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难”的逻辑学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教授徐光启逻辑与数学，并通过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翻译出版，把逻辑知识传授给了中国的士大夫。

不幸的是，这些逻辑理性知识很快就在中国大地销声匿迹了。一直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派留学生到西方，才重新发现西方人熟练应用了两千多年的逻辑知识。

略言之，逻辑是一种思维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

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们的言行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会成为人云亦云的跟风派而遭愚弄。

“逻辑”幼儿遭受寒流

因此，20世纪初，逻辑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

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

进入民国后：逻辑学逐渐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科目。金岳霖（1895-1984年）1925年回国，1926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专讲逻辑学，仅仅招到了一个学生，令人叹息。

192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受其波及，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文人，也于1920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

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批判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末，虽然声势浩大，却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

张东荪、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间与叶青、艾思奇进行论战。1931年，金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与著名逻辑学家谢非教授，一起学了一年的现代逻辑。1936年金岳霖《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1939年，蒋介石甚至还曾下达指示，欲聘请专家来讲授逻辑学，以改良公文的批示。1940年，金岳霖《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1948年金岳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逻辑教学遭受重创

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哲学产物。

苏联于1946年11月发布《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

中国的逻辑学更是举步维艰，“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

中国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建国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

金岳霖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指苏联的《逻辑》教科书）。”

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金岳霖，在那时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先后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

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演讲，批判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艾思奇讲完之后金岳霖带头鼓掌，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的讨论，一些学生在墙上批判金先生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毒草”。

1951-52年初，金岳霖要检讨过关，他跑去劝冯友兰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

这时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1952年报纸发表了金岳霖先生《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检讨。因为他的学生殷海光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自己培养了“一个反动分子”。

由于清华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经费，同美国文化界联系较多，他便在政治上检讨自己“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丧失了民族立场”；在学术上则检讨自己搞的哲学“根本是反科学的”，要肃清自己的“腐朽思想”。

“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使我认识到真正的科学哲学与真理......”

金岳霖曾对人说，他之前共写过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可当政治风潮来临时，金再也不敢说“满意”。

58年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59年，金岳霖再次发文对自己过去的逻辑哲学观进行了批判。

在动荡年代中，逻辑学再遭重创。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结果使学生只知道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推理过程和论证……还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

“小将”不许金岳霖用公车。金岳霖说：“不用公车不是问题，可我怎么去协和医院？”对方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一种人力双轮木板车，用于运货）吧。”

“小将”本意只不过想揶揄一下金岳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睬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逻辑起死回生，又迅速被抛弃

19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

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但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

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如，高中语文课本曾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

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踢了出去。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逻辑学者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数十年来，逻辑常识教育的缺席，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

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谩骂口水战。

1949年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多次在杂志上公开抨击蒋介石死不退休的精神。

1957年，殷海光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殷海光强调人们的演说必须做到“就事论事”。意即：“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

这本六十年前的小册子，对数十年未曾受过正规逻辑常识教育的人而言，极有助益。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

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

当诸多力量想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

为此，维罗阳光携手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殷海光教授《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理由有三：

◎ “从没见过哪本讲逻辑的书，可以读得这么省力”

市面上的逻辑学著作，大多晦涩难懂又枯燥无味，写满了各种语法辨析甚至数学公式，这恰恰是逻辑“没读透”的结果，只好把陈词滥调反复传抄。

而本书完美体现了作者身为教育大师的功力，从0到1细致解析，极其简单、清晰、明了、精辟，任何人都可以很快上手，把复杂问题变简单问题。

有读者评论：从来没见过哪本逻辑书可以读得这么省力。

更有读者感慨：看了先生的书才明白，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是一种高级的能力。

◎ 作者是影响了台湾半个世纪的“逻辑大师”

作为哈耶克思想的引进者，殷海光教授一直关注时代的命运和启蒙，然而，他痛感时人因为逻辑不清，导致文明的精神和哲人的思想最终无法扎根。

在深刻的反思之后，他最终将逻辑视为启蒙精神的起点，这一选择事后被证明极具历史远见——影响了整整两代台湾人，成为上世纪台湾青年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和启蒙大师。

◎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2分，读过的都说好

本书是豆瓣评分最高的书籍之一，它是用实实在在的干货，“写服”了大多数读者，堪称高价值又好读的口碑典范。

逻辑的力量，就是拒绝低劣和盲目的选择倾向，在荒诞和愚蠢之中，保持最基本的清醒和思考。具有这种思维的人，才能在时代浪潮中保持自我，逆流勇进，避免危机和发现未来。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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