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和她的空间：白夜宽窄巷子闭店之后
诗人翟永明创办于1998年的白夜酒吧，是成都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今年7月，受到疫情影响，白夜宽窄巷子店关闭，全部活动转至芳华街的新白夜。
白夜承载了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寄托，也让诗人翟永明拥有了一个现实身份——酒吧老板。如今，翟永明选择远离纷扰，很少介入酒吧的经营，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白夜宽窄巷子闭店，对她来说是个解脱。更年轻的人主理着白夜，并试图与年轻一代对话。但在网红经济和流量大潮下，那个属于诗歌的时代已经远去了。
2022年7月，成都市高新区芳华街28号，一个崭新的、白盒子一般的二层建筑坐落在两幢住宅楼之间，这是白夜的一家分店，于2021年开业。
白天这里是咖啡馆，透过正面的玻璃墙，能看到里面纯白的墙壁和空旷的走廊。晚上，打开桌上和吧台的底灯，这里是一间酒吧，人的讲话声和音乐声在空间里流淌。等门口那块散着白光、写着“白夜”的招牌灭了，它便全然融进黑夜里了。
作为成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创立自1998年的白夜凝聚起了一批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艺术家、诗人，见证并推动了诗歌在中国的传播。艺术家在白夜聚会，诗人在这里留下诗篇，白夜早已成为一张浪漫的文化名片，理想的精神寄托。人们称这里为成都的“左岸”。
今年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加之房租上涨，白夜最终决定关闭位于宽窄巷子的老店，由芳华街的新白夜接续老店的活动。
新白夜周边都是居民楼，从商区搬到社区，白夜面临全新的考验。投诉纷至沓来，两侧楼里的老年人抱怨，泛白光的招牌侵扰了他们晚上九点上床睡觉的安宁。为了融入社区，新白夜取消了音乐演奏、独立电影的放映，改放《奇迹.笨小孩》《钢的琴》等影片。
芳华街的新白夜
7月的晚上，98年的调酒师站在新白夜的环形吧台里面，调制了一杯“里尔克”。橙红色的酒精上漂浮着一块干柠檬，“里尔克”浓度不高，入口一股浅浅的、清爽的酸味。
“里尔克有首诗叫《秋日》，这就是根据那个调的。”调酒师解释，里尔克是奥地利人，但一直用德语写作，他就用产自德国的金酒做基酒。
把对诗的感受转化成味觉，再借酒精表达出来。“你是在用酒写诗呐”，我说。
“我一直觉得调酒是一种创作。”他举一杯调制的新酒递给坐在吧台的熟客，叫他尝尝。
白夜玉林西路店，这里是白夜的起点 摄影：张洁琼
白夜的老板是翟永明，她是一个诗人，她还办过摄影展，为年轻的艺术家做策展，为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当编剧。她年轻时酒量好极了，什么酒都能喝。现在只喝低度数的鸡尾酒。她在《以白夜为坐标》一书中记录了2000年初老白夜的酒单。每一款酒都有一个故事。她的女性朋友们，遭遇情感问题时便喝“血腥玫瑰”，更糟糕的情感问题时就喝“B52轰炸机”，烈酒是发泄情绪的良药。
如今，酒客已经不再来白夜发泄情绪了。血腥玫瑰只有少许懂酒的内行人士才会选择，轰炸机成了“夜店酒”，从白夜的酒单上剔除。酒吧里最戏剧性的事情不过是一个人在洗手间吐得满地都是。酒吧总是最先被警惕的那个。去年以来，成都疫情反复，第一波暂停营业的便是酒吧。
不久前，翟永明来新白夜参加活动。她很少来白夜了，只有在店里举办讲座或重要活动时才会出现，而且通常是提前半小时或者十分钟到达。那天，她在吧台管调酒师点了杯“里尔克”，正等待着，她突然问：“听说你也喜欢文学，那你写诗吗？”
调酒师回：“几乎不。”
翟永明笑了笑，她习以为常。年轻员工们来了又走，总是做不长久。她一直希望员工能对白夜建立起认同感。接着，两人再次陷入沉默。
新白夜的主理人谭静，今年33岁，毕业后进入白夜，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最初她只是做一些出纳相关的杂事，在宽窄巷子，她组织活动，接待诗人，写公众号推文，最终负责一个新店。新白夜最初是一块坑地，看着这里从无到有，她找到了满足感。她用十年与翟永明达成了共识：审美很重要，但需要平衡；生意和内容一定要分开。
7月3日是白夜在成都宽窄巷子的最后一天，他们只是提前在网上发了条推送。推送里写：“七月已至，即将划下句点，但不与朋友说再见。”
大家都赶着在晚上来送别，一波又一波，前后差不多一百五十多人，院子里坐得很满，店里的藤椅、折叠椅、木椅都不够用了。送别就是喝酒、寒暄、不要伤感，“像周年庆一样”。有朋友叫翟永明上去跟大家讲两句。她回：“说啥啊，有啥可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白夜宽窄巷子，闭店后十天，这里正在清退。摄影：张洁琼
2007年秋天，翟永明租下这间三百多平米的院落，左有一小小亭阁，右有一道老墙，院中还有两颗枇杷树。当时，政府改造老街区，宽窄巷子刚被规划为特色商业街。街道邀请了不少艺术家入驻。除翟永明以外，还有设计师、作家入驻。白夜从玉林西路搬到这儿，开始拥抱商业和市场。
2015年，香港国际诗歌节，北岛来到白夜，和来自中国台湾、以色列、日本、美国的四位诗人一起朗诵诗歌。台下的座位不够，人贴着墙站，门外也是想进来的人，隔着玻璃墙眼巴巴看着屋内。一个女孩爬上墙，试图翻进来。白夜的员工跟她说，你要能翻过来，就让你进来。她真的翻进来了。
这道玻璃墙安装于2008年，它将白夜与热闹嘈杂的商区隔开，屏蔽了街上的拉客声和川剧的敲锣打鼓声。2019年，店租上涨，店长胥明亮提议把墙拆了，不然外界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白夜”是什么。翟永明花了很久的时间下定决心拆掉墙，那意味着更直接地将白夜暴露，用宁静换取客流量。
2016年，宽窄巷子成为网红景点以后，客流量大涨。流量为白夜带来了营收上的增长，那是白夜酒吧赚得最好的几年。游客总是挤满整条巷子，举步不前。有一天翟永明来参加活动，死活挤不进去，她有幽闭恐惧症，身处人群中令她感到不安，她反应过来，怎么宽窄巷子变成了这样？在感受外部环境的变化上，她有时很迟钝。
那时候起，白夜便不会在“五一”、“国庆”假期安排文化活动了。老朋友们日常也几乎不来白夜喝酒了，人群阻扼了他们来此的欲望。谭静一直在店里办公。游客多了，不停有人进店询问打探，她白天根本做不了文字工作，只能做那些不用动脑的机械型工作。
白夜一直想做爵士乐演奏会，员工们买来音响、调音台，低价收了一个架子鼓，摆在小舞台上。可景区的游客，没有人听爵士乐，他们青睐的是《成都》。架子鼓放在舞台上，没人敲过它。
“我不太会做生意，我现在都懂了，但是让我做我还是不行，在最高点的时候，就得要离开。”翟永明说。
宽窄巷子店，宽窄巷子32号 摄影：张洁琼
白夜最后一晚，朋友们拉着翟永明合影。她努力配合，把自己当“人肉背景板”。她一直对镜头对准自己有所恐惧。摄影师周嘉宾在白夜拍了两年的照片，他一直想拍出白夜的艺术家们满面笑容的单人照。他用镜头观察他们：何多苓总笑，表情最自然；建筑师刘家琨，虽然严肃，有时候瞪眼，但也生动。而面对翟永明，想拍到满意的单人照太难了。当翟永明发现镜头对准她一个人时，她会相当地敏感警惕。
“翟老师以前那些照片，肯定都是她的朋友拍的，她在朋友中间不一样。”周嘉宾说。
翟永明没停下来过，来的大都是她的朋友，她来回走动，挨个跟朋友打招呼，向他们解释白夜闭店的原因。她讲，本来就想搬了，没下定决心，现在租金涨了一半，就干脆搬走了。有朋友宽慰翟永明：“早就该关了。”
白夜一直是收支相抵的状况。用酒水来供养整个店的支出，一场活动包括嘉宾的差旅费、灯光音响租赁费、给嘉宾的费用。疫情以来，宽窄巷子成空巷子，酒水卖不出去，活动也受到种种限制，宽窄巷子的不少酒吧都撤离了，而白夜花了两年才撤出这里。
翟永明有意弱化关店的意味，“现在的人你知道的，都是比较浮躁，你一说关了他以为你彻底关了，新白夜的人就跟我说，千万不要说关店。”
宽窄巷店开张第二个月时，碰上汶川大地震，成都也余震不断，翟永明每天守在店里，一个游客也没有，她依旧守着。一个吧员想要离开，走之前他跟她说，他每天站在街上看，巷子那头没人，这头也没人，店要做不下去了。翟永明要留下，“有朋友还是经常要来，还有活动想做，而且房租也没那么贵。”等了三个月，宽窄巷子才开始有本地游客光顾，又等了三年，才恢复生机。
白夜一贯的理念是往积极的方向去想。“其实白夜这么多年，肯定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最后总有解决办法......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很快就恢复。白夜如果当时就退出了宽窄，没有完全衔接好，那其实也不重要的，它总会有一个新的空间，白夜肯定会继续一直存在。”白夜宽窄巷子店的店长胥明亮说。他四十多岁，讲话真挚但谨慎，从2008年起就来到白夜工作，是宽窄巷子店的店长。
翟永明从祖辈的故事那里得出一个朴素的启迪：钱，是留不住的。她的外公，事业兴旺时，在成都拥有一条街的铺面，病逝时，所有的财产被族长用一口镶珍珠的高级香檀木棺材给置换了，什么都没给家人留下。
她的父亲，是一个财务会计，但爱好文学。在特殊年代，床下藏了几本书，那几本书成为了她和哥哥姐姐们的文学启蒙，她成为了诗人，大姐成为了编剧。他一直坚持工作，等到退休以后，开始自由公开地写作。
翟永明从小受家人影响，她经常看姐姐写在笔记本上，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习作。她的表哥职业是报纸编辑，也写诗。1976年，翟永明上大学，学习激光专业。她在大学里写诗，只是一种纯粹的消遣。直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成都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她才进入到有意识地写作阶段。
翟永明的写作需要外部现实的刺激。早期，她写的都是与亲情相关的抒情之作。1983年，工作的不如意以及与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让她陷入低迷。在这期间，她写出《女人》组诗，当时诗刊的主流都是追忆童年的感伤之作。迫于环境，《女人》无法发表，翟永明用物理所的油墨，给自己印刷了20本《女人》，它们最初只在朋友之间流转。1986年，《女人》在《诗歌报》上刊发，并令翟永明在诗歌圈里名声大噪。
文学引领她找到了一个共同体。当时，成都从边缘到中心不过几公里，活动范围小，人口流动被限制，文学艺术的爱好者们总是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翟永明也乐于把她在物理所的单间宿舍提供给朋友聚会，等她下班时，宿舍里已经坐满了人。
随着诗人身份的确立，她与“单位”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她本就厌倦了枯燥的工作模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她的穿着打扮、同社会闲散人员的交往也令单位感到不满。她决心辞职。她说：“八十年代的时候一切都比较容易，像我这个个性，我说走就走了。”
辞去体制内的工作以后，翟永明四处打零工，她不再能接受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了。她去美国呆了一年半，写不出东西，回到成都，她开始主动寻找一种生活方式。她给自己划定了一个界限，要保证自己能够写作。这要求她在现实中寻找出路，又要同现实保持距离，以免被琐碎的生活淹没。
书店太遁世，餐馆太琐碎，最终她选择了开一间酒吧。
1998年冬天，翟永明路过家附近的一个大门紧锁的服装店，在一个丁字路口，向前是玉林西路，通向宽阔的马路，右边是一条小街，两边居民楼林立。她只考虑了一分钟，就从卷帘门上揭下了招租广告。她决定盘下这家店。
翟永明和朋友们
1999年，翟永明在白夜
90年代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事业心强、有冒险精神的朋友都去北京、上海了，剩下的大都是些与进取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迷茫者。“白夜”是一个进取与反抗的时代产物。它一面契合了90年代下海创业的浪潮，另一面，在公共空间都是茶馆、餐厅的成都，酒吧是一个新鲜的词语，白夜的设计又颇有反叛和挑衅的色彩。
建筑设计师刘家琨用锡铁敲了块招牌，中间制造一种剥落的视觉感，露出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巴希利科夫的肖像——一个裸着上半身的男人，昂着脑袋，一脸陶醉。在白夜的经营上，则发挥了翟永明注重实用的性格。六十平方米的酒吧，她塞进了一个书店和一个卖首饰的柜台。
宽窄巷子店关门十天后，我在翟永明家附近的一个茶室见到了她，这是一家室内面积五百多平的茶室，位于新城区，几年前翟永明从市中心搬到了这里。她习惯住在成都边缘，80年代在研究所里住宿舍，旁边是田野，现在那里成了一环。1998年，她和何多苓住在玉林路，也是边缘，现在是二环。2009年，她搬去世纪城附近，又到了边缘，在绕城高速外。
坐在茶室的翟永明有种如释重负后的轻松。茶室的店员走过来提醒她，茶室要闭店了。她看看手机，时间是晚上10点刚过。她打趣说：“你们老板还说要在这里开个酒吧，开酒吧闭店时间这么早，先把时间延长到12点再说。”
在涉及钱的事情上，翟永明几乎没赚过。去年，老白夜位于玉林西路的店面空了出来，这里诞生了最早也最令人怀念的白夜，但在2013年因房租到期而闭店。翟永明立刻重新租下了这家店面，事后细想，房东一定看出了她很想要，她连租金也没商议一下。
这次重新开业，招牌上裸着上半身的男人换成了何多苓的画《第三代人》。《第三代人》由画家何多苓和艾轩在1984年共同绘制，画中人有翟永明、建筑家刘家琨、画家周春芽、张晓刚。
回归前，白夜的几个股东一起商量招牌，大家都认可将《第三代人》直接印在招牌上，有纪念意义。翟永明不赞成，她不想让自己的画像高挂在此，被街区走过的陌生人凝视。最后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将《第三代人》里的人模糊化，打上马赛克，再挂起来。
玉林路的白夜像一个“第三代人”纪念馆。招牌是那幅画，沙发背后也挂着“第三代人”复制品。还有诗人们赠送给翟永明的手稿、剪报。曾经的老白夜因为局促而离开，现在，这里显得空荡。书柜没有了，书没有了，桌上放着七八本翟永明的书和诗集。靠墙有一张投影，有一个女孩对着麦克风弹唱，唱了半小时，她便背起吉他，匆忙离去。
1998年的白夜
2021年回归后的白夜。摄影：张洁琼
这些年，翟永明一直坚持稳定的创作量。她有固定的写作时间，鲜少在公共场合写作。写作是她最私密的生活。1998年开办白夜酒吧之前，她写出了《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等作品，诗风较之以前大变，语言硬朗，不仅接了地气，也调动和打开了自己。她尝试写散文和随笔，以白夜为题先后出版了《白夜谭》和《以白夜为坐标》。
翟永明的朋友、作家何小竹说：“白夜酒吧的经营，让作为诗人的翟永明有了一个现实的身份。这个身份促使（甚至逼迫）她不能置身事外。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文化局、卫生防疫站、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这些部门，作为诗人可以回避，但作为酒吧经营者，却绝对无法回避。”
最近几年，翟永明很少去白夜了，只在活动和朋友聚会上才会出现。她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新一本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聚焦于宇宙引发的哲思上，诗人韩东评价：“近年来翟永明的写作更加孤绝、我行我素，远离纷扰已深入到某种难测之境。”
她说，她预备退休了，慢慢放手，把白夜交给年轻人去经营，她想把时间都拿来写作，就像她父亲退休之后的生活。
这几天，新白夜下午几乎没什么人，有一对情侣在办公。女孩的笔记本电脑页面是“钟薛高丝绒可可口味”的海报。我在白夜的那几天，每天都能看到妆容精致、相伴而来的小红书博主，在门口拍照。
还有四个女人在开会，7月末，她们将在新白夜举办一个新装发布会，商议届时KOL和网红如何排座位，入口处的栅栏需要多宽，如何将一幅美国油画印在衣服吊牌上。她们说，想呈现美。
视觉文化已经渗入成都的生活。去年，新白夜开张没多久，一个小红书博主发了几张白夜的照片，那之后的两三个月，白夜成为了网红打卡点。一时间，白夜被刷到了大众点评热门榜的第一名，咖啡成了店里的主要收入。
新白夜，纯白的墙面，极简的风格，里面的家具摆设也都以黑白配色为主。吸引拍照爱好者来此。小红书上，网友们称之为“济州岛风”。
白夜的设计师，新白夜主理人阎星觉得，白夜的美学符合何多苓和翟永明一直以来的审美。“何多苓喜欢灰调和极简的风格。”
整面玻璃墙是一种主动的敞开和展示：老白夜临街的落地窗，宽窄巷子店的玻璃书房。玻璃是需要维护的，宽窄巷子店的玻璃，每年都要清洁，时间久了，玻璃之间的缝隙漏雨，暴雨时如室内瀑布一般。
新白夜。摄影：张洁琼
何多苓是白夜绕不开的人，他参与创办了白夜，新白夜的设计出自他的指导。他告诉建筑师团队，白夜作为环境的外来者，要主动放低姿态，放低自身的各种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与社区共生。
阎星小时候跟何多苓学过一段时间画画，深受何多苓的影响。她大学学的动画，毕业后去了成都一家杂志工作。翟永明鼓励她做海报，翟永明的方法是润物细无声的，她从不提要求，但会发国外好看的海报给阎星看。而何多苓看阎星的设计，会精确地指出海报上多出的一道线。
翟永明和何多苓跟阎星传达了一个理念，海报首要的是传递信息，其次是美。这是她未能从翟永明、何多苓身上继承的，她总是过分在意视觉，而忽略内容。何多苓推崇实用性带来的美。在《十三邀》里，何多苓说，兵器的美最大限度体现了自然的美，因为它绝对实用，不增加任何装饰。
这种实用性在翟永明身上体现为一种对世俗感的热爱。翟永明一直觉得新白夜太像美术馆，缺少生活气息，“这样留不住人。”她试图添置一些物件来丰富这里，于是她找了一位花商，在咖啡馆的一隅摆几簇花来售卖。谭静告诉我，生活中，翟永明喜欢看奈飞的剧，曾推荐《鱿鱼游戏》《虚构安娜》给她。翟永明害怕当众演讲，谭静就接过了活动主持的任务。
何多苓（左一）和翟永明（左二）
新白夜延续了翟永明创办白夜时的理念。嵌入进一个社群，同时保持雅致。附近居民家里养的小狗尾随着客人，光明正大走进来，往地板上一窝，等着店员给它喂水喝。店外延展出一条连廊，两三桌老头在下象棋，门口的空地前，孩子们在扔沙包。店内则是另一番风景，墙上挂着青年艺术家的布面画；二楼隔间的每一面墙摆放了两米高的书柜，陈列着小说、诗集、画册。
两个月前，翟永明在白夜做了场儿童诗歌工作坊，参与的都是附近的小学生。工作坊内容很简单，翟永明让他们看几副画，根据感受写一首诗，她再修改。孩子们站起来朗读自己写的诗，用成年人的语调，淡定沉稳，面无表情，几乎听不出稚气了，真是令人遗憾。但诗里留存了他们的天真。诗被翟永明贴在了白夜附近的诗歌墙上。
周五，白夜新空间的讲座，翟永明邀请了好友蓝庆伟讲“美术馆的秘密”。我见到了何多苓，接近晚上九点，雨越来越大。何多苓姗姗来迟，他跟几个朋友将桌子拼在一起，在不同的区域走来走去，一会儿到他的学生那里坐下，一会儿去他的老朋友身边喝酒。翟永明跟店员坐在桌前商量着买一些新的摆件。不时有朋友来访，她便走过去跟对方寒暄一会儿，寒暄完，她继续处理琐事。
连廊下下棋的老头。摄影：张洁琼
白夜·花神咖啡馆里的狗。摄影：张洁琼
谭静是那场讲座的主持，她长着一张棱角清晰的脸，身穿黑色包臀裙和平底鞋，站在空旷而干净的艺廊里，从容地做了开场白。谭静对新白夜的员工们几乎了如指掌，极力调动所有人的才华。这些新一代的文艺青年，有的可以画插画，有的可以设计吧台背部装饰。
在白夜，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热爱文学的调酒师。尽管在白夜工作，他觉得翟永明的生活离他很遥远，我聊起翟永明怎么教孩子写诗，勾起了他的兴趣，“你应该问问翟老师，为什么小孩子可以写很好的诗，还有她认为什么是好诗？”
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也可以是诗人，但他们身边缺少一个像翟永明这样捕捉诗意的人——她收藏中学时期朋友写给她的书信，她出钱买年轻艺术家为她画的画像，她鼓励作家朋友画画，画家朋友写诗。
第二天，成都出现了确诊病例，我狼狈地坐上飞机，逃出成都，以防被滞留在这里。关于什么是好诗的问题，不必亲口问出了。四十年前，翟永明在《女人》就回答了：
“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
除标注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