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时差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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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维舟
01
这张“两个辛丑年”的对比图近日在网上盛传，转发者往往还会配上一句“落后就要挨打，强大才能挺直腰板”。这回应了一种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从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心理需求：与列强平起平坐。
国际政治学上有一个术语，“帝国时差综合征”，指老牌列强无视时势已发生变化的事实，仍按过去的那一套来处理现实。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不合时宜地干预纳赛尔的埃及，结果反倒使自己衰落这一真相大白于天下。
与此相对应的，我想其实还有一种“弱国时差综合征”：原本衰弱的国家，在重振之后，仍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之中，按过往的经验做出反应，以求获得心理补偿——有时是过度的心理补偿。
这当然有情可原，只是难免容易做得过火。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曾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将安纳托利亚刻画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并不顾事实地将苏美尔、赫梯等古文明都算作是突厥语民族，以至于有人嘲讽说，这就好像远古有个土耳其人吐出一句“要有光”，随后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东历史的权威学者Bernard Lewis解释说，凯末尔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过去一两个世纪中，土耳其的民族自尊心惨遭打击，因而有必要抚慰一下”，其次则是“西方的偏见所必然引起的反作用”。
这似乎是落后国家所难以避免的内心情结，纳赛尔的埃及和卡扎菲的利比亚也曾以夸张的语调对西方喷火，想到过去自己所受到的对待，似乎再激烈也不为过。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攻击”（defensive aggression），因为他们决心不让历史重演，但吊诡的是，这种时差综合征表明他们仍是历史的囚徒。
这并不是要指责曾经的受害者，只是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看到的那样，被霸凌者要走出那段经历的阴影，往往得经历痛苦的自我认知转变，而那通常需要更多时间。
02
很多人误以为“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早其实是斯大林1931年说的：
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别克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
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不难看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论述的基础其实是“弱肉强食的规律”，因而这句话的盛行，也正与中国社会浓厚的社达气氛相辅相成。吊诡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是对霸凌者的愤恨，但实际上却又认同了霸凌者的逻辑：弱者就活该挨打。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俄国人的这种自怜可能也会让我们诧异，因为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俄国并不是一个挨打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它是对近代中国造成伤害最大的加害者之一。看来至少，它挨打的经历并没有阻止它不去欺凌当时更落后、更弱的中国。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德富苏峰晚年曾回忆，自己为何从平民主义转向极端的扩张主义，转折点是1895年德法俄“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将吃进嘴里的辽东半岛吐出来，还给中国。日本社会当时普遍的情绪非但不觉得本国侵占中国领土有什么不对，反而视为奇耻大辱：
辽东归还事件影响我整个后半生，当一听到这事件，我心理上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无论你怎样解释，它之所以出现，只不过因为我们不够强大。归根到底，如果你不够强大，真诚与正义不值半文钱……日本的进步……最后都要倚赖我们的军事实力。
也就是说，“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其实拒绝了自我反思，因为这其中隐含的意味是：“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之所以挨打，只不过是因为我不够强大而已。
不知怎么的，这让我想起儿童心理学上的一个观点：打孩子是没有用的，因为孩子不会将“挨打”看作是自己错误行为引发的后果，既不能建立因果关系，他们也就不会得到“教训”后改变行为，而只会注意到自己挨打这个事实。
过于注重实力政治，那很自然地就会将国际关系看作是单纯的权力博弈，容易偏向对抗而非合作。一百多年前，在美国崛起的时代，老罗斯福总统（也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者）曾有一句名言：“手持大棒，说话温柔。”但信奉“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人则相信，只有自己手持大棒，别人才会说话温柔。自己手持大棒，为何还要说话温柔？说话温柔的，必是手无大棒。
这倒也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过，十个犹太人里，“大概有两人相信，力量来自和平，而另外八人都相信，和平来自力量”。Thomas Friedman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也曾说过，黎巴嫩这样一个小国内部分裂为17个不同派别，争斗不休，演化为连绵不断的内战，因为阿拉伯人典型的部族逻辑是：弱小时怎么能妥协？强大时，为什么要妥协？
可问题是，一味强硬未必总是对自己有利，有时还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1899年，意大利向清廷索要浙江三门湾，遭总理衙门强硬拒绝，但意大利公使对这样的答复反倒很高兴，因为这将促使本国对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在意大利退缩后，清廷上下产生了一种致命的误判，认为只要顽强对抗，洋人也不敢怎样。一年后，他们在家门口迎来了八国联军。
03
国人还常常将“强硬”与“爱国”等同，据说那些年里，给外交部寄钙片的络绎不绝，以嘲讽他们“软骨头”。曾经就有朋友为此和我争辩，我问：“那你觉得美国那些鸽派会出卖自家利益，让我们获益吗？”他嗤笑：“你也太天真了，怎么可能？这些笑面虎更狡猾难对付，还不如那些直来直去的鹰派好打交道。”我又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觉得中国温和的外交官就不会捍卫我们的利益？”他一时怔住了。
“卑”和“亢”其实是一体两面，但“不卑”还容易，“不亢”则更难，因为这意味着克制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过度使用硬实力，本身就会对自己的软实力造成伤害——这方面，近二三十年来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强硬并不是目的，它和妥协一样，本应是争取自身更好利益的手段。如果说中国常常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那么如果能赢里子，面子上又何妨如老邓说的“韬光养晦”呢？这并不是遗忘历史，只是要更明智地看到，如何在达成双赢的框架之下，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
只不过，这对个人都尚且并非易事，何况偌大国家？但我相信会有那一天，也只有到那时才可以说，中国人真正走出了屈辱近代史的阴影，摆脱了“弱国时差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