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2020：失而复得，如履薄冰
今天，电影《一秒钟》上映。范伟饰演的范电影经过全民动员，成功解决了电影放映的技术问题，他挥舞着拳头向欢呼的群众宣布，“抢救工作成功了，电影可以放了！”
回首过去这一年，电影遭遇了巨大的危机。新冠疫情爆发，影院停工半年，世界电影市场至今尚未恢复。复工以来，电影业开始回血，《八佰》成功救市，国庆档票房名列历史第二。
但和迅速复苏、恢复如常的大部分行业有所不同，电影业不只是销售数字，它关乎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乃至公共记忆，疫情暴露了它的脆弱性，加速了行业格局的悄然变化，而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正在受到伤害。它也被迫进入一个伦理追问，“电影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吗？能救死扶伤吗？”
在电影失而复得的日子里，我们采访了影院经理、老中青三代导演、影视公司老板、行业研究者、电影学院教授，试图记录这一年我们关于电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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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与雪茄
导演李霄峰的家门口堆放着两个一米多高的大麦花篮，麦穗从鲜红色的牛皮纸里刺出来。“昨天首映的，大卖嘛。”工作人员介绍道。这天是立冬，电影《风平浪静》上映的第二天。
他戴着刚从床底下找到的眼镜，点上一支烟，举着手机在屋里来回踱步：“多帮我们吆喝吆喝，制片人刚还给我压力呢。”“很感谢很感谢，现在其实票房上还是有压力的。找个时间面聊啊，多谢多谢。”
回完微信，李霄峰有点紧张地说，“在制作上我是自信的，可能没有说到完美啊，但是它规格还是高的，它给人带来的视听感受还是在那儿的，所以我倒还好，没有什么担心。”他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沙发靠垫上。
但在接下来的采访里，每隔十几分钟，他就要瞅一眼手机，充满抱歉地让我把问题再重复一遍。电影时刻波动的数据正牵引着他的思绪。
这是李霄峰的第三部长片，此刻是被他称做“一个导演真正进入市场的时刻”。上映前夕，制片方找来伍佰、李雪琴唱推广曲，电影登上热搜；首映礼那晚，所有主演、监制黄渤、徐峥等圈内好友悉数到场，场面盛大；上映当天票房接近1400万，李霄峰职业经历跨越媒体和影视，打开朋友圈，总是一派被刷屏的热闹景象。
实际上，此时距离他上部影片《灰烬重生》（原名《追·踪》）线上播映只过去了四个多月。
6月25日，端午节，上午十点，《灰烬重生》在优酷上线。就是在这个客厅，他找来家里所有的屏幕——两台手机，一台电视，一台台式电脑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声音指导一起按下播放键，把耳朵凑近音响，听为大银幕量身定做的配乐和声效在改换媒介后究竟流失了多少。看了一会儿，他迅速得出结论，用手机看的话，要听出声音混录的层次，起码得戴一高保真耳机。
李霄峰把电影进入院线发行锚定为“进入市场的时刻”，所以六月网播的《灰烬重生》算不得，但临近2020年年末，这个目标还是实现了。“正儿八经地进入了一个发行领域，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放开身心地在跟观众交流啊。《灰烬》你做不到，那段时间的宣传都是直播，你就对着摄影头。现在是直接铺到观众的。”
“上半年是《灰烬重生》，下半年来一个《风平浪静》。”李霄峰打趣道。两部电影接连上映，贯穿2020这一年，片名无意间“和这片土地的命运衔接在了一起”。
年初疫情爆发，春节档七部影片撤档。这期间，管虎正在公司准备电影《八佰》，办公室只来了一半人，“都人心惶惶的”。北京刚下了一场雪，他看着窗外，原来的车水马龙没有了，清冷了许多。突然间，他手机响个不停，一个接一个的微信、电话告诉他：不可能了，院线全停了。
他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呆坐了三个小时，”好家伙，这么厉害，电影院都封了，大家都不看电影了。天呐，这往后怎么办。“
管虎平时一天能抽七八支雪茄，那一刻，他决定把雪茄戒了。
影院停业持续了178天，原本计划上映的《囧妈》以6.3亿卖给字节跳动，成为这半年时间里关于电影交易最轰动的新闻。大年初一，院线闭门，但抖音、西瓜视频等App可免费看《囧妈》，《囧妈》官微称“为了全国观众的健康做出了这个伟大决定”。
很多电影行业协会却不这么看。浙江电影协会发声明称，《囧妈》转网是“一种破坏行业基本规则的行为”。我联系上前电影协会副会长陆遥，他六十多岁了，语气很平和，像在谈论一个犯错的小孩，甚至为他想好了补救的方式。“你好歹跟院线打个招呼啊，你说疫情期间我回款压力确实大，将来我这个片子补给你，我给你影院白演一两星期，因为它本身在影院这块（收入）也是零啊，我不如一个好人情出去，补偿你们前期的投入。”
原本四月上映的《灰烬重生》最终也选择了网播。制片方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说服了导演：这个电影已经拍完四年了，所有的资金、所有人的心血搁在那儿，“你想谁的钱都不容易，“李霄峰说，”说白了这些钱搁在银行里生利息也比这个（强）。“他站起身来，灭掉烟头，抱起家里的小猫。
李霄峰接连上映的两部影片在主题上有延续性，镜头对准社会迅速变革时期，伦理和情感受到的冲击。一周多前，李霄峰去了一次武汉，见了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李修文身边有11位朋友在这一年人生遭受重大变故。李霄峰当时很感慨，“电影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吗？能救死扶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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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来了吗
李霄峰接下来的路演一站是济南百丽宫影城。提前半月，影院经理董文欣就在朋友圈里发出预告，“双十一的周末，这部电影在其他影城即将风平浪静了，但是我依然希望导演的到来，能够在我们影城激起浪花。”
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影院，八个厅，1091个座位，位于市中心的商场六层，曾是山东省第一家年票房超过3000万的影院。“这两年不行了，影院多了，票房就下来了。”董文欣介绍道。她今年47岁，脸上总是一副柔和的神情，自影院筹备阶段入职，在这个位置已将近十年时间。
董文欣热爱这份工作，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过去这大半年为这家影院“哭了无数次”。四月份第一拨裁员时，“哭得是最厉害的”，十年间她看着身边的小同事从毕业入职到结婚生子，影院停了半年，人走了一半；五月，她开始直播，为影院复工疾呼，评论里有人留言，你是要命啊还是要看电影？点赞好几百，她气得直哭；六月，按照济南最低工资标准（不到2000元）支撑了三个月后，朋友们开始分批请她吃饭，见了面抱抱她，“你们影院太不容易了”，董文欣眼泪就又掉下来了。
整个上半年，影院复工的传闻如同“狼来了”的传说。最接近真相的有两次，和我采访的大部分电影人一样，董文欣对日期记得很清楚。3月27日，上海205家影院宣布后天起将恢复营业，并公布了首批片单。但当晚七点一切戛然而止。5月8日，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引发复工猜想，“群里非常焦虑，经理们都去找相关部门询问，回复都是你等通知。等啊等啊，等到六月还是没有。”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董文欣依然来影院，哪怕只是打扫卫生。她不敢乘坐公共交通，每次下班先到商场三层超市买几包菜，一个人走路拎回去，她走走停停，手勒得生疼。
因为机器需要定期维护，放映员隔三差五也得来，每次放上一两个小时，他们就坐在一起看。董文欣小时候，村子里放电影，幕布挂在树上。人太多了，小孩子就搬着板凳去树的背面，反着看，《画皮》里的女鬼仍把他们吓作一团。父亲在公社工作，她也趁着公社放映队调试设备去看电影，一束光打在白墙上，故事开始显影。机器调试完毕，光就熄了，电影放得七零八落。
电影《一秒钟》
现在她安稳坐在幕布之前，完整地、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周围却是空空荡荡的座位。那段时间，她睡不着觉，每天睁眼到三四点，头发大把地掉，老冲着家里人发脾气，老公和儿子都离她远远的。
董文欣大学毕业后做影视杂志，整日淘牒、看片子。上世纪90年代，世界电影佳片如云，她“真真正正地成为了一个影迷”，2005年进入电影院工作，工资六七百。15年来，她的收入水平也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大一并增长。
6月10日，影院人的绝望情绪到达顶点。那天凌晨，博纳副总裁黄巍坠楼去世，没有人知道他的死亡和影院停摆之间有多少因果关系，但行业里的人都感受到了类似的失望气息。
影院经理群里开始群策群力，大家互相支招，怎么跟物业谈房租，怎么解读国家优惠政策。也是在那一周，董文欣开始摆摊，就在影院所在的泉城路南侧，她和三四个同事，从晚上6点一直站到10点半，处理为春节档积压的食品和饮料。几个人累得腰酸背痛，也没挣什么钱，最多的一天也就三百块，“但挣了个心气儿，这很重要”。她特意摆上《唐人街探案3》和《姜子牙》的展架和海报，过来的人十有八九都会问，你们影院什么时候复工？这些片子什么时候上？
“你就发现网上和现实中好像不是一群人，我就感觉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我们开业复工的，大家还是需要电影院的。”董文欣很欣慰，这才是摆摊最大的收获。
后来她就专门写了个牌子摆在中间，期待我们在电影院再次相见。
数次“狼来了”之后，7月17日，董文欣终于坐在了办公室列排片表。昨日她接到正式通知：低风险地区可以每场不超30%的上座率于20日起恢复营业。影院经理群里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欢呼雀跃。“悲喜交加，大家的心情都特别复杂。”董文欣打比方，这就像一场台风过境，“一片狼藉，物是人非了”，群里有的影院关闭，有的几番裁员。
她本打算录个视频，记录复工第一天的工作和“激动心情”，但排着排着就开始掉眼泪，哭得稀里哗啦的。“原来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突然给你停了半年。你再做的时候，才发现这好像并不容易，都需要好好珍惜。”
影院复工首场，董文欣决定排《第一次的离别》。当时也只有这唯一一部新片，而且她想，没什么比这个片名更符合那天的场景了。
为赶在复工第一天首映，《第一次的离别》出品方大象点映的北京办公室忙作一团，此时连定档海报都还没找好设计师。11000余份拷贝加紧制作，大象点映将每一份拷贝都发了特快件，仅快递费用就多花了20万。
这一天，全国复工影院835家。在全国放映的总场次9991场中，《离别》以27.1%排片率排名第一，共放映2700余场，上座率14%，最终首日票房154万元。董文欣的影院当晚放映了两场，有近三十位观众贡献票房。
大象点映透露，寄给影院的拷贝里，有近千份未被签收，这意味着目的地无人打理。
真正的救市之作要在一个月后到来。8月21日，《八佰》上映，最终票房超过31亿。2020年，管虎导演有四五个月没事情干，呆着，做了“好多年不做的事”。看了几本大部头的书，恢复写日记，偶尔用手机拍点短片，十多年没有过过这么静的日子。
当他得知《八佰》确定上映的时候，距离第一次定档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他以为会和剧组的人抱在一起哭，结果大家都非常平静。他再次点起了雪茄。
❸
救世主
有的片子没有等来复工首日，等来的是新的播映渠道。
7月17日，复工消息确定的第二天，我在北京东四环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工厂大门影业的创始人黄旭峰。
黄旭峰寸头，留胡子，圆眼镜，湖北口音，回答完问题总是喜欢接上一个判断句，“这个你可以写，没问题”。见面前，他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三十岁前是个诗人，“还残留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气质”。
影院复工的时间落定，但《春江水暖》上线播出的合同也定了。“就很无奈你知道吗？从戛纳回来之后做了几乎所有影院发行的努力，但因为方言、时长、节奏缓慢，没有公司愿意发行，然后新冠疫情接踵而至……”他叹了一口气：“一部电影真有一部电影的命运。”
二月份的时候，黄旭峰经常睡不着觉。“着急，疯狂的焦虑”，在哈尔滨取景的新片因疫情爆发暂停拍摄，这意味着为了等一场东北大雪要再缓上一年；影院关门，因互联网版权合同付款周期关联着影院公映，项目《春江水暖》无法回款，而这都使得公司的现金流遭到致命打击，“快见底了”，项目的开发、公司的运营、人员的工资，全面停滞，工厂大门接近停业。
他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给员工写信。不足两千字的邮件，写了五个小时。我要说清楚啊，这公司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黄旭峰还记得，那是元宵节的凌晨，他一个人在家喝酒，喝了就写，写到天亮。
军心稳住了，他开始行动，同步导演和其他合作方之后，一边联络《春江水暖》联合出品方爱奇艺寻求网播，一边拿着爱奇艺的版权合同抵押筹款借钱，从同行借到好友，再借到当年一起北漂的兄弟，一次都没成。他恍惚回到十年前，从湖北鄂州跑来北京，怎么找工作，怎么削尖脑袋挤进电影业，坐地铁，坐火车，坐飞机，只要听见周围人打电话，说到跟这个行业沾边的，他就马上凑过去，跟人说他想做电影。
“我跟你讲我这些破烂事儿，我怎么把脸贴地上，怎么求人，但我骨子里还是骄傲的。这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黄旭峰从回忆里抽身，神情有点气愤，“到现在还有一些公司导演说，峰哥，我有点怕你，我说为啥啊，他说你气场就那样，很多时候显得很严肃。”他停顿了一下，“可能他们都还小，不知道要给被标签为文艺片的电影找钱，真的挺难的。”
《春江水暖》的视听也花了心思，顾晓刚借助山水卷轴的方式，沿江跟拍了大量平移镜头，四季交叠，移步易景，富阳一家人的故事徐徐展开。
影院经理董文欣在大银幕看过《春江水暖》，网络上线后又看了一遍。“我就觉得好可惜，和大银幕上看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差得太远了。”她立即就想到一个画面，两对男女相亲，在山中漫步，他们同时出现在一个镜头之中，并未相遇，但在电影的构图和观众的视野里，他们相遇了。“在大银幕上，那个画面的立体感很强，人物的走线非常清晰。”
如果一开始就朝着网络播出的目标，导演们还会纠结这些声音和画面的制式吗？李霄峰很明确，肯定不会了。“如果今天我要为流媒体拍一个东西，它的语言和制作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一位调色师的经验是，他给网络电影调色时是开着灯的。因为大多数人拿着手机在视频网站上消费内容时，也是开着灯的。反向推导，这样你才够准确，调色师说。
在客厅里同时亮起五个屏幕的那一刻，李霄峰就决定放下了，“过去的就过去了”。这个客厅的墙上，正悬挂着他下一部电影的剧本脑图，这是一部科幻片，世界观庞大，剧情枝蔓延展，占据了半面白墙。电影计划两年后开拍。
“如果最后也在线上播出，你能接受吗？”
“不能，我肯定会骂街的，完全不能。”李霄峰的回答斩钉截铁。
8月21日，《春江水暖》在爱奇艺“超级影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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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拥抱这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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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的赛道
七月底，影院复工后，我去西宁参加了FIRST青年电影展。忻钰坤、马凯等导演就是从这里起步。
当被问及“会考虑电影线上发行吗”，几乎没有人在意“线上”，而是着眼“发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作品和观众见面，青年导演们说。他们的作品稚嫩、缺乏投资，大多从个人生活攫取经验，制作和发行都在工业体系之外，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上一个类似“借花呗拍电影”的悲惨故事。
在密集接触青年导演之后，我注意到，他们经常会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贾樟柯，一个是宁浩。
“那时候看电影，电影越好看，越觉得跟我无关啊，离我实在太远了。直到看到贾樟柯。”很多80年代生人的电影启蒙，是在大学宿舍里租碟看片子，《小武》像那个共同的“诱饵”。“原来你可以不讲传奇，不讲轰轰烈烈的东西，平淡的生活，你自己的经历，和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电影的东西，也能拍得那么好看，也能那么吸引人，也能称之为电影。”导演董性以说。他的处女作《歌声缘何慢半拍》获得了今年FIRST最佳艺术探索奖。
这部电影在他的家乡、河南安阳的一个村子里拍摄时，他甚至不敢用“电影”这个词——那听起来太高大上了。“你给当地村民发最多20块钱的群演红包时，怎么拿的出手？别人怎么会相信你一个拍电影的真的没钱？”后来的开机仪式上，村政府低矮的门房前挂上红色的大横幅，上面写着：故事片《歌声缘何慢半拍》开机大吉。旁边是他从二姨家借来的拍摄道具，一辆拖拉机。
导演们对宁浩的描述，则是“一鸣惊人的”，以一部电影最大效率地收获名与利。“就像他当年《疯狂的石头》那样。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导演，所有人都想做导演，对吧？”一位导演在首映收到大量差评后，有点挫败地说道。
而宁浩也怀念那个阶段的自己。
“不停地找我下一个戏，下一个戏，我挺想拍点真的电影。像电影的电影，不是像戏的电影。”九月底，在宁浩担任总导演的《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前，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他胖了不少，肚子从洗得发白的黑色T恤里鼓出来。
他主动说起2000年初，拍《香火》和《绿草地》，没有如今的市场，全国就几千块银幕，压根没有进院线的希望。“那就瞎拍呗，反正挺自由的，我都没打算给观众看，自己拍得挺高兴。”
后来就有了票房竞争，他称之为“赛道”，“没别的，咱就比谁票房高。跑得我又累又无聊。”那会儿每天在现场苦大仇深，琢磨观众要是不乐怎么办啊。“哎哟，我现在想起这问题就头大，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乐呢，我都这么不快乐了，还得负责让所有人都快乐，太难了。”
但他也是这条赛道最初的缔造者，和过去这十多年最矫健的运动员之一。
2003年，《疯狂的石头》直接制造了市场的疯狂，以不足300万的成本获得了将近3000万的票房成绩；2009年，《疯狂的赛车》使他成为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之后第四位迈入亿元俱乐部的内地导演。2014年，《心花路放》则开创了电影保底的盈利模式，和购票网站深度合作，在电影上映前就已经稳赚不赔——《囧妈》卖给字节跳动之前，就采用了该保底模式，欢喜传媒提前受益6亿元。
宁浩却把自己定位为“误入跑道的那个人”，被形势和别人推着跑，“而且我也不是跑在最前头的啊”。电影复工，《我和我的家乡》收获28亿票房。
在采访中，他对谈论票房没有兴趣，还不止一次表达了对“讲故事”的厌恶，觉得这一标准让电影变得低贱，而电影在尊重它自身特质的时候才可以变得高贵。就像《疯狂的石头》那会儿，“还有不少电影本体的部分”——它的空间感、闪回倒叙，“只有电影可以这么玩”。
那些惯常的评价一个“好故事”的词，比如笑中带泪、起承转合，“我一听到这就恶心”。对市场而言，这样的故事无疑是有效的。过去这些年，宁浩觉得自己也“掉到坑里了”，他想试着爬出去，但过了一会儿又说，“可能未来还是得走在这赛道上，你得生存，肯定免不了还得再拍点这玩意儿”。
“那有解绑的方式吗？”
“啥人啥命，你走到那块了，它就推着你只能干。就像你已经进入到了媒体行业，你不管说这媒体行业今天是不是寒冬，反正你只能在这儿，那我也是啊。”宁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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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就是生病了，
王红卫的时间感随档期而定，上半年是春节档之后，下半年意味着暑期档之后。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疯狂的石头》《无人区》等宁浩多部电影的编剧。
他每年都会被合作过的电影公司邀请去做一两次内部交流。影院复工不久，电影公司发愁，找上他说，王老师，现在也没片子，咱能说点啥？要不回归学术吧，您在电影学院讲了啥就给我们公司再讲讲。王红卫觉得没必要，就把这大半年“脑子里想过的一连串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
三四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在家里给导演系研究生上网课，最关心的不是电影业什么时候复工，而是当外部世界剧烈变动，以后拍电影是不是要换个脑子，观众看电影的目光和感受会不会再也不同，电影里又该用哪一套价值观去讲故事？
疫情逐渐平稳后，他觉得这个问题“太虚了，为时尚早”。目前全世界大的电影市场只有中国复工，没有任何样本，甚至缺乏新片，更遑论观众标准和口味的变化。
影院开工百日，票房达到120亿，其中国庆档就接近40亿，和去年相差无几，名列中国影史第二。《八佰》上映后，登顶全球票房冠军。
董文欣这样的影院经理，对市场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和上座率的提升几乎是同步的”“《八佰》特别猛，一下子就爆了，比想象中加速了”。国庆档之后，影院恢复了七成有余。但在消费神话再造奇迹的双十一那天，董文欣在微博写道，这周市场冷到了极致，影院又开始节衣缩食了。
往年11月，是好莱坞大片惯常档期，如今除中国之外的全球电影市场停滞，出现片荒现象。“影院是靠片子吃饭的，现在的片子明显不够影院吃，特别是商业片。”几天前，董文欣在电话里说，她很焦虑，不知道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
过去15年间，王红卫辅助和见证了宁浩、程耳、忻钰坤、郭帆等导演的成长和中国电影市场的发育。
他把市场蛋糕分为三块：第一块是FIRST系的小微文艺片，要不独立制作，要不由工厂大门这样的厂牌监制或收割；第二块是主旋律影片；最后一块是核心主体，商业类型片。
他打比方，第一块蛋糕就像营养补充剂，游离于工业体系之外，主要依赖创作者尤其是新人导演的创作欲望；第二块蛋糕是政府供给，举行业资源之全力，不受外部环境影响；最后一块，才是支撑这个市场往前走的。复工之后，银幕上出现最多的是前两类影片。
11月初，北京急剧降温，在望京的工作室里，王红卫一身黑衣，坐在编剧们开剧本会的长桌一侧，像面前摆着一副棋盘，用手调动着“这三块蛋糕”。
“你数数看，《八佰》这样早就期待的片子之外，你数不出几个。你会发现，好像和以前是不太一样了。”王红卫说，“那要说疫情影响，最实在的，是观众在第三类——商业类型片上的刚需和市场供货不足之间的矛盾。”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目前行业资源并未集中在商业类型片上，“继续往前推演，这块儿（市场主体）就是烂片回潮，影片质量和票房成绩会再次倒挂。”
复工后，王红卫被邀请去看一部爱情类型片，观影过程并不愉快，“咱就不说狠话吧，片子乏善可陈”。三天后，该片上映，当天票房冲破两亿。与之相对，豆瓣评分不足六分。
他举例，更典型的是《喜宝》，豆瓣评分3分多但票房依然过亿。“如果熟悉这个行业，其实中国大陆的爱情电影已经死了很久了，纯粹爱情片，市场均值已下至三千万左右，这还是线上演员出演的。不是市场没需求，就是因为质量差。”王红卫说，“我很担心，花费十几年才摸到的、市场和口碑良性运转的规律被打破，烂片再次大卖，按照电影周期，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影响会立竿见影。后头你再去做项目开发的时候，那个标准到底在哪儿呢？”
当时就有很多人担忧，烂片大卖会毁了中国电影业。
但王红卫反而不担心，“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声音”，在我们的采访中，他对很多新兴现象之下的观点都做此判断。很多国家后来兴起的行业就是这么起来的，一个充分的市场会进行自我修正。这就像一个小孩刚开始成长，还不够身强体健，“他长得乱点，还好，总归会长大的。”
那个长大的节点，被他划在18年年中《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出现——31亿票房，豆瓣评分9.0，票房和口碑实现了“非常非常良性的正相关”，创作水准在线，受众老少咸宜，而它又不是空中楼阁，“确确实实和我们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但即将发生的这次“烂片回潮”不一样，中国主流电影市场已基本发育完成，王红卫有些悲观，“一个人在青春期过了之后，如果再来这么一下，那你要不就是生病了，要不就是受伤了。”
即便悲观，王红卫案头仍排满了工作。他眼下最忧心《流浪地球》的续集。19年春节档结束，王红卫就催促导演郭帆开始筹备第二部，但郭帆太忙了，到了2020年，疫情爆发，见面受到阻隔，项目难以推进。好不容易等疫情差不都过去，6月27日，郭帆接到《金刚川》的拍摄任务，几乎全封闭式地一直忙到10月月底电影上映。
据了解，《金刚川》之后，四、五十部主旋律影片已提上日程，行业头部资源参与制作，将在未来五年内陆续上映。
“马上就是2021年的春节档了，距离《地球》上映已经两年了。”王红卫感慨。他跟郭帆说，要是再这么拖下去，等这个续集拍完，要不就是我退休了，要不就是连你都退休了。
王红卫发来的现场照片
我们见面半个月后，11月26日晚上十点一刻，在厦门举行的金鸡奖活动上，郭帆宣布《流浪地球2》启动拍摄，并定档2023年大年初一。他透露续集里“还会有全新的技术”。
王红卫就坐在台下，他第一时间发来消息和现场图片。“好多事都是当你以为是开了个好头的时候，没想到就是结束了。如果《流浪地球》这个头开得不算差的话，希望能努力得再好点，而不是一个终点。”在这个电影人的年底聚会上，他回答了李霄峰的那个问题，“电影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吗？能救死扶伤吗？”
“都不能吧，电影肯定是个没啥用的东西，但是也可以说是所有无用的东西里，能做得很美好的一个，它可以把梦、把宇宙、把人从哪里来都拍出来。”
这一年你关于电影的记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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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杜梦薇、靳锦
撰文：杜梦薇
编辑：靳锦
摄影：苏里 杜梦薇
视觉：a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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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编辑：肖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