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神兽”上网课的家长们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五一假期后，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暂停到校，改为居家上网课。原定6月13日返校，但因疫情反复再度推迟。6月27日，学生们终于返校上课。神兽归笼，无数家长大呼解脱。
这是一段特殊时期下的众生相，我们选取了身处不同家庭与社会角色的采访对象，全职妈妈、二孩妈妈、被迫带娃的爸爸、除了教学生也要带自家孩子上网课的老师。这段特殊的时光，也促成了他们对各自角色新的理解和思考。
林强，男，42岁，北京某化工企业员工，
女儿一年级
我有个一年级的女儿，叫妞妞。五一假期后，北京中小学暂停返校，妞妞就开始在家上网课了。因为孩子妈妈的工作和疫情防控有关，被要求返岗集中办公，整整一个月没回家。这段时间，只能由我来带孩子。
以前，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上，她妈妈是主角，参与比较多，而我是配角。一般都是她妈妈计划去哪儿玩，报什么班，我只负责把她们安全送到。平时在家长群，我也很少说话，看群公告、填各种表都由妈妈举手之劳完成，我看群里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
我们单位要求8点半到岗，因为害怕堵车，我一般7点来钟出门。那时女儿还没起床，她上学就在小区里，比较近，不需要起得特别早。
晚上回到家6点多，她妈妈下班早，已经把饭做好了。我们就一起吃饭聊会儿天。吃完饭，我大多数时间会去健身房健身、跑步，她妈妈辅导做作业。健身完回到家9点，我和孩子简短聊会儿天，她就睡觉了。
现在，突然要我一个人照顾孩子，同时又要居家办公，就像拆西墙补东墙，特别乱。我得很早起床，准备早餐。妞妞上网课时，我总得盯着她，害怕她开小差，上着上着精力不集中，一会玩玩橡皮，折折书角，时时刻刻神经紧绷着。
有一次妞妞上手工美术课，我这边电脑开着，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会，那边她在吵吵着要取东西，老师在网上催，弄得很乱、烦燥。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到处给她弄东西，三心两意，完全不能专注。电话里人家问的问题，我都在跑毛，答非所问。
到了中午，她12点下课，我11点半开始做午饭。菜在锅里炒着，油都热着，她那边就出现状况，菜还半生不熟的，就得熄了火去帮她解决问题。这种情况非常多。整天下来就感觉比正常上班要辛苦得多，非常疲乏。
千盼万盼，终于听到6月13日返校的消息，我浑身都解脱了，看什么都是阳光明媚，恨不得小祖宗赶紧去学校，一天也别在家里耗着了。
没想到6月11日，因为天堂超市酒吧的疫情，中小学生推迟返校。当时我正好在排队做核酸，先是看到一些教育自媒体、家长群在传推迟返校的小道消息，我心存侥幸，觉得万一是谣言呢。可等我回到家，看到官宣，实锤了。
这种落差，就像是过山车，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万念俱灰，我恨不得打开窗户跳下去。
可面对孩子，我别无选择，还是得陪着。我女儿的头发长及腰背，平时她妈妈会给她梳两个小丸子、一个小团子头，再带上粉红色的夹子，花里胡哨的。可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挑战，不知如何下手，我只能给她梳顺了，又特别怕弄疼她。头两三次，摆弄了五六分钟，就是扎不起来，最后只能随意扎扎，她整天披头散发地上网课。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bug，不管怎么努力都完成不了，给女生梳头这个事儿就是我的bug，完全做不到。
最让我情绪激动的，是给女儿辅导作业。以前我特别不理解，我妻子在辅导作业时，会情绪崩溃，大喊，大声吵，大声地训斥。我困惑，这玩意儿能到那个份上吗？
现在自己设身处地经历，我的耐心还不如她。她妈妈也许可以坚持两个小时才发作，我可能坚持不到40分钟。崩溃时，我会爆发，冲孩子大喊大叫：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啊。忍无可忍，那种情绪根本就压不住，我现在特别理解。
很简单的题，比如几元几角，等于多少角，等于多少分。我说了千遍万遍，她都做不对。感觉今天好像明白了，睡上一觉，第二天再问，又归零了。这种状态能持续一周，到最后我就想拿头撞墙。有时候，我会对她和自己都产生怀疑，到底是她笨，还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
说实话，有一次我还打过孩子。讲了整整一早上百数表，她做出来的还是错的。那会儿忍无可忍了，我说做错一次，就用板子打一下手心。
她肯定哭了，她也很无助。看着她哭，我内疚得不成，心里特难受。因为我也是着急，怎么就学不好，怎么就不会。我立刻把她抱在怀里，安抚她：咱们都平心静气，都不要着急，重新再把这个题慢慢捋一下，从头再来。
这一次的效果就比刚才要好得多。我后来就发现，打是不对的。越打她，她的恐惧占据大脑一切运行，她越是吸收不进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用过这种教育方式，教育孩子的方式是要慢慢摸索的。
第二次宣布6月27日复课后，因为害怕再次失望，我的内心已经没有太多的起伏，那时候我妻子也从单位回来了。不过，我发现，因为这段时间妻子不在，我也开始有了些主动意识。
以前，她妈妈辅导作业时，我很少参与。就算参与，也基本上是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用大人那套训她：你是不是不想学了，不想学就可以把书收拾了，作业完不成就让老师去收拾你。这可能会雪上加霜。
但现在，我就会更多投入进去，两边平衡。昨晚我们家因为辅导作业又吵起来了，我进去先安抚一下孩子妈妈，然后支开她，让她到外面歇会儿消消火，我来替换一下，看看是哪些题。其实换一下人，对孩子也有好处，她这会儿可能在劲儿上，不愿意让这个人辅导，换一个人平静下来，又能好好再学一会儿，效果比之前好得多。
有时候，我也能跟孩子妈妈进行一些建设性的讨论了，针对孩子的性格脾气，应该怎么去跟她沟通、教育，以前真的就没什么意见可谈。
网课这段时间，是我和孩子单独呆在一起最长的时间。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她下课，我带着她去周边的小公园散散步。今天总算是结束了，紧绷了一天的弦松了，我们可以出去走走路，聊会儿天，特别恍惚。
虽说是我陪她散步，其实更多的是她陪着我，让我去了解她。散步时，她会跟我讲他们班里的故事。以前我不知道他们班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但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他们班好多的同学。
平时她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妈妈来买。我买的我姑娘也不太爱穿，我曾给她买过米老鼠、唐老鸭，她都不喜欢，我觉得我一男的跟女的眼光不太一样。现在才知道，女儿喜欢的是冰雪奇缘，以前你问我谁是艾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是个人还是个什么东西？原来她只和妈妈聊这些，现在我也知道了。
林芳，49岁，全职妈妈，儿子一年级
我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因为疫情，他有两个多月没回北京了，这段时间都是我盯着孩子上网课。
其实网课是很容易出现各种状况的。上网课时，班上有一位老师上课，还有一位巡检，但还是突发频出。有的小孩喊“老师，我听不见了”，有人网络突然掉线，还有人老喜欢自己把麦克风打开，自己说话。若是在学校，老师刷一眼，就能看到谁不注意听讲，但网课时就很难了。
我们家小孩倒是不调皮，但注意力不够，理解能力比较弱，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提问，但我们家孩子一句话不带说的。他不知道跟着老师的节奏走，一下子就天马行空玩儿起来了。所以他在卧室上网课，我就坐在离他远一点的床边听。后来，慢慢他也能跟上老师节奏了。
管孩子就是我一天的主要工作，因为我从孩子半岁就全职在家，今年是第6年，本想着孩子上小学步入正轨我就找份工作，没想到，疫情又来了。
在当全职妈妈前，我在北京一家大型汽车公司当科长，做采购工作。我是在吉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很穷，连本子都买不起，铅笔橡皮省着用，老师天天催交学费，从学期初催到学期末。不仅是我家里穷，我们那片儿都是如此。
我记得小时候造句，长大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写成为科学家（笑）。其实根本就没有概念，我只是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所以在学校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放学还要去玉米地干农活。那时很有动力，一定要考到城市。
一开始并没有想着走出东北，我考上了吉林化工学院，是二本学校。刚入学时学校还包分配工作，等到毕业时就不包了。当时工作难找，很多人都是靠家里帮忙，我们家条件不好，没有人帮我。所以我只能继续考试，考研考到了北京化工大学。当时觉得北京是最好的城市了，能找到工作，就留在北京。
像我们农村出来的学生，想法很少，父母也不会提供什么有用的意见。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回过头才知道，哦，应该是这么回事儿。
进了公司后，我就是拼命干，成为老板最喜欢的那种理想员工，随时可以加班，24小时待命不关机。一开始不想要孩子，想着能多挣点钱。想要孩子时，我41岁了，当时我已经做到科长，怀孕时特意调到一个比较清闲的岗位。
儿子出生后，妈妈和理想员工是很难两全的。我的父母当时已经70岁，身体不太好，带娃方面帮不上啥忙，如果他们累坏了我更操心。那时丈夫去了外地工作，我姐来帮我带过一个月，很快她也要回去带孙子。
我们家儿子很“作”人，六七个月的时候，把他放小车里来回推着，持续一个小时他才能睡觉。他不睡觉时，必须得我给他哼哼呀呀唱歌，用手机播放都不行，急得我怎么都不对，各种不舒服。
产假休完后，我回去上过一个月的班，单位比较远，我6点多就得出门，回到家就是12个小时以后的事儿了，这样不是长久之计。我和老公一商量，决定我辞职专门带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城里人会把孩子送去单位托儿所，自己就可以去上班了，没听说有谁辞职回家带孩子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托儿所就取消了。
肯定可惜啊，我也念了那么多年书，那时我挣钱并不比老公少。他会安慰我，说你做出了牺牲之类的话，也没有啥意义。因为放弃的只能是我，他根本就不会带孩子，连家务都不会做。现在他回家也只是跟孩子玩玩，作用不是很大。
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在我们公司，女员工升到科长就很难再往上升，当时我已到顶峰，可男的还有很多机会。所以如果牺牲就牺牲我吧。
我们家儿子就没怎么上幼儿园。他3岁半入园，有半年一直在生病没去。等他4岁半开始疫情了，就反反复复居家，当初辞职时，我想等孩子上幼儿园了，我还能上班，结果也上不了，离不开人啊。
我经常想，哎呦，我怎么一下就成家庭主妇了呢，这些年的人生全都在孩子身上了，就感觉人生也就这样子了，没有什么成就感。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没有朋友，和社会脱节了。以前我喜欢约朋友一起吃饭，喝个小酒。可现在联系很少，因为他们都要工作，没那么多时间，我们的生活轨迹不在一个齿轮上了。
后来，我又想等孩子上小学后再去找工作，结果现在又要在家上网课，我还是走不开。即便没有网课，我也知道很难，以前我上班的公司要招人，女方如果超过40岁，就不考虑了。我今年49了，像我这个年龄去找工作，我不知道能干什么。
我想找一份离家近一点、时间自由一些的工作，这样方便照顾孩子。北京的小学下午3点半就放学，“双减”以来提供延时服务，可以到5点半，但很多家长也是来不及的，因为在北京，从单位到孩子学校，一个小时路程很正常，都得靠老人或者阿姨。以前我上班时，回到家都7点了，根本赶不上接孩子。孩子爷爷奶奶快80岁，指望不上，他们能不生病不住院就烧高香了。
若是有可能，我希望能找个兼职，我听说，在德国，很多企业会向有孩子的女员工提供半天工作或是兼职的机会，但我不知道身边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作。
李明，42岁，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
儿子六年级
那天特别突然。五月的一个周五，我的学生们正排队准备放学。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暂缓放学，原因是毗邻的区出现了新冠确诊病例。我们这座城市很偏远，一直以来都觉得离疫情很远，突然有人确诊，我都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但整座城市反应非常迅速，第二天全民核酸，学校马上开始上网课。
我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那两天忙得头晕脑胀。我们家电脑坏了，发不出声，临时又买不了，我和儿子只好一人拿一台手机，用钉钉上课。做核酸、找课件资源、统计学生在线状态、登记每个学生核酸情况，是我那阵子的日常。
一年级每天两节语文课，一开始来不及准备直播，我就转发国家教育平台的教学视频给学生看。这样的上课方式，我只能看到学生的头像是否在线，却看不到他们是否在认真学习。我们班有46个学生，每次上到一半课时，我专门截屏所有人的在线状态，提醒不在线的学生家长，时不时让家长发我一些孩子在学习的视频。
作为老师，我肯定是希望家长多在身边管管孩子。有个小孩一直不按时在线，我屡次点他的名字都没回应，后来才知道家长忙去了，只有爷爷奶奶在身边，他自己打不开手机。
我有点担心，上网课会把孩子们之间的差距拉大，在学校上课还有老师盯着，可是网课期间如果家长不管，就只能靠孩子自己了。疫情结束回校，有的孩子成绩一落千丈。我们班有一个瘦瘦的、眼睛不大的小男孩，以前在学校总是很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虽然有时“牛头不对马嘴”。可网课期间，他总是不在线，回校后上课心不在焉，越来越跟不上。
我曾找过小男孩的妈妈，这才了解到小男孩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是快递员，每天8点出门，晚上9、10点才回到家，孩子早就睡了，根本来不及查看孩子作业，就连孩子放学吃饭都是交给接送员。
我和他的妈妈聊了五六次，有一次还是在快递点碰面的。她的两个儿子学习成绩都不好，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她说，看来自己要换工作了。
可是一切如故。有一次我打电话，她没接也没回。可能说得多了，她也觉得尴尬吧。其实我也理解她，换工作不容易。我们学校，很多家长都是从乡下到城里打工，租房，上不了公立学校，民办学校每学期学费三千元，三个孩子将近一万，打工可能一个月才挣两三千，压力很大，必须要拼命工作赚钱。这种家庭哪有时间挤出来辅导孩子学习？
有的家长甚至明说，只能让老师帮我带孩子。有什么办法呢？有时候去想一想，人家也不容易，只能说靠良心，尽我们的能力去教。
其实，当我把自己的模式切换成家长时，我也很希望老师多管管孩子。我是语文老师，却教不了自己的孩子写作文，也许面对学生我还会多些耐心，可对儿子却没有。明明我已经看过多种多样的孩子，明白开窍需要时间，却还是忍不住冲他吼，“你看了那么多书，你学到哪儿去了？”
最近我很焦虑。我儿子今年六年级，用手机上网课以来，迷上了玩游戏。上完网课，我把手机卡拔出来，藏在平时收袜子的柜子里。直到有一天，他爸抓到他躲在被子里插着卡玩儿手机。我不知道已经多长时间了。
孩子进入了叛逆期，最近已经不愿意让我看作业了。他快要小升初考试了，我想让他考我们当地一所比较不错的私立学校，但他能不能考上，我心里也没底。他最近模拟考分数不太稳定，在家上网课也不肯好好学，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教育失败了？我去找他的老师求助，老师安慰我，“是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其实我知道，一个成功的孩子应该是思想健康，有上进心的，我也知道自己的孩子没有走歪，只是我太焦虑了，需要自我调整。看来，不管是当老师，还是当妈妈，都需要很多耐心，我时常安慰自己，花开需要时间。
妙声，39岁，二孩妈妈，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
我们家老大是闺女，9岁，上三年级，老二是儿子，5岁半。我老公2月底去了上海，一直回不来，但还好，有父母帮我一起带孩子。
孩子上网课那段时间，我也居家办公，我是做媒体工作的，写稿子需要静下心来，但每天和孩子们在一块儿，总被他们的各种事儿打断，时间一下子变得很碎片，很难集中精力，效率很低。好不容易等他们睡着，想想一天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于是放松刷刷手机，又会睡得比较晚。第二天进入恶性循环。
有一次周一，单位在线上开例会，我是躲在家里的次卫开的。我们家住在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里，85平米，是为了给孩子上学买的，花了1000多万。一共是三居，没有客厅，两个老人、两个孩子和我一起住。
我可以在卧室开会，但家里人太多，走来走去，两个孩子蹿来蹿去，老在门外叫我。开会我不可能永远是静音状态，我就躲到次卫，坐在马桶上，举着手机，开了一整天。
女儿上网课时，我比较担心她的视力。因为今年开始，她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一百多度，配了OK镜，挺郁闷的。所以我每天还要花时间陪她出去。我们家离西海和后海比较近，我们出去一趟，走一万步或者跳绳1000个，还带着她骑自行车，这样时间会被切得更碎。
所以那时，我特别希望有个社会团体，能组织孩子们一起出去户外运动。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学业压力并没有那么大，而家里老人体力不够，能有人帮忙分担一下。
我生老大时觉得一切都很顺利，生命到来像是件很自然的事，但生老二时就很波折。20多周发现是完全性前置胎盘，一旦大出血，可能危及我和孩子的生命。有一次回公司开会，突然出血止不住，同事把我送到医院，就开始住院保胎了。那时我33岁，血糖血压高，睡不着觉。在医院住一个多月后，咳嗽用力大声了点，半夜11点大出血，紧急剖腹产，儿子出生时才两斤多，我还没看着，就直接送去了极早产科的保温箱。
他在保温箱里，连上了50多天的呼吸机。我在家里，每3小时定闹钟起来挤奶，送到医院。也想过请阿姨，但早产儿是不好带的，最后只能剥削家里老人的劳动力。
产假休完，我就正常上班了，一天都没超。编辑部对我挺好的，产假回来后，我从记者转为编辑，不坐班，上班时间比较灵活。但其实我是更努力的，因为越是知道机会时间宝贵，越会珍惜。
老二非常难带，晚上要起无数次，一晚我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早产儿没有力气，吸奶都吸不动，我一边手抱着他吃一点，然后再用吸奶器吸出一点。有时半夜喂奶，我会用另一边手打字，给记者写采访思路的反馈意见，所以我带的记者有时会凌晨4点收到我的信息。
像我们公司的男同事，他可以早上7点上班，晚上11点结束，还能跑个步，但我不行。我们公司没有母婴室，如果到公司开会，中午我会开车20分钟回家给孩子喂奶，再回公司接着开会。有的女同事家住得远，甚至直接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方便给孩子喂奶。
我一度想过辞职。当时当记者工资7000、8000元，月嫂的工资也是这么多。可是我老公和我妈都不同意，觉得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我曾编过一篇稿子，里面写了一位女孩儿，比丈夫工作好得多，但还是她辞职带娃，好像这种事大家会默认是女性。
我的女儿现在还小，我希望她长大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对女性更平等的社会，也希望有更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孩子两岁多时，我想过找托儿所，但商业性质的托儿所，稍微好点的一个月就要15000左右，而公立幼儿园只接收3岁以上的孩子。
我知道在国外，有的公司允许家长带孩子一起上班，但我们这里很难实现这点，认为会影响工作的专业性。有一次，家里实在没人了，我带过老二去公司上班，他在会议室睡觉，我在另一个房间里开会，公司里女性比较多，能够共情和不苛责彼此。
我现在的心愿就是，想拥有多一点自己的时间，看看书、看看电影，喝喝咖啡。前阵子，我提前一天把孩子送去公公婆婆家，早上5点起床，去圆明园逛了一圈，感觉偷了好几个小时。那时，我不是员工、不是妈妈、不是妻子，我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