


我就是觉得开心。银熊越看越可爱,如果它不是一个奖,也是一个精致的摆件。上面用德语写着片名,还有“最佳女演员”,名字是“咏梅”。公司同事要了很久,都想等我回来摸一摸,沾沾运气。我今天应该把银熊带过来,让你们摸一摸。银的嘛,就要经常摸,不摸它会氧化。我需要多带着,每个人都替我摸一摸(笑)。


奶奶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昨天参加了景春的庆功宴,我们把两尊小银熊摆在一起,觉得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奖。我可能没想过办一个庆功宴,就我的个性上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被过分关注。昨天因为是景春的,我晚到,所以还好。要是大家都冲着你过来,我有点怕。


刚入行时,我也希望成名。我大学学的是企业管理,毕业后在外贸公司当职员。但我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去了主持人许戈辉的工作室。当时有电影找来,说有群众演员的角色你来不来,我年少轻狂,瞧不上,说要演也得演女一号。


没想到机会很快来了。一部电视剧想找有职业气质的主演,找到了许戈辉,她不想去,就推荐了我。结果一去,导演就相中了。


那部电视剧一共拍了45天,我拿了一万块的片酬。之前我的工作每月才八百,还经常因为迟到扣掉很多。我想,原来这个工作这么自由,工作几个月,其它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第一部戏合作的演员,帮我推荐了第二部,我就在这个行业里待了下来。


到了1999年的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个创作氛围很好的剧组。演员有李雪健、刘蓓、丁志诚、张涵予,还有小陶虹、苏岩。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就我一个社会上的,半路出家。和他们对戏我会紧张,但我能够克服情绪。大概就是这部戏开始,我觉得自己开窍了,明确了道路,就是要做艺术,纯粹的艺术。


我没有主动去争取过一个角色,大部分是别人来找我。我性格里没有这个东西,觉得人家这部戏选你演,那就是合适,如果觉得别人合适,我顶多会遗憾。还有一个不去争的原因,就是我的能力可能没有资深艺术家们那么强。我喜欢表达,爱表演,但我确实不是科班出身,对表演的认知也比较单一。我有无师自通、可以称作天分的东西,但理论层面的还比较欠缺。


2004年,《中国式离婚》找到我,一开始想让我演女主角。但后来可能觉得不太合适,他们小心翼翼地问我,女二号你还愿不愿意演?他们怕先找你演女一号,再找你演女二号,自尊心上会受不了。


我说当然演,肖莉这个角色那么好,我为什么不演。那时我已经没有刚入行时的轻狂,知道最重要的是剧,而不是一号二号。现在很多人说,你一直在演配角,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口气,这就是放大了那种功利。


《中国式离婚》后来真是热播,全国都在讨论。走在街上,开始有人认识我。我不戴墨镜和帽子,碰到人说喜欢我就点头谢谢。后来发现做不到,太累了,你走在路上,有人一把把你拽过来,说你是那个谁来着?我就得笑,说我是咏梅。后来我一想,觉得不要这样,你应该先知道我是谁,你得先学会尊重别人。


成名其实是挺恐怖、挺悲哀的一件事。之前去德国,碰到华人,仍然被认出来。我觉得我在哪里都不自由了,那种自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要墨镜、帽子和口罩。


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学习“什么是我”,之前给我化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是单眼皮,他们喜欢给我粘上双眼皮,我说粘了就不是我了,他们说,听化妆老师的。后来听到姜文导演说过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妆容和服装交给化妆师和服装师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说,啊,还可以这样吗?妆容、服装可以自己挑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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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演员,也是我自己的事儿,自己的选择。我小时候挺丑的,没哥哥好看,也没他招人喜欢。家人出去玩,有时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觉得特别受伤害。奶奶是最爱我的,我被丢在家里的时候,她就给我做好吃的。


奶奶对我当演员挺不开心的。在她那个年代的人的认识里,演员还是下九流的概念。她问我,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大学学那么好的一个专业,你去干正儿八经的事儿啊,干嘛当演员。


奶奶走得早,直到去世,我还没有一部代表作让她看到。很遗憾,我没能说服她。


我没有孩子,这是我的选择

真人秀是什么?哦,记录我的生活,那我不会去的,绝对不会。


我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电力工程师,在金钱观上属于无欲无求,靠一两千块工资就活得很好。他从小对我讲,日进一斗米,夜睡八尺床,人的需求无非如此,在他面前,你要是提挣大钱这个事儿,他就会狠狠批评你。


他看重精神上的幸福感,每次交流,他都要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如果他发现你没什么长进,就会说,你是个“穷人”。


这后来成为我衡量事情的一个标准。该不该挣钱,挣什么钱,我得到的滋养是什么,才是我接戏需要考虑的。


父亲热爱音乐,小时候家里老放唱片,民乐、古典乐,还有俄罗斯歌曲。我也喜欢唱歌,觉得长大了可以当个歌星,但扯着嗓子练了几次,就觉得练不下去了。


大学时我开始听摇滚乐,最初是崔健、唐朝,后来才是黑豹。一次有人告诉我,黑豹的音乐MV在找女主角,我就去拍了《Don't break my heart》的MV。你说媒体上写我和栾树认识是“机缘巧合”,就是机缘巧合。不是我喜欢音乐,就要和一个做音乐的人在一起。缘分吧,就说这么多。


2013年,我母亲去世,2014年,父亲去世。那份痛苦实在太重,伤到神,我开始失控了,失眠、脱发、吃得很胖。恰逢补拍《聂隐娘》,脸有点变形,戏都接不上了。侯孝贤导演对审美非常严格,就没有用那些镜头。


我觉得需要走出来。2015年,我接触了瑜伽,这成为自我调整的方式。最初的一个多月,瑜伽痛比较严重,走路靠一挪一挪,但我天天坚持,后来甚至一天上两堂课,连老师都说,咏梅啊,你别太激进了。我说,我实在是喜欢啊。练瑜伽让我的状态逐渐好起来,感觉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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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孩子,这是我的选择。但这个话题,如果不可能深入谈的话,就先别谈。这会给人一个印象,或者一种引导——你看咏梅,49岁拿了奖,人家不要孩子,结婚很晚,还过得很好。这不是绝对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对于女人来说,你不能忽略生理上这个根本的东西。我们可以专门去谈,深入地、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谈,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事情有多面,但不要标签化,不是说女性就应该这样。


中年女演员的困境,

对此我没有困惑

我在40多岁的时候做出休息的决定,2012年到2016年,基本上休了四年。除了父母去世的因素,还有另一个原因,影视行业发生巨变,实力派演员已经有点边缘化了。


自己明显感觉到,其实从2006年开始,电视剧的商业味道变得很重。你再去追求艺术,讨论戏,就变成给别人添麻烦。赶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愈演愈烈,成为常态,就觉得电视剧没意思了。


我有意往电影方向转,但我不是个主动的人,就发条微博,释放个信号,说想演电影。后来《海洋天堂》、《青春派》找我演一些比较小的角色,我算是让大家知道,我开始演电影了。


电影更纯粹一些。《刺客聂隐娘》是我接拍的第一部文艺片,侯导布景仔细,演员化好妆后经常会等五六个小时。有时刚准备表演,导演又觉得哪里不对,重新布景,我们再回来时发现已经变了样,而且觉得,这几个小时是值得等待的。《聂隐娘》让我提名了华语电影传媒最佳女配角,我终于可以说,我是电影圈的了。


候场蛮正常的,我经常趁这个时间看书。拍《地久天长》时,我看的是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


我是个有点反叛的人,虽然不会去主动做什么,但我可以选择不做什么。找我合作,不要触碰我的底线。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挺火,但把女性写成了封建老古董,这不是我的价值观,就不会接这样的活儿。你说有些人觉得多演一些,增加曝光,拿到好作品的几率更大。我当然承认这点,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也是如此。但我的价值观就是不认同。


我的等待,我的不发声,不代表我认同,我首先就不为这种事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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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收到一条短信,片方希望我出演一位科学家的妻子。在许多人心里,我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演员,贤妻良母,知书达理。如果有机会能颠覆掉这个形象,我不拒绝,但是没有的话,我也无可奈何。


这几年媒体在讲中年女演员的困境,对此我没有困惑。我没有能力创作,不会写、不会导,也没钱投资,没有能力去改变的话,就别困惑了。之前没人知道我,发声也没人听,那还较什么劲呐。


但是,我现在发声可能有人听,我就要说了。对于现在中生代女演员的状况,我很愤怒。她们形象都很好,人生阅历又丰富,又会表达,可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很多观众不愿意看一个很美的中年女性,他看不懂,只看年轻漂亮。审美问题背后,其实是教育问题。


别人总拿梅丽尔·斯特里普,朱莉安·摩尔举例子,但国外对中年女性很包容。在中国太难了,你努着劲儿拍也未必有人看。你只能去演一些没有缺点的、优秀的、可以立牌坊的贞洁烈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为什么老让我演科学家的妻子,而不是女性科学家?可大众审美如此,我演知识女性、科学家,又有几个人看?


这事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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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智族GQ》2019年4月刊


读完咏梅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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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李颖迪

编辑: 靳锦

监制:李典

运营编辑 :肖呱呱


摄影:黎晓亮

创意:区杨

造型:杨婷

化妆:团团

发型:森森(东田造型)

统筹:陈蔚

时装助理:晏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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