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徐冰困在纽约的工作室内，每日清扫房间、做饭，和家人待在一起。几乎占据他毕生精力的艺术退去了。他有了大量闲暇的时间，开始注意到院子里从不曾注意到的植物。它们对周边环境极为敏感，历史比人类也要久远得多，可人类总是习惯于忽视它们。万物有灵，并非只为人类存在。
对于作品等身的艺术家徐冰而言，他选择的高光时刻却是疫情中这段无奈又安静的时光，他从几棵植物身上，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东西。
主演《警察荣誉》的白鹿，在今年为更多观众所知。她的高光时刻是决定做演员的那一刻——一个曾经被放弃的梦想，突然又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导演邱炯炯向我们分享了他如何跨越瓶颈，进入创作的通途，在无比顺畅的高强度创作下，他感受到充沛的幸福，那是他的高光时刻。他等待着下一个通途的到来。
此次年度人物的主题为“高光时刻”。有言曰，“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这些瞬间可能跟职业发展有关，可能跟生命历程有关，可能是一个人平静时的顿悟，也可能是与一群人共处时的畅想。最重要的是，它与自己有关。
2022年，我们邀请你与《智族GQ》年度人物一起，回顾自己的“高光时刻”。我们相信，正是这些决定性时刻孕育了我们、滋养了我们，让我们在漫长而不乏艰辛的生命中，感受到旅程的初心和终点的意义。
以下是节选的六位年度人物的高光时刻。
20 年来，徐冰始终是西方当代艺术世界里最清晰的中国面孔之一。他时刻在观察和思索社会现实，寻找新的艺术表达，反省人类的问题和弱点。
2021 年 2 月，人们因疫情被困在家中时，徐冰和火箭公司合作发射了“徐冰天书号 ”艺术火箭， 尝试把人类的欲望、危机、未知带向外太空。2022 年 8 月，徐冰的新作品《引力剧场 》在浦东美术馆展出， 它纵向穿越五层楼的空间，形成巨大的文字漩涡，如同当今世界的状况，不同文明相互纠缠、角力，将所有人都牵扯其中。他用艺术的语言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凭借独到的文化敏感和洞察力，活跃在当代艺术舞台上。
2020年初，疫情最严重时，我被困在纽约的工作室，每天打开手机，新增病例数字就蹦出来，纽约上万人感染，千人死亡，我的很多朋友都得了新冠。女儿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上学，正好放春假，她和一个同学以及我的侄女，就都聚集到我的工作室。工作室是一个三层小楼，位于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是美国疫情的重灾区。孩子们一进来就直接上了三楼隔离，14 天内不许下来，待不住也得待。
接女儿回来前我买过一次东西，之后就再没出过门。食物一时成了最紧要和最匮乏的东西。朋友之间开始交流各种网购信息，网站、购物群倒是没断过，但要随时在屏幕前盯着，排队抢位置，抢到后，掐指一算要半个月以后了。好不容易盼到了，又这没货那没货的，蔬菜也供应不上。 每天食物送到后，我戴上口罩、医用橡胶手套，拿起酒精棉，一层一层消毒。先撕开最外面的塑料布，拿出里面的箱子分类，再去掉每种食物的包装袋，换上干净的塑料袋，转移到冰箱，形成一套严格的消毒工序。我像印制版画一样认真，一丝不苟地把病毒拒绝在我们的领地之外。我还找来一个篮子，把三顿饭、水和需要的东西从二楼吊上去给孩子们。 网络上都在流传大饥荒和二战时犹太人挨饿的照片，各家也都在节约过日子。对于病毒的真相，人类的文明和科技明显地失效了，似乎到了需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地步。有聪明人开始在网上教授，如何改造水瓶等塑料容器种菜。我把芹菜心放在水碟里，当水仙看，期待它们成长。芹菜由白变绿，长得倒是挺快，却只往矮胖了长。 平日里我的生活总是到处乱跑，倒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每天跟家人待在一起。做饭、清扫房间，这些我过去从不认为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如今变得重要起来。这可以让我在这个病毒肆虐、谣言四起、失去判断支点的年代里，把大块的时间用掉，等待转机的到来。 在那段时间里，所有的艺术项目都停了，几乎占据我毕生精力的“艺术 ”，在不知不觉中退去。这是此生少有的感觉，不知道我是否还是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去思考。 有一天，我望向门前的小院，视线被一棵巨大的玉兰树占去了一半，我抑郁的思想和贫乏的视野，无奈地被一棵树左右，只能无聊地看它。这棵玉兰是邻居家的，强势地向这边压过来，我只有看的权利。这就有点像坏的公共艺术，占据着城市重要空间，毫不顾忌经过民众复杂的心情。 工作室在那儿有30年了，平时因为太忙，我从来没有打理过小院，要不是这次疫情，我也不会去注意它。院里的植物不动声色地疯长。院中央有棵横着长的老桃树，墙根有棵大桑树，蛮横地盖在桃树上面。一棵小香椿树被挤到院边，墙角有一丛竹子，把桑树下面可透点儿阳光的部分也给堵住了。靠近木屋有棵葡萄树，它顺着木屋上去，把几棵树连成一片，空间显得更乱了。那块可用的地里，一棵芍药被摆成环形的砖块围着，看起来尤为重要。 当时的纽约被媒体描述得几乎尸横遍野了，朋友们担心我，我发些小院的生活照。他们看后回复：“这真是你的桃花源！”有些回复是：“怎么看不出疫情的残酷？”我回答：“它们开得越热闹，越像是在嘲笑人类的窘境，玉兰不知愁滋味啊。” 院里的一棵椿树有胳膊这么粗，它是几经周折才活下来的。我爱吃香椿，我妈说我是香椿命。她曾带着两株香椿苗闯海关，那是20年前，老人和蔼可亲，自带掩护，过了两株珍贵的树苗，一棵种在纽约，一棵种在弗吉尼亚我妹妹那。那时我一个人在纽约生活，这棵小树对我特别重要。 在与花草树木相处的这些日子里，我常想到父亲，想到伴我长大的中关园 56号。在那一排排红砖房前，每家都有一个篱笆小院。我家的小院最好看，经常引路人驻足。不吹牛地说，就像个小植物园，在花卉树木间还有蔬果、农作物。一到周末，父亲让我们几个孩子用脸盆端水浇灌，或者让我对着一株植物写生。屋里只要摆得下的地方，都被花盆占据着。父亲对花草的热爱在北大是有名的，他的喜好也让我们在那个匮乏的年代补充了各种健康、环保的食物。
父亲年老住在医院的时候，每次我们探病离开病房时，他都要叮嘱：大窗台上的第几盆花要与哪盆花换位置了，小窗台上哪盆花应该转方向了…… 他似乎懂得花草的心思，这叮嘱直到他昏迷的前一天。
疫情期间，我也思考了人与植物、自然的关系。其实，植物对周边环境极为敏感，它们具备精密的神经感知系统，只是由于它们的被动，在遇到威胁时无法逃走，又对我们不构成多大威胁，人类习惯于忽视它们。可它们的历史比人类要久远得多，在长期的生存需求中发展出不可思议的生存之道。有些植物在感觉到有入侵性危险时会颤抖，有些植物可以通过虫子的唾液判断其种类，并能分泌出特别的信息素，引来虫子的天敌。
植物的根系尤为奇妙，可通过释放化学物质进行沟通，社群生活对它们很重要。当代植物学发现，如果周边都是同类，它们就悠闲自得地生长，如果有异类插入，就会警觉起来，长得更快。植物随时都在处理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有些盆栽长不好，多半是边上有相冲的邻居，而有些植物需要有异类陪伴才能生长，有些植物能预知气候变化，释放预警信息。通常，植物是谦让的，乐于寻找空隙生长。
关于植物的神秘能力，我们知之甚少，是因为人类过于自负，只知道自己了不起，但就像博物学家Stephen Harrod Buhner所言：“其实人类只是生命之网中的一员，万物有灵，并非万物只为人类而存在。”
我珍惜疫情带给我的无奈又安静的时光，让我从几棵不足为奇的植物身上，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东西。
邱炯炯用手工工作坊的拍摄方式，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美学风格，记录了光怪陆离的社会变迁。故事在现实与梦境之间轮换，人物在权力和艺术之间周旋。百年中国现代史，就这样在舞台上下、阴阳两界踉跄展开。新戏从来演旧事，周而复始话沧桑。《椒麻堂会》癫狂生猛，是2022年最具创造力的华语影像之一。
作为创作者的高光时刻——那种充分活着的、幸福的、来劲的感觉，就是当你在创作中遇到瓶颈没有抓牢的时候，突然逮到了一个抓手，由此进入了创作的通途。
我从90年代开始创作，人生中遇到过无数次这样的“高光时刻”。最近一次经历，就是创作《椒麻堂会》的时候。在那之前，我已经拍了6部片子，如何从已经成型的语言、风格中突围，对我来说非常痛苦。2016年，我从北京搬去了深圳，每天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家做案头工作，同时做几个剧本，依然没找到抓手，那种空洞的焦灼感特别强烈。直到2017年，我父亲为了纪念我祖父邱福新逝世30周年，写了一本传记，邀请我画插画。画的过程中，我把之前拍《痴》所用的棚拍、置景等人物与空间的关系，输入到了绘画中。15个章节画下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用这个语法来写祖父故事的本子，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端午节，我在电脑上新建了一个文件夹“端午”，写下了《椒麻堂会》的第一场戏。那是一个裉节儿。它就像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努力往里钻，进入到一个无比顺畅的、疯狂的、顺理成章的高强度创作状态，那是每一个创作者都特别期待的生活。而当剧本成型，再用手工的方式，一点点付诸于视觉和听觉，画分镜，搭棚，置景......一手一脚都是自己来。这个过程从2017年端午一直持续到2021年完成后期。现在回想，我仍能感受到非常充沛的幸福感。《椒麻堂会》是在一个400平米的工厂车间里拍的，根本不算摄影棚，就是钢架子围一圈白色防雨布，拍摄过程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种视觉创造方式也长出了一些新的触角，我把它转换到平面绘画中去了。在《椒麻》之前，我半年拍片，半年画画，二者是分裂的，契合度不高，但《椒麻》之后，电影和绘画成为了一个有机体，它们有了共同的语言系统。今年夏天我的展览叫《椒麻神游记》，就是一次阶段性汇报，我姑且称之为“椒麻创作周期”。没有彼时的至暗，就没有此时的高光。今年秋天我又进入了这种蜇伏的瓶颈期，只有每天练手，养神，在工作室待满时间，才能跨过创作的阵痛，我在等待下个通途的到来。我从小在川剧团长大，睁开眼就是戏班子的世界。所谓堂会，就是艺人对权力的一种服务。在个体和集体的博弈、对峙中，我看到了很多丰富的人的面貌，无比鲜活，无比幽默，极具感染力，好多细节直到今天仍能咂摸出滋味。对我来说，川剧团的启蒙不仅是台上的故事，不仅是视觉的、音乐的、编排的、表演的，更是让我从小立志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川剧人像通灵者，是正在消逝的魂魄。艺人跳进跳出，故事深入骨髓地活在他们身上。他们生出了剧场那个场域，生出了四川人的生活空间。而台上台下也是互文的，如镜像一般，只不过是有点变形的哈哈镜。80年代看戏的观众，是把看戏当过日子，把剧场当自家客厅。我小时候看到了太多“日常惊悚”。隔三岔五就有疯子来剧团找人，演出时会有疯子直接上台去闹。他们形态各异，但都体现出一种未知的、个体难以承受的命运。这种对“日常惊悚”挥之不去的阴影(或者说启蒙)激发了我，总企图表达些什么。拍电影一直是我的梦想，从1995年北漂开始，我就进入独立艺术家的实践中去了，直到2000年我才能够以销售作品为生。2006年，随着DV技术的普及，我开始影像创作。那时有很多电影作者，他们不一定是电影学院或工业系统出身，但他们有生活，有阅历，他们把摄影机当作笔，为时代备忘。我发现有那么多同类，备受激励。我的创作核心就是对庸常个体的塑造。当你去描绘一个人的时候，它有无穷的牵制力，将你引入一个叙事的黑洞。每个人都在具体地活着。我早期拍了很多纪录片，用的完全是画肖像的方式，哪怕是拍一个人坐在那里口述，我的镜头注视的目光也是虔诚的。人一旦进入画稿，进入镜头，他就是一尊肖像，像放在佛龛里。这是一种伟大的庸常。我曾拍过我奶奶，对她来说，镜头的存在就像一种救赎，她可以把这辈子的苦都倾吐出来。所以第一天拍，她心潮澎湃，第二天娓娓道来，第三天驾轻就熟，第四天金句频出，然后第五天就是“你别拍别拍了”(笑)。我爷爷是一个小丑演员，是《椒麻堂会》里丘福的原型。我小时候对世界的认知，其实是通过小丑的眼睛去观察的。这对我的作者意识特别有启发——小丑通常是一台戏里的故事参与者，但在某个瞬间，小丑又会跳出来，对故事进行评述，直接和观众对话。这就是戏剧里所谓的“间离效果”，小丑是“间离天使”。小丑苍白、卑微、复杂，更接近精准的人。小丑的内核深处，是苍凉的批判意识，通过插科打诨，表达心里最痛的部分。川剧中的小丑是最多的，这跟四川人混不吝的悲喜交加、极度日常化的个性有关。尘埃般的微小个体，可能什么都不敢做，但起码可以做一个鬼脸，没什么杀伤力，但他的尊严得以保存。2020年的一档选秀综艺开播后，虞书欣的火热成为当年的一种娱乐现象。在一种极度紧张、残酷、竞技感强烈的环境里，她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松弛特质，给观众带来轻松之感，也展示了一种新的偶像形态。到了今年，这个勤奋的青年偶像在《苍兰诀》《两个人的小森林》里用灵动、自然的表演，证明了她作为演员的实力。
智族GQ：请你谈谈你的高光时刻。
虞书欣：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以及曾经不看好我、不喜欢我的人对我改观的时候，或者当不了解我的人感叹，“原来她是这样的人，我现在才发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觉得都是我的高光时刻，因为这些证明了我认真做的一些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智族GQ：工作节奏里，你放松的方式是什么，你敢给自己放长假吗？虞书欣：旅游拍大片，过属于我这个年纪的美少女应该过的所有生活。敢的，但放长假也不会消失，和大家分享生活已经是我的习惯了。虞书欣：火象星座本来就比较心大，我不太喜欢总结自己的个性特点，很多也是听别人总结我才会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啊！我就觉得我是可爱、努力、真诚、审美不错的宝宝，其他的没怎么想。智族GQ：你有哪些守护自己、不被改变的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虞书欣：做好自己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都稳住自己的心态。好好享受生活里每一个能让我们快乐的地方。外卖是热的，朋友圈收获很多个赞，拍了好看的照片，看了一部好的电影或者剧，偶像发了一组很好看的照片，和小姐妹在群里爆笑聊天，这些简单的小事，其实都可以让一整天的幸福感很足！今年是演员白鹿出道的第六年，她用心演绎每一个角色，磨砺演技。她是名门闺秀漼时宜，克制、守礼，白鹿因有共情力的哭戏，多次登上热搜，出色地演绎了唯美的爱情悲剧；她也是接地气的实习警员夏洁，通过生动、细腻的表演感染观众情绪。深入人心的角色让白鹿在90后新生代女演员中脱颖而出，值得期待。
拍《警察荣誉》时，我的压力很大。这是一部偏生活类、现实主义题材的剧，跟我以前拍的偶像剧、古装戏都不一样。开拍前很紧张，合作的演员都太优秀了，我会担心接不上他们的戏。我本身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不希望自己拖后腿。不拍戏的时候，我会去请教他们，是否有别的处理方式。我们会探讨，但是不会去限制彼此。他们对我也一直是鼓励，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饰演的实习警员夏洁，她是一个心里装着事的女生，也很稳重，不会把情绪表达在脸上，而是自己默默去消化。我们很不一样，我的性格更闹腾，我的宗旨就是不憋着，我会跟我最亲近的人去说、去沟通。母女关系也和剧里差别很大，我妈很黏我，但是不会时时刻刻要我告诉她我在干吗。她知道我忙，日常会问候吃饭了没，忙完到家说一声。从小到大，我妈对我还是鼓励的，不会限制我的人生，只要我开心就好。去年通过《周生如故》被更多人看到，看到我在戏里的用心，演技上的进步，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看到了网友们的评论，当然很开心。时宜，我真的很爱这个角色，她也是我最心疼的一个角色。拍的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比较低沉，每天晚上“emo”，想哭就哭了。回顾演艺生涯，我的高光时刻是在2016年，开始做演员的那个时候。通过拍微电影，我开始被网上更多人认识，然后于正老师联系了我。我一个人坐高铁去南京，和他见了一面，聊了几个小时，他说了关于未来的规划。回程高铁上，他发信息给我，我决定要签你了，你签吗？我心里很紧张，也很惊喜，于老师要签你，谁会不签？以前我就有过做演员的梦想，只是后来放弃了，突然那个时候他告诉我，我又可以了，离这个梦想又近了。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是带着好奇心开始做演员的。在演戏方面，早期我是一张白纸，拿到剧本，先熟读，了解她的人物性格，我会做笔记，人物的不同阶段、重场戏，都会写上。拍戏前，自己在镜子前面练习，主要是看表情，也练过哭戏。我把我理解到的东西演出来，拍完一场，再去看回放，不断复盘。我演戏的信念感就是，我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人物，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着她的人生。同时，我也面临挑战，我要去成为各种不同的人物，而一些剧情是我本人没有经历过的，只能凭自己的想象。我很喜欢电影《万物理论》，一部霍金的人生纪录片，演员为了角色，提前4个月去医院，学习肌肉萎缩的病人从开始到最后的状态，细节抓得非常好，这是一名演员应该做的。一个人的时候，我挺安静的，睡觉、看剧。很多人不会看自己拍的戏，我会看，还会看好几遍，第一遍看戏，第二遍挑毛病。朋友来我家时，我都会放着，大家一起看，一起吃烧烤。如果我自己觉得做得不好，我会审视自己、再次反思。现在，我更多是享受当下，走好每一步。我很幸运，一直在拍自己喜欢的戏，而我拥有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当时做演员的决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近我很喜欢一首歌：《给电影人的情书》，里面有一句歌词：何悲何哀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那爱与恨。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单立人喜剧出品的播客节目“谐星聊天会”开启了喜剧人占领播客界的先声，以单口喜剧人与观众互动的形式，分享故事和经历，用幽默开解忧愁、发现荒诞，也传递温情。他们拓展了喜剧在播客媒介的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听众。2022年，当听播客成为一种日渐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成为声音领域的快乐源泉。而快乐，现在对我们来说尤为稀缺和重要。
两年前，我攀岩时不小心摔下来，把右脚摔骨折了。做完手术，我在医院住了3周，疫情期间不让探视，就一个人待着。
日子过得很快。每天起床吃饭，休息一会儿吃午饭、晚饭后7点病房就关灯了。我想看看天，看看自然风景，可窗外只有盘旋的立交桥，来来往往的车。有时半梦半醒，觉得一个人待着好可怜，会脆弱，想要谈恋爱，脑子里全是一个能带我走出医院的纯洁女性形象。插尿管的时候非常疼。插了半天，医生说我给你换个细点的，我说你们有细的怎么不早拿出来。我为此还想了一个段子《孤胆英雄》那种电影里边总有这样的桥段，英雄受伤了，在医院里边插着管子，外面有紧急情况，管子一拔，他就出去了。我说这个英雄肯定没有插过尿管，如果插了他不会那么轻易地就拔出来，肯定得挣扎一下。30岁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放空，脑子里永远有事情。平时我就算不写段子，也会整理段子，把文件夹里的段子分门别类，再修改。如果做的事情和喜剧无关，我就很慌张。你看，躺在医院我还在想段子，没辙。可是在医院，太疼了，身体上的痛苦好像会让自己清醒一些，想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没有管公司的事情。外边可能发生一些事情，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又重新评估自己的意义和我跟这个世界相对的关系。之前被使命感驱动，我总想着改变什么拯救什么，但做的事情不一定能马上得到效果。单立人从2018年开始在线下做sketch(素描喜剧)，我和六兽、周奇墨在一块就瞎写。sketch真正为大众所熟知，已经是2021年发生的事了。可2020年演员在线下演，并不赚钱，观众没那么喜欢，也不太买账。中间有很多的波折，看不到前途。那时，周奇墨受到笑果公司邀请，第一次去参加《脱口秀大会》，一开始我是有些伤感的。有很多声音告诉我，要把公司变大。有些人有这个欲望，会不断去开疆拓土。但是欲望和公司的发展水平，其实不一定匹配。有时公司想要再发展，会变得很困难，你硬发展、硬打仗，就会输。那时候状态可能很差，公司发展不好，对你而言，是所谓的经历，可是你把别人给搭进去，就把别人的事业葬送了。我总是把单立人比喻成公鸡，如果没有想清楚盲目地扩张公司，单立人会像一只疯了的公鸡，不断地冲撞，但是你并没有那么大。在医院时，周奇墨打来电话，我们聊了聊激烈的赛制。那时伤感的劲儿过去了，想清楚了，这个世界上，你能把握和掌控的东西是有限的。人是很弱的，用一条腿，上一个楼梯，我在想我能跳上去。可很快，我发现自己不行，往上蹦一下我都做不到。厕所楼梯比外面高一截，我得爬上去，再爬下来，就那点楼梯就把我限制住了。我后来能走点路，架着拐，走最远距离是从我们公司到三联书店，大概二三百米，再回来，就觉得我今天出远门了。自己能够驾驭和掌握的东西原来这么有限，你以为你能驾驭，可能是你的幻觉。出院后，因为回家还得爬楼，我就在公司一楼睡了两周。同事给我搞了个床，那阵天气也不冷，每天早上起来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像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我目送他们来上班，两眼无神。平和，非常的平和，前所未有的安静。这是2015年我创业以来第一次放空。好像释然了一些，原来人可以闲着，人可以不干事儿。后来赶上端午节，六兽说“我们来陪你过节。”他们在演出的舞台中间支台电视，大家围坐，聊天玩游戏。大多时间其实我在床上躺着，跟他们距离也不远，看着他们玩。他们在玩一个叫《茶杯头》的游戏，类似《超级玛丽》，游戏角色往前走，子弹很密射过来，就得不断地躲，第一关就很难，四个人试了都过不了。我想试试。我完全沉浸其中，没有功利心，你不觉得你要证明给他们看，打游戏太紧张了，无暇顾忌，没有杂念。不知道具体多久，我通关了，所有人欢呼。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切换回了一个健康人的状态。我太牛X了。人还能有这样的活法？很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快乐的阈值越来越高。小时候吃块糖，很开心，但再吃一块就没用了。然后发现吃什么都没用时，开始看书、看电影。成人之后，你对快乐的理解，就跟小孩不一样了，你不会觉得那种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快乐是快乐，你也不知道在追求什么，反正每天就那么过。我们带给别人快乐，但很矛盾，我自己并不知道该怎么寻求一种所谓的幸福感，因为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有人压力大，可能听场脱口秀可以缓解，可我做不到。前些天一个外地演员来北京演出，我坐在台下，觉得这个包袱应该这样抖，会更好。我还在想工作的事，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跳出来。以前不搞sketch，我恐怕还能看影视，但现在看影视也出现问题，总觉得这场戏铺垫太长了，那场戏有点无聊，主题表达不准确，人物塑造不鲜明。我总觉得做喜剧的人，其实是用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并不是站在世界的中心。像单口(喜剧)演员说，“我觉得什么事都特别奇怪”，送外卖很奇怪，打车很奇怪，其实是要把自己抽离出来。大家读书、玩、打球、谈恋爱挥洒青春时，我并不能完全投入，跟人群总是保有一定距离，旁观地、抽离地看着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顾过往时，就会突然想起打游戏通关那个瞬间。可能是因为我缺少那样的体验，那个高光时刻在于，我在全身心地投入在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上，哪怕是打游戏这件小事。别人在关注你，在给你力量。成功以后，大家发自内心地欢呼，为你喝彩，那个状态其实很开心的。对我来说，打游戏和开疆拓土心理体验差不多，两者之间我会选择前者，因为不会伤害到别人。以前我家开游戏厅的，小时候老打游戏，那个快乐对我来说非常原始。那天打游戏时，早年的记忆一下就找回来了，感觉又回到了孩子的时代，可以无所顾忌地去笑、开心。那个瞬间特别短，其实我知道，一堆人制造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虚假的、没有任何回报的成就感。但很纯粹，也很真实。今年是周宸宸创立同名工作室Frank Chou Design Studio的第10年，这10年间，他关注具有社会价值的公共议题，用设计语言消解个体身份和地域的局限性，创造出与世界同频、联结每个人的现代美学作品。最近，周宸宸正在筹备新设计的发布，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设计师：谦卑的问题解决者设计之美是具有艺术性的，但创造一件艺术品和设计产品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们并不是艺术家，两种身份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在周宸宸看来，设计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存在的。这意味着，设计师必然承担解决问题时的具象压力和责任，每一步都要让自己的想法“可执行”。两年前，周宸宸和他的团队收到路易威登的邀请，开始为Objects Nomades旅行居家系列设计产品。在接受邀请那一刻，他感到非常愉快。这个系列是路易威登在2012年推出的，每年都会和世界上最受瞩目的设计师合作，例如被誉为“欧洲设计变革领袖”和“世界50大设计巨星”的荷兰设计师Marcel Wanders。周宸宸受邀显然说明他的实力被路易威登认可。但他坦言，这样的心情也会立刻转化成一种压力，“我们实际上是在输出还不存在在客观世界中的作品。过去的概念和作品都不奏效。”接下橄榄枝，意味着要踩准之后的每个节点，这些节点都是设计师需要提供对应解决方案的DDL。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周宸宸和他的团队都没有向外透露合作消息，在设计变成实际作品的过程中，有许多指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作品的强度、成本等等。最终，Signature扶手椅和沙发诞生了。他们的灵感来源于中国云南和美国亚利桑那州，两处地区的地理环境呈现出的纹理有相通之处，俯瞰层层梯田和在羚羊谷里仰望天空时都能见到层层相叠或是流动的弧线。“这些自然环境中的纹理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是表层、具象的灵感，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它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了这些纹理。如果可以模拟或者学习这样的力量，尝试用于设计，那就是一件杰出的事了。”周宸宸在叙述的过程时，眼睛里闪烁着某些灵动的光芒。周宸宸说，直线是属于人类的，而弧线是属于上帝的。像流动水纹般流畅的弧线被大量运用于“Signature”的设计之中。除此之外，设计中没有丝毫多余的装饰，沙发和扶手椅放置在户外环境时，不同时刻的阳光跌进作品悬挑的部分，会在地面和墙上投射出变幻、流动的阴影。阴影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作品最好的装饰物”。设计显然需要兼具感性与理性，把对外部环境的观察与感受内化进自己的心灵，与此同时，通过一种思辨和溯源的方式学习、吸纳事物产生本质，最后使用设计语言表达、输出。周宸宸似乎正是这样一种角色，在解决问题时拥有自信，而在思考时，他又抱有谦卑之心。“人类所造之物，与千百年依托自然力量形成的生态环境之间，应该能够产生一种和谐的状态。”“Signature”的设计与路易威登想表达的“游牧”“旅行”的冒险精神相合，两者都离不开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理解——“这种思考的要素是打破文化界限的语言，无论哪个地区的人们都可以用本能去感受。”也因此，他认为，当设计抓住了本质，不再拘泥于各自文化背景，设计语言自然能够超越国界“。‘东方’与‘现代’，并不矛盾。”2019年年初，在一次演讲上，周宸宸提到，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以国为界的自由升级与物质升级了，环境污染、文明争端还有生物病毒等问题，将会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危机。而设计，需要被重新定义。“用设计思维去提出思考与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不仅为当下的疫情，也为了之后人类面临的更多可能的公共卫生的挑战。除了财物性的捐赠，我们更在思考作为设计师，我们应当‘捐赠’何物。”有了这样的思考后，周宸宸着手联系产品设计师陈旻、Benwu、Above，建筑师孙大勇，平面设计师王子侨。这些朋友们有相同的感受，联合发起了“Create Cures”公益项目，希望能从设计的角度，为当下正在发生的和未来可以预见的公共卫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周宸宸坦言，朋友们不计成本带着自己的团队投入到了“用创造来治愈”的理想之中，最终在两周内完成了设计，作品包括安全舱、口罩、消毒灯、洗手液等。这很不容易，因为疫情期间，设计行业都在面对严酷的生存考验。像周宸宸这样的产品设计团队需要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疫情发生的第一年，整个团队收入下滑了90%。“我们做的事像是战略布局，与产业中的最前端企业合作，因而交付的东西往往要经历最少3年时间才能产生效果和收益。而疫情带来的最大冲击是不确定性，很难有人愿意持续投入具有前瞻性的项目。”在压力中行进，正如周宸宸一直以来对待设计的态度那样，他仍然相信一切更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在发布“Create Cures”公益项目时，他引用了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奥迪陪伴《智族GQ》走过每一届年度人物盛典，记录人物的沉浮和时代的变迁。今年，奥迪RS e-tron GT和年度人物一起，回顾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岁月，分享当时的快乐、幸福、被鼓励，或者沮丧、失败、被刺激。正是这样的时刻，潜在地滋养了我们以后的生命。年度人物盛典见证了奥迪的蜕变和荣耀，这也是奥迪RS e-tron GT的“高光时刻”。每一次高光时刻，都为我们以后的人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得我们能够在未来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人生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我们去探求动力的来源，才能更准确地定义现在的人生。
监制：Rocco Liu
摄影：win.tam(WINZ IMAGE)
编辑：杨帆
美术总监：刘轩
时装副总监：Charlie Chin、Ruiqi Wu
文字监制：靳锦
采访、撰文：王焕熔、肖薇薇、杜梦薇、梁静怡、
刘楚楚、张峰、傅一波、杨溪、朱江辰
文字编辑：李纯、王婧祎、靳锦
时装编辑：Erica Guo、刘超、
Runhao Li、高鼎、Zola Feng
统筹、视频编辑：杨静如
视频编辑助理：Binke
制片：壮壮(MAKEMAKE Studio)
执行制片：Rima、Susie、果子(MAKEMAKE Studio)
美术：勺子(MAKEMAKE Studio)
执行美术：安安(MAKEMAKE Studio)
摄影助理：周砚霖(WINZ IMAGE)、
汪凡、李振西(WINZ IMAGE)
服装助理：Ekko、雪连、豆一伟、Elliot Yang、
Tanya、Chau、杨培勇、陈欣怡、 Amber、
子龙、猫猫、子璇、Seven、吴雨欣
威亚：影艺威亚
运营编辑：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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