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民族振兴，必须先驱除“三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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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touniuguanzhu
作者 l 求是大牛哥
我认为，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一直隐藏着三只虱子。分别是：看不了别人的好；“包间”文化；和语言腐败。
试想一下，如果在你身上爬着三只硕大无比的虱子。不仅吸你的血，而且让你走三步就要停下来抓挠一番。如此反复，使你即便想走快了也做不到。如能驱除“三虱”。民族是否就可以立地振兴我不知道。但最起码，会让我们的社会或多或少有所改变。
下面就分别讲讲。
NO 1，看不了别人的好
讲这个话题之前，先请朋友们点看以下的两段视频。
这两段视频都是前一段时间，在朋友圈里转发颇多的。我不想说这两件事是发生在哪里，是哪里的人。因为这种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视频中的人物有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人。
走路要抢，吃饭要抢，开车要抢，坐车要抢，买票要抢，上学要抢，工作要抢……抢，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其心理就是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好。
有些人还振振有词的说：中国人这么多，资源又那么有限，给了你就没有我的了。既然人人都抢，凭啥我不能抢？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都把好处捞干净了！
如果仅仅是抢某种稀缺资源，这话倒也说得过去。但即便是物资丰富，明明可以人人有份的东西，人们也是屡抢不鲜。所以，就会有抢盐、抢白醋、抢板蓝根……抢一切可以抢的东西。抢到的会沾沾自喜；抢不到，就会本能的感觉吃了亏。从心理学角度上讲，这是一种“FOMO”，即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它会使人产生一种病态的焦虑。
这种不甘人后的思想，塑造了中国人性格中最丑陋的一点——看不得别人的好！
人为什么要争，要抢？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好处就不是你的。哪怕自己不去抢别人，也要时时防范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这其实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更像是野兽竞争的环境。从本质上讲，这是没有法律和不讲规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一个好好的民族，变成 “群氓”遍地的社会。
这种人的行为，本身算不上什么伤天害理。有些只是为了占小便宜，有些则是出于盲目从众。但导致的恶果却是，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以及更大的丑恶。这不仅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基础，而且还很难找到为之负责的人。一旦遇到适宜的条件或者恶人怂恿，很快就会演化成阿伦特笔下的“平庸的邪恶”。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有规则，处处讲法律，人就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去抢；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利益随时可能会受到伤害。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个人权力的溢出和让渡。如果有人侵犯你的利益，自然有法律替你解决问题。而就规则而言亦如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规则或法律是谁制定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全面公平合理。一定记住，是全面而不是仅适用于局部。
试想，当你和一堆人挤在起跑线后面的时候，发现有人早就站在距离终点线一步之遥的地方。此刻，你可能根本顾不上谴责那个“最先破坏规则”的人，反而会竭尽全力阻挡后面的人超越自己。而身边的人，无一不是和你有相同的想法。同层互殴会造就互害型社会。
在一个社会里，一旦有人带头站在法律和规则之上，法律和规则的公正效用就会遭到质疑。对规则的藐视催生了无序，缺乏法律的保护使人甘于铤而走险。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而“看不了别人的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幸灾乐祸。
当全世界都在为911遇难者祈祷的时候，当澳大利亚森林遭大火焚烧的时候，当美国因疫情造成死亡人数飙升的时候，当日本地震的时候，当印度疫情失控的时候，当台铁脱轨同胞罹难的时候……都会刺激得一些人肾上腺激素爆表，额手相庆。究其原因，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遭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幸，甚至是折磨和鞭打。
越是自己遭受的痛苦和剥削多，就越希望同样的灾难和痛苦降临在别人身上。这种兴奋更接近于原始动物的本能。从中找不到半点人性可言。
在一个“看不了别人的好”盛行的社会里，攀比之风盛行，人们夸奢斗富，喜欢炫耀自己高人一等。气人有笑人无，为了利益不惜卖身权贵。
所以，在中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圈子，但最难看到的就是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圈子。这种现象越往北越明显。大家都是演技派。三杯酒下肚那叫一个亲热。在落井下石、背后捅刀的时候，谁都不会手软。
看不了别人的好，导致整个民族的人与人之间充满冷漠和敌视。所以，此谓“冷血之虱”。
NO 2，丑陋的“包间”文化
我曾经旅行过很多国家。总是会习惯的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习惯等多方面的差异。这其中不能不说的就是，中国特色的包间文化。这个话题里并不包括一般性家庭聚会。
所谓包间，古已有之。包间不仅可以吃饭，而且能聊点“不可为外人道”的话题。这非常符合国人“小会解决大问题，大会解决小问题”的文化传统。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的包间同样也格外有特色，并且成为后世的样板。
翻开《水浒传》，很多故事发生的背景都和包间有关。例如武松杀西门庆这段：且说武松径奔狮子桥下酒楼前，便问酒保道：“西门庆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个一般的财主，在楼上边街阁儿里吃酒。”在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到两点。首先，包间（阁子）的位置环境比较优越。其次，进出包间的人员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要么有势。
而宋江也是在浔阳楼的包间里“一个人饮酒醉”之后，乘着酒兴题下反诗。最后不得以才上了梁山，但内心深处还是向往体制的。这是后话，此处不提。在《水浒传》中，“智取大名府”一回说到当地翠云楼，“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
由此可见，包间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纸醉金迷掩盖下的空虚和堕落。
包间文化，其实就是酒桌文化的一种延续和升级。
凡是在包间用餐，少有不喝酒的。以前我写过现代中国式喝酒。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流程。不仅老外搞不清楚，中国人自己也经常被套路。在这顺便说一句。喝酒搞什么主陪副陪，按照行政级别分座次，慷慨致辞，打圈敬酒，大杯一口闷一类的“文化”，并非中国的传统酒文化，而是苏联人带来的那一套。现在却变成了中国的伪传统。我改天找些这方面的史料分享给朋友们。
包间里喝酒，更加讲究座次，流程。谁坐谁身边，谁给谁倒酒，谁可以不喝而谁必须多喝……表面上是文化，背后尽是复杂的动机和严格的等级制度。
前不久，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张占伟掌掴下属，就是因为其“乱了规矩”。所以，包间有句说烂了的话，“不在乎吃什么，在乎的是跟谁吃”。
此刻的包间，买卖的是信息，比拼的是等级，透露的是虚伪，研究讨论的是如何破坏规则。越是挥霍浪费越显得请客者诚心敬意。受邀者越是放浪形骸越显得亲密无间。而包间最忌讳的就是，“隔墙有耳”或者乱玩手机。
而欧美国家很少有餐馆带有包间。哪怕它是米其林三星。因为欧美民众普遍有反密室政治的思潮，所以会对包间这种看起来就充满阴谋权钱交易的地点比较反感。
在美国的一些州，如果餐馆配备包间，老板还会被告歧视性消费。当然并不是说欧美国家就没有类似的社交需求。但会在酒吧或私人俱乐部完成。那里才标配各种私密包间。
但许多国家都有规定，严禁政府公职人员，进入私人俱乐部或参加商人出钱组织的娱乐休闲活动。
包间文化的升级版，也被称为“会所”。
这里所说的“会所”，有别于公众消费的健身会馆等场所。一般来讲，国内的高档会所更接近国外的club，玩的是会员制消费的圈层游戏。看中的是会员的身份与地位象征。作为各种关系、各方信息的汇集融合之地。
在会所里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频频。因为这里既能彰显特权地位，又可以保证贵客的隐私安全。赖昌星的红楼，无疑是中国早期私人会所的雏形。后来者，无不是在这个版本上升级进化而来。
和包间相比，会所可以充分满足会员，从物质到精神甚至肉体的各种需求。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菲的。
官贾云集之处会所众多。想要留住客户的身心，自然要在争奇斗艳上下功夫。不仅服务人员相貌姣好，山珍海味齐备，还需陈列艺术品，名人字画装点门面。恰如当年元好问诗云，“晦庵诗挂酒家墙”。
除此以外，还有一类会所是这几年突然兴盛起来的。或可被称为“下沉市场”的会所。这种低配版的会所其实是高标准的包间。它的存在更加普遍。更隐蔽，危害性也更大。它的标志是“只有一间屋，一桌酒饭”。不仅美食酒水力求上乘，必要时还可以请一些暗娼助兴。而这一切服务只针对定向客人。它可以被设在写字楼里，居民楼里，甚至是单位的食堂里。
总而言之，这类“会所”外面看起来一定很普通。除了当事人自己知道以外，别人根本搞不清楚你要去哪。既然环境标准已经极大的简化了，进到里面的人自然也懂得开门见山。正式酒宴开始之前，是各种利益勾兑和平衡。推杯换盏之间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试探和表态。而每一次权钱交易的背后，都是对规则的破坏，都是对公共利益的贪婪攫取！所以，此谓“嗜血之虱”。
NO 3，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这个词，最早是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一些拥有话语权的人，为了相关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目的，偷换语言的概念。
恶意扭曲语言原本的含义。为恶与丑假以善和美的名义。进而使语言逐渐丧失传播思想的功能。
例如，在《1984》中，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叫「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称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则被冠为「和平部」。而贯穿全书的三句口号就是，“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这也是奥威尔为1984式的极端体系控制下的社会做出的总结。
语言腐败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喜欢用各种大词儿和新造词儿。
例如在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军事术语叫采取“大纵深防御”。其实就是打不过就跑的意思。《1984》中的大洋国也提倡使用新话。这种新话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例如“好”（good）指“喜欢老大哥”（to love Big Brother）；而“坏”（bad）则被“不好”（ungood）取代。使用新话之后，就无法说出“老大哥是坏的”（Big Brother is bad），只能说“老大哥是不好的”（Big Brother is ungood）。
而且，这种新话还是“世界唯一会逐年减少词汇的语言”。理想的新话是使词汇越来越少，字典则越来越薄。人们不需在语言上作深入思考，只需要简单的回答“是”和“好”。所以在《1984》中，新话的本质是欺骗和奴役。
国内这些年也有人热衷于词汇的“推陈出新”。
例如，《江西省就业促进条例》中将“失业人员”改称“创业人员”。听起来立刻正能量满满。而穷人不再叫穷人，而是叫“待富者”。理由是某专家说，在市场经济里，他现在虽然没有富，但以后还有机会富。至于其它的什么“临时性强奸”，“暂时性失控”，“桥梁垂直错位”；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叫“慢就业”；还有诸如经济零增长、负增长，物价震荡上行等等等等。
不能不赞叹汉语的博大精深。同样的事儿换个说法，往往就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偏偏还有人特吃这一套。而金叫兽发明的“双赢=中国赢两次”，“合作=合计把美国做掉”，更是语言腐败的登峰造极之作。
在所有的语言腐败中，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对“爱国”两字的破坏。
当你看到金叫兽、周带鱼，甚至连李毅之流都自诩为爱国者的时候，当那些脑残蛆以烧耐克鞋、砸日本车为爱国行动的时候，就会知道“爱国”已经是一个受到污染的词儿了。
叼盘、夹头、带鱼侯他们随便哪一个都不是笨人。他们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是两码事。所谓的爱国，只是他们敛财时候用来充门面的工具。一个原本神圣的词汇，竟然沦为小丑们的护身符。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张维迎教授曾对语言腐败的危害性作出过总结：
1、它使语言失去了交流功能，也毁坏了人类的智慧。
因为我们人类有语言就要交流，要交流就有特定含义，但是现在报告没有特定含义。一个报告动不动就有两万字，看了之后还要写几十万字的辅导材料。所以大家对这些东西越来越没有兴趣。我们使用语言只是喊口号，已经失去了信息。
2、语言的腐败，毁坏了人们的道德。
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理论上是不诚实，说假话。从人类本性上来讲，要让一个人说假话，比他干坏事还要具有挑战性。从法律上来看，让犯罪人对犯罪事件供认不讳，就是他敢于干坏事，但是不敢说谎话。如果敢说谎话就没有道德底线了。目前假冒伪劣如此之多，语言腐败如此之多，社会道德如此之衰弱，也一点都不奇怪了。
3、语言腐败导致体制的不可预见性。
因为语言腐败本身就有信号功能。本身这个世界就是危机四伏，所以任何一个危机都有可能导致世界剧变。我们如果有思想自由、语言自由，会消灭50%的语言腐败，如果我们消灭50%的语言腐败。我们的政治腐败和其他腐败90%都能够消灭。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反语言腐败时代。
汉语言，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当歪曲词义的作法大行其道的时候，语言的意义就会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所以，此谓“毒血之虱”。
冷血，嗜血，毒血这三虱长期共存，互相壮大。不仅阻碍我们的进步，浪费我们的资源；而且毒化我们的精神，束缚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失去逻辑，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所以，必先除之而后快！
本文显然又有点长了。感谢您能耐心的读完。文中讲到的“三虱”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可以独立成文，换取更多流量和赞赏。但我觉得还是一次讲明白好。尽管只是一名业余作者，我依然不会容忍自己的文章和思想“缺斤短两”。
我知道，今天的文章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也因此做好了接受各种谩骂的准备。直接来就行！
国人，向来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为傲。不仅外人说不得，而且自己也很是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这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并非什么好事。如今，尽管批评声存在于我们社会的诸多领域，但在一些重要领域，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批评者的角色却愈发稀缺——有品质的批评者更是稀少。
有些民族，是自己觉醒的；例如英国。有些民族，则是被疼醒的；例如日本。如果没有当年那两颗原子弹，恐怕现在的日本还在做“天皇至上”和“大东亚共荣圈”梦。
我希望，中华民族能通过自我检视和批判实现觉醒。但在此之前，一定要先驱除“三虱”！
小粉红都是哪些人？
真没想到，正能量也开始“内卷”了
觉醒年代丨独立思考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像章、小本、幸福泪，朝鲜人的三大标配
一个人得多贱，才会将俄罗斯称为“战斗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