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洞悉本质，要么被假象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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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 先知书店

电影《教父》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花半秒钟看透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句台词中的“看透本质”，对应的底层能力，主要是洞察力。

印象中，洞察力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是上帝悄悄送给某些人的礼物。其实不然，洞察力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后天习得的能力。要获取洞察力，往往需要三步：

◎第一步：破除单一决定论，用系统思维思考问题。

◎第二步：剖析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透视它，改变它。

◎第三步：破除“静止思维”，建立“演化思维”。

这么说，或许过于抽象。让我们将这三步，置于观察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一具体场景。而主要参考的文本，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的同名新作《1840年以来的中国》。

系统的威力，远远大于单一因素的力量

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都预装了一个思维方式，那就是迷信单一因素的无穷力量。

当公司遇到危机时，我们期待力挽狂澜的领导；当国家遇到灾难时，我们渴望无所不能的政府援助；许多历史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决定盛衰、思想观念改变未来，等等。

这样的思维方式确实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局限性也很大，它让我们总是痴迷于单一变量，似乎只要某样东西对了，那就什么都对了。

如查理·芒格所说：“对于拿着锤子的人来讲，全世界都是钉子。”

透过芒格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工具的诞生，让人类更方便的同时，也会限制人类的想象力。同样，一个思维框架，在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世界维度的同时，还会遮蔽我们的认知。

可见，要想获得洞察力，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单一决定论，要意识到系统的威力远远大于单一因素的力量。

而所谓“系统”，就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要素”，只有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形成一种互为因果、互相维系的组织时，才能构成一个整体性的，自我运转的系统。

正如系统动力学家德内拉·梅多斯说：“真正深刻且不同寻常的洞察力，来自观察‘系统’如何决定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用系统论的分析工具，剖析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会收获不一样的历史洞见。

一般来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大致历经了三大阶段——从最早只学习技术的洋务运动，到模仿西方制度的戊戌变法、清末立宪、中华民国立宪，再到改造中国文化的五四运动。

不难发现，三大阶段背后对应的思维方式，分别是经济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认为改变了单一因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然而，100多年过去了，依旧走不出痛苦与迷惘。

如果用系统思维来思考，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系统，它由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经济结构）、现代民主政治（政治结构）、和现代价值观（意识形态结构）三大要素组成，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其它两方而独存。

没有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就不会有发达的城市生活、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民主政治也就失去了根基，现代价值观也就成了空谈。

反之，假如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价值观，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它繁荣的根基——私有产权、统一市场、法律、货币等要素，都要倚靠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调节才能发挥作用。

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现代社会结构各个要素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性。

法国作家纪德说：“关键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的所见。”

无论知识精英，还是国家管理者，如果只着力于改造社会的单一要素，如建立现代工厂、设立议会法院、学习文化思潮等，其目光始终无法企及整个现代社会系统的全貌。这样的思维局限，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终步履蹒跚。

《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所摈弃的，正是传统的单一决定论，作者王人博老师用系统论思维，直接抓住现代化的真问题——宪制国家，从而让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展开了全新的面相。

最重要的洞察力，是洞悉、改变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

每当遇到难题时，我们通常会想起这样一句话：“不要治标，而要治本”。

一个复杂系统，通常由“一组互相连接的要素”构成，所谓治标，是指试图改变单一要素，而所谓“治本”，指的是改变“各个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可见，要素再重要，也没有系统重要。

获取“洞察力”的第二步，就是要能剖析各个要素，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从而洞察它，改变它。

“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系统，如社会系统、组织系统、商业系统、生态系统，它们变化万千、错综复杂，要洞察系统、透视本质、改变系统绝非易事。

我们仍以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为例。

1840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为了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开始了疯狂的折腾——洋务、改革、立宪、军阀混战、统一、抵抗外侮、革命......

这段痛苦的历史极为复杂，期间的成败得失被后人反复诉说，思考这段历史的角度、范式也层出不穷。

与传统范式不同，王人博老师以一个宪法学家的严谨和敏锐，以及非凡的系统洞察力，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用“立宪”或这一关键要素，重新串联系统中的各个要素。

宪制，即以立宪构建现代化，这两个字，浓缩了每个阶段，治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构想。

换句话说，这一纸文件，直接阐明了现代化各个要素之间“连接关系”——每一次立宪，都是对国家性质与结构、中华民族的基本定义、政府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根本性问题的阐述。

读懂了1840年以来的每一份宪法，就读懂了近代以来国家民运浮沉的根本原因，以及由这些历史共同塑造的当下与未来走向。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王人博老师以法学家的严谨，深刻剖析了戊戌变法以来的每一份宪法文本——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等。

不仅如此，王人博老师还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别剖析了19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次宪法实践，“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等等”。

在书的最后，王人博老师敏感而又冷峻的写道：“与阶级相连的革命叙事，并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用“演化思维”取代“静止思维”

获取洞察力的第三步，是要破除一个更加顽固的认知障碍——“静止思维”，并建立“演化思维”。

典型的“静止思维”，就是用不变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事物。然而，系统是会演化的，一个阶段的蜜糖，可能是另一阶段的砒霜。他们喜欢说：“这是跨越时间的永恒真理！”

比如在商业领域，有人认为，创业公司能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坚持雇佣最优秀的人才”。这样的说法，看上去完美无缺——没有优秀的人才，就不会有伟大的公司。

然而，当我们把“静止思维”丢在一边，换上“演化思维”，结论可能截然不同。

不难发现，但凡成功的创业公司，尤其是创业初期、规模很小、商业模式还不成熟的时候，是雇佣不到“最优秀的人才”的。是后来的成功，吸引了“优秀的人才”，而不是所谓“优秀的人才”，造就了后来的成功。

可见，所谓“演化思维”就是给系统，加上一根时间轴，看过去，看现在，看未来，观察整个系统在时间轴上的演化历程。

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1840年以来，我们在现代文明大潮中屡屡迟到。秉持“静止思维”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繁荣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是西方强大的根源。因此，抄第一名的作业，难道不是跨越时间的永恒真理？

这些判断当然没有错，但是，其价值最多停留在区分智和愚，一旦从历史照进现实，“静止思维”就会熄火，甚至会带来大麻烦。

相反，如果用“演化思维”来看，现代化在西方的诞生，有三条基本线索：

第一条是民族国家的崛起

第二条是公民社会的崛起

第三条是自由市场的崛起

这三条线索并非齐头并进，它们或撕裂、或合流、或缠绕、相互塑造。由这三条线索组合而成的现代化成长模式可以有多种。

但是，要么因为人为的妖魔化，要么因为“静止思维”作祟，很多人将“现代化”与“西化”画上了等号。但实际上，西方本身的现代化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可见，如果不能洞悉本质，我们就会被人为制造的假象所俘获。

那么现代化和西化是什么关系？那就是演化，西方从自己的传统中演化出了现代，现代化是顺势成长的，也就是说，西方传统中的现代基因最多，所以西方最早实现了现代化，受益也最大。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王人博老师说：“怎么实现现代化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现代化的路。”这句箴言应该是对演化思维的形象诉说，而这个“不去现代化的路”，正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反反复复走过的路，与之对应的心智模式，正是“静止思维”。

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思考历史的思维模型和心智模式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要获得有效的思考，天赋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不断学习和训练，我们能与卓越人物面对面学习的机会并不多，因此，需要更多的阅读，了解他们凝结于书中的思维方式。”

王人博老师，就是一位拥有深刻洞察力的智者。他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从字里行间看，是一部讲中国近代史的书，但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思考历史的思维模型和心智模式。本书出版人范新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以关键人物“时刻”“概念”为交错，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

简单说，这是一种用跨学科的多元思维模型，用系统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在万千复杂的要素中，一针见血地抓住“牛鼻子”问题，从而透视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因此，读《1840年以来的中国》，不仅能拓宽历史视野，汲取历史智识，还是一次训练多元思维模型，提升洞察力的认知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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