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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影业放映厅内，导演吕乐手指着银幕，划来划去，不停给几个台长说：那是2000年，吕乐把新拍的电影，送到紫禁城影业审核。看片会上，他担心几个电视台台长，不认识画面里的作家。谁出场，他就指着谁报名字。片子放完后，几个台长坐那儿，净抽烟，不说话。吕乐刚想问他们的意见，边上一个电影发行策划人，突然绷不住，冲他大声训道：这部电影，叫《诗意的年代》，除了两个演员，其他全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这个阵容，相当于搬来了整个当代作家的半壁江山。至今，这都是出场作家最多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没有过审，连张盗版碟都没有。直到2007年，吕乐拿着它去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才得以重新面世。参演的作家们得知后，激动得说：我得买一张放放，怎么也算我做了回演员。现在我们回头看，《诗意的年代》是80年代作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银幕里集体出场。而银幕之外，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时代里集体登场。学者汪兆骞曾说，80 年代是一个作家群星璀璨的时代。那时的80年代初，人们精神上突然得到巨大释放，文学迎来井喷式发展。仅省级以上的文学期刊，就达200多种。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南有《收获》，北有《人民文学》，发行量都高达100多万份。那时候的文学杂志社，也慧眼识珠，发掘了莫言、余华、刘震云、洪峰、王朔、阿城等大批好作家，创造出一个文学盛世。莫言在成为作家之前，还是山东小镇的一名军人。1980年，他由于提干，当上了部队的图书馆管理员。那座图书馆里有3300多本书，他三年读完了1000多本。第四年，他无意读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第一页，不禁感叹：没想到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写成小说！这在我们农村不是到处都有吗！那是198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莫言捧着《百年孤独》，被马尔克斯笔下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所激励，在房间兴奋地打转。从那以后，他也开始提笔，将中国的乡村写成魔幻的史诗。第二年，他就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而从一举成名。他本名叫“管谟业”，将谟字一拆为二，就是笔名：莫言。不久后，中国作协举行了一次文学座谈会，谈的就是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会上汪曾祺等文学前辈，一直在聊莫言的作品。而莫言就坐在旁边，从头到尾一句话没插上。活动结束，评论家许子东说：莫言莫言，果然人如其名。80年代中期，整个文学创作，都在学习西方形式，这也让大众产生审美疲劳。西方热之后，所有作家聚在一起，都会谈论一个人的写作：这个人是阿城，他的写作，与西方小说泾渭分明，是用纯粹的汉语语法，写中国的传统文化。阿城是北京人，成名之前，他有天和几个编辑，聚在一桌涮羊肉。他吃完羊肉，点燃烟斗，为给大家助兴，讲了个下棋的故事。一讲完，大家都说故事精彩，可以写成小说，铁定好看。阿城听了建议，回家一气呵成写成《棋王》。后来小说发表到《上海文学》，瞬间引爆全国。从那以后，他住到那两间小东屋，每天都来几拨编辑求稿。最后来人太多，阿城外出，门都不锁，就放几把挂面，访客自己煮面。那一代的好作家，都从不同角度解剖中国、书写中国。有人寄情乡土，有人寻根传统，有人记录历史，有人讽刺时代。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这批人，其实在当时都很年轻。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都无一例外用笔参与了时代。马原曾说：80年代只能算作家的白银时代，到90年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1992年，王朔出版了四卷一套的《王朔文集》。这套文集，破了两个记录。一是此前从没有在世的作家能出文集，王朔给开了先河。二是此前作家从来只拿固定稿费，王朔首次改革为版税制。结果这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还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影视也迅速崛起。作家们随着作品被电影改编，都进入鼎盛时期。王朔光在88年一年，就有四部改编电影同时上映。以至于他都感觉没法谦虚了，跟哥们叶京说：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进入90年代后，史铁生、刘震云、余华等，几乎所有成名作家的作品，都被搬上了银幕，走向国际。那十年作家的小说改编权极为抢手，哪个导演能抢到好小说，就意味着电影就先成功了一半。阿城的《三王》，仅三个中篇小说，版权都被抢得死去活来。他到台湾时，侯孝贤找他要《孩子王》的改编权，以为很容易，结果阿城说：早就被陈凯歌下手了。侯孝贤又问，那《棋王》《树王》呢，阿城说：早被徐克、田壮壮抢走了。导演里抢小说改编权最狠的，还是张艺谋。他专抢作家的代表作，先抢了莫言的《红高粱》，又抢了苏童的《妻妾成群》，接着还要抢余华的《活着》。他怕余华不出手，先开出天价改编费。结果快签合同时，又派副导演找余华商量价格。余华以为他要反悔，很不高兴。结果张艺谋那头说：1998年，莫言、余华、苏童、王朔四人，受邀参加远东文学会。上飞机前，王朔去商店买了一副扑克。四个人将扑克一路打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从北打到那不列斯，再打到罗马，然后打回北京。那是他们那代作家最好的时代，可以凭着一支笔参与时代，也可以穿越大半个地球去演讲，一副扑克从北京打到罗马。那时候所有人也满怀期待，眼看中国作家再上一个台阶，就能冲击巅峰。教授谢有顺说：2000年以后，文学的断裂是一个事实。80年代时，《收获》的主编巴金，看到杂志销量百万，满大街都是。他害怕文学承载不起社会责任，担忧地说：这很可怕，100万份太高，宁可少印一些。而短短十几年后，曾经发行100多万册的《收获》，销量锐减了近百分之九十。2000年后，是80年代作家最不适应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被商业主义所裹挟，以前他们演讲的地方，现在站满了商人。新的文学市场，也被卫慧、木子美这些“用下身写作”的网络小说所占领，年轻人的写作也都变成了选秀活动。2006年，一个文青创办出“中国作家富豪榜”。所有作家无论写什么，都以挣钱能力排位。没想到榜单大火，事实证明，比起作家的使命，人们更关心作家的资产。后来阿城接受采访，记者称他为作家，他开玩笑说：畅销作家和作家不同。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2009年，刘震云出版了长篇《故乡面和花朵》，呕心沥血写了八年，修改无数次，最终写成两百万字。但出版后在市场如同哑炮，完全卖不出去。即便在文学青年聚集的豆瓣读书，它的评论人数也只有24人。80年代，文学是年轻人的匕首。但到了2000年，如果单纯当一个作家，别说捅别人心窝，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甚至莫言、余华、王朔、史铁生等作家的书，也都集体遭遇滑铁卢。被誉为“先锋五虎”之首的马原，对同行说：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年后的春节期间，余华走在街上，瞥见报纸上一则新闻，标题是“作家被打”。他一看，发现被打的作家，是他80年代的老朋友洪峰。事情的经过，是洪峰在08年后退出文坛，回到云南隐居。而在云南乡下的第4年，当地村支和他结上了私怨，除夕那天带着七八个人上门，将他暴打了一顿。余华跑到云南去看洪峰，见面就来了一个拥抱，而洪峰疼得直咧嘴。余华一问才知道，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但洪峰被打伤的，不只是肋骨，更是他的内心。他伤心的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了那么多东西，试图改变这个国家一些人的想法。但发现很扯，人们几十年前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因为精神上经历了绝对的失望，他反倒从失望中打开了任督二脉。从那以后，洪峰不再隐居，开始转行做电商，和当地的农民合作，卖手工品等。到16年，他仅手工品的销售额，一年就达6000万。当地的农民也在他的产业链里富裕起来。洪峰面对自己人生360度急拐弯，他不知道是时代错了，还是自己错了，他荒诞地说：当了那么多年作家，感觉自己没有用。现在，我终于感觉自己有点用了，至少能让农民手里有俩钱儿。80年代的时候，所有作家都因为文学，从不同的道路汇聚到同一条路上。莫言本来是军人，余华本来是牙医，王朔本来是业务员，洪峰本来是搬砖工，但他们都因为用笔参与时代，结伴同行。二十多年过去，时代的变迁，又让他们从同一条道路，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岔口。时间进展到2012年，中国文坛突然空前热闹起来，所有人都在谈一个话题：中国终于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个作家，就是莫言。其实之前，年轻的读者并不知道莫言是谁，也从未读过他的书。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个奖，于是网络上突然涌出无数赞美莫言的人。由于莫言几乎是中国最直面社会的作家，他的小说冷静、旁观式地讲述了中国最残忍的历史。结果，他很快被人误会，骂为“五毛”。诺奖颁布后，莫言再也没有发表新作。他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是莫言这样，最能代表当代文学的作家，也已经对当下的社会束手无策了。当他书写60到80年代的中国时，笔下展现了巨大力量。但到2010年后，中国的复杂程度，完全超出了他用笔所能的触及范围。实际上，在与时代旷日持久的对抗里，其实中国作家早就输了，输的很彻底，阵地早就没了。不知道啥时候开始，一个深刻的作家说话，可能还不如一个廉价五毛大V拥趸众多。更多时候，一个严肃的作家，也不敢再轻易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成为喷子的靶心，淹没在义正言辞的讨伐之中。而大部分作家呢，为了保证下次还有说话的机会，只好谨慎说话。慢慢有些话说不痛快，也就索性不说了。到2007年左右，80年代的作家，基本都觉索然无趣，鸣金收兵了。阿城写下几百万字，放在抽屉里，不再给众人看。只有王朔还可一战。但结果他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十多年里，王朔也彻底不再出面，蜗居在家养猫，连最后一张照片都是徐静蕾拍的。80年代的作家们，各自都怀着不同的伤心，以不同的方式远去。他们集体如灯塔出现，又集体如灯塔消失。据统计，10年后中国的大熊猫还有1000多只，但那时的中国职业作家，可能还没有熊猫多。
牛皮明明，诗人，作家，曾在西藏流浪多年。擅长写民国人物，写那些被遗忘的故事，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够让人热泪盈眶！微信公众号：牛皮明明，ID: niupimi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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