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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食肉糜”的专家,最近为何越来越多?

维罗阳光 2023-11-3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千字文华 Author 先知书店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千字文化”

ID l qzwh15

文 l 千字君




史料载,西晋时期曾发生了一次灾荒,导致全国农作物大面积歉收,很多老百姓无粮可吃,只能挖树根、啃树皮,饿死了很多人。


消息传进当时的皇帝晋惠帝耳中后,他很想为自己的子民做点什么,便问官员,老百姓没饭可吃,为何不去喝肉粥呢?


这个简短的对话,被唐朝史官编入《晋书》,成了今天“何不食肉糜”的来源,晋惠帝也因此留下千年骂名。


晋惠帝久居深宫,不知民间疾苦,却心忧自己百姓,这才有了何不食肉糜的荒诞。然而,更荒诞的是,在全民教育普及,资讯发达、信息过剩的今天,“何不食肉糜”的荒诞,却依然充斥社会各领域。


比如,在“如何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问题上,一位好心的官员表示,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开“私家车出去拉活”。


在这位官员眼中,贫困群体都有车有房,且不止一套——连掌握统计数据的官员认知都如此荒诞,其他人便可见一斑。


其实,不唯政治、官场,在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的当下,“何不食肉糜”的荒诞言论,在所谓经济专家身上,更是集中、扎堆出现。




经济问题
“何不食肉糜”专家的大舞台



衡量经济健康程度的三大指标之一:就业率,在最近几个月遭遇了“滑铁卢”,民间一时议论纷纷,很多专家更是耐不住寂寞,亮出了看家本领。


比如,最近引发讨论的“失业税”,据说便是某位专家拍脑门的结果。他认为,要帮助失业群体走出困境,政府应征收“失业税”。


初看,可能以为这是个段子,但这位专家的思考路径,却相当“严肃“:


1,失业率上升不假,但很多人属于“主动失业”——因为对工作挑三拣四,高收入的干不来,低收入的不愿意干。


2,这样的人,实在很坏:要么在家啃老,破坏家庭和谐;要么吃失业救济金,有愧国家财政;整日游手好闲,还可能犯罪。


3,用失业税逼他们尽快就业,可一举多得:国家有税收,失业被解决,从此家庭和谐、经济增长、社会稳定。


或许是觉得这样还不够荒诞,有专家更进一步建议“付费上班”,一可解决找工作的难题,二可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帮助创造更多岗位。


对此,很多网友、文章批评“专家的良心坏透了”“建议专家不要再提建议”。


但其实,“失业税”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个经济领域很普遍的认知问题,任何版本的“何不食肉糜”,都存在三个共通的认知缺陷:没逻辑、没实践、没常识。


具体到这位经济专家,也是如此。




没逻辑
因为不遵循基本学理



就“失业税”而言,至少犯了三种逻辑谬误:


◎不当预设
“失业税”的结论,建立在“大规模失业是主动选择”的假设之上。但这既不符合现有经济学的解释,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数据支持。


◎以偏概全
的确存在因为丧失劳动积极性,因而选择混低保、吃失业救济金的人群,但极少数并不等于大多数。


自相矛盾
对丧失经济来源的人收税、对需要帮助的人施加惩罚,不仅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更证明了专家的非蠢即坏。


因为违背基本逻辑,即便不懂经济学的人,凭直觉也知道“失业税”很荒诞,更何况,这建议出自所谓专家。


专家不仅应该在逻辑上体现出远超一般人的严谨,在提出新观点时,更该遵循现代学术的三个基本学理:自洽、他洽、续洽。


首先,理论必须逻辑自洽,不能自相矛盾,不能包含悖论;


更严苛的标准,是保持“他洽”——在不能证伪其他主流学说的情况下,理论必须与之不发生矛盾。


比如,“相对时空观”刚问世时,因为与“经典时空观”不兼容而未被采纳,直到爱因斯坦证伪“经典时空观”,它才被普遍认可为更强大的解释体系;

▲相对时空观:空间被重力场扭曲,导致光线偏折

最重要的是“续洽”——新理论在诞生时,往往是为了解释当时的历史和现实,但要真正成为经典的理论解释,还需要在多年之后,仍然能够持续地解释新现象、兼容新理论。


以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名著——《江村经济》为例,这本首版于1939年的书,因为真实还原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并说明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社区的结构关系,而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


如今多年过去,很多现象都发生了变化,但这本书的观察视角,分析框架,依然适用,它也依然是研究中国社会绕不开、不过时的经典。


再以厉以宁先生首版于32年前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为例,该书在当时使用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非均衡”,因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因而成为当时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理论体系。


随后32年,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变,按道理这本写于数十年前的书,使命也就到此为止,理应过时了。


的确,在经济发展顺遂的年代,除了中国经济的观察者、研究者之外,这本书几乎无人问津。


但最近几年,在经济问题日渐严峻,而与之相应的改革却严重缺位,甚至出现停滞、倒退时,很多读者发现,厉以宁先生在书中所揭示的“非均衡”本质,不仅早就预言了这一天,乃至开好了定性、定量的药方。


——符合学理的知识,因为深刻洞察本质、尊重逻辑,所以解释力并不局限于一时,而是具备跨越时代的远见。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对于预知中国经济改革可能遭遇的危机、洞见改革的方向,仍然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




缺实践
不躬身入局,便只能纸上谈兵



其实,不唯专家,中国大部分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自古都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主要原因有二:


1,觉得那不是“君子”所为
《易经》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因此,形而下的实践,便为“君子”所鄙视。


今天的很多专家,尽管在“求道”上一无所得,却照样瞧不起实践。


2,认为进入实践,反而阻碍真知
古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意思是置身事外,反而更能看清本质。


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旁观者”之所以拎得清,就在于他也曾是当局者。如果没有实践中的亲身感受,再怎么旁观也只能隔靴搔痒。


正因为缺少实践,各种专家、知识分子的理论,往往很容易架空于现实,一旦广为推广,便可能带来严重灾难。


“失业税”便很典型——它不但会因为遭遇最基本的道德非议而无法落地;如果强制推行,反而会导致严重的人道灾难、社会动荡。


历史上并不缺这样的真实案例:王莽变法、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多场因激进思想而引发的灾难,无一不是如此。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缺少实践的知识,一旦遭遇现实就会溃败?


◎实践是不可替代的学习方式,它产生特殊的“意会知识”。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提出,人类除了通过语言、文字、数据库传播的“显性知识”以外,还有一种只能通过实践感知的“意会知识”。


比如对人性的认识;游泳、开车等等技能;信仰中的超验体验;组织中不成明文的惯例等等;这类知识看再多理论也很难学会,只能在实践中通过亲身感知来学习。


经济学不仅有书面上的“显性知识”,同样存在大量“意会知识”。比如,市场改革的理念,要如何通过中国的政治体制,运作成为现实?


这一过程中,便充满了大量“意会知识:体制中“非明文的惯例”;主要“拍板者”的个人行事风格、心智模式;利益集团之间的隐形交易与博弈等等。


若非置身事内、亲自实践的人,很难感知到其中的暗流涌动与难处所在,更遑论设计出能被游戏规则接受,并顺利往下推动的改革方案。

▲王莽新政看似超前,但因为脱离现实而弊端累累。

真正能够将理念,落地为现实的人,必须既懂经济学规律这样的“学问”,又具备理解现实,将规律运用于现实的“技巧”——这种对学问与技巧的平衡,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


以中国经济学泰斗,已过耄耋之年的吴敬琏先生为例,他便是极少数具备“实践智慧”的经济学家,通过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人生经历,可以总结出在经济学领域,具备“实践智慧”的两个特征:


首先,要有理论高度
既要懂得经济学的普适规律,又要不断探索前沿理论——这是吴老经受严苛的经济学训练并不断思索的结果,也是他屡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现实,把正确的理论,通过正确的做事方法,落地为现实,而这必然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


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吴老始终置身事内,通过亲历改革难点与痛点、理解体制规则、参与高层决策,从而设计出一条阻力最小,使得正确理念能够落地为现实的方法。


通过‍他的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我们发现,80至9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既充满了理想主义,又在市场化改革领域能够切实推进,首先是因为官商学界强烈的改革共识,其次是因为改革的智囊,如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张维迎等人,以及改革的决策者邓小平,都具备“实践智慧”:知道“正确的事”,更知道怎样才能“正确地做事”。


正因吴老融理论高度,与“实践智慧”于一身,因此他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才能具备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三种独特价值:


1,史料价值
吴老对改革全过程的亲历,以及对政治、经济的实践,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意会知识”,因此他的写作既能高屋建瓴,又充满了细节,为今天的读者理解经济改革,补足了必要的上下文语境——这既是深刻理解任何一件事都必不可缺的“意会知识”,也是其他著作不能提供的价值。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书影

2.为改革开放立传
过去四十年的改开,塑造了中国今天的面貌,但市面上从来很少有人能系统回顾、总结这一历程,因此这本书更显稀缺。


3,镜鉴当下,看清未来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将“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社会思潮、利益博弈、权力较量等领域的五次缠斗,作为40年经济改革进程的一根主线。透过这一主线不难发现,市场改革所遭遇的波折与倒退,要么是因为偏离了经济规律,要么是因为用错了方法。


而无论是对过去四十年改革成败得失的总结,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改革的方向和方法,这本书提供的价值都远不止于当下。


同时,通过吴老的总结,我们也得以看见在中国搞经济改革,必须理解的三个常识。违背这些常识,再美好、正确的理论,都只能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



缺常识
决定改革成败的三个常识



◎第一个常识

政治与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互为因果——经济是政治的生命线,政治是经济的制度保障。将经济理解为政府的附庸,或者脱离政治谈经济,既违背规律又违背现实。



现代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存在脱离了政治语境下的经济,政治也不可能架空于经济,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体两面。



但关键问题在于,政治和经济谁应该占主导地位——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究竟是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来分配、调节资源?



围绕这一问题,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观点根本对立的激烈争论,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吴敬琏写道:



“在这场争论的开始阶段,以强势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居于优势地位。“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震撼世界的成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有力的威权主义政府,因而能够充分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过,在历史对比和事实教育下,有愈来愈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改前30年,在超强政府管控下总体发展缓慢的状况,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年增近10%的高速度,显然是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把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出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352页》)



因此,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吴敬琏认为:



“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首要的事情,就是界定政府职能,改变过去政府‘手伸得太长’的状况,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把它们改造为宪法和法律约束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是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用品”,其中 “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是重中之重”。



包括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强化法治;打击官商勾结、恶性竞争;打破行业和地方保护、行政垄断;保护产权、契约精神,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等等。



吴老在书中更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波折、甚至回潮,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沿着从“计划经济为义,市场调节为辅”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行。”



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价值所在:



·这本书揭示了改开早期,国家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的思路转变及其原因,正是在于正确认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每当改革遭遇波折、倒退,便也意味着,政府主导市场的思路卷土重来。



·不仅决策者的思路要转变,普通百姓对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同样需要与时俱进。然而,至今很多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仍然倾向于鼓吹“中国特殊论”,或者脱离政治谈经济,对读者误导颇多。因此,吴老这本关心中国如何搞好经济、从政治现实中看经济的书,更显珍贵。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智慧只能建立在行为和经验之上,而年过九十的吴老,有半辈子的政治、经济实践,因而其资历与经验才能说透这一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书影


◎第二个常识

经济改革要成功,必须尊重现实,将普适的规律,改造为可落地的方案。



通过吴老参与高层决策、设计改革路线的经历不难发现,尽管市场的好处,早已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不断阐释,并在1978年“小岗村”农民的自发实验中得到了证实,但要将正确的理念推动为现实,却要尊重中国政治特殊的运行逻辑,将原理转化成能被游戏规则接受的方案:



·2500多年的“秦制”、几十年的苏联计划传统,让对市场的敌视遗毒深远,思想转变很难一蹴而就。



·多年的计划经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贪腐势力。这种势力不会甘于让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挖掉他们得以发财致富的制度基础,他们必然会作拼死的抵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368页)因此,市场改革方案如果过激,将会因为巨大的阻挠而流产。



·市场改革,必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得到自上而下的确认:先是在中央层面形成决议,写入文件;随后,被确立为法律,以及基本国策;最后,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推动。市场改革的利益,必须与这一机制“激励兼容”。



只有尊重以上事实,充分考虑各个环节的利益,方案才能得以落地——这正是过去四十年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



但通过《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对过去四十年五次反市场化浪潮的还原,却也可以发现,改革失败的风险始终贯穿其中:



改革早期因为尊重现实,选择了一条委婉、渐进的改革道路,但因为中央计划的“历史包袱”太重,计划思想的危害没有得到彻底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触动的利益越来越多,尊重历史的现实,很可能变成想要回到历史的冲动,使得改革偏离经济规律,敌视市场、资本的力量再次卷土重来。



因此,未来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仍然在于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国政治、经济现实的基础上,回归历史发展的大势。



◎第三个常识

在特殊的现实中,洞见普遍的规律。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对“计划”与“市场”五次博弈的还原,其中至少有三个普遍性规律,需要得到今天的重视:



·“计划”与“市场”的观念冲突背后,是前现代国家在改革中面临的普遍困境,但通过经济改革的规律可以看见——市场赢,则创新与财富同时涌现,国家普遍受益;计划赢,则创新与互助衰竭,财富涌入少数人的口袋。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是所有时代、所有政体下潜藏的一股暗流。如何抓权与放权,既要考虑国情,又要避免走向僵化、专制。



·改革派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体现了普遍人性中的利益计算。对这两者如何平衡,需要区分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是掉转头回到过去,还是啃下硬骨头,更要基于今天的现实。



还有老百姓对改革的关注,总是呈现某种规律:在经济发展顺遂的时代,改革被视作理所应,只有极少数人关心。



只有在改革明显倒退,甚至影响自身利益时,老百姓才会投入一定的关注,但也仅限于发发牢骚,对于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也并无太多兴趣——这种态度本身,也将成为影响改革的民意基础。

......



总之,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财富创造机制,更因为它作为一种现代秩序,对我们的生活几乎无孔不入,因此经济倒退的短期后果是消灭财富,长期看可能让我们失去现代社会一切赖以生存的基础。



越是在经济危机的当下,越需要警惕“何不食肉糜”式的专家,尊重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逻辑、实践、常识。



为此,我们再次推荐本文多次引用、推荐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两部作品。 无论是对过去四十年经济改革成败得失的总结,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改革的方向、方法,这两本书提供的经验、智慧都远不止于当下。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阅读体验上佳,书籍本身还很稀缺,点击下方链接,即可一键收藏“中国经济本质与改革进程”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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