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是风靡韩国的小说，同名电影已于10月份上映。金智英是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小说中她的一生浓缩了女性可能面临的多种困境。她是一个人，也是所有人。
那么我们就从命名的角度梳理几部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吧。女性在不被看到的无名、共同生命体验凝聚的集体之名，到彰显个人的自我命名中挣扎，并与这种挣扎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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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字和许多名字
1982年4月1日，她出生于韩国首尔某医院妇产科；身长50厘米，体重2.9公斤；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个大自己两岁的姐姐和小自己五岁的弟弟。一家人连同奶奶一起生活在33平米的平房内。她叫金智英。是韩国作家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笔下的人物。六七岁时，她因偷吃了弟弟的奶粉被奶奶训斥。初中时，她在偏远地方补习成为男同学跟踪的对象，回家后却遭到父亲的指责，“为什么要和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要穿那么短的裙子？”
大学时，她亲眼见到一个指导教授质问一位优秀的、履历完美的学姐，你知道你这么聪明给别人多大压力吗？工作后，她被要求参加聚餐，陪男性部长喝酒。部长安慰她，“这里这么多男人，有什么好怕的？”结婚两年后，她有了小孩，辞掉了在小型公关代理公司的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全职家庭主妇意味着永无止尽的家务。同名电影10月份在韩国上映，开篇就是密密麻麻的有关家务的铺排。金智英在自己家收拾垃圾、吸地板、分门别类地整理孩子的玩具，然后到婆婆在釜山的家中做饭、洗碗，早晨起来继续摘菜、削苹果，接受婆婆送的围裙礼物，表现出很开心很喜欢的样子。只有在晚上四五点钟太阳落山的时候，金智英能站在阳台上，在夕阳的余晖中发一会儿呆。可这段全天中最为轻松惬意的时光，很快就会被孩子的哭闹声打破。她回到客厅，继续投入周而复始的繁琐的家务和育儿工作中。这就是金智英和她的生活，实际上她恐怕并没有电影中扮演金智英的演员郑有美那么精致美丽。她平庸、普通，放在人堆里看不见。
统计调查显示，19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当中，最常见的名字就是“金智英”。大部分时候，金智英甚至没有名字。她像是无法独立存在的附属品，是弟弟的姐姐，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妈妈，是婆家的儿媳，也是公司男性领导的下属职员。她的名字被抹去，她的声音被淹没，她的形象被模糊。
男孩偏好、陌生人跟踪尾随、职场性骚扰，书中这些女性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和遭遇，让金智英成为千千万万女性处境的缩影——她们时常被忽视、被抹去名字。接受媒体采访时，赵南柱表示为了“象征性地展示世界如何抹去女性的名字”，她特地删除了金智英丈夫以外的所有男性角色的名字。正如女性通常被冠之以谁的母亲、谁的奶奶等诸如此类的称呼，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中，男性都没有名字，他们都是“父亲”、“学长”、“上司”、“弟弟”。这是作者赵南柱对于性别不平等的一种反抗。这样的安排参考了电影体系中表述性别不平等的指标“贝氏测试法”（BechdelTest）——在一部电影中，是否有两个以上的女性拥有姓名，且她们之间有没有产生过对话，以及这个对话是否和男人相关。事实上很多电影都不符合这个看似简单的、能够轻易达到的标准。基于此，赵南柱在书中尝试把男性人物的名字隐去，用一种反讽的方式体现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忽视。有趣的是，赵南柱坦言，回看自己作品时，她意外地发现她在写作中也时常不自觉地把女性的名字变成她们扮演的角色，以婆婆、妈妈这种方式书写。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她才给女性角色起了名字，而那些名字——无论是金智英还是美淑——都是在韩国十分普遍的女性名字。❷
从Emily Doe到Chanel Miller
女性无名，不仅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在一些更为极端的状况里。2015年1月，当时22岁的艾米丽·多伊（Emily Doe）在参加斯坦福大学兄弟会派对时遭遇性侵。喝完啤酒和伏特加后，她到户外小便。在2019年的回忆录《公开我的名字》中她这样回忆这段经历：“当时我百无聊赖，放松自在，喝醉了，并且极度疲劳，我离家不到10分钟的距离……在那之后我的大脑就一片空白了，我断片了。”两名学生在派对场所外面的垃圾箱后面发现了不省人事的艾米丽·多伊。恢复知觉时，艾米丽·多伊人在医院。她的头发里混入了松针，她的内裤不翼而飞，而她的阴道里还留有被侵犯的残迹。她被审视、被检查、被拍照。然后她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整个经过，一部分来自于她在医院得知的消息，另一部分则来源于网络。在那里，她被描述成一个“失去知觉的女性”，而实施强奸的，是一名叫布洛克·特纳（Brock Turner）的游泳运动员。他有名有姓，有照片，有具体细致的背景故事。而艾米丽·多伊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女性，一个“被害者”。在警方的报告中，她没有名字：“他声称他在地上亲吻了受害者。他脱掉受害者的内裤，把手指伸进她的阴道。他也抚摸了受害者的胸部。”在《公开我的名字》一书中，作者这样描述这一具有毁灭性改造能力的经历：“原有的生活离我而去，新的生活就此开始。为了保护我的身份，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艾米丽·多伊。”在艾米丽·多伊这个化名之下，她开始上诉，她在网络上发布了案件的诉状，引发了种种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她因为事发时喝醉，不是“完美受害者”而饱受攻击。一名特纳的前同班同学在一封写给法官的信中表示，“我很确定她和特纳在派对上就已经打情骂俏，相约一起离开”，并暗示因为一个醉到不省人事的女性的指控就将其同学认定为强奸犯，是不公平的。最终受理此案的法官判定特纳性侵罪成立，检察官要求处以六年刑期，而法官以过长刑期会对特纳造成严重影响为由，最终判了六个月监禁，并缓期执行。四年后，《公开我的名字》一书出版。在书中，作者告别化名，将自己的真名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公之于众。“名字”，是理解这本书的核心。这一举动意味着剥离她被赋予的面具，袒露自己，袒露这个真实鲜活的名字下面存在着的有血有肉的个体。她不是受害者，不是被强奸者和被侵犯者，不是在斯坦福大学醉酒的不知名女生，她叫香奈儿·米勒。
她并非如化名呈现的那般，是一位白人女性，而是一位华裔，中文名叫张小夏。她有性格，有个人生活史，也有着鲜活生动的生命经验。于她而言，在公众面前重申自己的名字代表着一种昂首阔步的政治姿态，伴随着这种姿态的，是她试图拒绝粗暴标签的诉求以及这种尝试背后的巨大勇气。在为自己命名的同时，她选择隐去其他人的名字。在书的开篇她这样写道：“在这个故事里，我将会称呼陪审团为陪审团，法官为法官。这些名称在这里是为了彰显这些人的角色。这不是一个私人控诉……我相信我们都是多维的存在。而在法庭上，被扁平化、被塑造、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被中伤都是有害的，所以我并不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我会使用布洛克的名字，但事实上他可以是布拉德或者布罗迪或者班森，这都不重要。重点并非他们单个个人的重要性，而是他们的共性，所有让一个破损的系统持续运转的人们的共性。”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在《黑箱：日本之耻》一书中也描述过类似的经历。2013年，伊藤诗织在纽约大学读本科，结识了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山口敬之。之后二人断续有一些邮件往来，谈论工作事宜。2015年，一次会面时，伊藤诗织在洗手间晕倒，醒来时却发现山口重重压在她身上。她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
从报案，到上诉，到警方宣布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到伊藤诗织提交复议申告书，到再次不予起诉，到山口敬之反诉伊藤诗织，这中间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中，大部分时间伊藤诗织没有名字，她在新闻报道中被描述成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女受害者”。她对这个始终缠绕在自己头上的标签感到不满。“‘受害者’不是我的职业，也不是我的人设。”她在书中这样写道，“不是称其为‘受害者A’，而是让他们作为真实的、有名字的、有面孔的人登场，岂非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当性侵犯案件发生时，法律机构经常会隐去受害者的名字。这当然是保护受害者的善举。这些公布自己身份的受害者，也可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她们的名字永远和某件性侵案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仍对她们报有恶意的人那里，她们暴露了某种可供攻击的方面。但从无名到有名，这是她们充满勇气的反抗。正如《纽约时报》有关《知道我的名字》的书评所言，“《知道我的名字》是一种矫正行为。在书的每一页，米勒都让自己变得立体，从受害者或者艾米丽·多伊回到香奈儿·米勒。”也正是通过一次次具体的名字指认——不管是香奈儿·米勒还是伊藤诗织，她们承担了个人代价，去让女性个体经验拥有被讲述的空间。❸
34岁那年，金智英患上了产后忧郁症。她开始用很多不同女性角色的身份说话，有时是自己的母亲，有时是过世的朋友、社团学姐车胜莲。中秋节时，金智英跟着丈夫回婆家，吃完饭后，她用母亲的口吻跟亲家公说话：“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通过“被附身”，假借他人之口，金智英说出了自己的压抑与不满，似乎只有这种人格分裂式的方式，才赋予她言说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为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所以她要尽善尽美，一丝不苟，不能犯错。这种对于女性的苛责，也是赵南柱创作《82年生的金智英》的初衷。2014年年底，在韩国互联网上爆发了有关“妈虫”的讨论。“妈虫”是英文“mom”和韩文“虫”结合而成的词汇，用来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幼童的年轻母亲。这些年轻母亲被视为丈夫的“吸血鬼”，不出门工作，依附于丈夫。而她们为育儿付出的情感和体力劳动，却无人在意。
赵南柱意识到，女性在当下韩国社会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因性别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从初中生到高中生，从母亲到女性创业者，赵南柱收集、浏览了这些素材，并将它们揉进金智英这个人物里。正如女性主义研究学者金高莲珠所言，追求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是这本小说最特殊之处。也正是因为这种普遍性，这种面目模糊的形象，让每一位读者都有了进入角色与之共情的可能性。从金智英到金智英们，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代入、联结、共情，形成一个以性别为基础的情感共同体。接受GQ报道采访时，赵南柱表示，她并非将金智英的“分裂”想象成一种病状，而是希望借此凸显女性之间基于理解的关爱和安慰。“女性之间可以体验到那种不安感和恐惧感，当对方陷入危险的时候，当对方不能为自己发声的时候，我想站出来为她发声。”女性之间的理解是基于她们共同的性别和类似的生命体验，而这种共情自有其生命力、爆发力和创造力。在《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赵南柱又创作了《她的名字是》。她采访了60几位女性——从9岁的孩子到69岁的老奶奶，并以这些女性的故事为蓝本，写了这本小说。
从30岁不想结婚因此对抗“剩女”污名化的独立女性，到因对婚姻不满而努力离婚争取权益的女性；从为了自己的同性爱人不惜与家庭对立的勇敢女性，到为了争取劳动权益保障而参加示威游行的中年女性，小说展现了更加多元和广阔的当代女性生存图景。正如书中一位女性所言：“我依然年轻，斗争尚未结束。”❹
当女性开始觉醒，开始形成共同体，然后呢？如果女性的声音是一种源于内部的声音，是一种不甘于汲汲无名的生长性力量，它能够冲破性别壁垒，冲破结构性和制度性的不平等，进而抵达整个社会吗？它能够生成并且培养一种新的性别生态吗？它能够不仅限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如《使女的故事》般恶托邦的警示性想象，刺入现实社会吗？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作者赵南柱并没有提供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结局。故事的最后，叙述视角从金智英转向了她的精神科医生，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在接触金智英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诸多同情和理解，也因为意识到自己妻子的付出牺牲和育儿背后的辛酸陷入深深的自责。
但这种自省和同情却是极其脆弱和孤立的。当他离开核心家庭，回到职场中的决策者和领导者身份时，他暗自思忖，无论女职员多么优秀和有能力，只要无法解决育儿问题，她们一定会受到困扰。因此，“下一个人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这样的安排反映了赵南柱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立场。她曾谈到，我们经常借助让男性代入和想象的方式，促使他们产生共情，例如“想想如果受歧视的这位女性是你的母亲、妻子、女儿”，但这种方式有其局限性，因为性别问题并非依靠个人善意就能解决。正如她在《她的名字是》一书中不断传达的，“女性个体的奋斗是不够的，学校、公司和社会也应该努力”。虽然小说没有光明的结局，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本书引发的讨论和行动已经远远溢出了文本本身，也远超出赵南柱的预期。它开启了小说照进现实的一种可能性。《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在韩国出版后，两年内在韩国就销售了100万册。它的读者既有如韩国总统文在寅、韩国前国会议员鲁会灿这样的政客，也有女团少女时代成员秀英和娱乐节目主持人刘在石。受到这本书的启发，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出版了82年生女性劳动的实情分析报告书，一名检察官在揭发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时引用了小说内容，“82年生的金智英法案”作为首尔市涉及雇佣的性别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公共政策被提出。同名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也被搬上银幕，引发热议。相比小说，电影的改编光明、积极、充满希望、也充满了公开表达的力量。当再次在公共场合面对“妈虫”指责时，金智英没有像电影开篇那样默默走开，而是选择正面还击，走到发出这样指责的男性面前，质问：“你认识我吗？你为什么说我是‘妈虫’？你对我有多少了解就随意评价我？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遇到过什么样的人，心里又是怎么想的？要不我也评价评价你？”讽刺的是，在影片中，金智英的丈夫被刻画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丈夫——对妻子表示支持和理解，在职场上以高性别觉悟的形象出现，在妻子想要外出工作时主动提出申请育儿假——但上述种种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好。实际上金智英的痛苦、探索、思忖、转变都是由她自己以及她身边的女性同伴完成的。从电影一开始铺排出的绵密繁琐的家务到金智英无数次在夕阳中望向窗外，她的丈夫始终是缺席的。即便最后那段为了彰显称职父亲的接孩子放学并询问孩子晚上要吃什么的桥段，和金智英在片中付出的繁重劳动和照料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更加讽刺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荧幕好丈夫形象，已经在现实中博得了众人羡慕，引发了一众公众号的集体高潮，“能有一个孔刘这样的丈夫，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这恰恰反映出现实中男性在家庭的缺位和女性处境的艰难。在电影中，金智英已经可以称得上幸运。她有气氛和睦的原生家庭，有支持她并且反思自己性别特权的弟弟，有身体力行支持和践行女权主义的姐姐，也有疼她爱她在家庭内部反对丈夫重男轻女思想的母亲，还有支持她帮助她的好姐妹和上司，在生病时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心理咨询的费用。即便如此，金智英还是觉得无力，觉得生活无望，没有出口，自责为什么自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现实中那些女性呢？因不堪忍受长期网络暴力而选择自杀的韩国女星崔雪莉和具荷拉呢？因出演了《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电影而被网民抵制谩骂的郑有美呢？那些在父权制幽灵依旧盘旋的韩国财阀和资本的夹缝中生存的女性艺人呢？被沱沱踩在脚下毒打的忍受屈辱、在站出来勇敢发声后还被诘问为何不早点离开的宇芽呢？被蒋劲夫暴力对待的日本籍女友中浦悠花和乌克兰女友Julieta呢？这些女性的遭遇和困境恐怕无法依靠小说和电影来解决。但小说和电影提出问题，并开启一个可供讨论和诉说的空间，就已经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在采访的最后，赵南柱畅想了一种女性生活的最佳状态：“希望社会不要因为我们身为女性而对我们做出评价，而是把我们当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与性别无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希望每一个女性都可以在一个无关性别的条件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那就是最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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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傅适野
编辑：靳锦
视觉设计：二水
运营编辑：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