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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考的恶,无处不在

维罗阳光 202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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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qiyushi2016

文 l 先知书店




清华大学有一位教授曾问她的学生:“如果刘文彩根本不是一个弄了水牢和收租院压迫贫下中农的人,周扒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只是一个富农,半夜鸡叫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你们能相信吗?”


结果,所有的同学摇头,说我们没法相信。


这位教授认为,学生们不是没法相信,而是不愿意相信。颠覆固有认知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因为人类思维存在惰性。


但是,懒于思考是人性最致命的弱点,它不仅会使我们受到欺骗,还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凶恶之徒,走向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1961年,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他被称作“犹太人刽子手”,是希特勒犹太人种族灭绝计划实际执行的负责人。

艾希曼在法庭上

阿伦特向《纽约客》毛遂自荐,成为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参加这次审判。她希望通过庭审,去了解艾希曼的想法,去揭示“纳粹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面真相“出乎阿伦特意料的是,艾希曼并非一个穷凶极恶之人。


开庭第一天,阿伦特就感觉到了艾希曼的平庸和乏味。在给雅斯贝尔斯,还有她的友人和丈夫的信中,阿伦特写道,他算不上凶恶,“就像一个巫师药汤里的鬼魂”。“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里直打喷嚏”。


其他证人的证词也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杀人狂。阿伦特记录有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很“正常”,而且对周围的亲人、朋友和邻居充满善意。定期探视艾希曼的牧师也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


这场审判从4月开始,到12月结束,历时整整8个月,艾希曼始终拒绝承认针对他的每一项指控。


艾希曼说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但是在法律面前无罪”。到审判后期,控辩双方还有三位法官都懒得再问罪于他。因为不管怎样,艾希曼的答案都是:“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什么也没做过”。


阿伦特翻阅了艾希曼的背景资料和大量审讯记录,卯足了劲也没在他身上发现“魔鬼的深度”。他既不是伊阿古那样的阴谋家,也不是麦克白那样对权力充满欲望的人,更不是理查三世那样的恶棍,他只是像一个办公室小职员一样,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哪怕面对以色列警察,艾希曼仍然喋喋不休地念叨他职业之路的坎坷。


那么,唯一能解释艾希曼行为的,就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或者说他从来不去思考自己到底干了什么,只是忠诚地执行来自上峰的命令。


于是,阿伦特说:“不思考注定了艾希曼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


这个定论一经提出,立刻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质疑和指责阿伦特。


一种质疑的声音是站在犹太人情感的角度,控诉阿伦特为纳粹辩护。以色列哲学家肖勒姆在公开信中说阿伦特没有良心,而且嘲讽钦佩阿伦特的人只不过是些“玩弄字母的文人”。大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说他无法接受“平庸之恶”的观点,他认为阿伦特的书很荒谬。美国犹太人组织还对阿伦特下过绝罚令,这等于是把她永久驱逐出教会。


另一种质疑的声音认为,在一个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妄谈个人不思考导致平庸之恶,岂不是无源之水?


这就涉及阿伦特毕生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极权之恶“。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



“极权之恶”将统治意志渗透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一个封闭的体制内规训个体,消除他们的个性,使人完全服从安排,同流合污。


加缪说:“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讲的就是人在封闭的环境中,是怎样被“教化”的故事。


在一个洞穴里,捆着一群囚犯,面朝墙壁坐着。他们的脖子被固定住了,这让他们无法回头,也无法互相交流。


囚犯身后,是一堵矮墙,矮墙后是通往外界的出口,出口上方悬挂着一个火把,照亮了漆黑的洞穴。时不时的,会有人进到洞穴,在矮墙后来回穿梭搬运东西,并交谈几句。


搬运者和物品的影子投射在囚犯面前的墙上,他们的交谈声,在洞壁上产生回响,就好像影子在说话。


在经年累月的跪坐中,囚犯的身体变得僵直,眼睛也适应了洞穴的昏暗。而且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东西,不知道矮墙、出口、火把、搬运工、物品还有外面世界的存在。于是,他们就把墙壁上“会说话的影子”当做整个世界。


有一天,一个囚犯挣脱了枷锁,回头发现了矮墙和出口。但是火把的光芒对于他的眼睛来说太亮,让他极为不适。他忍着眼睛的痛苦爬出洞穴,外面的一切让他目不暇接。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洞穴外面的世界如此丰富。


他回到洞穴,向其他人讲述他的发现,但是其他囚犯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因为他们依然只能看到面前的墙壁。


逃跑者帮助其他囚犯解除禁锢,带着他们绕过矮墙,试图离开洞穴。然而,这些囚犯也经历了逃跑者面对火把时的痛苦,无法忍受之下,他们杀死了逃跑者,回到洞穴里去了。


我们可以把洞穴看做一个封闭的制度环境,捆缚囚犯们的枷锁就是极权,除了逃跑者以外的所有囚犯都是“不思考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些囚犯并非真的不去想,而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自己脑海里创造一个不存在的现实世界,他们只能面对被给定的东西。


根据阿伦特的观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就是柏拉图的“洞穴”。很多像艾希曼一样的人,被驯化为纳粹机器上的齿轮或者螺丝钉,认定谬误与恶意都是合理、合法的秩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这就是阿伦特所讲的“极权之恶”。



阿伦特的苦难与思考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用制度之恶遮蔽个人之恶,她重在探讨集体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极权之下,所有人都会面临选择的难题。


“平庸之恶”与“极权之恶”相伴相生,“极权之恶”引发“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无知而又自觉地维护“极权之恶”,如此恶性循环。


阿伦特之所以会作此思考,与她的传奇经历有关。


1906年,阿伦特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幼年在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度过。一战爆发后,她随家人逃亡柏林。


后来,阿伦特开始学习哲学,并师从哲学巨匠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但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她无法在德国获得高校教职。


纳粹上台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甚至犹太组织都公开和纳粹合作,包括阿伦特曾经的老师和恋人海德格尔。这让阿伦特非常震惊,她不明白这些人怎么可能看不到纳粹友善的面具下,极权和残暴的本质呢?后来她讨论艾希曼案件时,还时不时把当时的不解和错愕拿出来说。


于是,阿伦特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试图挽救她的同胞们于纳粹屠刀之下。结果,她遭到拘捕,被迫流亡法国。


这时的她已经不再是与海德格尔相恋时单纯的哲学青年,也不是冲动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与本雅明、雷蒙·阿隆、茨威格、布莱希特等人相交,阿伦特的思想不断成熟,对于现实的关怀也更加深刻。


二战爆发后,法国开始强制关押国内的流亡犹太人,阿伦特亦在其列。被关押的这段时间,是阿伦特离死亡最近的时刻。后来,她逃脱至美国,但是她的朋友本雅明,还有其他的犹太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阿伦特的前半生因为战争颠沛流离,直到1950年代,她才正式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在经历半生的迫害和磨难之后,阿伦特安定了下来,并最终获得了高校教职,成为普林斯顿大学聘用的第一位女性教授。


不难看出,阿伦特深受极权主义之苦。她倾其一生揭示极权之恶,以及极权之恶造就的平庸之恶。她被称作“极权主义的掘墓人”,不仅在于她秉笔与极权开战,更因为她对于“极权之恶”和“平庸之恶”的诠释极具革命性。


阿伦特就像是席勒笔下的“远方姑娘”,席勒写道:


“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她的馈赠分给了每一个人。”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政治的讨论大多着眼于政治人物与权力组织结构。即便是后来有霍布斯和洛克将人的天性和需求纳入到政治研究中,也没有直接探讨政治结构和人的选择之间如何产生关系。阿伦特颠覆了这一传统。


和20世纪其他伟大思想者一样,阿伦特深深感知到人类灾难深重。此时宏大的理论体系建构和抽象的概念探讨,已经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灾难,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把目光转向对灾难与人的行动的剖析。米塞斯、哈耶克如此,阿伦特同样如此。


因此,阿伦特对极权的研究不仅是提醒人们警惕和反思权力滥用的后果,更是关乎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思考和伦理觉醒。她爱这个世界,但她更爱人。


遗憾的是,人们津津乐道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旷世奇恋,却忽视了思想家阿伦特,以及她对人的担忧、理解和爱恋。当海德格尔成为希特勒的哲学家时,阿伦特饱受纳粹之苦而颠沛流离;当海德格尔还在他的林中路上踟蹰时,阿伦特已经在理解人性绵长和蜿蜒的道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阿伦特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要期待启明。”为此,先知书店力荐阿伦特作品集。


在图书市场上,阿伦特作品的版本较多,翻译和出版的水准也良莠不齐,再加上近年来其作品陆续绝版,收藏她的作品越来越困难。先知书店经过一年时间努力,有幸集齐阿伦特最经典的作品,推荐给书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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