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

少些“精神贵族”

多些“贵族精神”

文 / 秦晖   

如今已经不是宣传“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了。看看我们的“街道”，处处在标榜着“高贵一族”；路边，“贵族”、“富豪”、“帝王”等招牌林林总总；店内，“豪华”、“名贵”、“贵族气派”等广告词比比皆是；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之类的词语在街谈巷议之间伴随着羡慕的目光……

而我们的学界，也早已不是那种“打倒贵族”的法国大革命称颂不已的时代。在“保守”取代“革命”而成为美德象征的今天，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自然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

只是，在那“革命”年代里被撕得粉碎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到了“保守”的年代似乎也没有多少人想起要捡回来？

然而，在如今满是“高贵一族”的“街道”上，到底能有几个真正的贵族呢？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不够富裕，尚未到炫富的夸贵之时——尽管这是大实话。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问题在于什么是“贵族”？“贵族（aristocrats）”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后才是）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

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

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之有“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社稷之福，兆民之庆。

古今中外，但凡尚有活力的社会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出身贵胃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如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与雨果笔下的朗特纳克侯爵，政治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对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爱之心；痛斥传统的虚无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公爵和珍爱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主张虽殊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如一，出身类同而道德文章的浩然正气更似。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在我国，清末出身官宦之家而为共和民主奋斗、民国时出身富贵之门而投身工农革命者，更是史不绝书。这些先贤，无论其“主义”如何，都已超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表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贵族精神，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

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一些人以新贵自居，自诩高人一等而耻与齐民为伍，其主张却只以既得利益为转移：贫寒时便“激进”，一富贵即“保守”；当“知识分子”，便一味抱怨“脑体倒挂”(本文并非为“倒挂”辩护)，当城里人，便只知阻止农民进城；被人整时呼天抢地，而整人之时声色俱厉；有道是买者但怨价昂而卖者只嫌价低，股市里暴赚一笔，便欢呼改革形势一片大好，一旦被套，又发现旧体制不应全盘否定……这就是人们经常讲的“精神贵族”，自以为高贵，实际却很浅薄。

当然，对此应以平常心宽容视之。浅薄不是罪过，从既得利益出发也属人之常情。要求人人具有贵族精神更无异于重演“道德净化”的历史悲剧。

但是，不是贵族并不可耻，假充贵族却至少有些可笑：令人想起那自以为与赵太爷同宗的阿Q。而阿Q“革命”成功之后会怎样？那恐怕就不仅可笑而已了。一个正常社会里阿Q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正常的社会里不能只有阿Q，尤其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总会是利益格局调整的时代，是最需要公正的时代。

精神贵族阿Q

即使不谈什么“人文精神”的大道理，仅从社会运作功能来说，一个只有被窃者才反对盗窃的社会必然是盗窃横行的乱世。避免这类乱世自然首先要靠法治，但如果只有被窃者才关心立法，这法如何立得起来？

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培养起一种超越既得利益，捍卫社会正义的高贵品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贵族精神不等于贵族制度—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权的、可恶的过时制度，但在中外历史上，最早抨击贵族(应当说是寡头)制度的那些时代先觉者往往不正是贵族阶层中人吗？看来真正的“贵族精神”，倒是实现消灭贵族(寡头)制度的斗争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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