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明天就取消疫情防控，将会怎样？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维舟的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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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维舟

其实我今天本该到成都了，因为半个多月前就应邀出席明天的“刀锋图书奖”颁奖晚会——不是我不想去，我原本机票都订好了，甚至也约了当地朋友得空见见面，但三天前我意识到，就算去了，此行也多半变得没多大意思了。

因为那时妻子被迫中断了江西观鸟的行程，被赶回了家。这次原本是一年一度的鄱阳湖鸟赛，各地“鸟友”云集，她事先也怕当地的疫情管控严格，搞不好白跑一趟，特地上网查了资料，询问了组织者，走之前做了核酸监测，以策万全。

然而，到了永修县，还是被遣返了。48小时核酸证明根本没用，当地防疫人员咬文嚼字，说她住址属于“中高风险小区所在区”——浦东新区日前确实还有零星病例，虽然离我家很远，但不可否认我家是在浦东。

同行的一位也遭了殃。这得怪她太老实：她的户籍其实不在上海，只是租住在浦东，而上海日前除了浦东、青浦没有病例，换句话说，如果她随口说浦西老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事。

她们的遭遇给我敲响了警钟。由于在浦东生活一切照常，上月底这波疫情爆发时我在河南差旅途中凭48小时核酸证明也畅通无阻，我原本天真地以为最多就是稍微麻烦一点，只有要核酸证明就没事了，没想到在一些地方是根本不看的——这种疫情管控的逻辑不是医学的，而是行政区划的。

我因此问了一下成都那边的情况，得知目前对上海浦东的来客执行政策是：14天内到过花木街道、三林镇、张江镇的，执行隔离措施；除此之外的浦东其它区域，执行“健康监测措施”。

何谓“健康监测”？就是三天上门检测两次核酸，这也罢了，麻烦的是，在此期间不能离开酒店。行程在成都总共也不过两整天，如果哪儿都不能去，甚至图书奖的现场都去不了，酒店无疑于囚笼，那我何必自投罗网？

疫情形势千变万化，各地防疫政策也就一直在变，没个准，好像老百姓最好呆着别动，因为具体会遇到什么风险，连执行政策的人有时都不好说。

日前也有朋友和我说，他从成都返回广州，国航发了一个关于核酸检测的短信，模棱两可，他读不懂什么意思，打了国航、成都12345、成都双流机场，都说不知道要不要核酸，都踢皮球让问别的。等他到了广州机场，国航工作人员又说必须核酸。

他不由感慨：“从那条模棱两可舍不得定制化一下的群发短信，到所有电话，他们不愿多承担一点责任为用户和纳税人消除疑问，滞留的成本和代价，全靠个体承担。”

这不仅是一两个人的遭遇。不久前在郑州还听人说，她作为密接的次密接被隔离了，然而奇怪的是，那位密接是绿码，而她却是红码，哪怕核酸阴性，但只要是红码，就哪儿都去不了。

当她指出其中的不合理，要求解释和行动自由时，得到的就是各方推脱：“你反正又不出差。”言下之意，虽然你无辜，但反正你又没事，就在家呆14天又怎么了？事实上，执行隔离政策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管控措施背后的逻辑，只是照做。

另一位朋友的父母，11月23日从苏州返回老家河北邢台，25日晚就爆出上海确诊病例曾去苏州的博物馆、甪直古镇等地，消息一出，他们也被牵连，第二天就被强制集中隔离到方舱。

不管一家人如何解释他们不属于苏州市排查对象，与上海确诊病例没有任何交叉轨迹，两省健康码均为绿码，行程轨迹并无星标，返回老家前还主动做了核酸检测，但统统没用。

在我这位朋友的父母被隔离后，她母亲的工作单位也开始接受排查，调查监控录像说要找“密接人员”，与她母亲并不认识、只是在过道点头打招呼的一位同事也被拉去强制集中隔离。在找到三位“密接”之后，调查组说够三个人了，完成任务了，就不再继续查监控录像了。而她父亲的同事因为与她家不在同一个区，只是被要求居家隔离即可——同一个城市里，不同区也可以各搞一套。

这些人既不是确诊患者，也不是密接人员，到底为什么遭受这样的限制、无法正常生活，一家人打了许多电话，但得到的答复都是相互推诿，不肯公布疫情防控文件，只是专心于话术不要被抓住把柄。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其实都已习惯了这样的境况，在疫情面前，哪怕是遇到生活再多的不便，大多也就能忍则忍了。实际上，中国人不是不能接受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甚至为了得到那个可望不可及的“绝对安全”，再严的都能配合，人们真正不满的，是这种防控措施并未做到精准。

现在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明天就取消疫情防控，那会怎样？你几乎可以立刻发现，这带来的绝不会是解禁后的欢呼，而是周围人巨大的不安乃至惊恐：怎么可以这样？那万一有什么病毒，怎么防控？扩散开来了怎么办？

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和防疫深深绑定在了一起，大部分人极其需要它提供一种生活的基本安全感，以至于完全回归疫情之前那样的生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乃至无法想象。

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人真可以说是最“顾全大局”的国民：人们不是不愿意配合，大部分人为了得到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让渡自己的诸多权利，他们的要求其实相当卑微——照着专业的医学标准，尽可能地再精准一点，别伤及无辜，毕竟，哪怕看上去微小的代价，个体也难以承受。

换言之，人们要的其实不是“不受管控”，而是“更好的管控”。也就是说，这种管控应当是保障人们日常生活的安全自由和经济活动的流动性，而不是反过来以之为代价来确保防控本身，那就本末倒置了。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快两年过去了，我们在一轮又一轮的防控中，似乎每次都在重演同样的戏码，老办法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它或许一时有效，老百姓甚至都能谅解，但我们应当可以期待进化出更好的，为什么不能把那么多精力、资金更有效地用在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快速反应机制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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