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维舟”
ID l weizhousw
作者 l 维舟
去年的今天，凌晨三点，武汉正式宣布封城，直至4月8日正式解封。但对武汉人来说，解封只是让这座城市远离了世人目光的焦点，他们的生活仍然余波未了。对于曾经历了封城的人们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记忆——恐怕也是他们不想要的记忆。很多人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这种改变，有些深入骨髓，有些很隐蔽，甚至人们察觉不到已经改变了，还有一些人，则拒绝相信改变了。在抗击疫情时，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抱有一种念头：等到战胜疫情，生活就会恢复原样。但实际上，我们很有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个样子了。这不仅是对武汉人如此，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一样，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武汉人”。有人说起一个武汉人家的事：孩子才两岁多，以为世界上的人本来就是戴口罩的，而且人们是不应该互相亲近的。现在武汉的医院里生孩子，产妇和陪护都要核酸检验，住院期间新爸爸也见不到孩子。这也罢了，有些初为人父人母的，竟然在家里看孩子时也戴着口罩。如果睁眼看到的所有情形就是这样，那疫情期间出生长大的孩子这么看待世界，也情有可原。他们对世界的感受或许也会大有不同——如果你看到的人都是戴口罩的，那眼睛美不美可能就是决定性的。很多武汉人都说，他们口罩戴了一整年，不在家都戴着，不然各个楼都进不去。这几乎变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哪怕是疫情都平复半年多了，有时忘戴口罩就出门，走到小区门口想起来，回家就很张皇，因为在电梯里不戴口罩会被人嫌弃。现在还不清楚，这一代孩子长大后会如何理解这一切。如果日常生活中所有人都戴口罩，而他们看到影视剧里的人物却都不戴口罩生活，那对于从小习惯口罩的孩子来说不是很奇怪吗？这不是他们生活的世界。生活的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物价上涨了，生活品质感有时也顾不上了，安全第一。我的武汉朋友说，她去年春节就没吃上草莓，不知明年能不能吃上；所有不能削皮的水果，这一年家里都没买过。进口的咖啡、意面，都吃不上了，可现在常温的进口商品也都可能带病毒。有了封城的经历，日常所需，家里都习惯囤积一点，不会等吃光了再补货。按工作方案，有些小区要求在出现疫情之后2小时内完成封控，所有人都足不出户。所以如果有疫情，只能火速扑到楼下的超市补货，网购快递是来不及的。到了冬天，现在买退烧药、感冒药、消炎药都要实名，一些人后悔夏天放松随便买的时候没有囤一点。她家至今保持这样的习惯：所有进屋的东西都喷酒精消毒。团购的商品，团长也都说是事先给大家喷过酒精消毒了，但是让大家拿回去还是要再喷一次。因为之前武汉有过一例，拿快递没戴手套，回家又没及时洗手，就感染了新冠。这并不仅仅是洁癖或警惕，而是PTSD，在经历了封城之后，在听说到新冠后遗症的例子也会更恐惧。她说：“对于我家这种没有社会资源的普通家庭来说，只用回想一下疫情期间普通人的遭遇，就知道只有自己注意防护，尽量不得病才是唯一靠得住的。没有特权和资本去和别人争夺有限的资源，也无力反抗那时对你的任何安排。”当然，放松下来的也不少。有人说，从解封到5月，的确见到的每个人都戴口罩，但6月盛暑，毒性减弱，国内疫情也稳定，除了地铁，就少多了。商业街、餐馆、烧烤店，夏天时相当火爆，热干面和酒酿小圆子照样要排队，很多人为了抽烟和聊天，戴口罩也相当松懈，只是到12月底，才开始重新戴口罩。然而，伤痛过后，太阳就照常升起了吗？对一部分人来说，的确早就接近恢复到以前的生活，麻将照打舞照跳，该聚会聚会、该旅游旅游，口罩是摆设，另一部分人就还是很警惕。即便在马路上走，有些人也习惯了拣没人的地方走，因为去年曾经有过什么擦肩16秒就传染上的案例。即便是那些已经很放松了的人，一有风吹草动也就一下子变得很惊恐。小区只要进了救护车，物业就得在小区群里通报，不然大家就怕是新冠；学校里有同学被老师叫走没回来，也会被传谣成家里确诊了；石家庄有疫情时，不少武汉人也没当回事，等报道有确诊病例在武汉的两个餐馆用餐过，有些人又一下子不敢吃外卖了，吓得中午只敢吃泡面。人们想要绝对安全，仿佛这病毒没有完全清零，就难以安定下来。当然，它已经在全世界泛滥，但只要国内、甚至自己这个城市没事，那别的也就眼不见为净了。然而一旦有什么事，骨子里的不安全感就立刻被召唤出来，仿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样的安全感，其实就像是海上的孤岛，我们自己也清楚情况可能随时发生变动，淹没自己立足的小岛，但整天去想它又不堪重负。就像《我的应许之地》中说的，身处外部威胁之下的以色列人，从小就深知那种真切的恐惧，“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凶涌”，这提醒人们，现有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便是“放松”，其实也并不意味着“恢复”，那倒不如说是一种受疫情冲击之后的别样体验：人世的一切很美好，自己要好好珍惜，而对重世俗福祉的中国人来说，这通常意味着及时行乐。以往都说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县城”，虽然人口上千万，但总的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亲友之间走动也挺密切。但这一年下来，大抵都是能免则免，即便孩子庆生这样的事，也都视频看看就好了。很多人其实也吃不准亲友到底是什么想法——是想大家都去看望，有面子，还是想你们都别来，免得有危险？也是因为被迫习惯这样的人际间隔，一直到2019年底都是要求大家去单位缴费的职工医疗保险之类，从封城之后，为了减少人群聚集，也都改成了网上缴费。大家都把钱汇到负责人的私人账户（虽然很不规范），不用到场了。以前不会用网银、无线支付的老人们，现在都不得不学会了，不会就让你家子女帮你弄。走到哪都得扫码，疫情时大家也都不想碰现金。有人说，真不知道要是这疫情早爆发几年，没有智能手机，那可怎么办？疫情虽然结束，人们还是很自觉地维持着人际距离，公司同事吃饭也都是各自找个没人的地方吃，如果空间不够大，那就尽量在吃饭时间上彼此错开。劫后余生，也有老同事在解封后组织一两次聚会，但都没人响应。有些人是在早期病死的，死因写的是“肺炎并发症”，在封城之前就下葬了，葬礼倒是很周全，不像后来新冠去世的人。那时没人知道严重性，去吊唁完了，很多亲友心有疑虑，但也都不敢问其家属有没有感染发病，只能自己提心吊胆。那仿佛是一个污名，一个不名誉的印记，最好大家谁都不要提。但它其实一直在那里，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有时你不知道说到了什么，对方就激烈反应起来，但你还是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每个人默默地压在心底里，压制着那些伤痛，不说、不问似乎避免了触碰痛处，但最终却使得人与人之间无形中疏远了。即便是亲历了封城的武汉人，这么做也很好理解，毕竟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记忆。“都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就好了，老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干嘛呢？”别说是疫情这样沉重的，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发现，我的不少高中同学只想尽量忘记那三年苦读的时光，对他们来说，那段日子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熬过来之后得到的结果，而不是那个过程。当然，一件事如果是自己经历的，多少会印象深刻一些，如果只是读到的新闻，那就更容易遗忘，除非它真的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某种意义。但这一年，我深切地感受到，人其实是很难被触动、被改变的，他们有强大的惯性，想回到自己原先的那个生活轨迹上去。去年武汉封城时，像李医生之死、武汉嫂子、开元公馆这些事件，也曾轰动一时，但在3月10日之后，反思的声音似乎就越来越弱了。之后其它地方的封城，既没有武汉这样的关注度，好像也没怎么出现这样不同的声音。这也许是其它地方比武汉那时做得好了，也可能是武汉人喊得更大声。日前端的专题说：“这个社会热衷于传颂涅槃重生的抗疫史诗，却缺少问一个跌倒的人痛不痛的声音。”不管怎样，这段记忆不该被泯灭。我不知道武汉封城结束后，有没有做一个详细的操作细则，因为封城之后会发生什么困难，这都已经演过一遍了。什么措施什么时候能到位，如果老百姓心里都有数，能有条不紊的做，那总比再交一次学费来摸索要好。哪怕是各地觉得和武汉不完全一样，不能抄作业，得看情况，那也总可以提前考虑因地制宜的部分也可以提前考虑，查漏补缺。不要遗忘它，那是武汉人用生命换来的。“武汉记忆”并不只属于武汉人，“武汉经验”也应该成为更有用的经验。好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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