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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政府都是绝对的君主制，它所能依据的理由是：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约翰·洛克《论奴隶制与天赋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三项基本权利，不得以任何名义加以侵犯。洛克从不高扬人的道德，因为个体的道德千姿百态，群体的道德自有边界。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和生命诉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人不能破坏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让其它人来残害自己的生命，否则就会出现战争状态。并且，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没有理由灭绝失败者的生命。生命是神圣的，是高贵的。它让人活得有意义，让社会富于色彩。每一个生命都如同花一样释放出自己独有的芳香。没有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神圣就会被亵渎，社会就失去了活力，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光泽。“以我的生命以及我对它的热爱起誓，我永远不会为别人而活，也不会要求别人为我而活。”如果任何人侵犯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而怀有敌意的人”。为生命而活，才是神圣之活。为生命而战，才是神圣之战。人获得生命权利，还要使其延续下去，这是一个生存的过程。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还必然使自然物品成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它融合了认得劳动，因为它设置了人类道德的边界底线。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就是破坏了人类的底线道德，使之处在失范和无序状态。哪里没有私有财产，哪里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障，哪里的道德就会塌陷。人类在自然状态中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充满了正义性，而契约社会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上帝的尊严，因此保障私有财产就是维护正义的基本标志之一。破坏和侵占私有财产，就是以上帝为敌，就是向人类开战，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进入战争状态。人的终级目的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财产本身，而是自由。自由让生命大放光彩，让财产展示人性的光辉。没有了自由，生命只具有了工具性意义；没有了自由，财产就失去了精神之根。自由就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在法律之外无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如果说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权者的自由，会给自由以毁灭性的打击。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以法律的名义、上帝的名义、以高尚的目的，也不能侵犯自由。洛克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低调的，要求政府执行规则、执行法律即可，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当运动员就别当裁判员，一身兼二任既破坏了法律，也极大地伤害了自由。政府的目的也因此很快就变成政府自身的目的，变成以公权谋私权的工具。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谎言为基本信条，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一个唯一的标准。在他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如果政府守法，公民就会守法，政府与公民就都会安然无恙，同在一个蓝天下，过着和谐与快乐的生活。洛克悟透了人性，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万般不如意，这种万般不如意总会激发人们离开地平线的理想。这种理想，看起来诱人，听起来伟大，真正要实施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海市蜃楼的边上，就是人类的万丈深渊，进入海市蜃楼，就进入了地狱之门。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更不会逼任何一个人走入绝境。少一个走入绝境的人，社会就多一份安全。这虽然是常识，我们社会缺的恰恰是这常识。让每一个落入绝境的人看到希望，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洛克文明底线”：保护私产和限制权力，这是开启现代文明之门的两把钥匙，也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然而，对洛克文明底线的挑战从未停歇。20世纪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一次次让人类陷入恐惧和灾难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和超级技术的发展，让高福利、大政府，以及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政治正确”愈演愈烈。“洛克文明底线”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洛克文明底线”在很多前现代国家，还不是常识，而是“异端”；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经济社会生态的复杂程度，远非洛克时代可比，因此亟需在洛克文明底线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思想和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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