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触底反弹，德国是如何做到的？
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二战后婴儿潮（baby boom）期间，德国新生婴儿在1964年曾达136万，之后便一路走低，在2011年触底二战后最低纪录66.3万。但此后，德国通过一系列家庭政策鼓励生育，促进了生育率的反弹。到了2020年，全德有超过77万个婴儿出生，在德国生活的女性平均一生生育1.53个孩子，生育率在欧盟属中位水平。2021年3月疫情期间，德国共迎来65903名新生儿，创下23年来新高。
事实上，鼓励育龄人口组建家庭、生育后代，缓解老龄化的结构性影响，是每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亦是如此。在德国，尽管生育率不是家庭政策的全部，但提高生育率绝对是各届政府家庭政策的核心。
本文作者曦希是一名中国人，在欧洲工作生活10多年，定居德国后生育两个孩子，亲历德国与生育密切相关的各项家庭政策。文中，她以自己和周遭朋友的生活为样本，介绍她眼里德国家庭政策的长短板，探讨生育和家庭、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
我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做业务拓展，老公一边上班，一边进修国家认证幼教资格。我怀老二是个美好的意外，那时老大还不满2岁，但我已光荣进入35+高龄产妇行列，不宜再推，索性听天命，按部就班。
当初我因工作从中国香港搬来到德国后，原以为终于不用像在香港那样2000欧租一个60平米的“海景豪宅”了，但没想到德国大中城市的地产也热火朝天起来，租房子越来越贵。于是，2020年初，我们毅然贷款买房，踏入房奴行列。光荣二胎的时候，我也刚幸福地拉上房贷这套犁。
全职、出差、照顾年幼的老大，时间精力不够的情况下，只能取舍。不到一岁的小猎犬阿蒙被我流着泪送去了乡下的农庄。深秋时节，在新家看着窗外浩远的长空和绵延的森林，想着将要到来的比小猎犬更需要呵护的小婴儿，我颇有些“手停口停”的忧虑。
书房窗外绵延的森林
此前，鉴于我的高龄和身体的一系列状况，医生嘱咐我静养，不能继续上班。于是我从2020年5月起，开始慢慢了解德国生育和父母婴相关的政策，充分了解后，我的焦虑也渐渐消失。
遵照医嘱，我从2020年5月开始孕期禁业休假 （Beschäftigungsverbot / Prohibition to employment for expectant mothers）。严格意义上说，我这是病假。怀孕尤其高龄产妇怀孕会伴有并发症状。妇科、神经科或骨科医生都有可能认定怀孕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对准妈妈和胎儿有害，可以开出休假或者减少工作量的医嘱。告知雇主后，雇主需要照付我薪资，这部分薪资由我的公立医疗保险公司抵偿给我的雇主。公立保险公司的资金池是平时我和雇主共同缴纳的，并非额外购买的补充医保或私保。
另外一种孕期禁业是准妈妈本身工性质决定的。那些从事重体力劳动或者长期接触化学药品，或在高温高噪音环境下工作的准妈妈自不用说。雇主要么为准妈妈改善工作环境，要么缩减工时和工作强度，并在准妈妈休假时工资照发。
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也在孕期第7个月开始禁业休假。一位是心理医生，日常要处理繁重的心理问题，另一位是理发师，每天工作站立时间超过4小时且很少活动，这些都可能会对母婴身心造成伤害，因此法律规定休假。
二宝的预产期是8月28号，从预产期前6周到分娩后第8周，妈妈们享有全薪产假权（Mutterschutz / Maternity Leave ），由雇主负担。
宝宝面世后三年内，父母双方共有12个月的育婴假期(Elternzeit /Parental Leave)。如由于抚养孩子，一方必须放弃收入，那么父母双方一共拥有14个月的育婴假期。在此期间，政府发给我们父母金 （Elterngeld /Parental allowance），谁休谁得；可以父母分开休，也可以一起休。额度为休假一方在孩子生育前税后工资的65-67%，最少400欧每月(约合人民币2700元)，上限1800欧（约合人民币1.2万元）。
另外还有些朋友选择父母金升级版（Elterngeld Plus），比如父母决定半天上班半天休假陪孩子，就可申请升级版。父母金额计算公式不变，总额不变，每月减半，一共可申请28个月。
休完全薪产假后，我和老公依我8个月他6个月的比例，向政府申请了14个月的育婴假和全额父母金。
孕期高危产妇的禁业带薪假依情况由医疗保险或雇主支付薪资。临产前和分娩后的全薪产假由雇主支付，之后长达14个月的育婴假和父母金由政府支付。这些都是德国集合全社会和政府之力，对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保护与支持。
除父母金外，德国政府对家庭的另一项支持是儿童金（Kindergeld）。自出生起至18岁，前两个孩子每人每月有219欧（约合人民币1500元）政府津贴，第三个孩子225欧，从第四个起每人250欧。低收入家庭还有每个孩子每月20欧的额外津贴(Kinderzuschlag)，一直持续到25岁。2020年，每个孩子还可获得100欧/每年的疫情津贴（Kinderbonus），算是政府对疫情下民生的一种关注。
举个例子，一个五口正常收入家庭，在德国也不罕见。三个孩子成年前，这个家庭除了夫妻双方的正常收入，还有每月219×2+225=663欧（约合人民币4600元）的儿童金，2020年还要再加上300欧的疫情津贴。从数字上可以看出，政策是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养育孩子的。
充裕灵活的育婴假以及父母金、儿童金政策，给了父母足够的选择空间，对生孩子，尤其是生二胎的决定非常重要，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尤其如此。
亲手拉扯（过）小婴儿的爸妈都知道，要真把产假和育婴假当假期过，你就太天真了。刚生下来的小宝宝非常无助，全天候高需。无数的夜奶、哄睡、拍嗝儿、安抚，密密麻麻，周而复始。小宝宝一团混沌，把爸妈也吸了进去。每天晚上，家里都是我凌乱的发、疲惫的身、先哄睡自己的走调摇篮曲，和我老公火红的眼，睁了闭，闭了睁，干脆闭了继续换尿布。
社区户外游乐场
任何能一心二用，边工作赚钱、边照顾婴儿的父母，都是值得膜拜的超人。而我们，不是超人。
我丈夫来自苏格兰，我爸妈远在中国。我们决定在德国这个异乡成家立业时，谁会想到新冠这只巨大的黑天鹅？新冠疫情从2020年初至今，阴魂不散。我们双方父母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由于签证政策和身体原因，很难从苏格兰或中国飞来德国。
生完老大是2018年，前疫情时代。我母亲从国内飞来三个月照顾坐月子的我，期间我公婆也从苏格兰飞来过多次短期帮忙新手爸妈。2020年添了老二时，德国疫情防控关闭了大批幼儿园，老大的幼儿园也关了。
没有额外人手照顾，我们自己来！按照计划，我8个月一拖二。德国《劳动法》保证产假和育婴假期间父母无条件保留原工作职位。8个月后我返回职场，全心投入工作时，老公接棒，照看两个孩子。这期间的育婴假和父母金、儿童金，帮助我们有惊无险度过了那段本来可能更艰难的时光。
育婴假虽长，但也有结束的那天。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大部分家庭会把孩子送到专业儿童日托机构。从2013年起，德国立法规定父母从孩子一岁起就有权利送孩子去日托机构。
德国的儿童日托机构（Kindertageseinrichtung，简称Kita)主要分三种：1）3岁以下的Krippe，2）3-6岁的Kindergarten, 3）6岁学龄儿童下午放学后可以做作业拓展兴趣的Hort。联邦制德国各州的状况不一。我们所在的柏林，很多情况下1）和2）是一个园子。大约1/3的幼儿园是公立大园。
弟弟在幼儿园门前小憩
除此之外，还有私人注册公益协会办的小园，教会幼儿园，父母们一起开合作社式的幼儿园，森林幼儿园，企业办幼儿园，双语、三语幼儿园，额外收费特色教育的私立幼儿园等不一而足。另外还有国家认证专业日托保姆（Tagesmutter/Tagesvater）也可接收学龄前小童。和国内不同，德国大部分的孩子在1岁左右就开始入园，当然也有少数幼儿园可接收3个月大的婴儿。
整个基础架构总体来说是很健全的，国家、社会、私人合力办学。家长们可以综合考虑文化、孩子个性、家庭经济状况、离家远近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那个园。
包括柏林在内的12个城市和联邦州，日托机构3岁起全免费，其他州按照父母的收入收费。所以看起来，我们柏林父母每月只需为每个孩子支付23欧的费用，理论上即可以在白天把孩子托付出去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联邦统计局2017年民调显示，全德75%的父母认为儿童日托机构不够。2020年数据显示，全德有34万个孩子没有日托机构可去，大中城市人口密集，短缺尤其严重。如果说德国家庭政策有短板，一定是儿童托管机构。
幼儿园内景（Source: Kita Sara Berlin）
8月份，我家的俩小子就要转到离家近的幼儿园了。老二还好，是第一次转园，但4岁的哥哥已经是第三次转园了----对此我很抱歉，不能让他有一群固定的玩伴。转园的原因第一次是买房搬家，后面这两次都是因为肯接收我们的幼儿园离家太远，通勤时间太长，只能暂时在那里。
在德国，无论公立和私立的幼儿园，都需要排很长很久的队。家长们都是得知怀孕后立即四处报名占位，孩子出生时还不一定有位置，占的可能就是waitng list 上的一个寂寞而已。
除了本身僧多粥少之外，管理也够混乱。各家幼儿园管理自成一体：有的需要亲自去打招呼混脸熟，有的一封邮件即可，有的还要电话预约面试，有的老派幼儿园强调只收申请信件——是的，打印出来或手写的纸质信件。另外，可以想象父母的心情：报了20个幼儿园的名，最后千呼万唤始出来拿到了一两家的入园通知，谁会去给那些报了名就没有音讯的幼儿园额外打招呼说找到了，请把我们从waitng list 上划掉呢？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幼儿园的waitng list越来越长，但并不反映真实的需求，供给方面的数据也是黑匣子，哪家幼儿园还有位置给什么年龄段的孩子，无从得知。
俩小子8月份要去的这家双语幼儿园，我们排了两年队，几乎放弃时，才被通知去见面互相了解情况。园里大概有150个孩子。谈完正事儿后，健谈的园长轻描淡写地说他们的waiting list上还有800多个孩子。听到这个数字，我脑子里轰了一下——乌央央一片小脑袋。
除非财大气粗直接高价进私立园，很多父母最终都会接受现实。幼儿园水平确实各有良莠，但在德国这样一个资源分配较均衡，各种质量认证体系完备的国家，日托机构参差程度倒也不会大的离谱，大部分父母的心在小小挣扎后，也归于平静。最不济，必须工作的父母可以雇佣私人保姆，在向政府证明努力寻找幼儿园无果后，由政府支付这部分支出。
市场这只伶俐的小手调配多年后，效率和公平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加之大中城市难民和移民近年来剧增，柏林政府这只慢吞吞的小手也亮剑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是，2018年我给老大报名时，完全按着各家幼儿园的性子来，但到了2020年，七成的公立幼儿园已经纳入网政府管理的kita navigator网站，父母们至少可以在那里查询（依然不太完备和准确的）幼儿园信息和直接在线报名了。聊胜于无，有待进步。
在解决供给方面，政府投入更多预算扩建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办园，同时也吸引更多新鲜血液加入幼教事业。效果呢？像德国这个国家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决策的实施和见效，都慢，但大部分最后会有长期的效果。我们拭目以待。
有时送兄弟俩去幼儿园，哥哥会问我：“妈妈，你去哪儿？”
“妈妈去工作啊。”
他想想说：“我们小朋友的工作，是玩儿！”
我和孩子爸爸在上班后，还能兼顾孩子，多亏了和雇主在工作时间地点上的灵活约定。
如今我们忙碌的日常从6点开始。我起床洗漱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开始工作。这1-1.5小时，是我最有创造力的时段。7点半左右，睡上下铺的兄弟俩也陆续醒了。睡在上铺的哥哥会一个鲤鱼打挺冲下床，打开卧室门，跑去厕所撒尿，边跑边喊：“妈妈，I need to pee!”——去吧，儿子，这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
下铺的弟弟惊醒，第一个反应便是爬下床，冲进我和丈夫的卧室，小手抓住爸爸的脸，带着哭腔大喊“奶！奶！”——爸爸，这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我老公每天被吓习惯了，现在完全吓不醒。我在隔壁凝神工作，却总被吓着，赶紧结束工作，冲进厨房热奶做早饭，告诉并示范给弟弟，要一起跳上床摇醒沉睡或装睡的爸爸。
踢里哐啷吃完早饭、穿完衣服、洗漱完毕，我和丈夫轮流送兄弟俩去幼儿园。轮到我时，我赶鸭子上架似的把兄弟俩赶到小拖车里，然后挂上电动自行车，风驰电掣般驶向幼儿园，卸货后，再返家上班。我尽量把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安排在上午，下午4点左右，得再骑车驶向幼儿园，那里5点就关闭了。
到家马不停蹄开始做饭，直到老公6点左右回来，开始履行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吃完晚饭，我们哄孩子玩儿，洗漱，哄睡后，老夫妻再聊聊天，差不多10点我就熄火了。
闹中取静的书房
在家办公时。有时孩子生病在家也需要硬着头皮一起办公。
我们这种父母孩子两代人为主的小家庭模型，是德国大部分家庭的常态。我们双方父母远在千里之外，德国小朋友的奶奶爷爷虽然就住在同城，但他们笃信儿孙自有儿孙福，除非真有刚需，否则是不会搬来帮儿女带孩子的。有些奶奶爷爷住得不远的，也不过主动请缨每周代管一两天而已。
这也决定了德国政府在家庭政策里，格外强调父母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短工时工作，疫情的到来也加速了这个趋势。像我这样以结果为导向的灵活工作时间的模式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机构开始推行在家和在企业办公时间3+2或4+1模式——上班族缩短了坐班和路上通勤时间，企业也减少了办公室物业水电等固定支出，双方都尝到了甜头。有孩子的职场人更是举四肢欢迎这项举措。
这是雇主和政府一起配合的理想图景，我们身边也确实不乏因此受益的家庭。
好友Katja是位翻译，她的法国老公Antoine做技术项目审核，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决定花更多时间经营家庭和个人爱好。Katja需要工作和生活严格地分割，所以她每周会去办公室，在两台大屏幕前工作20小时。Antoine则每周在家工作四天，电脑边放着吉他和咖啡，有时去下办公室。没有过高的物质欲望，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种满植物的房间里，陪伴孩子，弹琴、创作、会友中度过。
不过，可以想象，不是所有的雇主都愿意或者能够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
相熟的一位妈妈Daria, 在一家企业HR岗工作多年，休完产假回归后，个人原因不能全职，被雇主以种种理由借口合法劝退。她说，这不是个案。制造业和旅游业受疫情重创，原料成本大幅升高或营收大幅回落，对用工成本卡得死死的。同样一份工作，一个全职新员工的投资回报率高过一个半职老员工。所以，再见了，这些不得不半职的妈妈们，总能找个理由劝退你。
还有，建筑工爸爸和厨师妈妈呢？护工爸爸以及超市收款员妈妈呢？灵活办公地点和办公时间，并未惠及所有家庭。大批蓝领父母们必须在地工作。由于总收入已然很低，如今物价通胀地厉害，根本不敢有减少工时这样的奢望。企业辞退他们，比辞退Daria更容易，因为合同不是长期合同，而是每年签或半年签，雇主不满意不续约就是了。
对于这些低收入家庭，孩子能去幼儿园，父母才能安心工作解决收入问题。所以，家庭政策必须全面布局，才能在某一个杠杆无法发力的时候，通过另一杠杆一定程度上补救缓冲，对不同家庭提供不同的支持和帮助。
细分德国家庭政策的靶向，有三部分：1）儿童幸福 2）父母幸福 3）社会目标，三部分互有交集。其中儿童幸福包括儿童的教育，健康、安全和陪伴的时间。父母幸福涵盖减压和预防贫困、男女平等和就业参与程度。社会目标包括人口增长、社会和家庭价值的增强。在交集部分可以看到，经济压力和贫穷会剥夺儿童和父母的幸福，而社会和家庭都希望实现就业率提升、失业率降低的双赢结果。
来看政策工具：给钱、给时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保障、以及对三个以上孩子家庭的特殊政策（比如更高的儿童金）。我和周遭朋友的切身体验告诉我，这些显性的工具对促进儿童和父母的幸福是有效的，在德国生孩子，无论经济和个人幸福感上都不会压力山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能保证孩子的幸福，因此能相对安然地做出生育的决定。
不过，像家庭政策这样的公共政策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从启动到见效，需要至少10-20年的时间，短期一两年内的生育率浮动不足为证。从下表中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的各项家庭政策，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提高生育率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除了家庭政策目标中的“就业参与程度”，这不是单单一个家庭政策能解决的。
德国描述老一辈妇女婚后的生活就是“Kirche, Küche, Kinder”——教堂、厨房、孩子。如今，即使在民风较保守的南部，比如天主教徒众多的巴伐利亚，这种婚后生活也很少见了。
今天的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尽管给了女性更多的选择，但依然远远不够。
和国内的许多行业一样，女性的薪酬大概率比同工种和级别的男同事低。分娩后大部分的家庭出于妈妈身体恢复、哺乳和父母金额度的考虑，会决定妈妈们休长于爸爸的假期。休完长产假回来，即使原职位保存，但她在晋升跑道上已经落在后面了。这种状况在高校和企业里尤为明显。我的朋友中，育龄女性有伴侣有事业，但迟迟不生育的还是大有人在。
德国大学用人机制近年来也引进了美国大学的Tenure Track （非升即走）：男女两个博士后在这条路上有6年时间冲刺终身教授，这6年通常也是30-40岁这个时间段。如果一个女博士后要获得大学终身教职，她要么推迟生育或不生育，要么必须获得另一半的全力支持。朋友Anke 31岁博士毕业后成就了孩子家庭的梦想，但6年后没有走完Tenure Track，只能离开了大学，如今在一所国际学校任职。
我的大学好友Clara，风风火火，说一不二，22岁结婚25岁离婚，目前和男友生活在一起超过8年，七年之痒平安度过后，准备考虑是否生育。但她一直犹豫不决。她所在的企业绩效竞争激烈，生孩子必然会被同事超车。
政策没有完美的，单纯的家庭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事业和家庭如何调和，或许是个永久的命题。生育何时不再影响事业呢？恐怕要涉及经济、文化领域更深远的变革。也许当这个矛盾调和的时候，生育率就不再是问题了。
撰文：曦希
编辑：王婧祎
运营编辑：欣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