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互害的可怕性，舌尖上的“黄文炳”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ID l yujianshijie1988

文 l 西塞罗

01

《水浒传》是一本把黑色幽默都写在字里行间的书，有些章节初读起来没什么。但细一琢磨就觉得很讽刺。

比如同样是“逼上梁山”，别的好汉上山入伙都是因为违法犯罪，唯独大头领宋江上山，其实只是为了一篇文章。

物理学上，关在盒子里的薛定谔的猫，处于既死又活的奇妙叠加态中；因为杀了阎婆惜而刺配江州的宋江，也处在既反又不反的奇妙叠加态中。

你说他没反吧，他之前已经领着花荣等人打破清风寨、还把秦明等人都拉下水，做好准备去投梁山了；可你若说他反了吧，路上接了一封家书，宋江直接就回了郓城县，自投罗网。

我在《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一文里提到过，宋江这个人，其实是个被体制驯化的很好的人，即便是杀了人，他也希望“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坐完牢俺再回来，兴许还能在郓城这个小地方当能吏孝子。

这就是“体制规劝”的强大，明明已经在清风寨一只脚踏进江湖的人，居然还能在父亲“忠孝”的规劝下“浪子回头”。你看看这个教化工作做得多好？

所以大宋江山维持稳定和谐的最大资本是什么？根本不是那八十万禁军，而是传统教化形成的这种规劝，让体制对宋江这样的“老实人”有了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宁可“刺配江州”，苦哈哈的去吃牢饭，也不去梁山落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这种“老实人”本来是很难被逼反的，他们是大宋维持稳定的基石。

如果事态这样发展，故事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宋江在江州挨过“程限”回郓城当他的及时雨，而晁盖继续在梁山当他的山大王，难有什么大作为，大宋官家则继续享受歌舞升平，三种人生活在三个空间里并行不悖，实现三赢，皆大欢喜。 

可是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让梁山成伙和朝廷与“好汉”们的相撞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

02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讲过宋江写在浔阳楼上的这两首题诗。说宋江这时候“反社会”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可是，反社会之外，你觉得宋江这个题诗“反朝廷”的意思很浓烈么？还真没有。

首先，一个真的想学黄巢的人，肯定不会在经历清风寨闹过那一阵之后，还甘心回来自首伏法。再则，宋江就算真有那么点意思，也不过就是吃醉了酒，胡乱发发牢骚而已。

从小说后面行文描写看，不仅他自己第二天酒醒不记得了，南来北往看他题诗的客人，也只道他是寻常发发牢骚，“并不当心”。

社会乃至官府，对宋江的这种麻木态度，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牢骚诗”，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必须容忍的“计算冗余”。

电影《黑客帝国》里，当主角尼奥闯入矩阵世界的中枢，见到总设计师时，设计师曾经向他披露过这个世界的真相。

原来，反抗矩阵世界的自由城市锡安本身，其实也是矩阵世界设计的一部分，虽然设计师已经尝试将矩阵世界设计的足够符合人性，但依然会有一部分人对这个世界产生不适应感，所以设计师需要设计一个“自由城市”给这些“计算冗余”选择的自由。

这个道理，在水浒世界中本也一样，对于古代社会的“庙堂”来说，“江湖”本来也是其计划中的一部分。

专制王权的行政能力，决定了它注定无法将管束扩张到无远弗届的地方，必须给那些从体制内掉落出来的人一个“锡安”作为“冗余堆放点”。所以，像王伦和晁盖时代的梁山，鲁智深时代的二龙山其实是被朝廷所默许的，所以在小说里，宋江上山把动静闹大之前，你基本没看见过朝廷怎么出力清剿过他们。

是的，一个明智的朝廷真正要做的，是需要在江湖与朝堂之间再留另一个缓冲带，来放逐宋江这样有野心的“文化人”，防止他们与江湖合流。

小说中，这个缓冲带，就是浔阳楼上那片空白的墙壁，宋江你愿写啥写啥，只要不太出格，就没人管。写完了，酒醒了，继续当你的“贼配军”去。大宋就可以继续“河清海晏，天下无事”了。

只可惜，这样一套本来十分精妙的体系，还是遭遇了一个终结者。

03

黄文炳这个人，施耐庵大约是拿他跟宋江对着写的。

小说中前文刚交代了宋江自负“自幼曾读经史”，一转笔在交代黄文炳出身时，就说他“这人虽也读过经史”，也就是说，黄文炳与宋江一样，都是受过教育、试图在大宋体制内混出一点名堂的人。而且他们遭遇的境遇也是相似的。

在水浒小说中那个极度拼爹而内卷的社会里，宋江是押司，是吏的顶层，而黄文炳是个无为军的“闲通判”，是官的底层。

两个人半斤对八两，都处于那种想升升不上去、下也下不来的尴尬境地。用小说的话说：“恰似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所以施耐庵说的好：“也是宋江合该命苦，撞见了这个对头”——一个社会最刻骨的仇恨与最骇人的互害，往往不发生在个体与制度，上层与下层之间，而是两个相邻阶层个体之间，阶层内卷之中，总会诞生一些黄文炳式的小人。

而面对与宋江相似的人生处境，黄文炳选择的是拜高踩低、靠阿谀奉承、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闻知江州“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请访知府，指望他引出职，再欲做官。”

黄文炳这个做法，施耐庵用的总结叫“帮闲”，现代汉语劳动人民创造了一个更生动形象的词汇形容它，叫“舔菊”。

而帮闲（舔菊）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菊爆。

却说那一日，黄文炳带着礼物又来给官二代蔡九，孰料热脸碰了个冷屁股，人家府上公宴，他级别不够，进不去。郁闷的黄文炳只好跑到浔阳楼上来看诗——从这个举动你就看出这人有多猥琐，同是文人，别人郁闷了来写诗，他郁闷了来看诗，专门等着看有谁哪句话说的不合适，他好揪出来做自己举报升迁的筹码。

而宋江的那两首诗，就这么让黄通判给撞见了。小说在这里突然写的特别细致，黄文炳每读两句，都有一番“读后感”：

黄文炳读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冷笑道：“这人自负不浅！”

又读道：“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侧着头道：“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

又读：“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只个军。”

又读道：“他年若得报雠，血染浔阳江口！”摇头道：“这厮报仇兀谁，却要在此间生事？量你是个配军，做得甚用！”

又读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一点头道：“这两句兀自可恕。”

又读道：“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伸着舌，摇着头，道：“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

《水浒传》为什么要把黄文炳读诗的情节写的这么详细呢？

在《水浒传》的诸多电视剧改版中98央视版，我认为拍的最传神的一部。该版电视剧编剧杨争光老师，给黄文炳安排了不少小说里没有的加戏。

其中有一段是宋江下狱之后，黄文炳专门去看他，亲口对他说了这么段台词：

“多亏了你这首反诗啊！要不然我黄文炳永无出头之日，其实也是彼此彼此，我黄文炳也是苦熬了数年，仕途无望，手痒时也想写个几句，只不过我忍住了而已，哈哈！”

我觉得这段黄文炳的独白，虽然是编剧的加戏，但却把施耐庵小说里引而不发的内核给点透了。

像黄文炳这样的构陷者是什么人呢？

多数情况下，他们其实才是被陷害者真正的知音。他们与被构陷者处于相同的阶层、有着相似的知识结构，有着一样的抱怨、一样的牢骚，所以最能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

就像苏联那个笑话说的一样：

有一位年轻人在工作时抱怨道：“唉，真差劲。”

结果被一位秘密警察听到而遭逮捕。

年轻人辩解说：“我根本没讲谁真差劲，你怎么可以随便逮捕我呢？”

“你少骗人，”秘密警察咆哮道，“我在这里工作二十多年了，你在抱怨什么，我会不知道吗？” 

但听懂并不意味着同情，相反，构陷者看到的是机会。他们要扑上去啃食、要撕咬，要以同类相食的方式填饱自己的肚皮，以举报、构陷他人的行动，来谋取自己的进身之阶。

这样的人，虽然披着的是一张人皮，内心却是禽兽和豺狗，甚至连豺狗都不如，因为豺狗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同类相食的。

所以，跟施耐庵一样，电视剧编剧杨争光先生在改这一段时，也把黄文炳这个角色刻画非常传神而可恶，只能说艺术高于生活，却也来源于生活，无论老施还是杨老师，估计生活里都见了不少这种人——中国确实最不缺这种人。

而98版电视剧在此段的另一个加戏，杨老师写的比施耐庵看的更深刻。——黄文炳屁颠屁颠的跑去蔡九府上举报后，小说原版中没多费什么口舌，就把知府大人说服了。而在电视剧版中，蔡九最开始反应是：“嗨，这不就是个穷文人，发几牢骚吗？随他说去好了。”

是的，剧版中蔡九这个最初反应，其实才是官府对此类事务合乎情理的态度——不就几句牢骚话么？你管它作甚，你也管不过来啊。

可是黄文炳不干，这宋江怎么能放呢？放了他的进身之阶怎么办啊！于是死咬着此事不放，又是亲自下狱查档翻宋江的旧账，又是在审讯中上蹿下跳、奸计百出。

杨争光老师在剧版中给了黄文炳多得多的戏份，把这个坏出水儿来的举报党给写活了。

04

那么，原著作者施耐庵恨不恨这个人呢？其实也恨。我甚至猜黄文炳应该是施耐庵全小说最招人恨的角色，没有之一。

施耐庵作为一个狠人，对其恨的角色处理方式比较独到：他一般会给这种人一个非常惨的死法，死的越惨说明他恨得也越深。所以《水浒传》中写欺男霸女的镇关西之死很惨、写出卖朋友的陆谦之死更惨、写淫妇潘巧云、潘金莲之死就更更惨，从中你能看出施耐庵的仇恨排序。

但所有这些人的死状，与黄文炳之死一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江州劫法场宋江逃出生天后，最恨的就是这个黄文炳，不顾晁盖“恐伤兄弟性命”的劝阻，一定要去打黄所在的无为军。

真捉住仇人以后，一贯见谁都“小可宋江”的及时雨居然面露狰狞的发了一回飙，上去就是一个灵魂三问：

“黄文炳！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谋我！？……”

面对怒发冲冠的宋江，黄文炳连反派的例行求饶也免了，直接躺平等死：“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

之前反对滥杀，劫法场还劝李逵“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的晁天王，此时又怎么说呢？

晁天王更狠，直接提议搞个“舌尖上的黄文炳”：“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了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

于是众“好汉”请出杀人魔王李逵，“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待无片时，方才割了黄文炳，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来与众好汉做醒酒汤……”

再强调一遍，《水浒传》里所有人物中，黄文炳死的绝对是最痛苦的，李逵剐他之前就申明了这道菜的要旨：“你这厮求快死，老爷我非要你慢死！”

施耐庵在写到此段时，也实在抑制不住兴奋之情，打破第四面墙，直接赋诗一首：

“文炳趋炎巧计乖,

却将忠义苦挤排。

奸谋未遂身先死,

难免刳心炙肉灾。”

评水浒的金圣叹又怎么说呢。

他看的也很过瘾，说这些血腥的描写“好”、是“妙说”、是“该笔”、是“奇绝之语”！

总结的数来，无论戏里戏外，无论晁盖、宋江还是李逵、无论施耐庵还是金圣叹，所有人都觉得黄文炳死的惨、死的好，死的越惨越好。

虽然对《水浒传》的暴力美学我一直不很欣赏，但对黄文炳这段惨死，真的只能说：这厮死的活该。

自古以来，中国正经人对“举报党”的恨之入骨，是一以贯之、刻在骨髓里的。

没有人会同情这种家伙。这种人就是死不足惜。

05

水浒对黄文炳这种“举报党”的描写，透露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真相：我们社会中矛盾的激化，有时候未必是“官逼民反”，而更多是“民逼民反”。同阶层或相邻阶层的人群之间的构陷、互害，才是我们民族罹患最深的精神疾病，对这种行为的鼓励和纵容，是这个社会永恒的最大乱源。

比如有学者就统计过，仅清朝一代200多起大型文字狱当中，由皇帝亲自下令兴起的，其实不到五十次。绝大多数文字狱最初的肇因，都是受害者同僚的“检举揭发”。是那些“既读圣贤”的黄文炳再世们“自带干粮”，费心在同僚的文章中寻觅“狂悖”之语，而后告发以求朝廷的宠幸。

这是一场同阶层的互害与内卷，是鲁迅所谓“吃人社会”的真实写照。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黄文炳”们的行动，诚然害了“宋江”，但对他们宣称效忠的“大宋官家”真的有好处吗？

恰恰相反，黄文炳们的存在，让朝廷与江湖之间的缓冲带消失了，那些本来并无心谋反的宋江们被“逼上梁山”，社会矛盾被空前激化了。

每当一个社会内卷陷入机制，总会出现“黄文炳太多，宋江不够用”的情况，朝野之间的缓冲带被这些败类蚕食殆尽，黄文炳们逼着朝廷四处树敌，终至江湖鼎沸，局面糜烂到不可收拾。

从古至今，这样的历史悲剧一再上演，而黄文炳们却一再觍颜现世，施耐庵在水浒里写那样的活剐之景，都没有吓阻这种小人。真是无耻之尤。

而在水浒的世界里，“大宋官家”最大敌人是谁？

是那些把牢骚写在浔阳楼上的宋江吗？

不是的。恰恰是那些心里时刻念想着构陷他人、嘴上却喊着忠于朝廷的黄文炳。他们才是那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我们但愿黄文炳这样的人渣，在现实少一些，再少一些。

更但愿，我们的社会永远不要出现“黄文炳太多，而宋江不够用”的状况——若真要如此，这些饿极了的畜生，可就要朝着你我这些普通人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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